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美学是由三家组成的，即“儒家美学、道家美学和禅宗美学”。儒家美学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道家美学是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禅宗美学是以六祖慧能为代表。

    儒家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占正统地位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处于主导地位的思想就是儒家思想。儒家突出一个“仁”字。“仁者爱人”，其实就是讲和谐，儒家尤其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儒家的思想是“入世”，道家的思想是“出世”，禅宗的思想是“遁世”。我们可以各列举一位唐代的诗人来说明。儒家的唐代诗坛代表人物毫无疑问是杜甫，杜甫被称为“诗圣”，因为他是典型的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道家的唐代诗坛代表人物是大诗人李白，李白被称为“诗仙”，因为他是典型的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禅宗的唐代诗坛代表人物是大诗人王维，王维被称为“诗佛”，因为他是典型的禅宗思想的代表人物。

    三种美学，在一代文人身上不是截然分开的。虽然杜甫是以儒家为主，李白是以道家为主，王维是以禅宗为主，但并不是说他们身上就没有别的思想。杜甫身上也有道家的东西，李白身上也有儒家的东西，王维身上也有儒家甚至道家的东西。比如，王维进朝做官肯定要按儒家的方式行事，上朝是儒家，退朝是禅宗。所以说，他们每个人身上三种美学都有，只不过是每个人更侧重哪一种。另外，一直讲“儒道互补，庄禅相通”，这八个字概括了三种美学、三种文化相互渗透的特点。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包容性，如果大家去过青岛崂山，就能发现山上佛教的庙宇和道教的道观和平相处，互不侵犯。我们国家没有一个宗教能占统治地位，但是什么教派都能留下来。世界上的三大宗教在中国都有分支，但是谁也不占统治地位。

    再一个是艺术作为精神的家园给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精神的空间，尤其是道家和禅宗。刚才讲了儒家是“入世”，但是在历代知识分子失意的时候，道家和禅宗往往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比如说中国画家中著名的“元代四大家”、“明代四大家”、清代“扬州八怪”全都是寄情于书画，在道家和禅宗里面尽情地遐想。而西方就不一样了，西方很多知识分子功成名就以后都自杀了，包括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等。如德国哲学家尼采，他是19世纪德国的一位大哲学家，他的名著《悲剧的诞生》中有句名言是这样说的，“就算人生是个梦，我们也要有滋有味地做这个梦……就算人生是幕悲剧，我们也要有声有色地演这幕悲剧。”但是，十分可惜的是尼采自己就没有做完这场梦和演完这幕剧，他在功成名就之后反而自杀了，因为他钻研越深入，越找不到精神的家园。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也是一个典型例子，茨威格就是在拿了文学大奖以后和他的妻子双双服毒自尽的，既不是经济原因也不是生病导致的，就是因为他觉得越写下去越找不到精神的家园。而中国的文人可以在艺术里面找到精神的家园，失意后往往到道家美学和禅宗美学的精神家园中寻找寄托。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如果没有战略科学家的远见，没有“会当凌绝顶”的战略视野，中国的创新就难以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而钱学森一生最为珍视的系统工程的战略思想，对今天的创新中国建设大有启示。

    钱学森的系统工程思想，他称之为“中国人的发明”。早在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就总结了他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科技创新的理念。

    “系统论”的颠覆性思想，实现了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飞跃。现代科学家技术的建立和发展，以“还原论”为思想为基础，这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就是把复杂对象不断分解为简单对象，将全局问题不断分解为局部问题来解决。“还原论”是现代自然科学取得成功的方法论基础。但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还原论”日益暴露出无法突破的瓶颈。

    例如，认识了基本粒子还不能解释大物质构造，知道了基因也回答不了生命是什么。爱因斯坦晚年执着于研究“统一场”理论，想把物理学中的强力、弱力、万有引力、电磁力四力统一起来，把时空、质量、能量、温度、电磁场等所有物理学概念和研究对象通过严格的数学理论全部统一到一个大体系中来。

    这就需要解决由下往上的问题，也就是复杂性研究中的所谓涌现问题，这是还原论方法解决不了的。

    而3000多年前，诞生在中国的整体论思想，把万事、万物看作一个整体，从整体上考虑最优效果的思想，对于破解“还原论”的弊端，具有哲学上的指导意义。

    钱学森的贡献在于，在哲学层面，将还原论方法与整体论方法辩证统一起来，形成系统论方法。就是从系统整体出发将系统进行分解，在分解后研究的基础上，再综合集成到系统整体，实现系统的整体涌现，最终是从整体上研究和解决问题。

    在方法技术层面，钱学森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为获取“人机结合、人网结合、以人为主”的智慧指明了方向。其实质是把机器的逻辑思维优势、人类的形象思维与创造思维优势有机结合在一起，把数据、信息、知识、计算机体系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一个高度智能化的“新人类”。

    系统论的方法不仅将对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等其他科学技术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正如钱学森指出的，系统科学的出现，还是一场诞生在中国的科学革命，这是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钱学森的这一系列思想，“集东西之大成、通古今之变化、汇天地之至美”，需要我们不断运用、不断发展，从而走好我们新时代的创新道路。

（摘编自薛惠锋《从钱学森系统工程中汲取创新智慧》）

    中华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底气之根。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在发展的早期，各种思想学派精彩纷呈，多角度地体现中华智慧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中国历史上思想学派众多，各有持论，各有辉煌，虽有差异，但不是彼此隔绝。《易传》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和而不同，海纳百川，中华传统文化是由各派思想从各种角度切入的关于宇宙人生、治国理政、立德树人相异相成的大智慧，取之不竭，常用常新。。

    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人文文化，它最关注的是现世而非来世，是人间而非天堂——它是人的文化，而非神的文化。中国历来不是政教合一、皇权与神权共治的国家。传统中国的治国理政、立德教民，是依据思想家的教导和智慧，而非神谕或上天启示。在中国，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和历代思想家的学说主要是现实的智慧，而无关来世。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和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体现的都是这种世俗精神、人世情怀。

    中华传统文化的现实关怀，并非没有超越性和神圣性。中华传统文化把为国家为民族而勇于牺牲作为最高价值，其自身就包含超越性，即超越个人的利益，心中有“大我”而不是“小我”；具有神圣性，因为它怀有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身殉道，以身殉国，而不是临难图苟免，贪生怕死。中华民族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也没有宗教殉教者，没有对宗教战争杀戮者的赞美，有的则是对为国牺牲者的歌颂。屈原的《九歌·国殇》就是对战死沙场的勇士们的歌颂，“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中华文化是极具生命力和创造性的文化，一部中华文化史，同时是一部中华文化思想创造史。各个时代都有各自做出突出贡献的思想家和传世经典文本。至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代表自己时代性的文化珍品。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和时代性特征，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历经5000年发展从未中断，全赖这种创造力。尤其处在发展迅速、风云变幻、竞争激烈的当代世界，一个国家仅仅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无创造性，不能创造出与时代相符合的当代文化，不会拥有足以自信的文化底气。文化遗产是历史，它代表先先人的创造和智慧。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要源远，还要流长；不仅要根深，还要叶茂；不仅要有传统性，还要有现代性。因为传统文化遗产能够保存，能够发挥它泽被子孙后世的作用，不能只依靠祖先的荫应，而应该是后世子孙的继承、发展和创造。

（摘编自陈先达《论文化自信的底气》，《光明日报》2017年09月11日15版）

文化遗产首先应满足精神需求

杜晓帆

    ①人们对文化遗产的日益关注，是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人们历史观和文化观的转向，是民族认同感不断加深的体现。但是，文化遗产范围的扩大，不代表保护和传承的问题就解决好了。比如最近几年流行的工业厂房改造，模式大同小异，大都是将原有厂房进行整饬改造、粉饰一新，然后引入文化创意、餐饮、购物等业态进行充实。其实，厂房改造并无不可，它在一定程度上盘活了废弃的场所和空间。然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文化遗产保护的直接目的就是保留原有的历史信息。厂房改造仅仅把原有的工业遗产视为可利用的场所和空间，大规模的干预使得依附在上面的历史信息消失殆尽，新引进的业态则是商业复制时代下的产物。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它实际上违背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它可能是优秀的厂房改造案例，但并不一定是成功的遗产保护案例。这样的现象背后反映的，是我们对文化遗产在当下能够发挥何种功能的困惑。

    ②过去的遗存之被视为文化遗产，从客观上来讲，就是它和原生社会文化环境产生了分离，进而来到了当下的语境，成为了一项有待保护和继承的文化资源。在近代欧洲历史性纪念建筑的保护实践中，人们所熟知的巴黎圣母院、古罗马斗兽场等建筑就是在那时开始作为遗产对象来进行保护和修复的。尽管那时的保护理论与技术尚不成熟，但这种有意识的保护行为仍体现了人们对于历史所持有的敬畏和向往。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到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也会发现，人们在对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的追寻过程中，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人文关怀，满足了人们重新认识自我的精神需求。从一开始，过去的遗存作为文化遗产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当中时，首先满足的是人类的精神需求。

    ③认识到文化遗产首要满足的是人类的精神需求 ， 其实可以让我们在遗产范围扩大的今天，更好地去认识和理解遗产的复杂性、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给它们贴上某一个刻板标签或者套上某个雷同的利用模板。

    ④2013年，红河哈尼梯田以文化景观的名义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这种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生计智慧得到了世界的肯定。但是，与人们熟知的文物古迹不同，梯田不仅是农业文化的象征，同样也与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它的开辟与维护是当地村民世代耕种的结果。今天，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地区生计方式的改变，使得不少年轻劳动力离开家乡去城市打拼，农耕的转型已经在一些地区发生。哈尼梯田的保护同样面临类似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当地村民的发展问题，原来保护的主体将不断流失。在现有的保护条例下，人们对哈尼梯田所代表的农耕文化的美好想象尽管还能在物质的景观中寻得，但看得见山，看得见水，却看不见乡愁。在当代语境下，遗产的复杂性已经超越了物质形态的去留、新旧等讨论，直指人们的精神世界。

    ⑤在中国，像这样的乡村遗产还有很多，国家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传统村落名录，至今已达4000余个，仅贵州省黎平县一县就有93个传统村落。它们大多古朴、秀丽，但在发展上则显滞后。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传统村落不能因为保护掣肘了发展，也不能因为发展冲破最后的底线。振兴不是简单的经济提升，而是全方位的复苏。尽管千百年传承下来的农耕生活遭遇了现代化的巨大冲击，物质的更新速度也不断加快，但蕴含在遗产中的内在发展动力并未消耗殆尽，它固有的美好仍然在吸引着人们前去耕耘。

    ⑥文化遗产首先满足的是人类的精神需求，它承载着的是人们的想象力与前进的信念。真正支撑我们走下去的往往是蕴藏在文化遗产中的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反过来才会真正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人民日报》2018年06月13日，有删节）

汉代艺术的美学风貌

①人对世界的征服和琳琅满目的对象，表现在具体形象、图景和意境上，则是力量、运动和速度，它们构成汉代艺术的气势与古拙的基本美学风貌。

②这种“气势”甚至经常表现为速度感。而所谓速度感，不正是以动荡而流逝的瞬间状态集中表现着运动加力量吗?你看那著名的“马踏飞燕”，不就是速度吗?你看那“荆轲刺秦王”，匕首插入柱中的一瞬间，那不也是速度吗?激烈紧张的各种战斗，戏剧性的场面、故事，都是在一种快速运动和力量中以展现出磅礴的“气势”。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气势、运动和力量，构成了汉代艺术的美学风格。它与六朝以后的安详凝练的静态姿式和内在精神是何等鲜明的对照。

③也正因为是靠行动、动作、情节而不是靠细微的精神面容、声音笑貌来表现对世界的征服，于是粗轮廓的写实，缺乏也不需要任何细部的忠实描绘，便构成汉代艺术的“古拙”外貌。汉代艺术形象看来是那样笨拙古老，姿态不符常情，长短不合比例，直线、棱角、方形又是那样突出、缺乏柔和……，但这一切都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上述运动、力量、气势的美。如果没有这种种“拙笨”，也就很难展示出那种种外在动作姿态的运动、力量、气势感了。过分弯的腰，过分长的袖，过分显示的动作姿态……，“笨拙”得不合现实比例，却非常合乎展示出运动、力量的夸张需要。“气势”与“古拙”在这里是浑然一体的。

④如果拿汉代画像石与唐宋画像石相比较，如果拿汉俑与唐俑相比较，如果拿汉代雕刻与唐代雕刻相比较，汉代艺术尽管由于处在草创阶段，显得幼稚、粗糙、简单和拙笨，但是上述那种运动、速度的韵律感，那种生动活跃的气势力量，就反而由之而愈显其优越和高明。尽管唐俑也有动作姿态，却总缺少那种狂放的运动、速度和气势；尽管汉俑也有静立静坐形象，却仍然充满了雄浑厚重的运动力量。汉代艺术那种蓬勃旺盛的生命，那种整体性的力量和气势，是后代艺术所难以企及的。

⑤形象如此，构图亦然。汉代艺术还不懂后代讲求的以虚当实、计白当黑之类的规律，它铺天盖地，满幅而来，画面塞得满满的，几乎不留空白。这也似乎“笨拙”。然而，它却给予人们以后代空灵精致的艺术所不能替代的丰满朴实的意境。它比后代空灵的美更使人感到饱满和实在。与后代的巧、细、轻相比，它确乎显得分外的拙、粗、重。然而，它不华丽却单纯，它无细部而洗练。它由于不以自身形象为自足目的，就反而显得开放而不封闭。它由于以简化的轮廓为形象，就使粗犷的气势不受束缚而更带有非写实的浪漫风味。当时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尚未分化，从画像石到汉乐府，从壁画到工艺，从陶俑到隶书，汉代艺术呈现出来的毋宁更多是整体性的民族精神。如果说，唐代艺术更多表现了中外艺术的交融，从而颇有“胡气”的话；那么，汉代艺术却更突出地呈现着中华本土的音调传统：那由楚文化而来的天真狂放的浪漫主义，那在满目琳琅的人对世界的行动征服之中的古拙气势的美。

 (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有删节)

    ①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于周五发布，引起了全球的强烈反响。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电信巨头创建的操作系统技术先进，具有逐步建立自身生态的强大增长力量。它的诞生为全球运营系统模式的永久性变革拉开了帷幕。

    ②鸿蒙系统是基于微内核的全场景分布式操作系统。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微内核的操作系统。它有四个特点：分布式架构，自然流畅性，内核安全性和生态共享。分布式架构可以灵活地适应整个场景的丰富终端形式，可以支持各种不同的设备，包括大屏幕、手机、PC等，可以灵活地部署，对应不同的设备。

    ③过去几年的进展证明了华为能够走在技术领域的最前沿。今天华为的技术和人才储备、中国的整体技术环境和市场支持力，都比华为从落后跟着走一直冲到5G领先位置那个阶段强了一大截。鸿蒙的出现，恰好满足了中国整个软件业的迫切需要。鸿蒙将为国内软件的全面崛起产生战略带动和刺激。

    ④美国打压华为对鸿蒙问世起到了催生作用。鸿蒙问世无疑是被美国“逼”出来的，而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施压已经成为一种战略趋势。中国整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自主开发核心技术。鸿蒙是时代的产物，它代表了中国高科技必须实现的战略突破。这是中国解决许多“卡脖子”问题的一个带动点。鸿蒙与Apple和Android操作系统相比无疑正处于建设自身生态的早期阶段，但毫无疑问，它将很快在中国站稳脚跟，逐步走向全球。鸿蒙的技术非常先进，虽然中国的超级市场需要大量的内部协调，但这个市场通常会为新的操作系统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这不会是一个悬念。

    ⑤一旦形式势促使鸿蒙安装在华为的全系列产品中，华为手机的销量将在短时间内下滑，但这种暂时性的损失将带来华为的进一步崛起，以及中国操作系统和软件产业回归的全面繁荣。这笔大帐中国社会算得清，它的合理性也必将转化为一种特定的市场方式，以促进鸿蒙的成功。中国其他软件应用商和各利益实体将在全社会的推动下支持鸿蒙的开源，参与鸿蒙生态建设。

    ⑥世界憎恨美国电信和IT巨头的垄断，鸿蒙的问世是打破美国垄断的现实解决方案，它对全球技术平衡具有积极意义。虽然Apple和Android已经占领了全球市场，但欢迎竞争是市场的本质。只要鸿蒙科技确实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市场就会为他孵化并积累出一个有激烈竞争力的生态系统。中国面临一些高科技领域决定性的补短板和再创业问题，全社会的共识非常坚定，国家的政策倾斜也已初具规模。鸿蒙可以说已朝这个方向发出了最有力的一击，这不能成为华为与美国队比赛的一次失误。华为和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已经没有退路，他们正在坚定地前进。虽然他们经历了短时间的困难期，但历史不会给中国的崛起提供另一种方案。

    ⑦我们还要看到，华为的坚强抵抗为中国其他相关制造商提供了喘息的时间，这使华为的屹立不倒具有了全局意义。中国制造商彼此既是竞争对手，又形成了一个微妙但却真实的利益共同体。让鸿蒙的生态系统得以建立，这不仅对华为的生死至关重要，也对中国所有相关制造商的未来生存环境有着决定性影响。

（摘编自社评《鸿蒙，中国高科技突围的英勇带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