现实中的悲剧快感

凌继尧

    ①冯友兰先生为西南联大撰写的校歌是一件艺术作品，当年吟唱校歌的西南联大师生是校歌所描述的悲剧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他们吟唱校歌所体验到的那种心情正是现实中的悲剧快感。

    ②悲剧之所以能产生这种感情，因为它和崇高有密切的联系。悲剧是一种痛苦、灾难和牺牲，但是它又不让人感到沮丧和压抑。悲剧使我们接触到崇高和庄重的美，因此能唤起我们灵魂中崇高庄严的感情。它好像打开我们的心灵，在那里点燃一星隐秘而神圣的火花。悲剧自有一种赴汤蹈火的英雄气概和百折不挠的韧性精神。在吟唱西南联大校歌时，郁积的痛苦、情绪受阻的挫折感得到自然的宣泄和表现，因此会产生一种快感。

    ③悲剧具有英雄气概，然而光凭英雄气概还不能产生悲剧效果。悲剧效果必然含有怜悯和恐惧，英雄气概只是令人鼓舞而不会首先令人恐惧，它产生坚决的心情，而不产生悲愤的心情。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是在中华民族存亡继绝的危急关头发生的悲剧事件。在侵略者的铁蹄下，祖国山河破碎，哀鸿遍野，生灵涂炭。正像联大校歌所描述的那样，“九州遍洒黎元血”。人们吟唱联大校歌，会产生悲剧的怜悯。但这种怜悯不是指向外在客体的道德同情，而是一种审美同情，即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感受。

    ④除怜悯外，悲剧感中还有恐惧。这种恐惧不是日常生活中面临生命危险时的那种恐惧，也不是胆怯、懦弱的畏首畏尾。悲剧中的恐惧是一种哀伤或忧郁的情调，是一种忧患意识。悲剧中的恐惧是面对强大的邪恶力量而感到无能为力的感觉。然而，他们在吟唱校歌时，感到压抑和震惊，也感到反抗和振奋。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恐惧成为一种强烈的刺激，唤起应付危急情境的非同寻常的大量生命力。它使心灵震惊而又充满蓬勃的生气，所以也包含着一点快乐。”

    ⑤联大校歌歌词与岳飞《满江红·写怀》多有比照。冯友兰先生在联大校歌中把《满江红·写怀》中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改为“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冯先生幸而言中。今天如果再讨论这四句话，杨振宁先生建议改为：“千秋耻，既已雪。中兴来，需人杰。”从“终当雪”到“既已雪”，这是多么痛苦、多么艰难的历程；我们在缅怀浴火重生的血泪史时，一种悲愤而坚决的心情不觉油然而生。

（有删改）

    唐朝的政府官员，通常都有退休（致仕）的保障。官员致仕，根据等级不同，规定有所不同。

    皇帝身边的五品官，地方上的四品官，到了退休的年龄，所谓“悬车①”之年，委自己打报告给皇帝，获得皇帝批准才能办理致仕手续。加唐高宗时的张行成，是尚书右仆射，加授太子少傅。因为天旱，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于是上表请求致仕，唐高宗亲手书写诏书，不允许，反而赏赐宫女、黄金，器物等等。但是，六品以下官员的致仕，到年龄便退，没有回旋的余地。吏部每年都会向皇帝报告，今年有多少官员致仕，报告后面附有一个长长的名单，通常照章办事即可。以制度应对多教，这是基本方略，

    有的大臣致仕，会获得皇帝的支持。唐太宗时期，尚书右仆射“战神”李靖以足疾为由上表请求退休，唐太宗表示支持，把李靖树成知进退的楷模，赏赐绢帛千段，御马两匹，所有待遇不变，还特意派人到李靖府上表达皇帝的关怀，可见，致仕制度在唐朝，对于中下级官员，多按照制度执行，而对于高官并不采取一刀切，对退休官员的优待突破了制度的限制，由皇帝给予特别恩赏。另一种优待的办法是退休前提职，以更高级别的官职致仕，这样相应的待遇也得到了提高。

    致仕有时也是朝廷处理大臣的一个手段，开元十五年，御史大大崔隐甫、中丞宇文融与尚书左丞相张说矛盾不休，各自组织朋党展开斗争。结果崔隐甫免官，宇文融貶官，而张说致仕。甚至有的官员虽然已经致仕，但是还可能受到追究。

    由于朝廷需要，致任官员更有起复的现象。苗晋卿在天宝末年以刑部尚书身份致任，至德二年，肃宗拜他为宰相，统领国务。安史之乱平定后，苗晋卿以太子太傅身份再次致仕。第二年，皇帝又重新任命他为侍中。代宗时，他最终以太保身份致仕。苗晋卿一生竟然三次致仕，是个特例。

    唐朝官员的物质待遇主要是俸禄。俸是俸线，禄是禄永。根据中央、地方和官品发

    放这些钱米。禄来，按年计算，每年春、秋各发一次。

    致仕官员享受半禄，即一半禄米，同时给一定数量的赐物。致仕官员如果住在地方，禄米等由中央处牒②，所在地支付。唐德宗时期。致仕官员待遇提高，增加了料钱（唐宋旧制，官吏除俸禄外，有时另给食料，或折钱发给，称料钱）的半额。如果遇到举国同庆的时候。皇帝往往给官员普遍增加待遇，致仕官员也在其列。唐玄宗，肃宗包括以后的皇帝，给予现任官提高待遇的一种途经是给现任官父租授官，让他们享受致仕官员待遇。到唐后期，代宗、德宗、宪宗等时代的大赦文，常常有这样的内容。

    致仕官也会出席朝延的一些仪式性活动，唐朝明文规定，致仕官委回到原曹司，位在现任官之前。也许，这是致任官们更重视的规制。

    致仕官就是现任官的未来，这是官场生态重要的一环。老有所养是人们的合理期待，维护社会的稳定。相应的养老体系更是必备的。唐朝官员致仕之后的待遇，属于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致任官享受俸禄全额不是制度，仅仅是皇帝特许的个别政策。

（摘编自孟宪实《唐朝的退休制度》）

【注】①悬车：古人一般至七十岁辞言家居，废车不用。“悬车之年”指七十岁。②牒：中国古代官府往来文书的文种名称之一，

    “城市文明”问题在当下的提出，我想有两个背景最值得关注：一是从全球范围看，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在极大推动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城市社会学家所谓的“城市问题”大量涌现并不断升级，直接影响到当今世界城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对中国来说，这既是城市化进程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必然表现，也是“城市文明”在当下备受关注的直接原因。但另一方面，我们在现实与理论上的准备，却不足乃至匮乏。

    城市文明的研究与建设，有两个问题需要先行解决。首先，什么是文明，它有哪些具体的层面与内涵，这些具体层面与内涵的相互关系为何？这是建构一个科学的发展框架，是城市文明和谐、健康地发展的基础。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文明”最早见于《易·乾·文言》和《尚书·舜典》，是指一整套用来区别“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形式符号系统”，具体地说就是先秦儒家津津乐道的“礼乐制度”。“礼乐制度”的主要功能是为政治服务，所以中国古代的“文明”概念主要指“政治文明”。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也多有论述，核心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成果，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方面。由此可知，“文明”的基本内涵决定了其功能相应有三：在“物质文明”层面，以生产工具的发明与使用为标志，它是一种人类特有的物质生产方式；在“政治文明”层面，以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创造与运用为标志，它表现为一种与野蛮时代或野蛮民族有着本质差异的社会生活方式；在“精神文明”层面，以伦理、艺术等人文精神的创造为最高目标与理想，它是一种在大自然、动物界及野蛮社会中不可想象的艺术生活方式与审美精神境界。

    其次，要弄清“文明”与“城市”的关系。在起源上讲，“文明”与“城市”关系密切，中西皆然。英语的“文明”（civilization）源于拉丁文的“civitis”（城市），最初指城市居民的风俗、习惯和道德的高贵。荷兰学者彼德·李伯庚在研究欧洲文化史时就指出，在16，17世纪，欧洲城市与农村的区别是“农村里没有城市里那么文雅”。早在中国的周代，人们就把祭祀与礼仪中心看作是“城市”建立的标志，这意味着，按照礼仪制度组织起来的人类社会，既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同时也是最初的城市文明形态。

    尽管城市文明的内涵也主要有三层，但它的核心无疑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讲的“礼”与“乐”。用今天的话说，是“城市的善”与“城市的美”。文明与城市发展史告诉我们，越往上追溯，城市的重心就越依靠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因为只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与强有力的政治保障，才能顶住野蛮人或外来文明的军事压力，以及维护好内部的安定团结。但随着城市在当代的发展，基础性的物质文明建设与基本的政治、法律制度建设，已不再是城市文明发展水平的最高理想。或者说，由于“文明病”、城市问题更多地与人的精神文化生态相关，因而中国古人最看重的“礼”与“乐”，在当下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还可以说，在“礼”与“乐”之间，由于“乐”的目的在于生产和谐，目标是建设和谐城市，所以，“城市的美”比“城市的善”更高一层，代表了人类城市文明的最高目的。

（选自《艺术与城市文明》刘士林  有删节）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常常被人叫做“礼乐文化”。所谓“礼乐文化”，也就是明确表明在这种以培养人格、造就文明社会为目的的文化中，礼乐起着核心的与基本的作用。其中，乐既是个人修身成德的途径，也是理想社会和政治的旨归。这与古人对“乐”的认识有关。

    虽然儒家一直讲圣人制礼作乐，实际上古人并不将乐视为纯粹人为主观的产物。乐之本，在天不在人。古人将十二律与十二月相配，将五声对应于五行或四季，在现代人看来是牵强附会甚至是无稽之谈，却未看到古人的良苦用心。音律是由人制定的，但却是“天之道也”。音乐与人的主观情感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更不是情感的产物。一方面，与乐相比，人的情感是主观相对的，因人因地因事而不同，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写到：“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其哀乐之怀均也。今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另一方面，悲伤的音乐未必使听者悲伤，喜庆的音乐也未必使听者开心。

    乐如果本出于天，为何又是人的产物呢？这是现代人才会有的问题，现代人相信天人永隔；对于古人来说，天人有别，但天人相通：“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天道运行有一定的节律，《史记·律书》中说：“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天所以成孰万物也。”天之节律即人之节律，此节律也是人事的最高规范，依它行事，天下太平，万物和谐，人心安泰，即为王道。所以《乐论》中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

    因此，乐作为一种政治教化的体制，它的规范应该具有绝对普遍性，不能因人因事因地而异，因为这种规范性乃人类伦理生活的基本原理与范式，它绝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具有先天的绝对性。否则，它就不再是一种公共的体制而只是私人产物了。教化如果变为实现任何个人或人群的利益的工具，便不是教化，而是洗脑了。圣人不是根据自己的意见，而是承袭天道作乐。正如阮籍所说：“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礼乐乃是“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而不是圣人出于一己之私的发明。

    但是，不管怎么说，乐之本质虽然是客观的，它的具体表现却是极为感性的，所以即便是嵇康，也从未否认乐对人情感的巨大作用，“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但乐不是像大笑或哭泣那样的纯粹私人情感的宣泄；乐是通过感性的方式使人扬弃了自己狭隘的主观性而上升到存在和宇宙的普遍性，达到人生和世界的理想状态，使宇宙人生因此变得完美。

（摘编自张汝伦《论“乐”》）

地名的意义

冯骥才

    一些城市的历史街区在“旧城改造”中被荡涤一平之后，留下的只有一个地名。这地名有名无实，空泛无用，改掉便了。于是，许多地名正在成批地被从地图上抹去。我们对自己的“革命”总是这样干净彻底。

    有名无实的地名这样毫无意义吗？

    近日读了李辉和袁鹰二位先生由于襄阳与徽州易名而发表的真知灼见，更引起了我对地名本身的深思。

    首先，地名决不仅仅是一个称呼，一个特定地域的名称。

    城市是有生命的。地名便有了生命的意义，也就是有着和生命一样丰富和深刻的含义。如果这地方有其独有的历史与命运，地名便是这历史命运的容器，比如唐山与大地震的灾难，平型关与平型关大捷，罗马与罗马史。如果此地有个性而非凡的文化这地名便是对这文化的命名。

    比如扬州和扬州画派，苏州和苏州园林，上海与海派文化，法兰克福与法兰克福学派，佛罗伦萨与整个文艺复兴运动。城市成了一种文化的属性。如果这些城市随随便便换去了名字，你说它失去的是什么？

    一个地方自有地名才算是真正的诞生。此前只是人的一种自然和原始的聚落。地名是城市生命的起点。此后，这些城市发生了一切一切，包括它的成败荣辱和曲折坎坷，全都无形地积淀在这看似只有几个字的地名里。

    这一切一切，还渐渐地在这地名里形成它独具的历史文化。只要走出这地名一步，就不再属于独特的历史文化了。如果说地名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代号，那么这城市的生命密码就在其中。

    如果你崇敬这地方的文化，这地名就是一种尊称；如果你对这地方有情感，这地名就是一种深挚的爱称。比如故乡的地名。

    地名中又潜在一种凝聚力，亲和力，还有复杂的情感。

    当然，历史上地名的更换也是很多。但这些地名的改变，大多由于政治变迁，改朝换代。更改地名，总是为了表明“改天换地”，绝非从文化考虑。然而，正是出于这种无意中的惯性——这个非文化的传统，使得我们对地名的文化价值与精神价值缺乏认识，以致出现袁鹰先生所指出的将徽州易名为黄山这样令人遗憾的范例。徽州乃是令人神往的韵味幽雅的古城，一改为黄山市，就像变作一个新兴的都市，文脉中断，魅力不在，优势全无。

    地名是一个地域文化的载体，一种特定文化的象征，一种牵动乡土情怀的称谓。故而改名易名当慎，切勿轻率待之。无论是城名，还是街名，特别是在当今“城改”狂潮中，历史街区大片铲去，地名便成了一息尚存的历史。倘再将地名删去，历史便会彻底荡然一空。我们早晚会感到这种文化的失落，我们已经感到这种失落和茫然了！

    那么，谁来守住这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文化？

（《人民日报》2001.11.13第12版）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孩子们“触网”的年龄越来越小，玩网游已经成为不少孩子的“家常便饭”。网游并非天生就是洪水猛兽，其危害在于“沉迷”。

    青少年沉迷手机游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网络游戏日益成为“流行趋势”，成为孩子们日常生活 中交流的主要话题，孩子普遍认为不玩游戏就落伍了、掉队了，于是跟风攀比，不由自主深陷其中；其次,一些家长没有意识到游戏成瘾的危害，有些更是打工在外，鞭长莫及，孩子一旦缺乏家庭监管和约束，“放养”之下“游戏瘾”则野蛮生长；再次,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师与家长的沟通不够、协作不强，孩子的课外时间出现了引导“盲区”和管理“真空”；最后，部分企业和工商个体，以出租手机、出卖成年人身份证号等方式，诱导青少年沉迷游戏，非法获取经济利益，在逐渐滋生的游戏热上“加了一把火”，恶劣影响愈演愈烈。

    随着技术的进步，如今的网络游戏更是特别容易让人上瘾。对于自觉性和自制力尚很差的中小学生来 讲,尤其容易着迷，因此必须集合家长、教师和社会的力量，共同为孩子营造安心读书、健康成长的环境。

    教育行政部门积极开展专题教育、规范学校管理、推动家长履责等做法，是堵住上瘾漏洞的关键一环。 要把预防的篱笆扎紧,就需要学校和家庭无缝衔接。如今，多地集中在开学后、放假前等时段对中小学生进行预防沉迷网络教育，向家长推送防范知识；通过课堂教学、主题班会、板报广播、案例教学、演讲比赛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增强对不良网络游戏危害性的认识……这些都是值得推广的好做法。老师不埋怨家长疏于管教，家长不“甩锅”给老师，而是共同负起责任,无疑将给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更为坚实的保障。

    “堵”的同时如果缺乏“疏”的举措，难免会让孩子在好奇心和冒险意识的驱使下，钻空子、想歪点子去接触游戏，从而适得其反。因此，学校和家庭应该积极创造条件，让孩子参与更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更多文体爱好，以充实美满的陪伴、健康积极向上的兴趣排挤”手机控”的时间和空间，降低沉迷的可能性。

    当然，因为害怕沉迷网游而盲目排斥网络的做法也是要不得的。江苏省南通市教育局调查发现，很多青少年学生对信息课堂的理解存在偏差，认为信息技术课就是电脑课,玩电脑就是聊QQ、玩游戏；部分教师的教学过程也缺少明确计划、有效益控和管理，放任学生上网娱乐。长此以往，学生对网络的认识就会狭隘和片面，对网络的使用也就容易限于游戏之类的娱乐。因此，必须加大力度实施网络素养教育，重在引导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正确使用网络、获取信息、创造价值，而不是被网络所牵制。

(选自《人民日报》《疏堵结合让孩子远离游戏瘾》，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