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时代下的电影美学嬗变

罗静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以自主、自我、自由为典型特征的自媒体以感性、个性、散乱等方式，来实现对信息的传播。自媒体一方面蕴含着提升主体信息传播主动性等功能，另一方面却隐藏着缺乏传播统一性、客观性等方面的缺陷，导致自媒体环境下的部分信息存在价值错位、审美异化等方面的问题。

   近几年涌现出的“微电影”可谓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典型代表。它不仅诠释了自媒体时代的内涵，而且代表了现代电影美学的嬗变，成为时代发展的又一“符号”，相较于传统的电影制作而言，微电影具有与之相区别的审美与价值定位。其以“青年化”“生活化”“民间化”等为创作品质，获得了社会广大受众的认可，展现出了独特的生命力。

   所谓“微电影”，是指在自媒体时代的大环境下，一种以“微小投入、微小制作、微小剧情、微小记录”为内容特征，以精致、简短、简约为表现特征的电影。微电影实现了电影从传统精英制作模式向草根“拍客”的转变，从普通事实记录向剧情创作的转变，成为一种有别于传统电影制作，但又脱离于普通拍摄记录的影视作品。实践中，不同视角下的微电影具有不同的分类，按照创作的层级不同，可将其分为自由创作型、企业定制型和专业制作型。其中，自由创作型系个人情感意志的自由表达，不带有任何商业目的，主要依靠个体的媒体平台进行传播；企业定制型则是由企业投资进行制作，内容倾向于广告化、商业化；专业制作型是由专门的影视公司进行制作，以商业化为创作取向。

   从当下微电影所反映的内在审美取向来看，大多数微电影题材来源于现实，“再现”于现实，能够让广大受众置身于剧中，具有纪实性与真实性，系一种纪实的美学。在这一点上，有别于通过各种电影特技来塑造美、抽象美的传统的蒙太奇流派。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微电影在取材源于现实、“照顾”现实的同时，也渗透许多非纪实手法进行拍摄，具有制作的技术性与修饰性，如运用再现场景的拍摄手法，同传统的电视纪录片相区别。

   当我们在对微电影进行审美鉴赏时，需要从审美真实与本质真实的角度去进行理解，即应该从微电影剧情背后所反映的现实问题、社会现象等方面进行审美解读，否则便偏离了剧情所反映的审美内涵与审美意义。例如，微电影《京杭运河行》中，从剧中最为典型的“桥和船”画面，衔接到一段段的历史和今天的画卷，从小处展现了京杭大运河的宏大，摆脱了传统“宏观选题”的叙事背景。对此，我们在对剧中所透露的美进行解构时，不能仅就剧中画面进行美的欣赏，应该将其上升到整个京杭大运河宏大的背景中，从大的视角进行解读和欣赏。

   可见，以“微电影”为典型的现代电影，在传承蒙太奇流派的审美构造时，更加注重对现实生活的“再现”；倾向于纪实主义的审美构造。该种审美构造或许可以说是奇观化、平庸化，但不能脱离其内在的真实性，从而使得广大受众感同身受，以塑造其内在的美。

【注】蒙太奇：指剪接组合镜头，以形成完整的电影片。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正值“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基于对这一现象的担忧，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巩固封建统治，孔子提出了如下思想：“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一些人把“寡”解为土地财产少当是误读，所谓“寡”类似于老子“小国寡民”中的“寡民”。孔子的“贫”是指土地和财产少。孔子的“均”应有两解：一是“平均”，如（（荀子·君道》：“以礼分施，均编而不偏”；二是“公平”，相当于《管子·形势》所言“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

    这段话经常被当作儒家宣传平均主义的经典表达加以批判。有的学者指出，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合理，确实是社会稳定的前提之一，但孔子“患不均”之正确，并不能证明“不患贫”之合理；“均无贫”不合事实，“不均才贫”更不合逻辑；“均”是分配形式，“贫”是财富多少，财富分配之均与不均，与财富之多少没有关系。“不患贫”是危险的，因为“贫”正是“不安”的首要原因；物贫则人争，争则不安；人所争者，正是这不足之物。“均无贫”彻底的没逻辑，其极端形式是人人都是零，也就不是贫；而人人都是零，均是绝对均了，但贫还是贫。

    这番言论虽不乏深刻，但存在诸多误解。不能脱离特定的语境加以解释。要知道，孔子这段话是针对季康子掌权者之流通过对外战争攻伐等不义手段掠夺土地和人口而讲的，不是泛泛而论。他分别把“均”、“和”、“安”和“贫”、“寡”、“倾”当作两种价值，“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表面上看是只追求平均、安定而排斥土地和人口的增加，其实不然，他不过是强调通过采用“均”、“和”、“安”的手段和途径达到解决“贫”、“寡”、“倾”的问题。总之，是利用“均”、“和”、“安”的工具理性达到无贫、无寡和无倾的价值理性目的。“均”作为分配形式同“贫”并非完全没有关系，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富的生产和不同人所占有的财富多少。“均无贫”是说“均无极贫”，绝对平均会致贫，但相对平均却可以防止极端贫困、防止两极分化。其实，从另外意义上说，孔子又何尝不“患贫”、“患寡”呢，他对足食、足兵、民信的肯定，对庶、富、教的赞许，就是最好的说明。“贫”确实是“不安”的重要原因，但历史表明“不均”也是“不安”的根源。就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均贫富，并不是绝对的平均主义。在文化分子特别是儒家的心目中，它不过是相对的平均思想，是协调贫富差距，使之保持在适当限度之意。”（封祖盛、林英南：《开放与封闭》）一定的贫富差距在私有等级社会是必要和必然，只是孔子在肯定使各个等级的财富与其身份地位相一致、强调等级分配的同时，坚决反对过度贫富差距。当季康子试图借改革税赋制度以聚敛更多财富时，孔子说：“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孔子讲季康子比王朝的周公富有，而冉求还替他搜刮、聚积增加他的财富；冉求不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大张旗鼓地去声讨他好了。

（节编自涂可国《也谈儒家的财富观》）

    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藏中，传统节日有着其他文化遗产所不具备的特殊性，值得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给予特别关注。

    在古代社会的早期，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传统节日最根本、最重要的主题；中古以后，传统节日促进人际和谐的内容才逐渐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中国传统节日大都是岁时节日。所谓岁时节日，就是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移相适应，有固定的节期和特定民俗活动的时日。它们是先人将自然时间进程与社会活动节律有机结合的产物，体现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观念。我国历史上的传统节日数量很多，它们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各自的形成、发展、兴盛、衰弱以至消失的过程。

    节日就是时间历程的重要节点，它的形成当然是有了基本的时间观念之后的事。古人最早产生的时间观念是日出日落、寒来暑往。由此，开始分为寒暑两季，接着有了四季的划分和最早的节气。先秦古籍《逸周书·时训》记载了二十四节气。流传至今的节气名称全部是以简洁朴素的词汇感性地描述天象气候物候的变化。古人认识到这些日子是天象气候转变的关键节点，以为这些划分都是神灵的意志使然，便在这些日子施行巫术、占卜，祭拜日月星辰、五谷诸神，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们健康平安等。每年如此，便形成了在特定时日周期性重复的民俗活动，形成了最初的节日。月亮的晦朔圆缺之日也让古人感到神秘并加以崇拜，也会产生萌芽状态的节日。这些早期的节日产生于古人以其感性、原始的方式认识自然、适应自然的过程，源于古人在特定时日用以解释、控制自然进程的超自然力崇拜。所以说，岁时节日的产生，最初完全是人追求与自然和谐的结果。确定节气之后，又有了年月日的划分，便形成了历法。

    传统节日都有贵人伦、重亲情的特点，显著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伦理和礼俗，有浓厚的人情味，几千年来已经成为维系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要感情纽带，故传统节日的保护，有利于保持和有效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

    一些较大的传统节日，已不仅仅是汉族的节日，也成为许多少数民族的节日。如春节已成为我国境内四十多个民族的共同节日。同时，少数民族的节日数量众多，也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给予充分的尊重，采取切实的保护措施，维护中华文化一体化格局中的各民族文化多样化；其节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也可被吸收到汉族的节日传统中来。

    包括节日文化在内的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基础部分，是为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共享的文化。在同一个日子过同样的节日，使我们体会到属于同一个族群的文化认同感。尤其是在异文化环境，一个族群同样的节日习俗就更成为文化认同的显著标志。文化的认同往往比政治的认同更为牢固、更为持久。这样的文化认同感，有利于把他们凝聚在一个具有和谐文化的社群之内。

（节选自黄涛《保护传统节日文化遗产与构建和谐社会》）

    春秋战国上下五百余载，是中国历史上最充满活力的黄金时代，是“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剧烈变化时代。那是个大毁灭、大创造、大沉沦、大崛起，从而在社会整体上大转型的时代，这使得那个时代的人无论是政治家、思想家，还是军事家、教育家，是侠，是士，其生命状态无一不是饱满昂扬奋进向上的，充溢着一种不可遏止的进取精神和非凡的创造力。

    那是个讲究谋略的阳谋时代，所以智慧丛生色彩斑斓；那是个本色人生的时代，所以仕学争鸣侠隐飘逸，摇唇鼓舌皆成风流；那是个实力竞争的时代，所以强国富民为本，虚伪的文过饰非的理论无法泛滥；那是个深刻思索、创造思想、成就学问、铸造精神的时代，是中华文化的原生代，所以出现了学术思想百家争鸣的灿烂辉煌的景象。在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伟人中，有一半多的伟人属于那个伟大的时代，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科学、神秘文化……几乎所有基本领域，都在那个时代开山立宗并创造了我们民族精神的最高经典，不仅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而且当之无愧地进入了人类文化的殿堂。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变革最为活跃的时代，五霸迭兴，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七雄兴衰，此起彼伏。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里，教育从戎与祀的礼制中挣脱出来，孔子私学，稷下学宫，最终实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学吏教育制度；文学形成了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文艺作品林林总总，诗歌、辞赋、小说、散文皆为后世之滥觞，这时期有《楚辞》的铺陈抒情、浪漫想象；有《论语》《孟子》的雍容和顺、灵活善譬；有《庄子》的想象丰富、奇气袭人；有《韩非子》的锋利峭刻、研箴析理。艺术更见洋洋大观，青铜器绚烂多彩，金玉精琢叹为观止，铭文风韵为篆刻艺术之典范；宋音楚舞，边磬编钟，宫殿廓城，髹漆彩绘无一不在世界艺术史上熠熠生辉，光彩夺目。科学技术可谓灿烂辉煌，光学物理、阴阳五行、染色麻织、灌溉堤防、经络学说，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所取得的科技成就绝对遥遥领先于世界；当时的争霸战已经是车步兵联合作战，水陆军协同争先的大规模战争，在战争中诞生了孙武、司马穰苴、吴起、孙膑、尉缭等伟大的军事家，他们的集古代兵家大成之作，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对世界各国军事理论产生着巨大影响。

    两千多年过去了，那个民族文化原生代所创造的精神，并没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渐行渐远，依然博大精深，风采依旧。梳理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风云变幻及国家强弱兴衰之演变轨迹，窥探中国文化原生代的恢宏博大与灿烂辉煌，再现当年诸子百家和侠客名士的神采风流，以求我们在新的民族竞争面前，在国家民族的转型期把握住富国强民、团结奋斗的主调。

（摘编自安然《原生文化是民族精神生命之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人不仅凭借劳动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实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而且，在根本上，人最终也要通过劳动来实现人之为人的自由本质。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不仅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且，真正自由的劳动将构成人的第一需要。日常生活的延续离不开劳动，美好生活的实现更有赖于勤勉而高效的劳动。在劳动的过程中，精湛的技艺、积极的合作都特别重要，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不仅创造财富，而且造就美德。

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之所以需要引起、调整和控制这种过程，在根本上，是因为人需要从自然界中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满足自身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要求。然而，如果劳动者缺少基本的技艺，那么他们的劳动就无法实现“物质变换”这个目标，如果劳动者的技艺不够精湛或有效，那么，随着人们所需生活资料越来越多，社会将越来越可能出现普遍的困。如果劳动者的技艺不够丰富或广泛，那么，社会成员所期待的美好生活也就无法实现。

    因此，劳动需要技艺。亚里士多德说，“技艺”就是劳动或制作这类活动的美德。一旦某人作为劳动者而开始行动，他就必须努力让自己的劳动成为好的劳动”，即技艺精湛的劳动。而且，也只有当他真正展示出高超、精湛的技艺，使得劳动富有成效，他才能配称为卓越或优秀的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当然需要认真地钻研、反复地练习，探索有效的途径，培养自身坚忍不拔、精益求精的美德品质。

    人类的劳动具有社会性，它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劳动。随着劳动的发展，尤其是现代社会的劳动发展，越来越精细的社会分工开始发生，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协作开始运行，越来越庞大的社会工程开始出现。对于任何单个的劳动者而言，要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劳动完成某项任务，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面对这样的客观状况，正如法国学者涂尔干指出的那样，劳动者个体将会越来越直接而深刻地意识到自身相对于社会和他人的依赖性，越来越感受到自己作为某个集体或整体的环节意义。此时，如果他不选择积极的合作，不与他人保持团结，不积极参与既有的分工与协作，不愿作出相应的奉献和适当的牺牲，那么，他就既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劳动能力、实现自己的劳动目标，也不能充分获得他人的社会承认，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

    所以，从根本上讲，现实的劳动要求使得劳动者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社会团结和社会凝聚的必要性，使得他们更加自觉地参与到社会协商与社会合作的过程中。在广泛而深度的社会联系下，不仅劳动者个体之间，而且劳动者个体与群体之间都将在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上更加一致。相应的，他们也就更可能形成宽容、友善、互助、为他人奉献甚至牺牲的美德品质。

(摘编自李义天《劳动造就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