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如一坛经年温醇的美酒，缓缓地在舞台流淌而出，道不尽的良辰美景，说不完的哀艳沧桑。载歌载舞如行云流水，典雅的词，婉转的曲，在丝竹声乐里，在亭台水榭上，在小桥流水间，舒徐缓行。遥想当年，一到中秋，苏州人便倾城而出，在虎丘曲会，“唱者千万，鼓吹百十处”。昆曲，又称昆剧、昆腔、昆山腔，元朝末期产生于苏州昆山一带。昆曲是戏曲中影响最大的剧种，京剧、川剧、越剧、晋剧、湘剧、赣剧、桂剧、闽剧、婺剧、滇剧等，都受到过昆曲艺术多方面的哺育和滋养。昆曲中的许多剧本，如《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都是古代戏曲文学中的不朽之作。

香伯

尤今

    香伯住在一幢很旧的老屋里。屋子坐落于一条很瘦的老街上。这间祖传的屋子，砖瓦破落，屋内屋外的墙壁，全都被岁月的火把熏得灰黑灰黑的，尽管其貌不扬，可是，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人慕名而来。

    到老屋来的人，只有一个目的：买饼。

    香伯做的香饼，单是饼皮，便足以令人拍案叫绝：它们一层叠一层，脆而不碎，烤成很淡很淡的褐色，最上面的那一层，还调皮地粘着几颗好似在跳舞的芝麻。充作饼馅的麦芽糖，软软甜甜且不说，最不可思议的是它不腻、不滞、不粘牙。

    香伯的一生，好像是为了做香饼而活的。

    他做饼的手艺，究竟是从哪里学来的，没人知道。我只记得，当我还在怡保育才小学读书时，便常常看到皮肤好像古铜一样闪闪发亮的香伯，把他做好的香饼，放在纸箱里，用电单车载到菜市去卖。生意很好，才一盏茶工夫，便卖光了。

    他姓什么，没人探问；他名唤什么，没人关心；只是人人都喜欢他卖的香饼，所以，顺理成章地唤他作“香伯”。

    八岁那年，我随同父亲举家南迁，到新加坡落叶生根。

    长大以后，婆家在怡保，有一回，一名姻亲送了一包香饼到婆家来给我，说：“你尝尝， 特地订的。那老头，生意真好，脾气可大呢，一面做饼，一面骂人！”

    我拿起了一个香饼，无意识地看。半圆形的香饼，呈淡淡的褐色，薄薄脆脆的饼皮，层层相叠；咬一口，那薄若寒蝉的饼皮，依然一层一层若即若离地叠在一起；饼内的麦芽糖，不腻不滞不粘牙……

    我那份意愿，死亡了的记忆，立刻霍地复活了。

    “做饼的人可是香伯？”对方一点头，我立刻便央她带我去看。

    香伯早已不在菜市摆卖香饼了，他成日成夜地窝在老屋里烤饼。烤好的饼放在铁皮饼干桶内，每桶十斤。凡是上门买饼的，必须拨电话预订，凡是贸然摸上门去的，香伯一概不应酬。除此以外也将饼批发给附近的杂货店，不过呢，他有个凡人皆知的怪脾气：向他领货的人必须将领回来的香饼，在同一天内卖完，借此以确保香饼的新鲜度。

    有时，他心血来潮，还会“微服出游”，查看别人有没有把他的饼卖完，倘若卖不完，下回去领货时，他便会让你领教领教他那好像石头一般又冷又硬的臭脾气。有人劝他把这种家庭式的香饼制作业“机械化、企业化”，他一口回绝。理由是：“机械死板板、硬邦邦，做出来的饼一个个好像穿上制服的木乃伊，连味道都带着机器那一股冰冷生硬的味儿！”

    有人见他孑然一身，劝他寻个伴。他倒听了，一寻便是两个，不过呢，寻来的不是老婆，而是徒弟。他收了两个失学的少年做徒弟，三个人“生死与共”地窝在老屋里做饼。可叹的是：小徒弟学得了三分功夫便以为自己是无可匹敌的“香饼大王”了，居然另起炉灶，自设分号。那些识货的人们，不肯随意“屈就”，依然回返老屋找香伯。然而，许多没有尝过香伯“原装货”的，却傻傻地把“鱼目”当“珍珠”。两个小徒弟违背道义的做法大大地伤了香伯的心，原本孤僻沉默的他，变得更加古怪寡言了。他誓言此生不再收徒，所以，在暮年的岁月里，一个人留在老屋里，苦苦拼搏。

    姻亲带我到老屋去，远远地，便闻到了烤饼的香味。

    屋里，打着赤膊的香伯，正把搅好的麦芽糖放入擀好的饼皮里，他的神情，是这样的专注、是这样的虔诚，好似他做的是惊世骇俗的艺术品、是举世无双的雕刻品。

    夕阳通过色漆剥落的木窗斜斜地照了进来，浸在金色余晖里的香伯，像是一枚熟透了的柿子。尽管这枚表皮起皱、黑斑丛生的柿子已不再新鲜，可是，那种源于内心的敬业乐业、寻求完美的精神，却是让这枚行将腐化的柿子在这幢光线暗淡的老屋里，焕发着一种炫人的亮光……

两角钱

    有时只是举手之劳，就能帮助别人，但我们对好多举手之劳的事情却总是熟视无睹，而不愿意伸出手来。

    那天下午，我去邮局寄信，人很多，大多是在附近工地干活的民工，才想到是他们发工资的日子，在往远在千里之外的家里寄钱。

    我寄了一摞子信件，最后算邮费，掏光了衣袋里所有的零钱，还差两角钱。我只好掏出一张一百元的票子，请柜台里的女服务员找。她没有伸手接，望了望我，面色不大好看。为了两角钱要找一百元的零头，这确实够麻烦的，难怪她不大乐意。

    我下意识弯腰又翻裤兜的时候，和一个男孩子的目光相撞。他穿着一身尘土仆仆的工装，就站在我旁边的柜台的角上，个头才到我的肩膀，瘦小得像个豆芽菜。我发现他的眼光里流露着犹豫的眼神，抿着嘴，冲我似笑非笑的样子，有些怪怪的。而他的一只手揣在裤袋里，来回动了几下，似掏未掏的样子，好像那里藏着刺猬一样什么扎手的东西。这更让我感到奇怪了。

    没有，裤袋也翻遍了，确实找不出两角钱。我只好把那张一百元的票子又递了上去，服务员还是没有接，说了句：你再找找，这才两角钱还没有呀。可我确实没有啊，我有些气，和她差点没吵起来。

    这时候，我的衣角被轻轻拉了一下，回头一看，是那个男孩子。我看见他的手从裤袋里掏了出来，手心里攥着两角钱：“我这里有两角钱。”说完这句外乡口音很重的话，他羞涩地脸红了。原来刚才他一直想帮助我，只是有些犹豫，是怕我拒绝，还是怕两角钱有些太不值得？我接过钱，有些皱巴巴的，还带有他手心的温热，虽然只有两角钱，我还是谢了他。他微微地一笑，只是脸更有些发红了，真是一个可爱的孩子。

    寄完信，我去附近的超市买东西，破开了那一百元的票子，有了足够的零钱。我又回到邮局里，不过，那时已是落日的黄昏，不知那个孩子还在不在？我想如果那个孩子还在，应该把钱还给他。

    他还真的在那里，还站在柜台的角上，那些民工还没有汇完钱，他是在等着大人们一起回去。我向他走了过去，他看见了我，冲我笑了笑，因为有了那两角钱，我们成了熟人，他的笑容让我感到一种天真的亲切，很干净透明的那种感觉。

    走到他的身边，我打消了还那两角钱的念头。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但看到他那样的笑，总觉得他是在为自己做了一件帮助人的好事，才会这样的开心。能够帮助人，而且是举手之劳的事情，尤其是帮助了一个看起来比自己大许多的大人，心里总会产生一种美好的感觉吧。我当时就这样想，干嘛要打破孩子这样美好的感觉呢？一句谢谢，比归还两角钱，也许，更重要吧？我轻轻地抚摸了一下他的头，问了问：“还没有走呀？”然后，我再次郑重地向他说了声：“谢谢你啊！”他的脸上再次绽放出笑容。

    以后，我多次去过那家邮局，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孩子，但我怎么也忘不了他。他让我时时提醒自己，面对一些举手之劳的事情，能够伸出手来去帮助他人，一定要伸出手来。

（选自《北京晚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