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的“中国神探”

                                                                                     万玉凤

    首次从实验上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一世界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发现，让薛其坤以国际著名实验物理学家的身份进入公众视野。

    荣誉背后，是每天早上7点到实验室，夜里11点才离开，这个作息时间薛其坤保持了20年。

    在学生眼里，薛其坤乐观，幽默、充满活力，大部分时候都很和蔼，还经常买好吃的“贿赂”他们。但对实验技术与科研训练，薛老师的要求却近乎苛刻。

    写报告，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他都会挑出来；操作仪器，是按顺时针还是逆时针，他都要求学生养成习惯，做到闭着眼睛都能操作无误。

    薛其坤说，不能让学生为了发文章、好找工作而来做实验，而是希望他们志在把某个科学问题搞清楚，并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他们科研的基本技能，让他们学到从科研执行者到指挥者的方法和路径。

    “练好‘童子功’，科研机会来了，你就能抓住它。”学生常翠祖就尝到了甜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期间，凭借在薛其坤科研团队打下的扎实功底，成功帮助麻省理工重复实验并验证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要想真正进入科学殿堂，“童子功”只是第一步。薛其坤也是在国内做了5年基础研究，又在日本、美国留学，经历了近乎“魔鬼式”的科研训练之后，才渐入佳境。

    在美国物理学家霍尔发现反常霍尔效应130多年后，2013年3月，薛其坤带领的团队实现了反常霍尔效应的量子化，这是中国科学家从实验上独立观测到的一个重要物理效应，也是世界基础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科学发现。

    薛其坤将攻克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秘诀，归结为“团队攻关十高超的实验技术”，相比于积累了近20年的实验技术，他更看重团队攻关的力量。

    薛其坤深知，要想真正实现协同作战并非易事，特别是在实验物理领域，就像一台机器，只有每个零部件都能发挥最大作用，才能运转良好。

    “这不仅要明晰大目标，还要确认每个人的攻关重点，理顺彼此之间的关系，加之基础研究本身的不确定性，随时可能遭遇挫败。”薛其坤说。

    在攻克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4年多里，除了经常组织篮球赛、羽毛球赛营造和谐的团队文化外，他还常常和团队成员一起“泡”在实验室，在生长和测量样品的过程中，启发他们明白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学会怎么做高水平科研。

    可每次得奖，薛其坤却“往后缩”，把年轻人推上去，并注重平衡每个人的机会。在周围的人看来，也只有薛其坤才能凝聚起这么多力量去做这项研究。清华大学物理系前主任朱邦芬院士评价他：“不仅智商高，情商也高，总能找到顶级的合作伙伴，并让每一个人都发挥很好的作用。”

    “现在，我国在科研重大发现上，已经有了‘点’和‘线’的突破，下一步期待‘面’上的突破。”薛其坤认为，这离不开高校的人才培养。

    薛其坤说，我们曾经经历了特殊的时期，像他这代人接受正规的系统科学训练已经很晚，所以需要比别人更加刻苦弥补这个差距。他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学生一代身上。

   “国家连续多年来对基础科学领域的投入都大幅增长，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习惯传承下去，让研究少走弯路。”薛其坤说。

    他凭借自己对国际科研发展趋势的敏锐把握，在制定学校科研工作规划时，在交叉学科布局、跨学科研究团队建设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好的设计。

但薛其坤时刻都能感受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不管做教授，还是做科研、管理科研，他都要求自己，“必须把功夫用到”。

回国十几年来，薛其坤几乎没有休息过一个假期和周末，每天平均工作15个小时，每年工作时间在330天以上。

 “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人才培养也要循序渐进。”面对“钱学森之问”，薛其坤认为，解决的关键在时间，“中国科学大发展才搞了20多年，再有10年、20年，这个问题或许就不难解决了。”

                                          （摘编自2015年《中国教育报》）

相关链接

 ①2012年10月12日晚10时35分，薛其坤院士至今清晰地记得这个时刻。“我从实验室回家刚把车停好，就收到学生常翠祖的一条短信：‘薛老师，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出来了，等待详细测量。’”

 这一刻，距离美国物理学家霍尔提出反常霍尔效应已经过去133年，反常霍尔效应的量子化终于在中国实验室里得以实现。为了这一刻，薛其坤和他的团队已经努力了4年多。（《薛其坤院士：微观世界里的魔术师》）

 ②回国十多年间，无论在中科院还是在清华，他都保持着“7 - ll”作息。清华大学物理系前系主任朱邦芬院士说：“我曾与其坤一起出差，晚上12点回到北京，他仍坚持要去实验室再看看。”（《“科研的快乐让我停不下来”》）

                                                                                                         吉之刀

                                                                                                         安石榴

谷子和糜子是堂兄弟，搭伙进山发财。

想要发山里财的人，无非四个路子：沙金子，追棒槌，打茸角，割大烟。这的确是来钱的买卖，弄好了一朝暴富。而实际上却是个万难的事情。不要说不容易得，再说，就是得了，也万难带出山来。发财梦十个九成空。

先说鹿茸角，俗话说鹿“脑袋顶着金钱桌子，屁股蛋子是肉案子”浑身是宝。打茸角在春季，万物复苏。鹿本来不是个有牙爪的东西，可是保不齐你盯住鹿的时候，老虎，黑瞎子却早盯上你了。所谓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啊。追棒槌的人多了去了，你看过几个真的挖到了稀世宝参。在深山老林里偷种大烟，躲开了官家，可是树敌更多。野猪来糟蹋，胡子来掠夺，还有个莫测的年头作怪，弄不好血本全亏。那么沙金子呢？不得，风餐露宿毁了身体，得了，同伙眼红心热，祸起萧墙，互相残杀，金子最终还是丢在大山里了。

谷子和糜子是堂兄弟。两个人十进十出大兴安岭，十年时间两手空空。这是他们第十一次进山。照例他们在山脚下的小庙拜了山神，发了誓言：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两个人进山走了七七四十九天，苍天眷顾，这一次终于得了。他们追到一个人参娃娃。两个人因为梦想成真而喜出望外，赶紧星夜兼程往山外奔。又走了六七四十二天，刚好翻过一座山的阳坡。有几块岩石裸露出来，暖暖的太阳烘得石面滚烫，二人美美地蜷在上面睡着了。谷子一身燥热地醒来时，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地捆在岩石上。糜子说，谷子哥，是兄弟对你不起了，你有啥话就说吧。谷子哭了。谷子说没什么可说的，说也没用，你给哥弄点水吧，我不想当渴死鬼。糜子就去给他找水。糜子去了，谷子就哭得更惨了，哭了一阵子，谷子想哭也没用，想辙吧，闭上眼睛假寐。糜子回来了，看到谷子睡了，就摇醒他，纳闷：你怎么还能睡着呢？谷子说，是这样，刚才我哭呢，突然一股青烟，地里冒出个一尺高的小老头来。他说你哭啥？我说我弟弟要杀了我。他说杀就杀呗。我说为什么？他说，上辈子是你杀了你这个糜子弟弟，这辈子当然轮到他杀你了。你也别委屈，下辈子又轮到你杀他了。我说，我没杀糜子弟。小老头嘿嘿笑了说，你不承认也没用，我有证据。你看到那个鹰嘴状的岩石了没有？它底下有个空隙，那里藏着你上辈子杀糜子用的刀呢！那里风干，刀还没烂完呢。我说你拿来我看，小老头说我才没那闲工夫呢。一冒烟，小老头又钻回地里了。听到这儿，糜子已经一脸的迷惑与恐惧。糜子奔到鹰嘴石下，不一会儿拿回一把烂掉了木柄生满了锈迹的刀。糜子一脸汗水问谷子：你啥意思？谷子说，要杀就杀吧，反正下辈子我再杀你。糜子扑通跪下了，求天求地又求谷子饶恕。两个人最后七天相扶相持走出了大山，卖了人参娃娃，各自娶妻生子，成了殷实的大户人家。

好多年之后，谷子给老婆讲了这个故事，老婆说，真有小老头？谷子哈哈大笑，瞎掰！那刀是我有一次进山带的刀中的一把，木把劈了，那刀刀身长，没有木把没法用。当时正好走到那儿，就顺手插岩缝里了。后来有几次进山出山没走这条路，走这条路时又忘了这个事儿，刀就一直没取。恰恰的老天助我，最后一次全用上了。谷子停了一会儿又说，按说呢，每次进山出山都是和糜子在一起，他知道这件事，可是彼时必是贪心蒙了明眼了，他竟然没有想起这个事儿。

老婆听了这个故事半天没吱声，好一会儿后，抬眼望着他，流露出敬畏的神情，娇声说，老爷真是仁义，糜子这样对你，你现在对他也没一个不好。

谷子沉默着，像是没听见老婆说什么。

其实，谷子什么都听见了，只是心里想：在岩石上，我是睡得太实了。如果我先醒来，被五花大绑的人就是糜子了。

（选自《小小说选刊》2011年10期，有删节）

溜索

阿城

    一个钟头之前就听到这隐隐闷雷，初不在意。雷总不停，才渐渐生疑，懒懒问了一句。领队也只懒懒说是怒江，要过溜索了。不由捏紧了心，准备一睹纵贯滇西的怒江，却不料转出山口，依然是闷闷的雷。见前边牛死也不肯再走，心下大惑，就下马向前。行到岸边，抽一口气，腿子抖起来，如牛一般，不敢再往前动半步。

    万丈绝壁垂直而下，驮队原来就在这壁顶上。怒江自西北天际亮亮而来，深远似涓涓细流，隐隐喧声腾上来，一派森气。俯望那江，蓦地心中一颤，再不敢向下看。

    领队稳稳坐在马上，笑一笑。那马平时并不觉得雄壮，此时却静立如伟人，晃一晃头，鬃飘起来。牛铃如击在心上，一步一响，驮队向横在峡上的一根索子颤颤移去。那索似有千钧之力，扯住两岸石壁，谁也动弹不得。

    领队下马，走到索前，举手敲一敲那索，索一动不动。领队瞟一眼汉子们，一个精瘦短小的汉子站起来，走到索前，从索头扯出一个竹子折的角框，只一跃，腿已入套。脚一用力，飞身离岸，嗖地一下小过去，却发现他腰上还牵一根绳，一端在索头，另一端如带一缕黑烟，弯弯划过峡谷。一只大鹰在瘦小汉子身下十余丈处移来移去，翅膀尖上几根羽毛在风中抖。再看时，瘦小汉子已到索子向上弯的地方，悄没声地反着倒手拔索，横在索下的绳也一抖一抖地长出去。

    大家正睁眼望，对岸一个黑点早停在壁上。不一刻，一个长音飘过来，绳子抖了几抖。三条汉子站起来，拍拍屁股，一个一个小过去。领队哑声问道：“可还歇？”余下的汉子漫声应道：“不消。”纷纷走到牛队里卸驮子。

    牛早卧在地下，两眼哀哀地慢慢眨。两个汉子拽起一条牛，骂着赶到索头。那牛软下去，淌出两滴泪，大眼失了神，皮肉开始抖。汉子们缚了它的四蹄，挂在角框上，又将绳扣住框，发一声喊，猛力一推。牛嘴咧开，叫不出声，皮肉抖得模糊一层，屎尿尽数撒泄。过了索子一多半，那边的汉子用力飞快地收绳，牛倒垂着，升到对岸。这边的牛哀哀地叫着，汉子们并不理会，仍一头一头推过去。之后是运驮子，就玩一般了。这边的汉子也一个接一个飞身小过去。

    我战战兢兢跨上角框，领队吼一声：“往下看不得，命在天上！”猛一送，只觉耳边生风，僵着脖颈盯住天，倒像俯身看海。自觉慢了一下，急忙伸手在索上向身后拔去。这索由十几股竹皮扭绞而成，磨得赛刀。手划出血来，黏黏的反倒抓得紧。手一松开，撕得钻心一疼，不及多想，赶紧倒上去抓住。猛然耳边有人笑：“莫抓住不撒手，看脚底板！”方才觉出已到索头。慎慎地下来，腿子抖得站不住，脚倒像生下来第一遭知道世界上还有土地，亲亲热热跺几下。

    猛听得空中一声唿哨，尖得直入脑髓。回身却见领队早已飞到索头，抽身跃下，走到汉子们跟前。

    牛终于又上了驮，铃铛朗郎响着，似是急急地要离开这里。上得马上，才觉出一身黏汗，风吹得身子抖起来。顺风出一口长气，又觉出闷雷原来一直响着。

(选自《阿城精选集》，有删改)

                                                                                                         横田少佐^①

希尔尼（新加坡）

    我站在海山街口^② ， 东张西望。这一带的景物，对我说，熟悉又陌生。对于蹲在五脚基、忙着拍照的横田先生说，这一切，陌生又熟悉。四十年前，我的祖父，蹲在这里，等待过关，过后，当他登上夜行军车，就不再回了。横田先生的祖父那一伙人呢？当年这一群无辜命运的主宰者！今天我们前拍摄的，是要印证历史的冷漠？“没有什么好拍的！”我拉了横田一把。

    “到别处走走吧，要不然三两天内走不遍你的目标呢！”我把一袋摄影器材背起，然后朝向广合街、豆腐街一带走去。一路上我甚少开口，他也乐得自然摄取景物。作为对待一位海外社友的态度说，我是有点冷待了远方的朋友。不过，当社长告诉我，他的祖父当年曾经是“昭南^③市政会”的一员时，我对横田先生的到访，心灵上产生一种强烈的抗拒感。

    “横田先生，你应该随你的祖父一同前才对，他可以告诉你更多的过往。不是吗，不久前就有一批前朝遗老这儿威耀一番。”

    “哦，不，家祖以前只在这儿居留一段非常短的时期，后因病回国。——何况，近年他不良于行……”

    “不然，他会再度南下'进出'一番？……”我有点冲动地打断了他的说话：“历史是一切过往的见证，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评价。”

    “是的，祖父说过，他们当年被派担任保护八十万市民日常生活的职责是有待评估的。”

    我的天！我不再开口。脑子是有点儿混乱。大屠杀、良民证、共荣圈、宪兵队、慰劳所、奉献金等等似曾相识的名词，在我脑海里翻滚着。在那漫长的日子里，一切少不了血与泪。在湛蓝、宽朗的天空下，紧张的空气，向路人飞扑，仿佛要说服人们，一切过往不曾发生过。站在横田先生的旁边，一切很难忘怀。譬如说我们在南京街吃午餐时，我想起了南京。譬如说在伊丽莎白道，我们蹲在林谋盛烈士的纪念塔前拍鱼尾狮的英姿时那一股无名的感触。黄昏时分，我们站在市政厅，不，政府大厦前拍纪念照。

    “到十合百货公司去吧！刚开张不久的。”

    我说。听说正式营业那一天，有二十万人涌了进去抢购。他们是成功的，侵略别人不需要武力。我们越过马路，朝莱佛士城走过去。

    “慢着。”

    横田又拿起照相机，朝向那探天的浮雕对焦距。夕阳、浮雕、车浪、晚霞，一幅日落而息的安详图景。我们走过围栏，偌大的纪念碑，鲜有游人。碑的四周，池草萋萋；远处，车声隆隆。我想起广岛原爆，片片残瓦，层层钟声，串串纸鹤，和平雕像，小女孩的心声，慰灵碑，一切的一切……

    “这是什么？”

    “哦，长生殿。”

    我有意无意地说着：“那年你们的祖父留下的一点纪念。”

    “你是说他们出钱建的？”横田认真地说。

    “不，是他们提供机会罢了！”我趋前，拍拍灰坛，说道：“我的祖父、八叔一家，都葬在这儿！”

    “干什么？”

    “他们都在当年‘皇军进出’时无辜被杀的！”

    “无辜？”横田用惊慌的眼神望着我。

    “这石碑，是对当年许许多多蒙难同胞的一种纪念与追悼。”

    “多少？”我出示了手掌。

    “五十？”我摇头。

    “五百？”摇头。横田走到我跟前，一脸狐疑：“你没有开玩笑吧？难道是五千？”我没有回应，我不想让他知道正确的数目，他还没有这个心理准备，让历史去告诉他吧！清白的历史是不会说谎的。良久，横田的脸色依旧十分难看。

    “祖父不可能欺骗我啊！他说当年是这儿保护市民的！”

    “我的祖父也不可能欺骗我，他确确实实躺在里头。”

    暮色已沉，我看不清横田先生的脸色，好一阵子，他回身把摄影器材收好，说道：“我不去逛百货公司了，让我回旅店，我需要休息及冷静想想。——你能过一趟吗？我们谈谈。”

    我点头。

    “这也好，我先送你回去。”

    我望一望腕表。

    “差一点给忘了，我那两个小侄正等着用车，听说——听说晚上有个西城秀树的演唱会……”

注：①少佐：二战日军军衔，横田少佐是横田先生的祖父。②海山街是新加坡大屠杀的集中出发地。③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全岛沦陷，两天后日本占领军总司令宣布新加坡更名为“昭南岛”。

作为“狐狸”的“刺猬”

陈少明

    以赛尔·伯林曾把托尔斯泰描述为一只自认为是刺猬的狐狸，但我觉得，他自己却更像一只以狐狸的方式行事的刺猬。

    狐狸与刺猬的说法，是伯林对古希腊残诗“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是刺猬则只知道一件大事”的一种发挥。它用以比喻两种相反的思想性格：“刺猬”的胃口大，喜欢对广泛的事物采取整体把握的立场，即把各种问题或见解都纳入到一个体系中去处理；“狐狸”则不然，关心的不是全，而是多，即多方面地追逐、猎取目标。伯林以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为例进行分析。《战争与和平》试图提供一种普遍的历史哲学，但吸引人的却是精彩的具体情节，而非那乏味的哲理。托翁生性是一只狐狸，却以为自己是刺猬。

    毫无疑问，伯林不欣赏甚至厌恶大体系，这是由他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伯林不仅是著名的思想史家，其实更重要的是政治哲学家，是与波普、哈耶克齐名的自由主义思想领袖。这批思想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激烈抨击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以历史决定论为原则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他们把这种思想体系看作法西斯政治或极权体制的哲学基础，是自由主义的思想敌人。伯林是以《自由的两种概念》一文斐声国际思想界的。他把自由区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并把那些认为自由属于一种价值坐标，根据一种自然的、社会的或者是宇宙的完善计划来确定政治目标的思想观点都划归为“积极自由”，从中分析其导向社会控制的思想机制。这自然导致他以多元论反一元论的哲学立场，也即决定他反刺猬、反体系的思想基础。

    然而，问题在于，是否可以由此把伯林看成纯粹的狐狸呢？也不尽然。刺猬只知道或关注一件大事，这一以贯之的“一”，可包括两层意义。一种是形式上的，即逻辑上把观念组织成一个整全的理论系统；另一种是实质上的，即思想上致力于维护一种价值立场。这在有些思想家那里，两者也许是统一的，如约翰·罗尔斯之《正义论》，但另一些人如伯林，两者则是不一致的：伯林反对大体系，但终生坚持一种价值立场。无论是写哲学评论，还是作思想人物的个案分析，其总目标都是为自由主义理想张目。所以我们也许能够说，伯林的行为方式是狐狸的，但抱负则是刺猬的。否则，他就不会是杰出的思想家。其说  吻合与18世纪的狐狸当道不同，从思想学术的基本特性看，20世纪的中国是刺猬得势的时代。这是由现代中国的历史情势决定的。从19世纪中叶开始，传统的社会结构及价值系统就日趋解体，世纪之交维新派的努力失败，结果是旧体系瓦解，价值真空出现。从“五四”时代“问题与主义”论战开始，进入刺猬角逐的时代。但是刺猬得势而没有得逞，在这个世纪末，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仍然处在等待刺猬的时代。目睹或经受过某种刺猬的祸害的一代人文知识分子，多数会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是不谈价值，回避立场，做纯粹的狐狸；一是勉为其难，侈谈主义，依然做没有建树的刺猬。因此，以赛尔·伯林思想性格的分析，应该启示我们大多数人作出新的选择，那就是，以刺猬的抱负，做狐狸的工作，不迷失自己的价值立场。

（有删改）

从北京到北京的距离

我到北京的距离是一个晚上。头一天夜里从我居住的城市坐上火车，睡一觉，睁开眼时，到处都亮了，一个伟大而神秘的城堡，呈现在天地旷野的正中央，浑身闪烁出圣洁的光芒。此时，我完全被唤醒了。

北京很大，这体现在距离上。我算过，从东土城到北京西站，差不多要一小时。这在我们那儿，是两座城市的距离。而在你尚未精确地计算出这个数字之前，往往就已经堵车。奇怪的是，这样大的一座城市却感觉不到混乱。被堵住的车辆不会像别的地方那样四处泛滥，依然秩序井然地排着队。就如尼采所说，一切都是顺序，包括堵车，包括等待。

我时常会为北京担忧，我不知道如此漫长的等待会让北京的脚步该怎样疲惫拖沓。然而就在这等待中，你突然发现哪里又冒出了几座高楼。我想，在这等待中隐藏着某种力量，外人难以发现，北京自有其节奏，我这个旁观者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

在北京，我住得最多的地方是菜市口。傍晚时我喜欢在这里闲散地踱步，在夕阳的余晖中与一条条老胡同相随而行，穿过一个又一个朝代，从元、明、清延续到现在，现实与岁月交织在一起，难以分辨。这是北京到北京的另一个距离。谭嗣同的故居莽苍苍斋，其实不难找，沿菜市口大街西边往南走几十步，土坡上就是。我没想过要去，那里，但不知不觉地走近了，这让我感到意外。我感觉我已走进了一个世纪前的某个傍晚，这是我第一次走得离北京这样近，以无意的方式。这院子里现在居然还住着人，我看见煤炉里冒出的黑烟。我看着烟雾后面那个生炉子的大爷，他走过来了，蹒跚着，仿佛是从历史的幕后走过来的。

从里边出来，我看见门口有一棵树，不知是什么树，是那种可以一边落叶一边又同时长出树叶的树。我慢慢溜达着，老胡同里静极了，夜色突然变得很深。脚底下有了一点闷闷的回声。这才觉得，北京很大，也很深。

老舍茶馆也是我喜欢的。红色的门廊，眼睛被一盏一盏的红灯笼照着，一派朱红，中国红。那八仙桌，那靠背椅，却是别出心裁的黑。这样的红与黑，深厚、恒久。二三好友围坐一席，嘴里有吃的，耳里有听的，眼里有看的。一个个优雅细长的女子，穿着旗袍，仿佛正从清朝走来，在满座的宾客中来回斟茶。而你往这椅子上一坐，也成了这里的一种布景和效果。叫板的痛快，品茶的悠闲，完完全全的老北京的风韵。只有茶是不老的，杯中香气缭绕，台上余音绕梁。这座上闲情，已不是消遣，已经是一种忘我的境界，您呐，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了。

从北京到北京，还有一种距离，在一个人的仰望中。每次我这样仰望时，似乎是在观察一个距离更远的北京。太多的蓝图，太多的挖掘机和脚手架、脚手架上的小旗子，太阳在头顶上威严地移动，一群寂静地飞过的鸽子……

从理性的视角看，保存是必要的，拆也是必要的。一座永恒的经典性城市，每个时代都该有属于自己的表达价值。北京是古都，更是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会。它也己不能老那样匍匐着。尽管许多人对北京拆老房子持否定态度，但有一个事实是谁都看得见的，北京的腰杆子迅速地硬起来了，它站起来了，以最快的速度超越一个又一个的距离。北京正在获得它前所未有的世界性高度。

去看鸟巢的那天，日光温暖。秋天，一些残叶正在凋零，更多的树叶则在等待被季节染红。在亲眼看到之前，它是我心中的一个悬念，一座古老的东方古都同21世纪有多远？只看了一眼，我一下放心了，大气！舒服！我看到了那些坦率地暴露在外的结构，那相互支撑的网络状的构架与中国传统的镂空手法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东方与西方的大美被天衣无缝地铆接在一起。当我知道它被《泰晤士报》评为全球在建的最强悍工程时，我更加深信，美是无国界的，这是人类的建筑，人类的艺术。

偶尔，我会抬头瞅瞅天空，看见半天云里的脚手架，那是我到达不了的一个高度。这个充满了对速度和效率渴望的时代，有一股激越的力量在汹涌，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正在血汗与泥浆中分娩的新北京，仿佛只属于咬紧牙关的生命和那些愿意为之竭尽全力的人。这是这个城市的真正骨骼。此时，我知道自己是多余的。我这样左顾右盼地走着时，发现我是走在最后的一个人，是被这个时代和城市落下的一个人。

北京很大，但每一个北京人其实都活在某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里。他们安静地凝望，时间长了，会发现自己与这城市有着微妙的对应关系。那种生死不渝的维系，以及坚守下去的那份信心，是我这样一个匆匆过客难以理解的。北京仿佛是一个我行将抵达却又一直没有到达的城市。天才的卡夫卡早已替我描述出了那种最真切的感觉，北京是我远远就看得见的城堡，我一直没有找到进入它的方式。最后，我只能选择——离去。

每次离开北京时，我都会下意识地深深凝望。火车已经飞奔了很久，但仍未跑出北京。回头，我看见的是一个北京，再回头，我看见的是另一个北京。

（取材于陈启文发表于2008年的同名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