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客

    赣州龙南客家的关西新围是我头回见到的“围屋”，它有着偏居一隅，自成一统的巍峨，以及蜜蜂营巢般的严谨﹣﹣看过从天空俯拍的圆型围屋图片，正如一个巨形蜂巢！“其方、圆式围楼结构和堂、横屋纵横交织的综合性大型建筑形制，具有极强的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及风水意识。”﹣﹣建筑往往是通向历史与文化深处的路径，每块砖，每根梁椽，都暗藏着社会与历史形态的密码。

    在这样的建筑中，安居着客家人。

    秦汉以来，几乎每次王朝更迭的背后都有大批迁徙的身影。两晋至唐宋时期的战乱饥荒，更造成黄河流域的中原汉人被迫五次大南迁！他们扶老携幼，挥泪作别故土，避居于南方的荒野陵谷，由此有了中国迁徙文化中浓重的一笔﹣﹣客家文化。

    从一些客家人身上，似乎可反映这个民系身上的特点：勤勉，倔犟，有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拗劲，同时还有着未雨绸缪的精明与安危意识。血脉是性情的策源地，被强大基因辖制的性格分子，无论怎样飞溅四溢，最终，仍会呈现出源流的特征。

    这座关西围屋，主人是当地名绅徐名钧。清嘉庆三年他开始找名匠建筑此围，历时二十九年竣工，是赣南现存五百多座客家围屋中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一处。整体结构像个巨大的“回”字，中间的“口”字部位是围屋的祠堂，也是围屋的精神核心所在，以其为中轴线，遵照礼制依次分布着不同等级的厅堂，由天井、连廊和夹道串联，体现着莫大向心力。

    整座围屋充满强烈的家族意识，散发着森严、自洽的气息。进来参观的人，即使踩着最轻的脚步，都有几分像贸然的闯入者。

    客家人，这群因大迁徙而啸聚一处的中原族裔，何以在南迁过程中，生出了一呼百应的具有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同质文化？行走于围屋之内，这种发问无处不在。

    五代十国以降，中原文明屡遭来自北方游牧部落的侵袭，加之宫廷朝政倾轧，动辄殃及池鱼，大批中原失势的贵族和流民自此踏上南迁之旅，无形中，他们担负起赓续文化的重任（至今，中原古音的客家山歌仍在老辈口中吟哦），中原文化得以薪火相传。而这文化也在离乡背井之后才愈铭心亲切﹣﹣此时的故乡已虚化为一种惟借助于文化符号、民俗礼仪才可复现的集体记忆。

    中原客所引入的儒家文化显示了其强大的异类教化和秩序构建力。在儒家纲常架构起来的社会当中，合作与秩序替代了对抗与机会主义，尤其是在个体力量尚不足以对抗各种动荡的年代，儒家力倡的以族系血脉和宗法伦理为主旨的文化显示出其强大实用性！

    围屋，即是这一文化的充分彰显。

    “安居”一直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核心表征，安居才可“人和、意顺、神畅、福至”。“途中”意味流离失所，意味未知凶险。北宋《云笈七签》曰：“譬於器中安物，物假器而居之，畏器之破坏，物乃不得安居。”﹣﹣这和人与屋的关系一样，人是物，屋为器。器不安，物何置？对辞别故乡，辗转上路的中原客来说，迁徙中的漂泊之感更加剧了他们对安居之所的向往。一旦有能力起屋，那将是迁徙中对安顿之梦的践行！坚固，齐备，世代居于其中，外坚内和，尽享天伦。

    到了明清时期，中原客们使大约五百座围屋在赣南大地拔地而起！青砖筑起的厚围墙，围墙上建有可射击的炮楼。围墙之内是自成一统的家族，在琐碎日常生活外，亦完成着宗教、议事与附骥励志等功能。

    这些维系着同宗血脉的客家围屋，首尾相连，自成一体，在每座围屋的中轴线上坐落着供奉着祖先的宗祠。敬祖穆宗本是儒家宗法的基本要义，在必须借助团队力量才可生存的年代，这种建构在血缘关系之上的群居乃是一种关系最为稳定的组合！

    对每一座围屋，“家族”是建筑灵魂所在，带有牢不可破的宿命与天成意味。围屋的每间屋子朝向中轴线上的宗祠﹣﹣围屋的建筑形式加强着成员们凝聚力。

    在“聚族于斯”的氛围里，“家族观念”烙印一般，成为成员们的精神自觉。

    时代变化，“聚族于斯”不再是呕心沥血的宗法理想，相反，成员们四散天下，去国他乡才彰显家族的活跃与能量。

    “客”具有中国文化中的怅惘身份！“客”在中国古诗词中是个出现率颇高的字，“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一句“独在异乡为异客”更是定格了“客”在中国文化中的怅惘身份！

    “客家人”，在这称谓中贯穿着命途的坎壈 （lǎn）之感，即使境遇通畅，这个“客”字总显得有些“生活在别处”。而围屋便是变“客”为“主”的践行！一座围屋即是一户客家人的堡垒，一处精神的框架，一根心魂永系的地平线。甚至在建材中也渗透着“客家人”未雨绸缪的安危意识：围屋的内壁常以糯米或薯粉掺入，不仅增加墙体黏性，饥馑之年还可充饥。此外，围内还设有储粮暗井，灭火装置，有些围内的井中养活鱼数条，防人投毒……

    这些严防死守的安全设施之外，亦有怡情遣心的庭园戏台，可供吹笛引鹤，比如徐老四的关西新围内。戏台今已萧然，但可遥想当年围内如何在乱世风云里另有一番桃源之逸。这世代安居的梦想业已消散！在关西新围及其他围屋中，现居的只有寥落老者，前现代乡村的价值、故土信念和生活方式，与城市板块发生着前所未有的碰撞！乡村人口向城市大面积漂移，城市飞速扩张，田园次第荒芜……

    当年，宋朝在登记户籍时为与“土著”区分，将客家先民登记为“客藉”，后衍变为客家。而今，迁徙已成最普遍的人类生态，从乡村出走，从县城出走，从二三线城市出走，从此岸向彼岸出走，去往GDP的更高处！在当代的巨幅地图上，布满错综频繁的流动与迁徙……

    对一个城邦而言，客与主已然混淆，谁为客，谁又为主？到处是摩肩接踵的行客，“我族”的概念渐消遁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存在形式里。

    离开围屋，时近黄昏，夕阳为这排建筑留下浓重廓影。白发老妪立于槛边，她身后的围屋宏大，幽深，依稀折射出朗朗家训及隐蕴笛声。

飞来的木桶

高军

    1939年冬天，沂蒙山区比往年冷得多。这样的气候对患有肋膜炎的徐向前来说是很不舒服的。部队很快就要从东高庄村移防了，一有空闲徐向前总是到老百姓家里多转一转。

    这天他和警卫员随意走进了麻其老人家中，老人正坐在被窝里取暖。麻其想从床上起来，徐向前赶紧上前一步，按住了他；“大爷，够冷的哈。”徐向前觉得那破被子薄薄的，仅有很少的一点暖意，“你就坐在被窝里，咱们拉拉呱。”说着，他把自己披的大衣脱下来，盖在了麻其的薄被子上面。警卫员想阻止，徐向前摆手阻止他说下去：“咳，咳，你出去吧，我和大爷说说话。”

    麻其心中一热，眼睛有些湿润起来。徐向前倾着身子，拉着他那粗糙的手与他家长里短地说着话。麻其看徐向前嘴唇有些发青，想把大衣让他披上。徐向前用力制止了：“大爷，这是送给你的。”

    告辞的时候，麻其还是起来了，徐向前赶紧给他披上大衣，拉了拉领子：“这样会暖和一点，别送了，有空我再来看你……”

    拐过院子墙角的时候，警卫员突然对徐向前小声说：“首长，大爷家的木桶盛的水不易上冻，咱们饮马用的铁桶，太容易冻实心了，要是……”徐向前摆摆手制止了他，大步向前走去。

    这些天天气太冷了，饮马水很快就被冻住了，冻实的冰块倒都倒不出来，非常麻烦，警卫员打的小九九是想要麻其家的木桶，但看到徐向前很坚决地摆了手，知道没有戏了也就打消了这一念头。

    可是说来也奇怪，第二天警卫员在大门楼下发现了一只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木桶，他高兴地拿着去井上打满水，提回来就放到了马头前面。他站在一边，高兴地观察着，马悠闲地喝几口水，偶尔抬起头来看他一眼，温驯的眼睛中好像充满感激之情。

    “怎么回事儿？”警卫员转眼一看，是徐向前来了，正用严厉的眼光逼视着自己，食指直直地指着木桶。“我、我……”警卫员正想解释，被徐向前毫不客气地打断了，“我什么我，赶紧给麻大爷送回去。”警卫员想，肯定是自己昨天说的话让大爷听见了，大爷知道咱们的军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所以偷偷把木桶给送过来了。于是赶紧倒掉水，提起来就小跑着去了。

    徐向前在军用地图前思考着，时而也会用手在上面指点比画一下。不一会儿，警卫员提着空空的木桶慢吞吞地回来了。

    徐向前转回身来：“怎么回事儿？”

    警卫员汇报说：“麻其大爷家的木桶还好好地在家里呢，他根本不承认这是他家的木桶。”徐向前自言自语道：“难道是长着翅膀自己飞来的？”警卫员赶紧接上说：“们什么异常情况也没有发现，什么动静也没听到，早晨起来大门楼下就发现了这只木桶，说不定就是自己飞来的呢。”徐向前瞪了他一眼，他赶紧住了嘴。徐向前又问道：“老人家怎么说的？”警卫员小声说道：“大爷说，找不到主儿就先用着呗。”徐向前嘱咐道：“先注意观察情况吧，看到底是谁给咱送来的，然后再做处理。”警卫员出去了，徐向前又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搖摇头又回到了地图前面。

    又过了一天，一切都已收拾整齐，部队就要出发。徐向前让警卫员提起两个铁筲桶，招呼说：“走吧。”警卫员有些疑惑，但还是听话地紧跟上了脚步。

    他们再次来到了麻其家的小院子，麻其看着警卫员提的铁筲桶，问道：“这个……”徐向前用一只手揽着麻其的肩：“天气太冷了，咱们屋于里说话吧。

    坐下后，徐向前说道：“麻大爷，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我们过来向你告个别，再来看看您老人家哈。”麻其说：“别见外啊，你送我的棉大衣可暖和了。”徐向前说：“前天早上，我那里突然飞去了一只木桶，我用来饮马可好用了，特別是这大冷天。可是，你说说它会长翅膀吗？怎么就会飞了去呢？”麻其呵呵一笑：“山里奇事多，长翅膀也是有可能的。”徐向前用舒缓的语调深情地说道：“玩笑话咱就不多说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这说明我们的军队是得到了拥护和支持的，我们深深感谢父老乡亲们的大力支持啊。大爷啊，我有了那飞来的木桶，这两个铁筲桶也就用不着了，想着送给你哈。”麻其摇头：“这不行这不行。”徐向前笑了笑：“这也能给我们行军减轻一些负担啊。”麻其嗫嚅着：“你看看你看看，这刚送了我大棉袄，怎么能再要这个啊？”徐向前说：“不是说军民一家吗？咱们就别分你我了好不？”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

早在夏商周时期，古代先贤就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

中国古代的“礼”和“乐”起源于远古的原始崇拜。《礼记》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其贡献礼品、击土鼓而作乐，便是最早的礼乐仪式。到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虽然帝王的领袖地位和递相禅让产生了“礼”的意识，但是礼的制度还未产生。到了夏朝，由于“天下为家，各亲其亲”，于是“礼义以为纪”，礼仪制度才逐渐建立起来。但夏礼因文字记载和考古材料的缺乏，已难知其详。商礼由于殷墟考古的大量发现，以及《史记》有较多的记载，则已彰彰可考。到了周代，礼制集前代之大成，逐渐完备和成熟起来，因为这时不仅形成了系统的礼乐制度，而且赋予礼乐以丰富的人文内涵。“乐”在周之前也已有不少歌舞产生。到了周代，“乐”的内容不断丰富，形成了相应制度，设置了专门的机构来规范和管理乐舞。

在礼乐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周公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制礼作乐，不仅将远古至殷商的礼乐加以改造和发展，形成系统化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而且注入“德”的因素，使其具有道德伦理的深刻内涵。孔子是发展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继承、推广和宣扬礼乐文明，整理、传播了记载古代礼乐文明的儒家经典“六经”，并且，他以礼乐为解说对象，着力彰显礼乐文明的精义，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功能。

“礼”是人性的基础。《礼记》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 是人类文明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区别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的标准。礼使人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懂得尊敬和谦让；使人区别事物或行为的是非，懂得什么是该做和不该做的。“礼”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向善和自律。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礼乐文明更强调通过礼教，使社会规则内化为人的内心尺度，通过让他们知礼、守礼，达到社会和谐的境界。

“乐”的社会作用重在和谐精神。《礼记》曰：“故乐者，审一以定和，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乐”是协调世间万物的纲纪，它的作用是使人们各安其位，和谐相处。“乐”也有陶冶情操，移风易俗的功用。《孝经》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乐教有陶冶心性，使人快乐安宁，生命长久之功。因此，孔子要求人们要听雅乐，远淫音。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秩序也。”秩序与和谐是礼乐文明的主旨。“乐者为同，礼者为异。”是说乐的作用在于协调上下，礼的作用在于区别次序。然而，礼和乐虽有形式、功用上的不同，但却是相辅相成的。在远古传统中，礼即人文，是涵盖一切，包括乐在内的。到了周代，礼、乐虽各有制度，但是乐毕竟仍是礼制的一个方面，乐的“和”也是为实现礼而辅助、服从于礼的。乐之“和”能够弥合礼之“分”所造成的心理差距。孔子等儒家常将“礼”、“乐”相提并论，就是因二者之结合，能起到平衡与调和的作用。

先秦礼乐文明经历代沿革，具体内容有变而主旨不变。摒弃旧礼中的贵贱之分，汲取礼乐文明的秩序、和谐理念，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具有现实意义。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配角

聂鑫森

    父亲邵伟夫，先是话剧演员，后来又成了电影、电视演员。他的名字很气派，“伟夫”者，伟丈夫之谓也。可惜他一辈子没演过主角，全是很不起眼的配角，虽是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也就是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台词，演绎几个小情节而已。他的形象呢，身材矮小，脸窄长如刀，眉粗眼小口阔，演的多是反派人物：黑社会小头目、国民党下级军官、现实生活中的可怜虫……

    他的名字是当教师的爷爷起的，爷爷曾对他寄望很高。没想到他读中学时，有一次演一个小话剧的配角，神采飞扬，被动员去读一所中专艺校的话剧班，从此他就很满足地走上了演艺之路。

    因为母亲是苗族人，可以生两胎，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我叫邵小轩，妹妹叫邵小轮。通俗地说，我是小车子，妹妹是小轮子。我们的名字当然是父亲起的，母亲似乎很欣赏，觉得低调一些反而会有大出息。

    母亲在街道居委会当个小干部，人很漂亮。我和妹妹似乎承袭了她的基因，长得都不丑。母亲对于嫁给了父亲，一直深怀悔意，原想会有一个大红大紫的丈夫，不料几十年来波澜不惊。我母亲都不让我们去剧院看父亲的戏；电视上一出现有父亲身影的剧目，她便立即换台。她还嘱咐我们，不要在人前提起父亲是演员。

    读初中时，一个男同学悄悄告诉我：“你爸爸的戏演得真好，可惜是个小角色。如果让他演主角，肯定火！”

    父亲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尤其是进入影视圈后，或是东奔西跑到一个个剧组去找活干，或是找到了活必须随剧组四处游走。每当他一脸倦色回到家里，首先会拿出各种小礼物，送给妈妈、我和妹妹，然后把一叠钞票交给妈妈。

    我把男同学的话告诉他，他听了，微微一笑，说：“在一个戏中，只有小人物，没有小角色，这正如社会的分工不同，却都是平等的。主角造气氛，配角助气氛，谁也离不开谁。”

    母亲轻轻“哼”了一声，然后下厨房去为父亲做饭菜。

    我看见父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很痛苦地低下了头。

    我读高中妹妹读初中时，父亲在出外三个月后，回到家里。他这次是在一部《五台山传奇录》的电视连续剧里，演一个貌丑却佛力高深的老方丈的侍者，虽是配角，出场却较多，拿了五万元片酬。他给我和妹妹各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给妈妈买了一个钻石戒指。

    我发现父亲的手腕上绑着纱布，便问：“爸爸，你受伤了？”

    他说：“拍最后一场戏时，和一个匪徒交手，从山岩上跌下来，把手跌断了，我咬着牙坚持把戏拍完，导演直夸我敬业哩。”

    母亲说：“你也五十出头了，别去折腾了，多在家休息吧。”

    他摇了摇头，说：“不！你工资不高，小轩、小轮正读书，将来还要给她们备一份像样的嫁妆。再说，小病小伤在拍戏中是常发生的，别当一回事。”

    我和妹妹不由得泪流满面。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学校就在岳麓山附近。三九严寒的冬天，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父亲在岳麓山的爱晚亭前拍戏，让我去看看父亲，还嘱咐我最好把自己伪装一下，别让父亲分神出了意外。

    漫天大雪，朔风怒吼。

    我戴上红绒线帽子、大口罩，围上羊毛围巾，穿上新买的中长羽绒袄，早早地来到爱晚亭前。警戒线外，看热闹的人很多，我使劲地挤站在人丛里。父亲是演一个寻衅闹事的恶霸，样子很丑陋，说话还结巴，然后被一个江湖好汉狠狠地揍了一顿，上衣也被撕破了，痛得在地上翻滚。这场戏前后拍了三遍，导演才打了个响指，大声说：“行了！”

    我看见父亲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然后去卸了装，换上平常穿的旧军大衣。接着，又去忙着搬道具、清扫场地。等忙完了，他靠坐在几个叠起的道具箱旁边，疲倦地打起盹来，手指间还夹着一支燃了一半的香烟……

    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经过无数诗人的提炼、加工和创造，拥有众多的诗意盎然的词语。这些词语除了本身原来的意义之外，还带着使之诗化的各种感情和韵味。这种种感情和韵味，我称之为情韵义。情韵义是对宣示义的修饰。

    词语的情韵是由于这些词语在诗中多次运用而附着上去的。凡是熟悉古典诗歌的读者，一见到这类词语，就会联想起一连串有关的诗句。这些诗句连同他们各自的感情和韵味一起现出来，使词语的意义变得丰富起来。而这种种丰富的情韵义，往往难以用训诂的方法予以解释，也是一般词典中难以包含的。

    例如“白日”，除了指太阳以外还带着一种特殊的情韵。曹植说“惊风飘白日”（《箜篌引》）；左思说“皓天舒白日”（《咏史》其五）；鲍照说“白日正中时，天下共明光”（《学刘公幹体》其五）；李商隐说“白日当天三月半”（《无题》）。“白日”这个词有一种光芒万丈的气象，用白形容太阳的光亮，给人以灿烂辉煌的联想。盛唐诗人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一开头的“白日”二字和诗里那种乐观向上的精神正相吻合。这首诗所写的景色是日落黄昏时的景色，但丝毫也没有黄昏时分的萧瑟、暗淡和朦胧，而是给人以辉煌灿烂的感觉。诗里激荡着对于光明的留恋和追求，是那一轮当空四照无比辉煌的“白日”，渐渐地隐没于山后了，所以要“更上一层楼”，追上那将要隐去的白日，追回那光辉壮丽的时光。此中的意味是何等深长！

    但是在使用这类富有情韵义的词语时，也需要加以创新，使它们不至于成为陈词滥调；要以充沛的思想感情来驾驭它们。正如章学诚所说：“譬彼禽鸟，志识其身，文辞其羽翼也。有大鹏千里之身，而后可以运垂天之翼；鴳雀假雕鹗之翼，势未举而先踬也，况鹏翼乎！故修辞不忌夫暂假，而贵有载辞之志识，与己力之能胜而已矣。”（《文史通义》内篇四《说林》，嘉业堂本《章氏遗书》卷四）例如，“丁香结”喻指心中郁结的忧愁，李商隐《代赠》：“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李珣《河传》：“愁肠岂异丁香结？因离别，故国音书绝。”牛峤《感恩多》：“自从南浦别，愁见丁香结。”李璟《摊破浣溪沙》：“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丁香结”的。但也有从另外的角度下笔的，陆龟蒙《丁香》：“江上悠悠人不问，十年云外醉中身。殷勤解却丁香结，纵放繁枝散诞春。”“解却丁香结”就是使丁香的花苞开放，丁香花一开，春意才更热闹而浓郁。这首诗运用富有情韵的词语，而用法有所创新，使人觉得十分新鲜。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

尽管不偏不倚的中和美是中国传统艺术追求的理想境界，平庸和单调却是艺术的敌人。“中和”并不是简单的缺少变化的“同”，而是各种丰富的情感糅杂形成的冲淡含蓄的审美境界。在整体的和谐中蕴藏着变化，变化中又体现着统一。钱钟书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谈论文学艺术的时候始终贯穿着“和而不同”、一与多彼此统一的思想。

如果把事物比做一，那么，这个一中包含着无限的多。古今中外的人们都曾参透过这个上帝创造世界的秘密。为了能让我们有更清晣的认识，钱先生在《管锥编》里把古希謄和古中国放在一起，显示了他广泛搜罗中外例证的眼界和中西贯通的学术视野。赫拉克利特（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说：“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和谐的……绘画在画面上混合着白色和黑色、黄色和红色的部分，从而造成与原物相似的形象。音乐混合不同音调的高低、长音和短音，从而造成一个和谐的曲调。”“结合物既是整个的，又不是整个的，既是协调的，又不是协调的，既是和谐的，又不是和谐的。”无独有偶，中国古代也有过类似的论述，《左传》里说，声音妤比味道，有“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彼此配合而成，“清浊、大小、长短、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融合在一起，如果只有琴或瑟的一种声音，谁还愿意去听呢?古希腊的诗人还概括过一个有趣的现象，“争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两善相争，一种是两恶相争，前者可以互补互利，后者则是互相残杀。钱先生解释说，两善相争与“和”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古人说：“和而不同”，“和”就是有差别的统一。

清朝人刘熙载写过一本文学评论方面的书叫《艺概》，谈到对文学的看法，作者和前人颇有同感。前人曾说，不同的事物互相交织才产生花纹，又说，两个不同的事物彼此对峙，才有文产生，如果失去一个，就不能成文了（在文字学里，“文”和“纹”相通，“文”最初的意思就是乌兽身体上的花纹）。写文章的人可曾考虑过文章是怎样写出的吗?刘熙载继续解释说，虽然大家都明白“物一无文”，事物没有差异就没有“文”的诞生，但更应当明白“物无一”也无文，统一是文章真正的主宰，必须得有一个统一的东西贯穿其中，各个有差异的部分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钱钟书认为，刘熙载提出的“物无一也无文”是十分精妙的道理，这与古希腊人所说的“一贯于万殊”正是一个意思。

一与多的统一，在一致中见出变化，是生活和艺术共同的辩证法。前人谈论杜甫的诗歌时说，杜甫的诗每一篇都是朴拙和工巧相结合。如果完全朴拙当然无所取，如果全诗都写得工巧，那么又会过于新奇而少了浑厚的古风，古人的文章大多是这样的。有人想删掉苏轼的诗歌里不够精湛的部分，被别人劝住说，在不整齐的诗句中经常有高妙的意思显现不是更好吗?对这种情况，钱忡书解释说，满眼的繁花似锦，络绎不绝，会让人得疲惫，大鹏搏击九万里长空，每年都要休息六个月，就是一张一弛之道啊!

（摘编自李莫谦《听钱钟书讲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