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明对话史上，公元2世纪到7世纪期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当属佛教的东传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对话。这一文明对话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后果，它不仅使佛教融入中华文明，与儒家、道教一起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性力量，而且也使得佛教获得持续的发展活力，从一个地方性宗教上升为世界性宗教，直到今天仍然发挥其重要的精神作用。

    两汉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发生期。佛教进入中国大地是一个因地域关系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过程，“其教因西域使臣商贾以及热诚传教之人，渐布中夏，流行于民间”。（汤用彤）它不是像后来基督教教团派出大量传教士有组织地传教活动。这一点决定佛教进入中国是和平的、非强制性的。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与当时道家的黄老之术和方士之术互相影响、相得益彰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东传的扎根期，隋唐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开花结果期，这两个时期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最重要时期。唐以后，随着三教合流，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盛行，融入中华文明的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已经不是在异族异质文明意义上与中华文明展开对话了。

    魏晋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主要体现在佛学与玄学的对话上，两种文明对话呈现出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南北朝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皇帝亲自参与对话，如宋文帝曾与僧人论究佛理，宋武帝亲自到寺庙听讲，梁武帝甚至亲制发愿文，皈依佛教，大兴寺庙。

    魏晋时期，中外学者合译佛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东晋是佛典合译的高峰期。不仅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系列被创译，而且大乘佛教的重要经论、密教经典、律典等都被译出。当时在佛经的翻译解释中大量采用“格义”的方法，即用中国原有经典中的精义与典故来比配佛经中的道理，以便中国信徒的理解与接受。显然这是一种聪明的文明对话与融合方式。

    佛教文明在中土的生根开花结果，还在于佛教本身具有一种对话精神，佛教内部往往通过对话来加深对佛法佛学的理性认识。中土的高僧大德完全继承了印度佛学的对话精神。慧远曾就大乘要义与罗什通信，往复问答。慧远的弟子慧观，也从罗什请问佛学，研核异同，详辩新旧。受到罗什的高度赞扬，与僧肇一起被称为“第一”。

    佛教东传与中华民族文明对话并不纯粹是“西学东渐”的单向对话，同时还有大量中土的高僧大德长途跋涉到天竺等西方取经而形成的逆向对话。中土沙门西行求法从曹魏的朱士行开始可谓代不乏人，其中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是最为突出的两位。当代印度史学家阿里教授在给季羡林先生的信中写道：“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深远的历史影响是通过中国，佛教流传远播于四邻诸国。早在隋朝，佛教就通过中国而影响到高丽、百济、新罗及日本。没有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佛教难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就此意义而言，中国佛教具有建构世界宗教文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历史价值。     

（选自张三夕《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有删改）

    “性格即命运”，这是舶来品。人的性格如何，确实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但命运并不全然与性格相关。环境、条件、际遇有时比性格更能影响和决定人的命运。但一个人的性格对于人际环境、事业成败确实拥有不可小觑的强大影响力。

    性格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生的特色，是个体生命区别于其他生命的一种标志。所以真正的人生是一种性格人生。世界上没有无性格的人，也没有性格相同的人，只有性格相近的人。就像树上的叶子，看似相同，其实不同。而性格的构成是人的气质、习惯行为方式、语言态度方式、脾气秉性等特点的综合外在表现，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能太绝对了，但只有在一个人身上相对稳定的那些东西才被称为性格。这“性”字有本性、习性的含义；而这“格”字既有品格也有定格的含义。因而，性格既反映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又不与人的品质完全一致。比如有的人性格上看似温柔，但骨子里却很阴毒苛刻；有的人性格上看似暴戾，但心地却非常善良。性格是一种外在的表面的东西，性格的好坏本身，只是性格而已，并不能以此来判定一个人的品质优劣。

    因为性格具有相对稳定性、外在性的特征，所以对人的影响有时比品质的真实更大。人们在评价一个人时首先不是品质问题，而是看着你的感觉舒不舒服。更有许多交际是一次性的、短时期的，而人的品质的表露需要时间．所以，语言方式、态度、处事方式、个人习惯、喜恶等感情的表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人对你的第一印象。即使在长期的人际生活中，性格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性格的人际影响力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性格的魅力。人的性格的人际魅力不在于相同，而在于不同。最有魅力的性格绝不是那种伪装、粉饰、压抑后的“标准”性格。一种真实的不掩饰的只属于你的，而不似他人的性格往往更能获得人际的引力。但这种人虽适合做朋友、当英雄，却很难成为领袖。

    性格的亲和力。“世俗标准”的性格尽管不具有个人魅力，但对大众具有亲和力。虽然这种人可能没人会成为他的朋友，他也永远不会是英雄，但却适合做领导。因为他会让人们觉得很舒服，至于他心里怎么想，人们倒不过多计较苛求。

    性格的破坏力。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处处不合时宜地显示自己，或者挖苦、打击、讽刺他人，无论对人际、对群体都有极大的破坏力，这种人只能是“孤家寡人”。这种人既不可做朋友，也不能当领导，也不会成为好下属。

    好在性格远非本质，性格也是会改变的。但应该改变的只是那令人不舒服的部分，而没有必要连同那份真实也抛掉，那就失去了自我。

(摘编自周殿富《你是老榆木，我便伐你做门槛》）

    中国工尺谱是世界上最早的乐谱之一。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发明了乐谱——意大利人发明了五线谱，法国人发明了简谱，中国人发明了工尺谱、减字谱、律吕谱等。把转瞬即逝的声音用一系列抽象符号记录下来，是一项看起来简单但构建过程却十分复杂的工程。为记录声音，古代的中国人尝试了多种方式，寻找到多种途径，创造了多种乐谱。这些乐谱应当与方块字、造纸术、印刷术一样，是让中国人感到自豪的伟大创造。

    千百年来音乐家一直在不断追求和完善乐谱这一用平面图形表达声音高低长短的符号体系。古今中外，贯穿乐谱中的基本元素是数字。五线谱依据五条横线的高低，表示声音高低。简谱以数字排序，表示声音高低。西方唱名法(doremifasolasi)来自一首赞美诗每个诗句的第一个音节，这是外国乐谱的情况。中国人用汉字表达音高，历史上把乐谱符号，称为“谱字”。工尺谱字，是否也是数字呢?常见的“谱字”共计十个：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一眼便知的数字有：一、四、五、六，其他符号，也同质同构，源于数字。

    在20世纪西方乐谱大面积传播之前，工尺谱使用甚广，中国戏曲的主要记载方式就是工尺谱。清乾隆六年(1741)，由清庄亲王允禄编纂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共收录4466首曲谱，是记录戏曲音乐最丰富的资料集。清代“贮香主人”于1821年辑录的《小慧集》，是目前唯一能见到的用工尺谱来记录民歌的文献，其中收录了著名的《茉莉花》。民间器乐的主要记录形式也是工尺谱，大家熟悉的西安鼓乐、福建南音、山西笙管乐、冀中音乐会、江南丝竹等，都是采用工尺谱记录。民间乐师依照师傅嫡传的墨本和父辈祖传的曲本，辗转续抄，代代相传。工尺谱的流传，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文化现象，不但宫廷、寺院传抄，市井、乡村也传抄，而且民间抄本比宫廷藏本保存得更好，流传得更广。

    20世纪，传统文化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五线谱与简谱成为音乐传播的主要形式，工尺谱被驱除出文化传承的主渠道，甚至连其名称也已退出大部分人的记忆。21世纪以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深入人心。从20世纪初现代学堂明令禁用工尺谱，到今天专业音乐院校学生跟着民间乐师咿咿呀呀地韵唱工尺谱，历史已经大翻转了!“西安鼓乐”“福建南音”等古老乐种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则说明人们对工尺谱的态度已发生了逆转。

    没有谱本，无以为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存在的声音也就不易传播。乐谱是话语权之所在，代表了书写，代表了传统，代表了师承。于曲目，它是保存乐曲的传媒;于乐器，则是按谱用字的依据;于乐师，则是代代相承的脉络;于乐社，则是凝聚维系组织的象征。正如文化部副部长董伟所言，出版《中国工尺谱集成》，不仅对营造全社会注重收集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具有积极作用，还将对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产生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张振涛《工尺谱：让传统音乐有“谱”可依》)

    不断营建更为合理的共同体理念，是世界文明健康发展的知识行动论基础。反思近代以来的政治，伦理等思想史，不管是地理论、语境论、传统论，道义论还是契约论，在本质上都是共同体理论，都是对什么是合理的共同体，如何建构合理共同体的不同维度探索。这些理论或强调地理因素对共同体营建的影响，或强调周边竞争因素对共同体营建的影响，或强调共同体营建的道德，情感基础，或注重共同体营建的文化传统制约因素，或注重共同体与个体权利让渡的关系，等等。应看到，这些思想都揭示了共同体生成，维系，发展的某些特点，有的甚至对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共同体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也应明确，这些共同体理念也有一些需要注意和超越的共同点：往往以单一共同体的营建为目的，以内卷、非开放，对立为方法论基点。其所倡导的共同体价值，无法同时性地运用于共同体内部与共同体之间。比如，一些主体倡导的平等、自由、正义，只适用于其共同体圈子内部，而不适用于共同体之间。当其他共同体在交往中要求共享平等、自由、正义时，这些共同体往往会实质性放弃平等、正义、自由等理念，转而强调自身利益的优先性、至上性、首位性。这种知行不统一，使诸多共同体理论及其所倡导的价值表现出涂层性、不真实性、矛盾性。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层超越了已有共同体理念的方法论问题，开启了共同体理念的新阶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方法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思维与中国传统的和合思维。既注重尊重不同层面（个体、地方、区域、国家、全球）主体，共同体的差异性，也注重不同层面主体、共同体的互联性，共通性、共同性。一方面，不同层面的共同体内部诸要素间是一种命运共同体关系，需要有机互动以应对风险、实现发展；另一方面，不同层面的共同体之间也是一种命运共同体关系，也需要有机合作才能应对风险，共推发展、共享繁荣。可以逻辑一致地解释共同体内部与共同体之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特点。

    时代的发展要求人们从传统的静止，极点式思维向过程性思维，整体性思维转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所内涵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人类共同价值，具有深刻的过程性、整体性。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中，不管是在共同体内部还是共同体之间，实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理想目标，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过程；同时，实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需要整体性地考虑历史、现实、未来，自身与他人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条件、要素、领域。

    当正义、自由只为少数人服务时，这种价值就沦为了一种涂层、口号、工具，失去了真实性、引领性。所说与所做、话语与行为是否一致，是人们判定一种世界观、价值观是否真实的现实标准。中国不仅在观念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以“一带一路”建设等方式，真实、真诚地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话语同行为的一致性、真实性，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获得国际认同。

（摘编自（2019年05月10日）（光明日报》陈忠《世界文明变迁规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市场经济是合作制度

张维迎

    有些人说市场就是让你追求私利，尔虞我诈，不管别人的死活。这样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市场的真正功能是什么？是让人类更好地合作！而且从目前来看，市场也是促进人类合作的最有效的制度。市场经济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扩展到陌生人之间，而且陌生人之间的合作主导着全社会。在市场经济下，与我们发生直接和间接交易的大部分人，甚至不知道他们生活在什么地方。比如你去超市买东西，这个东西是某某企业生产的，但你不认识它的老板，更不认识它的员工，这些你不认识的人确实是出于私利而生产，但他们必须实实在在地生产给你带来好处的东西，必须使你满意才能赚钱。所以市场是一个很奇妙的机制，谁还能想象出任何其他的制度可以把合作变成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技术就越先进，进步就越快，新产品越层出不穷，财富就越多。

    还必须强调一点，市场化也是道德的基础。市场制度比较有效地解决了“无知”和“无耻”的问题。人类犯错误就两个原因，一个是无知，一个是无耻，特别是少数人的无耻和多数人的无知结合起来是人类最大的灾难。无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为了个人私利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市场的逻辑是什么？你要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如果别人不幸福，你自己不可能幸福。所以在市场制度下，追求个人利益不会变成无耻的行为。另一方面，市场也是减少人类无知的激励机制。生产需要大量的信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需要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分散在许多人手中，获得这些信息需要成本。主张计划经济的人假定经济是静态的，所有的信息都是客观存在的，人们的需求是早就规定好的，资源和技术也是事前给定的，以为中央计划机关可以很容易地把每个人的信息加总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本身就是无知的表现。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和竞争传递信息，减少了人类的无知。企业家要赚钱、要成功、实现自己的抱负，就得有足够大的能力和积极性收集、加工决策所需要的各种信息。事实上，信息也是企业家行动的结果，是主观的，不是天然存在的、客观的。或许，市场经济的最大贡献是人类知识的进步。企业家通过自己的警觉和想象力判断新产品和新技术的价值，判断消费者的需求，并用盈利与否衡量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避免了许多由于人类的无知可能导致的错误。

    市场不仅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参与者之间传递信息，也是一双“隐形的眼睛”，监督着每个人的行为。这是因为，市场上人们进行的是重复博弈，不是一次性博弈。你做的什么坏事市场都会记下来，你做了什么好事它也会记下来。博弈论证明，重复博可以克服一次博弈中的囚徒困境，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行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最适合生存的企业一定是最讲信誉、最值得消费者信赖的企业。这也是市场经济中人们之间具有更高信任度的原因。

    市场之所以能扩大人类的合作范围，是因为它建立在自由、私有产权和企业家精神的基础上。第一是自由，好比消费者买什么是他自己的选择，生产者生产什么也是自己的选择。如果我们剥夺了人们的选择自由，市场就不会存在，互利合作就没有可能。第二是私有产权。私有产权是人的自由的保证，没有私有产权，人们不可能有自由。如果一个经济当中有大量的特权阶层，如果政府可以随意剥夺个人财产，如果自愿交易的合约得不到遵守，人们就不可能有通过分工而合作的积极性。产权不仅指有形资产的产权，也包括无形资产的产权，如知识产权和商标。产权制度是市场有效运作的一个基础。第三是企业家精神。市场不会自己行为，能让市场行动起来的是人，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行动主体。没有企业家，不可能有市场经济制度。人类自古以来有富有企业家精神，但只有在市场经济下，企业家精神才发挥到极致，从事于创造价值的活动。全球分工和经济一体化，也是企业家精神的结果。

诗使万物变得可爱

（英）雪菜

    ①诗的确是神圣之物。它既是知识的圆心，同时又是知识的圆周。它包含了所有的科学都要涉及的东西，是一切其他思想体系之根和花朵。倘若没有诗，那么什么能成为我们尘世的安慰，什么又是我们对天国的希冀呢？诗不是推理，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个人不能说：“我要写诗。”即使最伟大的诗人也不能这样说。

    ②创作状态中，心灵的力量是内发的，而我们的天赋无法预见它的来去行踪。即使这种力量能长久保持它原有的纯洁和力度，谁也无法预测它的结果将如何伟大。然而创作一旦开始，灵感亦渐消失；因而，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值得夸耀的诗篇，可能只是诗人最初构想的一个淡淡的影子。有人声称最优美的诗篇产生于勤奋和学习，我愿求助于当今最伟大的诗人对这一点作出评判。创作上的埋头苦干以及作品的精雕细刻，一向为评论家所称道，然而，我们这样的理解更为正确：这不过是提醒作家注意灵感袭来的瞬间，在没有灵感之时，作家就得用这种传统、常规的手法对灵感的空白进行补缀，这是人的诗歌天赋本身的局限所造成的一种必然。弥尔顿在分段创作《失乐园》之前，早已有了作品的整体构思，这一点，我们有诗人本人的话语为证，因为他曾说缪斯^①已向他“口述”了这首“未曾预想的诗歌”。

    ③诗是最快乐、最美好的心灵在最美好、最快乐的时刻留下的记录。每个人都能感到自己的心中常有转瞬即逝的思想、感情的造访，它们总是不期而至又不辞而别，然而总是无以言喻地使我们的心头升腾起快乐与庄严。在它们的消逝带来的遗憾和惆怅中，我们依然能感到快乐，这快乐已融入了我们的本质中。缪斯的到来，仿佛一个更为神圣的天性渗透到我们自身的天性中，只是它的脚步好似一阵掠过海面的风，当波浪平静之后，它也消失了踪影，只剩下层层细沙铺满寂静的海滩。这一切以及类似的情景，只有情感特别细腻、想象力特别丰富的人才能体味到。处于这种状态下，人的心境容不得任何一种低级粗俗的欲望。在本质上，美德、爱情、友谊、爱国主义等炽热的感情正是与这些快乐的感情相联的，只要这些感情存在，自我就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诗人不仅是感情细腻的精灵，而且能够体味到这一切，他们还要饱蘸这来自天国的瞬息即逝的颜色来渲染他们所体味的一切。一个单词，一个笔触，在写景或抒情中都会扣向人们沉醉中的心弦，从而在那些曾体验过这些情感的人们当中，唤醒那沉睡的、冰冷的、埋葬了的往昔的意境。就这样，诗能使世间一切最美好的事物得到永生。它捕捉到飘入人生阴影中的转眼即逝的幻象，用语言或形式来点缀它们，然后，把它们送往人间，给人类带去快乐的喜讯。

    ④诗使万物变得可爱。它使美的东西锦上添花，使畸形的东西变得美丽；它使狂喜与恐惧、悲伤与快乐、永恒与变幻缔结姻缘；在它柔和的压力下，势不两立的事物变得彼此相容。在它的光芒照耀下，每一种形态的生活都获得一种神奇的同感，变成了它所呼出的灵气的化身。它揭开了世界平淡无奇的面纱，露出赤裸的酣眠的美，这美就是世界一切形象的精神。

（选自《西方文论选》，有删改）

【注】①缪斯：希腊神话中九位文艺女神的总称，文中代指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