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他看见人群里闪开一条路，走出了一位装束奇特的姑娘，身边带着一只金色特角的雪白的小山羊，手里拿着一面小鼓。

    伽西莫多的独眼闪了一下，原来就是昨晚曾经想抢走的那个波希米亚姑娘呀。他模糊地意识到正是因为那件事他此刻才在这里受惩罚呢。何况这种事在这个世界上并不算稀罕，他不是由于不幸耳聋，又由于被一位聋法官审问，才受到了惩处的吗？他十分相信她是来向他报复的，也是向别人一样来打他的。

    看见她真的迅速走上石阶，愤怒和轻视使他透不过气，他真想把刑台打个粉碎，假若她的独眼能够发出雷电，那波希米亚姑娘一定会给雷电击毙，上不了刑台啦。

    她一言不发地走进那扭着身子枉自躲避她的犯人，从胸前取出一只葫芦，温柔地举到那可怜人干裂的嘴边。

    这时，人们看见他那一直干燥如焚的独眼里，滚出了一大颗眼泪，沿着那长时间被失望弄皱了的难看的脸颊慢慢流下来。这也许是那不幸的人生平第一次流出的眼泪。

    这时他竟忘记了要喝水了，那埃及姑娘不耐烦地扁了扁小嘴，微笑着把水倒在伽西莫多张着的嘴里，他一口气喝着，他显然是渴到极点了。

    喝完水，那可怜人便要伸出黑黑的嘴，无疑是想吻吻那帮助了他的美丽的小手。但那姑娘有些疑惑，想起来前一晚上那件未遂的暴行，便像小孩害怕被野兽咬着似的，惊恐地把手缩回去了。

    于是那可怜人的聋子用充满责怪和无限悲哀的眼光望着她。那漂亮、鲜艳、纯洁、迷人而又那么娇弱的姑娘，竟会那样好心肠地跑去救助一个如此可怜可恶的家伙，那情景无论如何是很动人的，而这件事又发生在一个刑台上，那就更为动人了。

    观众也被感动了，大家拍手喊道：“好极了，好极了！”

（《一滴眼泪换一滴水》

城市聆听

崔立

    晚上。一个陌生来电，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哥——”

    我愣了一下，说：“你哪位？”

    “哥，你不认得我，我也不认得你。你能听我说说话吗？”

    “好。”

    “哥，我很孤单，也很寂寞，在这个城市，我没有朋友，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的无助。以前在老家，我总是在想，将来一定要来大城市赚大钱，闯出一番天地来。真正来到这里，才感觉到万分的不易……”

    我静静地听他说，他接二连三的话语，似乎也不想让我插嘴发表什么意见。

    “……哥，你知道吗？我刚来第一个月的时候，找不到工作，把家里带来的钱也都花完了。有一晚，我还睡在了街边石椅子上，有点冷，但睡着就不觉得冷了。我刚睡着，就被几个巡逻的警察给吵醒了，叫我别睡那里……”

    “一切都会好的。”

    “对。谢谢你，哥。”

    又一个晚上。又一个陌生来电，“哥。”

    我笑了，说：“你好啊。”

    陌生男人想不到我那么客气，不好意思起来，说：“哥，没打扰你休息吧？”

    “没事，你说吧。”

    “哥，知道吗？在这个城市，我是迷路的人，找不到方向。我是一个工头老乡介绍来的，老乡说，大上海，遍地都是钱，只要弯弯腰，你就能把钱捡起来。可是，并不是这样的……”

    我认真地听他说，屏住呼吸没有说话，我怕我的呼吸声影响了他讲话的气氛。

    “……哥，我干了一个月，问老乡要钱，老乡说投资方还没给钱。干了三个月，再要，老乡说投资方资金周转不过来。干满半年，老乡竟然不见了。我们就问投资方要钱。投资方拿出签收单给我们看：原来老乡携款跑路了啊！我们一大帮子人就去投资方那里去吵、去闹。闹到后来，投资方只好再结工钱给我们。我们是不是有点不地道？”

    “一切都会好的。”

    “对。谢谢你，哥。”

    多年之前，一个人站在街角的封闭式的电话亭前，落日的余晖照在他疲惫的身上，不时有路人不无鄙夷地从他身边走过。

    他给家里打了个长途。

    “你都习惯吗？工作累吗？想家了吗……”妈的问题像连珠炮一般。

    “我很好，您放心吧，一切都很好……”他是想笑的，但笑不出来，寻了个理由，匆忙挂了电话。

    电话挂了，他没有离开。他有倾诉的想法，许多无法和熟人去说的苦闷与难过。

    他拨了一个陌生号码。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你找谁？”他说：“我是来这个城市打工的，我能和你说说话吗？”电话挂了。

    在他拨了第七个陌生电话，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他说：“我是来这个城市打工的，我能和你说说话吗？”

    男人说：“可以呀。”

    他说：“我来这个城市一个月，太苦了，你知道吗？蚊子特别多，第一晚我都没睡着。还有，这里养了一条大狗。那狗白天虽然是拴着的，可很吓人。见人吼两声，能把人给吓尿了。到了晚上，这狗就被放了出来，说是为了看家护院。我就不敢开门，天一黑关在屋里。和我一起上班的几个年轻人，他们住得近，晚上可以回家，我只能呆在这里。白天我们几个人去干活，去挖那大大的树穴。挖树穴我挖不动，一天勉强挖了一个。老板眼睛瞪我，很不满意。老板让我给树浇水，那长长的管子，那重重的机器，都是我从没干过的。浇过水，我身上脏兮兮的像是从河里捞出来的……”

    他还说：“我想家了，我想过放弃，想过回家，但我又不能回家……”

    “一切，都会好的。”

    “对。谢谢你，”

    电话挂了。他的心头却暖暖的，是倾诉过后的放松，还有别的什么。

    那个人，是我。

青天一缕霞

    ①从小我就喜欢凝望碧空的云朵，就像诗人说的那样：“①？”我能连续几个小时眺望云空而不觉厌倦。虽然眺者自眺，飞者自飞，但在久久的深情谛视中，通过艺术的、精神的感应，往往彼此间能够取得某种默契。

    ②我习惯于把望中的流云霞彩同接触到的各种事物作类比式联想。比如，当我读了女作家萧红的传记和作品，了解其行藏与身世后，便自然地把这个地上的人与天上的云联系起来。看到片云当空不动，我会想到一个解事颇早的小女孩，没有母爱，没有伙伴，每天孤寂地坐在祖父的后花园里，双手支颐，凝望碧空。而当一抹流云调头不顾地疾驰着逸向远方，我想，这宛如一个青年女子冲出封建家庭的樊笼，逃婚出走，开始其痛苦、顽强的奋斗生涯。有时，两片浮游的云朵亲昵地叠合在一起，而后，又各不相干地飘走，我会想到两个叛逆的灵魂的契合，他们在荆天棘地中偶然遇合，结伴跋涉，相濡以沫，后来却分道扬镳，天各一方了。当发现一缕云霞渐渐地深化在青空中，悄然泯没与消逝时，我便抑制不住悲怀，深情悼念这位多思的才女。她，流离颠沛，忧病相煎，一缕香魂飘散在遥远的浅水湾。这时，会立即忆起她的挚友聂绀弩的诗句：“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

    ③正是这种深深的忆念和所谓“因蜜寻花”的心理，催动着我在观赏巧云的最佳时节——八月中旬，来到这神驰已久的呼兰，追寻女作家六十年前的岁月。

    ④但是，当我踏进萧红故居，却未免有些失望。寥寥几幅灰暗模糊的照片，一些作家用过的旧物，疏疏落落地摆在五间正房里。原有的两千平方米的后花园，这印满了萧红的履痕、泪痕和梦痕的旧游地，如今已盖上了一列民宅。更为遗憾的是，留下百万字作品的著名女作家，陈列室中竟没有收藏一页手稿、一行手迹。

    ⑤当然，也可以顺着另一条思路考虑：这位叛逆的女性的前尘梦影原本不在家里。她像白云一样飘逝着，她的世界在天之涯、地之角。“②”，如此而已。云，是萧红作品中的风景线。手稿没有，何不去读窗外的云？

    ⑥在浪迹天涯的十年间，萧红走遍大半个中国，而且，曾远涉东瀛。她肯定领略过青岛上空彩云的轻快感、温柔感、音乐感；也该注意到关中一带抓一把下来似乎可以团成窝窝头的朵朵黄云。透明、绮丽的南国浮云；素朴、单纯，仿佛用高山雪水洗涤过的热带晴云，樱花一般的东京湾上空的绮云……这些颜色、形状各异，性格、风度不同的流云霞彩都已幻化为女作家的奇思玄想。

    ⑦对萧红来说，尽管童年生涯是极端枯燥、寂寞的，家园并无温馨可言，甚至经常感到格格不入；但是，就像一首诗中描述的：“③。”一颗远悬的乡心，痴情缱绻，离开得越远，回音便越响。于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便在“永久的憧憬与追求”中孕育诞生了。

    ⑧时代造就了萧红。她不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冲破了封建枷锁，离家出走，成为中国北方的一个勇敢的娜拉；而且，得到了一批革命作家及其作品的滋养，接触了世界近代以来人文主义思潮和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文化觉醒意识。她在文学创作伊始，就显示了崭新的精神世界，以稚嫩的歌喉唱出了时代的强音和民众的愿望。

    ⑨对于乡园，她没有沉浸在一般层次上的眷恋、遐想与梦幻之中，而是超越了“五四”新文学的美学思索，在现实主义与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交叠的文化视点上，力透纸背地写出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深入地开掘其对于“国民性”的哲理反思和病态社会的无情清算。

    ⑩她“以女性作者特有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以充分的感性化、个性化的认知方式，通过散化情节、淡化戏剧性、浓化情致韵味的艺术手法，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势力造成的弥天灾难，展示病态人生、病态社会心理的形成，以引起人们疗救的注意。

    ⑪同那些跨越时代的文坛巨匠相比，萧红也许算不上长河巨泊。她的生命短暂，而且身世坎坷，迭遭不幸。她失去的不少，而所得可能更多；她像一缕霞光飘然而逝，却长期活在了后世读者的心里；她似乎一无所有，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串坚实、清晰的脚印，树起了一座高耸的丰碑。

    ⑫流光似水。如今，那被女作家诅咒过的岁月，远逝了；那没有人的尊严和独立人格的牛马般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女作家及其作品中的主人公血泪交迸的“生死场”，已经照彻了灿烂的阳光。

    ⑬十字街头拐弯处，当年萧红读书的小学校还在。微风摇曳中，几棵饱经风霜的老榆树似在发出岁月的絮语。下课铃声响起，一群闪着澄澈、亲切的目光的活泼可爱的女孩子，野马般地拥向了操场，有的竟至和来访的客人撞了个满怀，随之而喧腾起一阵响亮的笑声。

（取材于王充闾的同名散文）

猎狼

梁亚平

    猎人枪口对着一只花狼，三点一线，准备扣机。忽然听到呯一声枪响，又砰呯几声。

    听到枪声，花狼一下子窜进树林里去了。

    猎人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侧耳细听，听到的还是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张眼细看，看到的还是茂密的丛林与荆棘。过了很久，确定安全了，猎人才从地上爬起来，提起猎枪，拎着刚才打的兔子，向家的方向走去。

    地上躺着一个人!猎人提高警惕，放慢脚步，双手握枪，手指扳着扳机，一步一步探着上前。粗布衣服，衣服上满是血迹，显然受伤了——难道是野狼游击队?猎人左手提枪，腾出右手，一探鼻息，人还没死!怎么办?猎人解开这人的扣，胸口上纹着狼头!猎人在周边找一些止血消炎的草药，放在嘴里，嚼烂，用手敷在伤口上，又在身上扯下一块破布，包扎伤口，血终于止住了。

    前几天，猎人救过一人，说他是野狼游击队的，叫陈虎，胸口上就纹着狼头。

    野狼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频繁，经常在山下伏击敌人，敌人来了，就到山里，敌人多次搜索，都无功而返。

    不知什么时候，这人醒了，对猎人说:“是你救我的?

    猎人倒过一杯水，递过去。

    这人接过水，说:“谢谢。”

    “都是中国人，客气什么?

    沉默一会儿，猎人问:“你是野狼游击队?

    “是呀，你也知道野狼游击队?”

    “你们野狼游击队在这一带打鬼子，谁人不知。猪人说，“我还认识你们队里一个叫陈虎的呢。

    “他是我们队长，人称头狼——你怎么认识我们队长?”

    猎人说:“前几天，我在打猎，听到枪声，发现一个人被鬼子追赶，还受了伤，我开枪引开鬼子，带鬼子在在山林里捉速藏，甩开了，再来救这个人，后来才知道，他是野狼游击队的陈虎。”猎人咬着牙说:“两年前，孩子他娘遭鬼子杀害，我就自制了一把猎枪杀了两个鬼子，为孩子娘报了仇，就带着孩子躲到山里来了。”

    “鬼子太可恶了。”

    “如果不是孩子还小，要人照顾，我还想跟你们野狼游击队打鬼子呢。”

    谈话中，猎人了解到，这人在野狼游击队里，人称刀狼，猎人说:“子弹要赶快取出来，否则伤口会发炎。”

    刀狼说:“你来吧!我忍得住。”

    猎人取来一把小刀，把刀放到灶火上烘烧，又到门外找来消炎止血草药，放到碗里搞烂，再给刀狼一块毛巾，说:“咬住它。”

    子弹取出来了，猎人把草药敷在伤口上，包扎好，说:“安心在这里养伤。”

    刀狼在茅屋里住了下来。

    一天，刀狼说:“我伤口没事了，我要回去找队伍。”

    二天，刀狼又说:“我方向感差，虽然整天在大山里跑，还是认不得去石镇的路。”

    三天，猎人也不挽留，拿出一件上衣，说:“你的衣服穿了几个洞，你换上我这件吧，虽然破旧了，可已经补好。”

    四天，猎人又说:“这是你们队长的衣服，我给他补好了，你带回给他吧。”

    五天，猎人还包了几个准备做午餐的煎饼，说:“带上路上吃。”

    六天，猎人叫来10岁的儿子，咐:“你带叔叔去石镇”

    儿子在山林里生活了两年，大山就像自己家里一样熟悉

    “后会有期。”刀狼一抱拳，跟着孩子走了。

    山高林密，孩子带着刀狼，在没有路的山上左拐右拐，上山，下山，就来到一个小山坡上，孩子指着前面的大山说:“沿着山脚一直走，走出大山，就到石镇”说完就转身回家。

    突然一声枪响，刀狼应声而倒。

    猎人提着枪口还冒烟的猎枪走来，孩子问:“爹，干吗打死野狼游击队叔叔?

    猎人说:“他不是游击队叔叔，他是鬼子。”

    “鬼子?你怎么知道他是鬼子”

    “刚才他想杀你。”

    孩子一看，刀狼手上果然握着一把爹帮他取子弹的小刀。

    “爹，他胸口不是也纹着狼头吗?

    “狼头谁都可以纹上去的，你还记得前些天我救的那位叔叔吗?他的衣服破了，把我的给他穿，他不要，他说共产党的队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个刀狼，他说大山里的路不熟悉，我就怀疑他不是野狼游击队。野狼游击队，就是依靠大山，与鬼子周旋，怎么可能认不得山路?我给衣服，是试探他，他穿了，我让他带衣服给队长，也是试探他，他也接了，他连队长穿什么衣服都不知道，就更加可疑了。我给他煎饼，他也拿了，这更加证实我的判断。我让你带路，我远远跟着，如果他是鬼子，一定在认得路之后，对你下手，果然，你一转身，他就拔刀。”

    猎人踹一脚鬼子的尸体，狠狠地说:“真是一点人性都没有的狼，老子救了你，你还要杀我孩子。

(选自《小小说大世界》2019年第1期，有删改)

堂号

    听母亲讲，我们家从山东东平闯关东落户黑龙江时，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父辈兄弟三人奔扑同乡至黑龙江苇子沟，立足未稳，即遭遇水灾，全镇子人陷入困顿，几乎家家缺吃少穿。

    一天深夜，我家邻居、造纸厂的会计张爷，突然被鸡叫声惊醒，以为黄鼠狼又来吃鸡，便手拎棍棒冲出门。冲出门的张爷，月色之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黄鼠狼，是一窃贼在鸡窝行窃。此时窃贼也听见门外的动静，慌乱中丢物而逃。张爷将其所遗之物拿进屋中，亮灯一看，是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张爷家两只芦花母鸡。

    张爷把母鸡放出之后，凑近灯下看布袋子，发现上面印着三个大字“敦本堂”。张爷想起，前些日子我大伯去他家借一斗玉米，正是用的这个袋子！

    当时听母亲讲这件事时，我还小，对“敦本堂”三个字不甚明白。上小学一年级后，父亲告诉我,“敦本堂”是我们这一支袁氏的堂号。那时候，家族堂号是一个标识或者说符号，更是一个家族自我建设的动力，也就是家风和对外立身的信誉。

    翌日一早，张爷拿着空袋子来到我们家，也不说话，将空袋子掷于地上，瞥我大伯一眼，鼻子哼了一声，扭头走了。我大伯见状，傻眼了，马上让我父亲去看下自家的布袋子在不在。

    当我父亲告诉大伯，我们家的布袋子的确不在了时，我大伯当时就哭了，说，这人丢不起呀！

    我父亲说，丢什么人，又不是我们干的，袋子是让人偷走了。

    我大伯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咱们百口难辩！

    我大伯哭得很伤心，感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保护好家族名声。说着，就安排我父亲和叔叔收拾东西，回山东老家东平去，不在此处丢人现眼了。

    我父亲急了：我们是敦厚本分之家，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受冤屈。父亲掉头出去了。

    父亲要把这件事调查明白！事件发生时，正是阴历九月初，早晚有霜冻。夜间野兽出洞都会留下足迹，人畜如果晚间出来，踩出的痕迹也会像石膏一样凝住。我父亲在路上仔细查看，循着一趟可疑的足迹追出镇子，一追就是十几里地，追到了另一个屯子。那天半夜时分，我父亲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三人直奔张爷家。

    原来，偷鸡的是那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中年人是他的父亲，一起过来赔罪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出来，我们家和张爷家的嫌隙弥合了。这件事的发生，非但没有给我们家族抹黑，反而赢得了许多好名声，苇子沟的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我们家。

    我们家以敦厚本分立家，赢得了远近邻居的信任。这件事之后，张爷在造纸厂的厂长面前，极力举荐大伯哥仨到纸厂上班。

    哥仨到纸厂上班后，专选苦脏累给钱多的活干，两三年间，就挣得一份不错的家业。而且，当时从山东来时，只有大伯一人娶亲，经过几年打拼，我父亲和叔叔每人都娶了一位好姑娘。就这样，我们家不仅没有退回到老家山东，倒是深深扎根在黑龙江了。

    扎根之后，大伯在正堂的一张桌子上，把祖辈牌位供上，并把堂号“敦本堂”三个字的横幅挂于牌位上方的墙上。

    几年后，“文革”开始，“红卫兵”的“破四旧”将我家的牌位、堂号掷于火堆，焚烧一尽。当时，大伯为了保护堂号，和“红卫兵”们撕打起来。结果，大伯的一条腿被“红卫兵”们打伤致残。从此，大伯每天都郁郁不乐。几个月后，大伯去了趟县城，家里人不知他去干什么，问他也不作答，只是从他舒坦的面容上，猜测他可能是到县城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谜，直到大伯去世时才解开。

    那天，病中的大伯奄奄一息，我大伯母给大伯换寿衣，当大伯母除去大伯身上的旧衣时，我们袁氏家族的大人小孩，都在我大伯的前胸看到了刺上去的三个字——敦本堂。

    大伯母急忙问大伯：那次你去县城就是刺字去了吗？大伯吃力地点点头之后，长嘘一口气，就咽气了。……

    时隔多年，回想自己为官多年，竟一尘不染，这才猛然惊觉——其实，大伯前胸上的那三个字，早已扎在我心里的最深处了。

（选自《安徽文学》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