彗星主要是由冰构成的──水（H2O）冰，还有少量的甲烷（CH4）冰和一些氨（NH3）冰。在撞击地球的大气层时，一个中等大小的彗星碎片会产生一个白炽的火球和一种巨大的冲击波。火球会烧毁树木，冲击波会扫平森林，它的声音还会波及全球。但是这样的彗星不太可能在地上撞出一个环形山。彗星上的冰块在进人大气层的时候全部融化了，因此不会幽灵般地出现，这种现象令人不安地向人们关于宇宙是万古不变、井然有序这一观念进行挑战。如果那条天天随着星星起落的壮丽的乳白色光带是无缘无故地出现在那里，与人间世事毫无关系，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彗星是灾难的预兆，是神谴的预兆──它们预示了帝王的终日，王国的崩溃。对于彗星，巴比伦人认为是天髯，希腊人认为是垂发，阿拉伯人认为是燃烧的剑。在托勒密时代，人们根据彗星的形状把它们分类为“梁”、“喇叭”。“坛子”等。托勒密认为彗星给人类带来战争、炎热的气候和“动乱”。中世纪的一些彗星图看上去像未探明的飞行的十字架。一个名叫安德烈亚斯·西利奇厄斯的马格迪堡路德教主管人（即主教），在1578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彗星的科学启示”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点，他说彗星是“人类罪恶的浓烟，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升腾，它在上帝面前丑态百出、胆战心惊，逐渐地由浓烟形成长着卷发梳着辫子的彗星，最后被天国最高法官的怒火烧着了”。但是另一些人反驳说，如果彗星是罪恶的浓烟的话，天空势必乌烟滚滚。

　　　　　　　　　　　　　　　　　　                                                                                       　──选自《宇宙的边疆》（第四章）

铁圈

索洛杜布

    一天清晨，一位妇人带着一个4岁的小男孩在郊区的街道上散步。那孩子天真活泼，面色绯红。那妇人年龄不大，穿着考究。她一边幸福地微笑着，一边细心地照看着自己的儿子。孩子正在滚着一个黄色的大铁圈，他穿着短裤，挥动着棍棒欢快地笑着，跟在铁圈后面跑。他把棒子举得高高的，本来没有那种必要，可他就是那么做的。真开心！方才他还没有铁圈，可是现在有了，真叫人高兴！一个双手粗糙、衣服褴褛的老头，身体紧靠栅栏站在十字路口，好让那女人和小孩走过去。①老头用那昏花的两眼凝视着孩子，脸上露出呆痴的笑容。

    “一个富户人家的公子，”老头心里思忖道，“是个好孩子，你看他多么天真可爱，毕竟是阔人家的孩子！”

    当他——这个老头儿——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过的是苦难的日子。即使现在，他虽然不再挨打受饿了，但生活还谈不上美好。在他的孩提时代，他过的是挨打受骂、饥寒交迫的生活。那时，他没有铁圈，也没有其他这类阔少爷的玩具。他整个一生都是在艰辛困苦中度过的。他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事，也没有一件让人高兴的事。

    他咧开没有牙齿的嘴朝那小孩微笑着，心里不禁产生了嫉妒，心想：“这种玩意没有意思。”嫉妒又转而变成了烦恼。于是他回到工作的地方——一家他从幼年起一直工作到现在的工厂。

    那小孩边跑边笑追逐铁圈的情景萦绕在他的脑际，不管机器声多么嘈杂，他都忘不了那个孩子和铁圈，晚上也总梦见他们。

    第二天早晨，他又做起白日梦来。机器隆隆地响，工作机械单调，没有必要过多操心，再说他已干惯了这种活。厂房里的空气充满了灰尘，传送带平稳地运转着，远处各个角落声音嘈杂，光线晦暗。人们像鬼魂一样地走来走去，人的说话声淹没在机器声里。

    这个老头仿佛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小男孩，他的母亲也是一位贵妇人，他也有一个铁圈和滚铁圈的棒子，他也在穿着白裤衩滚着铁圈玩耍。

    天天干着同样的活，做着同样的梦。

    一天晚上下班回家时，老头在街上看见一个从旧木桶上掉下来的又大又脏的铁箍。老头高兴得发抖，昏花的老眼流下了泪水。一种意外的，几乎没有想过的愿望进入了他的心灵。他小心地朝四面张望了一下，然后弯下腰哆哆嗦嗦地捡起那个铁箍，虽然他面带笑容，但还是不大好意思把它拿回家去。

    没人看见他，也没有人问他。这与别人有什么相干？一个小穷老头捡了一个无论对谁都没有用处的旧箍，谁会管呢？可他还是提心吊胆地偷偷把它拿走了。他为什么要捡？为什么要把它拿回家？他自己也说不清。只是由于它像那个小男孩的玩具，所以他才把它带回家来。

    铁箍在老头家破旧的房子里放了几天，闲着没事的时候，他就把它拿出来看看，因为这个肮脏的铁箍对他是个安慰，使那个经常出现在他梦境中的幸福的小男孩，终于变得更加真实了。

    一个晴朗、温暖的早晨，当城里树上的鸟正叫得比往常更加欢快的时候，老头早早起了床，洗漱完毕，便拿着他捡来的铁箍出了城。

    他一路咳嗽，穿过了枝叶茂密的森林。他不明白这些阴暗的树木为何这样寂静，还散发着奇特的香气，那些昆虫也令他惊奇。露水正像童话中描述的那样。那里既没有嘈杂声，也没有灰尘，树林后面是一片柔和、奇妙而暗淡的景色。

    老头折下一根干树枝穿上铁箍。

    他眼前展现出一片明亮寂静的田野，青草叶上的露珠闪闪发光。老头突然用那根树枝做成的木棒滚起铁箍来，铁箍轻松地在田野里滚动，老头跟在后面跑，他笑逐颜开，像那个跟着铁圈跑的小男孩一样，有时也将木棒高高地举过头去。

    他觉得自己仿佛再一次变成了一个有教养的幸福的小孩，并且好像感到母亲慈祥地微笑着跟在后面。

    灰白的胡须在憔悴的脸庞上颤抖着，不住的笑声和咳嗽声同时从他那没有牙齿的嘴里迸发出来。老头喜欢早晨到树林里来滚铁箍，有时他也怕人看见笑话他，一想到这里，他便感到有一种难堪的羞愧；羞愧又进而发展为恐惧，致使双腿开始发软，他一面滚铁圈，一面警惕地看着四周。

    可是没人看见他，也没人听见他。②他尽情地玩够了之后，平安无事地走回城去，嘴角上流露出轻松愉快的笑容。

    由于没出什么事，他太太平平地一连玩了好几天。可是有一天清早他着了凉，好长时间竟卧病不起。③在工厂的医院里，当他在陌生的人们中间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脸上还是堆着宁静的微笑。

    他感到欣慰，因为在他的想象中，自己也曾一度做了小孩，由亲爱的妈妈照看着，在树荫下的青草地上嬉戏笑闹。（有删改）

清名

梁晓声

    倘非子诚之缘故，我断不会识得徐阿婆的。

    子诚是我以前的学生，关系近好。今年清明后，约我去他老家西南某山区的茶村玩。 斯时茶村，远近山廓，美仑多姿。树、竹、茶垅，浑然而不失层次，绿如滴翠。

    翌日傍晚，我见到了徐阿婆。

    那会儿茶农们都背着竹篓或拎着塑料袋子前往茶站交茶。一路皆五六十岁男女，络绎不绝。子诚与一老妪驻足交谈。我见那老妪，近一米七的个子，腰板挺直，满头白发，不矜而庄。

    老妪离去，我问子诚她的岁数。

    “八十三了。”

    “八十三还采茶!”

    我不禁向那老妪背影望去，钦佩之。

子诚告诉我——解放前，老人家是出了名的美人儿，嫁给了镇上一名小学教师。后来，丈夫因为成分问题，回村务农。每年清明前，换长衫游走各村“说春”。 “说春”就是按照黄历的记载，预告一些节气与所谓凶吉日的关系而已。她丈夫以唱代说，出口成章。使人们开心之余，自己也获得一碗小米。不久农村开展“破除迷信”运动，丈夫进了学习班。“说春人娘子”一急之下，将他们的家卖到了仅剩自己穿着的一身衣服的地步，买了两袋小米，用竹篓背着，挨家挨户一碗碗地还。乡亲们过意不去，说她太过认真。她却说——我丈夫是“学知人”，我是“学知人”的妻子。对我们，清名最重要。理解我的，就请将小米收回了吧!……”

    我问：“现在她家状况如何?为什么还让八十三岁的老人家采茶卖茶呢?”

    子诚说：“阿婆得子晚，六十几岁时，儿子病故，媳妇带着孙子改嫁。从那以后，她一直一个人过活。”

    “这么大岁数，又是孤独一人，可怎么活呢?”

    “县里有政策，要求县镇两级领导班子的干部，每人认养一位农村的鳏寡高龄老人……”

    我不禁感慨：“多好的举措……”

    “办法是很好，但阿婆的命太不好，偏偏认养她的那位副县长，明面是爱民的典范，背地里贪污受贿，五毒俱全，三年前被判了重刑……

    “阿婆知道后，如同自己的名誉也受了玷污似的，一下子病倒了。病好后，开始替人家采茶，一天也就挣个五六元钱。她一心想要用自己挣的钱，把那副县长助济她的钱给退还清了……”

    “啊!”我一时失语。

    “今年年初，老人家患了癌症。不过，她装作自己一点也不知道的样子，仍然省吃俭用，早出晚归地采大叶茶。”

    听了子诚的诉说，我沉吟良久。那天晚上，我要求子诚转告老人家，有人愿意替她“退还”尚未“还”清的一千二三百元钱。

    第二天，还是傍晚时，我站在村道旁，望着子诚和老人家说话。才一两分钟后，二人的谈话便结束了。老人背着竹篓，尽量，不，是竭力挺直身板，从我眼前默默走过。

    子诚也沮丧地走到了我跟前，嗫嚅道：“我就料到根本没用的嘛……”

    “我要听的是她的原话!”

    “她说，谢了。还说，人的一生，好比流水。可以干，不可以浊……”

    我不禁再次失语，竟至于，羞愧极了。

    以后几日的傍晚，我一再看见徐阿婆往返于卖茶路上，背着编补过的竹篓，竭力挺直单薄的身板。然而其步态，毕竟那么蹒跚，使我联想到衰老又顽强的朝圣者，去向我所不晓得的什么圣地。那曾经的草根族群中的美女，那八十三岁的，身患癌症的，竭力挺直身板的茶村老妪，又使我联想到古代赴往生命末端的独行侠……

    似乎，我倾听到了那老妪的心声：清名、清名……

    不久前，子诚打来电话，告诉我徐阿婆死了。

    “她，那个……我的意思是……明白我在问什么吗?……”

    我这个一向要求学生对人说话起码表意明白的教师，那一时刻语无伦次。

    “听家里人说，她死前几天还清了那笔钱……老人家认真到极点，还央求村支书为她从县里请去了一名公证员……现在，有关方面都因为那一笔钱而尴尬……”想到我和子诚口中，都分明地说过“还”这个字，顿觉对那看重自己清名的老人家，无疑已构成人格的侮辱。

    清名、清名……

    这一旦在乎反而累人自讨苦吃的东西呀，难怪今人都避得远远地，唯恐沾上了它!

    我之羞愧，因亦如此……

（选自作者同题文章，有删改）

遗落在乡村的果子

刘国芳

    我们已经去过好几次黄源了，这个村有许多老房子。这天，我们又去了，才进村，就有一伙孩子跟在我们后面，这些孩子大的十几岁，小的五六岁。见了我们，大一些的孩子会说：“又来看老房子呀？”

    我们笑笑说：“来看老房子。”

    然后我们在那些房子间穿行，孩子仍跟在我们后面，还说：“都是些烂房子，又没有人住，有什么可看的。”

    孩子说对了，房子确实很烂，也没人住。莫说这些烂房子，就是刚盖好的新房，因为主人出去打工了，那些房子也是门上一把锁，关了。我们当中有个人，第一次来，见了那么多孩子，就问：“这个村怎么这么多小孩，大人倒见不到一个。”

    一个孩子接嘴说：“我奶奶在家，她到地里去了。”

    我说：“大人都到外面打工去了，村里除了老人就是孩子。”

    我说着时，看到一个老人了，站在一棵树下。是一棵枣子树，秋天时节，枣子熟了红了。一个孩子见了枣子树，忽地蹿过去。这个孩子，我后来知道他的名字就叫康枣，身上的衣服脏得像刮刀布。看见这个叫康枣的孩子往枣子树下去，我以为他要摘枣子吃，但错了，康枣摘了枣子不是吃，而是当石头，往其他孩子身上扔。其他孩子也蹿到枣子树下摘枣子，摘了去扔那个叫康枣的孩子。然后便互相扔来扔去，跑走了。我们在孩子跑走后走近了老人，我说：“这些孩子怎么把枣子当石头扔呀，多浪费。”

    老人说：“这家人打工去了，几年都没回来，每年枣子都烂了落了。”

    我说：“你们也可以摘了吃呀。”

    老人说：“村里人走得差不多了，到处都是枣子，哪吃得完。”

    老人这么一说，我们才发现，村里真的到处都是枣子树。那些枣子都熟了红了，一些熟透了，掉得满地都是。

    而且，不但是枣子熟了没人摘，柿子熟了，也没人去摘。因为过了几天我们又去了黄源，在村口就发现好几棵柿子树，那些柿子熟透了，掉了一地，也没人摘。这时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走来了，我便问老人说：“我们可以摘树上的柿子吃吗？”

    老人说：“可以。”

    那孩子也说话了，他说：“想摘多少摘多少。”

    我看着孩子，问道：“你叫什么呀？”

    孩子说：“我叫李子。”

    孩子说着时，我们摘了柿子，给他吃，但这个叫李子的孩子不要，他说：“不要，我家有。”

    我们只好自己吃，熟透了，好甜。我于是问老人说：“这么好吃的柿子怎么不摘了卖？”

    老人说：“划不来，摘一天柿子也卖不了几个钱，而打一天工，可以赚好几百。”

    我说：“那不浪费了？”

    老人说：“浪费也没办法。”

    在黄源，许多橘子熟了，也没人摘，那些橘子最后黑了，同样落在地上，让人可惜。

    过来些时候，我们又去了。这天，看到的是很多柚子树下落了一地的柚子。康枣和李子还有其他孩子同样跟在我们身后，在柚子树下，他们把柚子当球踢来踢去。踢了一会儿，他们就打闹起来，那李子打了康枣一下，然后爬到柚子树上去。在树上，李子跟康枣说：“有本事上来呀。”

    康枣也往树上爬，但康枣穿着大人衣服，很笨拙，他倒是爬了上去，但树枝被他弄得摇来摇去，跌下来不少柚子。

    忽地，康枣也失足跌了下来。

    跌痛了，康枣趴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

    那个李子看康枣跌下树去，便往树下爬，可能手忙脚乱，他也一屁股跌在地上，痛得哇哇大叫。

    我看着他们，忽然想到，这些孩子，其实也是遗落在乡村的果子。

（选自《小说月刊》2015年11期）

马裤先生

老舍

    火车在北平东站还没开，同屋那位睡上铺的穿马裤，戴平光的眼镜，青缎子洋服上身，胸袋插着小楷羊毫，足登青绒快靴的先生发了问：“你也是从北平上车？”很和气的。

    火车还没动呢，不从北平上车，由哪儿呢？我只好反攻了：“你从哪儿上车？”

    他没言语。看了看铺位，用尽全身的力气喊了声，“茶房！”

    茶房跑来了。“拿毯子！”马裤先生喊。

    “请少待一会儿，先生，”茶房很和气的说。

    马裤先生用食指挖了鼻孔一下，别无动作。

    茶房刚走开两步。

    “茶房！”这次连火车好似都震得直动。

    茶房像旋风似的转过身来。

    “拿枕头，”

    “先生，您等我忙过这会儿去，毯子和枕头就一齐全到。”茶房说的很快，可依然是很和气。

    茶房看马裤客人没任何表示，刚转过身去要走，这次火车确是哗啦了半天，“茶房！”茶房差点吓了个跟头，赶紧转回身来。

    “拿茶！”

    “先生请略微等一等，一开车茶水就来。”

    马裤先生没任何的表示。茶房故意地笑了笑，表示歉意。然后搭讪着慢慢地转身，腿刚预备好要走，背后打了个霹雳，“茶房！”

    茶房不是假装没听见，便是耳朵已经震聋，竟自没回头，一直地快步走开。

    “茶房！茶房！茶房！”马裤先生连喊，一声比一声高：站台上送客的跑过一群来，以为车上失了火，要不然便是出了人命。茶房始终没回头。马裤先生又挖了鼻孔一下，坐在我的床上。“你坐二等？”这是问我呢。我又毛了，我确是买的二等，难道上错了车？

    “你呢？”我问。

    “二等。快开车了吧？茶房！”

    他站起来，数他自己的行李，一共八件，全堆在另一卧铺上。数了两次，又说了话，“你的行李呢？”

    “我没有行李。”

    “呕？！”他确是吓了一跳，好像坐车不带行李是大逆不道似的。“早知道，我那四只皮箱也可以不打行李票了！”

    茶房从门前走过。

    “茶房！拿手巾把！”

    “等等，”茶房似乎下了抵抗的决心。

    马裤先生把领带解开，摘下领子来，分别挂在铁钩上：所有的钩子都被占了，他的帽子，大衣，已占了两个。

    车开了，他爬上了上铺，在我的头上脱靴子，并且击打靴底上的土。枕着个手提箱，车还没到永定门，他睡着了。

    我心中安坦了许多。

    到了丰台，车还没站住，上面出了声，“茶房！”

    没等茶房答应，他又睡着了；大概这次是梦话。

    过了丰台，大概还没到廊房，上面又打了雷，“茶房！”

    茶房来了，眉毛拧得好像要把谁吃了才痛快。

    “干吗？先——生——”

    “拿茶！”

    “好吧！”

    茶房的眉毛拧得直往下落毛。

    “不要茶，要一壶开水！”

    “好啦！”

    马裤先生又入了梦乡，呼声只比“茶房”小一点。有时呼声稍低一点。用咬牙来补上。

    有趣！

    到了天津。又上来些旅客。

    马裤先生醒了，呆呆地立在走廊中间，专为阻碍来往的旅客与脚夫。忽然用力挖了鼻孔一下，走了。下了车，看看梨，没买；看看报，没买；又上来了，向我招呼了声，“天津，唉？”我没言语。他向自己说，“问问茶房，”紧跟着一个雷，“茶房！”我后悔了，赶紧的说，“是天津，没错儿。”

    “总得问问茶房；茶房！”

    我笑了，没法再忍住。

    车好容易又从天津开走。

    刚一开车，茶房给马裤先生拿来头一份毯子枕头和手巾把。马裤先生用手巾把耳鼻孔全钻得到家，这一把手巾擦了至少有一刻钟，最后用手巾擦了擦手提箱上的土。我给他数着，从老站到总站的十来分钟之间，他又喊了四五十声茶房。茶房只来了一次，他的问题是火车向哪面走呢？茶房的回答是不知道；于是又引起他的建议，车上总该有人知道，茶房应当负责去问。茶房说，连驶车的也不晓得东西南北。于是他几乎变了颜色，万一车走迷了路？！茶房没再回答，可是又掉了几根眉毛。

    他又睡了，这次是在头上摔了摔袜子，可是一口痰并没往下唾，而是照顾了车顶。

    我的目的地是德州，天将亮就到了。谢天谢地！

    我雇好车，进了城，还清清楚楚地听见“茶房！”

    一个多礼拜了，我还惦记着茶房的眉毛呢。

（有删改）

火车上的女郎

（印度）拉斯金·邦德

    火车开动后，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直到罗哈站才上来一个女郎。前来送行的那对夫妇大概是她的双亲，他们好像对姑娘的这次旅行很不放心。那位太太耐心地告诉女郎该把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不可把头探出窗外，如何避免与陌生人交谈等等。

    我是个盲人，所以无法形容出那女郎的容貌，但从她脚后跟发出的“啪哒啪哒”的声响，我知道她穿的是拖鞋。我喜欢听她说话的声音。

    火车驶出站台后，我问她：“您是到德赫拉顿去吗？”

    可能因为我在一个幽暗的角落里，所以我的说话声吓了她一跳。她不禁惊叫一声说：“我不知道这里有人。”

    “起初我也没有看见您，”我说，“不过我听见您进来了。”我想，只要我坐在原处不动，她就不一定发现我是一个瞎子。

    “我到沙哈兰坡下车，”女郎说，“我的姑妈到车站接我。您到哪儿去？”

    “我到德赫拉顿，然后去木苏里。”我答道。

    “啊，你真运气！我也去木苏里。我喜欢那里的山峦，尤其是在十月份。”

    “是啊，那是黄金季节。”说着，我的脑海浮现出我眼睛没有失明时所见到的景象：漫山遍野的太阳花，在明媚的阳光下竞相开放。到了夜晚，坐在篝火旁，喝上一点白兰地，大多数游客都已离去，万籁俱寂，仿佛在一个渺无人烟的地方。

    她默默不语，是不是我的话打动了她？ 还是她把我看成了一个多情善感的白痴？随后我错问了一句话：“外面天气怎么样？”

    她对我的问话似乎不以为意，难道她已发觉我是个瞎子了？ 不过，她的一句话立刻解除了我的疑虑。“您自己往外看看不就知道了嘛。”语气十分自然。

    我沿着铺位轻轻地挪到车窗边。我在想象中能看到电线杆飞快地从眼前掠过。“你注意到没有，”我试探着说，“树好像是在动，而我们好像是静止的。”

    “总是这样。”她说。

    我朝她转过脸去，有好一会儿，我们谁也没说话。“您有一张挺有趣的脸。”我变得越发大胆了，我知道她是不会生气的，因为女孩子很少有不喜欢奉承的。

    她愉快地笑了，笑声像银铃般清脆。“您这样说，我倒挺高兴。”她说，“人们一张嘴就说我长得漂亮，我都听腻了。”这么说，她一定长得很漂亮了。于是我大声地说：“是啊，有趣的脸同样可以是漂亮的呀！”

    “你真会说话。”她说。

    “你马上就要到站了。”我唐突地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谢天谢地，路途还不算远，要是在火车上坐二三个小时，可真叫人难熬。”

    然而，只要能听见她说话，我坐多久都没关系。她说话的声音，有如高山流水，清脆动听，我想只要一下火车，她就会忘记这次短暂的邂逅。然而对我来说，我会一直想到下车，甚至是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

    女郎起身开始收拾东西。我不知道她是挽着发髻，还是梳着披肩发？也许剪着短发。

    列车缓缓驶进站台，车外，脚夫的吆喝声，小贩的叫卖声响成一片。这时，门口传来一位女人的尖脆的说话声，我想一定是她姑妈来接她了。

    “再见！”女郎说。

    车门口一阵骚乱，一个男人结结巴巴地道着歉走进车厢，接着门“砰”地一声被关上，把我和外间世界又隔开了。

    列车徐徐开动了。

    “对不起，我可不像刚才下车的那位那样有魅力。”男人搭讪着说。

    “那位姑娘很有意思。”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她留的是长发还是短发？”

    “这我倒没有注意，”他好像有点迷惑不解地说，“不过她的眼睛我倒留意了，那双眼睛长得很美，但对她却毫无用处了——她是个瞎子，你没注意吗？”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