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他在探究生命的密码

    2008年2月，在众人不解的眼光中，40岁的施一公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执教的职务，放弃优厚的待遇，从美国全职回到中国，受聘为清华大学终身教授、并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

    施一公的名字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父母亲给他取名“一公”，就是一心为公的意思。施一公说，当时做出回国决定，实际上只用了一个晚上。2008年，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陈希对他说：“清华急需人才，希望一公回国。”第二天，施一公就回复说，决定回国。

    《纽约时报》曾这样报道施一公的回归：“施一公和其他顶尖科学家的回归是一种信号，中国在拉近和发达国家科技鸿沟的时间上，比许多专家预期得要快。”如今，施一公和他的同事们，以一个又一个的重大科研成果，让这个预言变成了现实。

    2015年8月21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连续在线发表两篇施一公教授研究组中国科学家研究“剪接体”的论文，并首次报道了分辨率高达3.6埃的“剪接体”分子结构。著名癌症生物学家、美国杜克大学药理学院讲席教授王小凡评价说，“我个人相信，施一公取得的这项成就将得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认真考虑。”

    阿尔茨海默症，又称老年痴呆症，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人类曾经花了很大气力鉴定老年痴呆症的起因，终于找到Y一分泌酶这一 “罪魁祸首”，可一直以来的结构研究却屡屡碰壁。获得Y﹣分泌酶复合物的三维结构，已成为全球生命科学领域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

    早在2004年，还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施一公，就把目光锁定在了这个结构生物学制高点，但研究却始终停留在初级阶段。施一公回国后，迅速组建起实验团队，也把攻克这个世界级难题的梦想带回了清华。这个团队除导师施一公外，完全由年轻博士生组成。27岁的年轻博士生马丹和26岁的卢培龙是夫妻，他们俩和远在伦敦求学的好友清华毕业生白晓晨一起，共同组成最核心的力量，此外，还有清华大学在读博士生谢田、闫创业、孙林峰、杨光辉、赵燕雨和周瑞。

    如今，面对众多赞誉之声，每一位成员都在强调团队的意义，“科学研究从来不是单打独斗，协同创新才能有大的突破。”施公总是向学生强调从事基础研究应有的担当，“全世界都在为科学研究争分夺秒。基础研究是一个国家腾飞的引擎，科学发展这么快，你在科学上的作为在哪里？你对国家的贡献又在哪里？”

    虽然身兼数职，事务繁忙，施一公在正常的科研和带研究生之外，他还坚持给本科生上课，每年将近100个课时。在课堂上除了传授知识，他还特别注意培养学生对科研的兴趣。在研究上施一公喜欢有个性的学生。无论是在实验室还是课堂上，他总是尽力启发学生的思维，希望学生挑战他的推理，鼓励学生与他争论，多次公开反对对所谓学术权威或权威思想的迷信。每次学生跟他有不同意见时，他更会刻意表扬学生！

    多少年来，他一直为教育学生的方式自豪，在他看来：“我们现在开始在大学中大力提倡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如果不从基础上改变鼓励‘乖孩子’的教育习惯，就很难持续大规模地培养出拔尖创新的人才。”

    施一公曾说，“相比院士二字，我更喜欢别人称我为老师，这是莫大的尊称。”他正是这样一位谦恭而伟岸的师者，激励那些年轻而积极向上的灵魂夜以继日的拼搏，终于让“白手起家”的中国科学家领跑全球。

    如今的他，尽管已经站在了全世界结构生物学研究的制高点上，却仍然时刻保持着拼搏的警醒和担当。“不能只把眼光盯在现在的成功上。别忘了，中国的整体创新力还只排在世界20多名。要是在所有的科研领域都能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那我们的国家就真的不得了了。”

（摘编自2016年2月《中国人物传记》）

【相关链接】

①我们为什么来大学呢？我以为，是学做人。做人并不是一定要做我们觉得可望不可及的英雄模范，更不是要学八面玲珑会做人的那个“做人”，我觉得是学做一个健全的、有自信的、尊重别人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大学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培养这样的人。

（施一公《大学的意义》）

②所有成功的科学家一定具有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这是一条真理。实际上，无论社会上哪一种职业，要想成为本行业中的佼佼者，都必须付出比常人多的时间。

（施一公《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博士生》）

“生命呵，你是一只神鸟”

﹣﹣缅怀我的父亲高士其

高志其

    ①“生命呵，你是一只神鸟”是父亲高士其生前写的诗中他喜爱的一句，我把全诗印在《高士其全集》的封底。父亲去世后，也有知识界与出版界的人士对他的一生作了如此富有诗意的评价。

    ②父亲自幼爱好文学，是在一户书礼世家诞生的。他熟读中国启蒙读本与诸子百家经典，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1918年踏进清华校园作留美预备生后，“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在他心中扎下了根；同时，他有机会接触到西方文学与哲学。17岁他的第一篇英文作品《我的生活》获得好评。后来他加入万国童子军通讯社，锻炼了英语写作能力。

    ③父亲在美留学期间，流行性病毒正在祖国肆虐，成千上万的人，包括自己的亲姐姐，都被这“小魔王”夺去了生命，他便认定医学才能救国，就从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转到芝加哥大学改攻细菌学这个冷门。他多次吞食食物毒细菌做自身感染试验。不幸的是，一次在实验室中，装有病毒的瓶子破裂，他受到脑炎过滤性病毒感染，中枢运动神经遭到破坏，手脚活动发生障碍，但他的思维依然非常清晰敏捷，他顽强地学完了全部医学博士课程。

    ④父亲去美国攻读科学与医学，但仍深爱着文学与哲学。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他阅遍了世界名著。在取道欧洲回国途中，他考察了十七个国家的公共卫生现状和措施，以备供祖国参考。同时，他的文学情结不解，他曾在巴黎圣母院的小书摊流连忘返，不忍离去，终于买了一本诗集才欢喜地回到旅馆。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市，他访问了歌德故居，在那儿买到他十分珍爱的歌德名著《浮士德》。

    ⑤等到他1930年回到上海，他看到被日本侵略的祖国生病了，瘟疫横行，民不聊生，心情沉痛无比，他着手翻译《世界卫生事业趋势》、《细菌学发展史》等文介绍给国人。不久他的病情日益加重，四肢近于瘫痪。但他依然愤世嫉俗，由于不满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他辞去南京中央医院检验科主任的职务，失业后贫病交迫，在上海亭子间开始了科学小品创作。19 34年父亲在发表第一篇科学作品《细菌的衣食住行》时，将原名“高仕錤”改为“高士其”，并郑重宣布：“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就在这时，他经在美国就结识的好友﹣﹣读书出版社创始人李公朴引荐，正式投入了文化抗战的译著出版生活。

    ⑥之后，在李公朴、陶行知、艾思奇、黄洛峰和茅盾的支持下，他不仅成为读书出版社科普创作和译作的重要作者和编辑，还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唯一拿笔奋战且影响最大的著名科普作家。作为一名优秀细菌学专家，父亲准确地预见到了细菌战的可能和反细菌战的必要；作为一名忠贞的爱国者，父亲认为先要从最基础做起，唤醒民众对病菌的防御意识。在父亲看来，从事这项工作的意义，不但是引起对日敌警惕，更重要的还在于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侵害，以强健之身去拯救和保卫祖国，并使它富强。从此，父亲找到了一种把自己留美学到的专业知识，奉献给浴血奋战的中国大众的最好方式。开始，他还能用抖动的手握着笔杆，艰难地书写近百篇科学小品；以后病情加重，就先打好腹稿，一个字一个字地口述出来，请人记录。一篇几百字的文章，往往需要花费几天时间才能完成。但他每天乐此不疲。

    ⑦茅盾先生称赞我父亲妙笔生花，将这些专业知识，变成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有时用“访问记”，有时用对话体，或是幽默的叙述体。各种毒菌在他笔下都被拟人化了，贪婪、狠毒、阴险﹣﹣活像一群侵略人体的小魔王，读者能以此和抗战时期的现实生活作形象的比照。茅盾说，这样“使读者不但得了与我们民旋健康有莫大关系的知识，还激发了我们的民族意识，以及疾恶如仇的正义感”。一位惠重疾的瘫痪科普作家，能以自己手中的笔，在抗战中发挥这样的宣传作用，真是太难得了！也曾有人非难父亲，说他政治热情太高了，有时把研究自然现象的科学，用作抨击社会不正之风和投向民族仇敌的刀枪。而父亲对这些非议不以为然，他不像少数科学家那样，无视民族存亡，把自己关在风平浪静的实验室中作居奇的商贾，他坦然地宣称，他的科学研究“投降了大众”。正因为此，父亲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为这种“投降”奋斗献身的结果！读过的三联人士及其后人说，他们被高士其的民族大叉与爱国情怀深深感动，读时常常想落泪，

并认为：高士其是文化抗战的耀眼明星。

（选自《科普研究》2015年第4期，有删节）

从状元到实业家

    张謇，1853年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家中世代务农。张謇自幼读书，颇有造诣，但家中突生变故，他只有放弃科举，到淮军将领吴长庆手下做了一名幕僚。

    朝鲜壬午兵变，吴长庆受命入朝平乱。张謇跟随吴长庆入朝鲜时，年近而立，当幕僚已有八九年，视野日渐开阔，思想日渐成熟。张謇在朝鲜期间写下《条陈朝鲜事宜疏》《壬午事略》《善后六策》，光绪皇帝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龢读了以后很赞赏。但是张謇的身份只是秀才，翁同龢爱莫能助，唯寄希望于张謇科举考试成功，获得进士头衔，取得通向官场的通行证。

    1885年，张謇参加顺天府乡试，获第二名。然而，接下来的四次会试他都没能考中。他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参加了第五次会试，终于顺利通过并获得参加殿试的机会。殿试考河渠、经籍、选举、盐铁等题，这些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是张謇的强项，他引经据典，论述透彻，文字古朴练达，主考官经过集体讨论，将张謇列为状元。

    考中状元以后，张謇照例被授六品翰林院修撰。在翰林院供职轻松又有前途，过几年往外一放，就是学政或是知府、道台。再过几年升一升，就是今天的省部级高官。但对张謇来说，他的理想是济世救国，在做官与做实业之间，他宁可选择后者。

    1895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清王朝割地赔款。消息传来，举国震惊。这使张謇彻底断绝了继续为官的念头。

    张謇与两江总督张之洞相识后，两人在兴办实业方面非常投机，张之洞委派张謇主持南通州商务局，让他兴办纱厂和丝厂。有张之洞支持，张謇心里很高兴，可是兴办纱厂所需的巨额资金成了一大难题。

    张謇百般奔走，但筹措资金相当困难。为筹措资金，哪怕有人拿十元八元钱入股，张謇也都感激地收下。一位老太太只有六元钱，张謇也给她鞠一躬，把钱收下。张謇费尽周折，受尽刁难，终于筹到15万两银子。

    纱厂开工以后，连收棉花的钱都没有。张謇孤注一掷，一边卖纱一边收棉。苍天不负有心人，大生纱厂开工以后，恰逢棉纱价格上涨。第二年，纱厂还清亏空，第三年获利达10万两白银。到1908年，获利累计190万两白银。

    纱厂走上平稳发展道路之后，张謇想起通州、海门交界处荒废的沿海滩涂是一个良好的商机，他倡导建立了通海垦牧公司。公司建立之初，张謇亲自在芦苇荒草中跋涉考察，带领工人修拦海堤坝，张謇共建21个垦牧公司，每年生产棉花20万担，可以有效地保障大生纱厂的棉花供应。

    1904年，张謇在崇明外沙建大生二厂。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纱厂利润节节上升。张謇又建广生油厂，利用大生纱厂轧出的棉籽榨油；建大隆皂厂，利用广生油厂的下脚料生产肥皂；建复新面粉厂，建资生冶厂、铁厂、建港口、船运公司，修铁路，建懋生房地产公司，还有盐业公司、渔业公司、染织公司、电话公司、火柴厂、玻璃厂及旅馆、俱乐部等企业69家，总资产达3400万银元，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轻工业体系。

    张謇利用企业利润，在南通疏浚河道、修筑公路，建起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级各类学校，建起包括图书馆、公园、气象台、公共体育场、养老院、公墓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服务机构，提倡人们像西方人那样文明游苑、文明看戏。张謇从轻工业开始，带动南通文化、教育、社会风貌全面发展，使南通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城在短短二三十年间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选自《中外书摘》，有删改）

爱书之人范用

    2010年9月14日，范用去世，北京美术馆东街的三联书店放上了范用的照片，旁边有一句巴金当年题赠给他的话：愿化作泥土，留在先行者的温暖的脚印里。

    从打包、收发开始做起，范用由出版社的一名小员工，最后做到了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副总编辑兼三联书店总经理。他在三联70年，有人说，三联的风格很大程度上就是范用的风格。

    1969年，当范用和原文化部出版局局长陈翰伯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时，仍不忘交谈读书感受，他们的美丽构想是——将来条件成熟的话，办一本读书杂志。

    1979年，范用和朋友们办起了《读书》杂志。杂志一创办就显示了与众不同的风格。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时任中宣部干部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此文激起巨大波澜。有的人很会联想，说《读书》刊登此文是为提倡大家读《金瓶梅》这样的书，主张给“坏书”开绿灯。人民出版社党组在讨论《读书》杂志后决定，这本杂志如果出问题，由范用负责。随后多年，《读书》杂志的每期清样，范用都亲自过目，然后签字付印，直到退休。

    范用在出版界给人的印象是大胆而有眼光，屡吃螃蟹。“文革”后，巴金的《随想录》开始连载于香港《大公报》的“大公园”副刊。有人为此向香港《大公报》施加压力，企图阻挠《随想录》的刊登。

    范用得知后，气愤之极。他打电话给巴金，请求将《随想录》交由三联书店出版，他保证一字不改。巴金同意了。

    全本《随想录》在“三联”的出版是轰动性的，直指对“文革”的反思。巴金也由此在时隔几十年后，重新被人关注和打量。这其实并非易事。要知道，直至1990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巴金的《讲真话的书》时收有《随想录》，但其中《“文革”博物馆》只有存目，而没有正文。

    谈到《随想录》的完整出版，范用曾经说过：“自己认为是对的，就应该去做。到现在我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只是好像听一个很有权威的人说过，巴金是个搞自由化的人。这简直是无稽之谈，什么叫‘自由化’？谁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小时候听说过：不自由毋宁死。”

    除了《随想录》，范用经手出版的经典还有《傅雷家书》、《牛棚日记》等书。除了创办《读书》杂志，他还创办了《新华文摘》。此外，范用还热衷于书籍的装帧艺术。他出过一本《叶雨书衣》，将书籍装帧娓娓道来。“叶雨”是他的笔名，谐音“业余”，自谦之说。对于其书籍之装帧水准，张中行曾言：“南有钟叔河，北有范用。”

    多年来，范用挨过不少批评，他常被批评的一点做出版不是“政治挂帅”，而是凭其个人兴趣和爱好。范用的回应是：要做好工作，没有一点兴趣，行吗？恐怕做人也不行。

    范用退休后，曾在《一封感人的来信》中写道：“每一位读者都可以有他个人的爱好和志趣。出版社出什么书，应当有所选择，而且是慎重的选择，这就有高低优劣之分。正直的出版工作者应当自信走一条正当的路，对得起读者、作者的路。”面对市场化的浪潮，这是范先生对出版同行的殷切期望，更是一个出版家内心的坚守。

    戈宝权描述范用说：个子不高，精明能干，爱书如命。他的藏书不亚于一个小型图书馆，而且颇多善本。每次去看望他，只听到他的声音，而不见其人。

    范用的读书法曾让王蒙感叹：今日书今日毕，好书读完不过夜，不好的书确认与搁置也不必过夜。千万不要把书放在一边待读，待下去就会愈来愈多，永无读日。

    刘再复去美国多年，年年收到范用的贺卡。他评价范用说：“范用仅读过小学四年级，最后却成了博览群书、高立书林、独生夜响的书界风骨，这完全是得自乾坤造化之心。”

相关链接：①至今，三联书店已成为众多读者和文化人眼里的一块“绿地”，范用领衔时形成的独立、自由、平实、典雅的“三联风格”并未因他的退休而中断，而是成为一种传统。——吴丛丛《书痴范用》②范用1985年被“一刀切”退休，不过风采依然，见过范先生的人都知道，范用很有范儿，喜欢戴顶深色贝雷帽，穿红毛衣，戴红围巾，鼻梁上架一副黑框眼镜，风度翩翩，书卷气十足，甚至被朋友们戏为“最爱美的出版家”。——黄离《我和范用的“缘”》③范用对“文革”极为反感，“造反派”揪斗他时，他正气凛然，倔强到底，自始至终既不认错，也不揭发别人。“造反派”把他看做眼中钉，在社领导中，他挨打最多，受害最烈，但他毫不屈服，被说成死硬顽固，十足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有个美编还在大字报上画了一幅漫画：四个人抬着一顶轿子，里面坐着长了个大鼻子的刘少奇，轿子上一个很大的“资”字，范用扛着一根哭丧棒，用毛巾擦着满脸汗水，气喘吁吁的在轿子后面紧紧跟着，形象生动，活灵活现。范用对这张漫画非但没有反感，反而十分欣赏，后来还特地要这位美编照样画了一张，收在自己的一本书里，让大家观赏。——张惠卿《〈叶雨书衣〉和范用其人》

申泮文：一生两个“主题词”

主题词：化学

    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化工系，1940年毕业留校任教，此后70余年时间里，申泮文从未离开过南开和自己钟爱的化学教育事业。

    1996年，申泮文已80岁高龄。这一年他开始着手“干一件大事”——“出版一部赶超国外教科书水平的教材”。

    早在20世纪50年代，申泮文就翻译出版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化学教材《普通化学》。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主导着全国高校一年级本科生化学教材的建设工作。然而，随着对国外高等化学教育的深入了解，他发现自己一直行进在“错误的道路上”：国外高校本科一年级的化学课程一般被称为“GeneralChemistry”，自一百多年前我国引入高等化学教育起，就将其译为“普通化学”。

    “实际上，‘普通’一词并不准确！其正确的含义，应该是把一级学科化学的概貌讲授给刚刚进入化学殿堂的学生 ，所以称为‘化学概论’更为合适。”申泮文认为，“这门面对一年级新生的课程，应该由那些对化学学科整体发展有着深刻把握、经验丰富的教授亲自授课。”

    在申泮文的坚持和努力下，南开大学成立了“近代化学教材丛书编委会”，启动新教材的编写工作。4年之后，《近代化学导论》刚一出版，即被列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与此同时，南开大学也正式将本科一年级化学课程 “GeneralChemistry”定名为“化学概论”

    “你把化学元素周期表给我‘变’到电脑里去。”如今已是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的车云霞，仍清晰地记得当年跟随申泮文读博士时他给自己指定的“博士论文”题目。

那一年，申泮文开始接触计算机，钻研多媒体编程技术，并萌发了“研制出世界一流的现代化教学软件”的念头。于是他率领一批博士、硕士和本科生，运用计算机技术，对以往的教学手段进行改造。

    经过3年的艰苦努力，电子教科书《化学元素周期系》终于在2000年底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并随即获得2001年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这套包含60多万汉字、4000多幅图片和1000多幅动画的软件，采用人机对话方式，以元素周期表为主菜单，将各种元素结构通过三维动画进行生动的演示，显示了丰富活泼的教学内容。

    北京大学的教学实践证明，学生完全可以通过这套软件自学，从而使一年级的化学课时减少一半。中科院院士朱清时评价说：“这一成果代表了我国大学多媒体教学和研究的水平。”此后，申泮文又把这套软件译成英文出版。

    在“化软”之后，申泮文又组建了分子科学计算中心，他的想法是要“打造一个教学与科学研究为一体的创新平台 ”。担任中心主任的周震教授由衷地赞叹：“实验、理论、计算，申先生用活了拉动化学学科发展的这三驾马车。”

    那段时间，人们总能看到这位白发先生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校园穿梭。许多人感叹，这位耄耋老人哪来这么旺盛的精力？因为他们都知道，77岁那年，申泮文罹患癌症，切掉了五分之四的胃。

主题词：爱国

    “如果在科学家和教育家这两个身份中选择，我宁愿做一名教育家。”申泮文这样说。抗战胜利后，申泮文受命承担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复员返校的公物押运工作。历经一年波折，跨越3500公里路途，他和同伴将300多吨公物运回平津，为西南联大的历史画上最后一个句号。

    2005年，申泮文以“我国执教时间最长的化学教师”的评语，入选“中国10位最令人感动的教师”。那一年 ，他90岁。

    90岁那年，申泮文还开通了博客，成为最老的博主，博客的名字开门见山——“申泮文教育家博客”。

    “我最关心的是教育，我们教育工作者要增强危机意识，为国家的教育事业提供意见。教育改革可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在申泮文的博客中，对“石头”有所阐述，他认为的 “石头”有二：一是中国教育史上的成功案例，如西南联大和张伯苓创立的南开教育体系；二是国外先进教育的规律和经验。

    每年新生入学，南开大学的很多院系都邀请他开办“铸我南开魂”系列校史讲座，对于这样的邀请，申泮文不论多忙都从不拒绝。他说：“爱国主义教育是育人的根本，是我们教师最崇高的责任。”

    “要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我一生的时间就干了这两件事！”申泮文倚在病床上，捻着胡子悠悠地说，神情怡然。

（2014年08月15日《 光明日报 》，有删节）

百岁巴金的最近十年

    坐在轮椅上的巴金不曾忘记社会上发生的每一件大事。1999年以前，不论在上海，在杭州，在家中，在医院，他每天傍晚总是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除了把所有重版书稿费一律汇向中国现代文学馆外，他还把新写的文章的稿费积攒起来，不时捐献给灾区人民。他一看到灾区受困，就请上海作协陆正伟送去一份并不留自己名字的捐款，他连1998年4月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评选活动中荣获“杰出贡献奖”而得到的一笔巨款，也以“一个老人”的名义捐给了灾区。他还十分关心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他几乎每年都给“希望工程”办公室捐款几千元或几万元。

    他继续向有关单位捐赠藏书。1997年5月6日下午，他还破例走出家门，到上海图书馆参观举行开幕礼的新馆。他过去已给上图捐赠过7 000册外文书籍，这次又请侄外孙李舒在家里为他整理出4 000多本珍藏的外文图书，这些书几乎每本的扉页都有巴金的英文签名，其中有俄文版果戈理的《死魂灵》、法文版卢梭的《忏悔录》，还有一套十卷本的俄文版《托尔斯泰选集》，这些都是巴金平时爱不释手的宝贝。这次出行，也许可以说是巴金最后一次对外单位的访问。

1998年，巴金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抒情散文《怀念曹禺》。这是继《怀念萧珊》之后，巴金晚年散文中的又一棵枝叶共茂的大树。巴金坐在轮椅上，对小林苦笑着说：“我还想写一篇回忆西谛(郑振铎)的……”但是就在这一个时刻——1999年春节前几天，巴金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突然发高烧，患上肺炎，头脑昏昏沉沉。华东医院的医师立刻把他转到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因痰塞呼吸道，不得不把气管切开。从此，巴金再也无法说话了!在手术治疗过程中，为防细菌感染，医院严格规定，除了家属和护理人员，谢绝一切客人前去访问，连平时至少每周都要去探访一次的胞弟李济生，也是直到三个月后，巴金险情过去重返正式病房后，才被准许前去看望巴金。

巴金见到济生，禁不住露出一丝笑意，但无法更明确地表达他内心的激动。济生忙说：“你吃力，不用讲话，还是听我说吧!”济生就把这一时期几位老友经常打电话问他病情的情况告诉他，同时还把外地及海外友人来信的摘要念给他听。济生深知巴金最重友情，他的朋友也最多，虽在重病中，巴金仍十分想念他们。去年春夏巴金去杭州休养，临行还关照济生去问候正住在华东医院治病的柯灵与罗洛。而今罗洛已不幸逝世，虽柯灵已暂时出院，哪知另一个老友王西彦也住进了华东医院。济生记得西彦曾几次向他表达对巴金的关心，他们是在“文革”中患难与共长达十年的难友啊!当然，此时济生不可能预料到西彦、柯灵不久即先后离世，他只能转达两人对巴金的问候之意。说着话，见巴金又昏沉沉想睡了，便离开了病房。

隔了两天，济生又去病房看巴金，恰好小林正守候在巴金病榻边。他想起了前些日子读到的张光年在《沪苏日记》一文中说的“回想四月初巴老心情不好，拒绝吃药……”，就忙问小林是怎么一回事。小林说：“爸爸在险境过去，病情稍趋稳定后，从昏睡中醒来，看到自己眼前的处境，觉得自己没用，一切全听别人摆布，有违自己心愿，确实曾感到十分烦躁不安……”他明白了，巴金似乎经历了一次艰难的自我挣扎，终于又恢复过来了。

    现在，巴金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按时看电视节目了，但小林她们仍让他听录音，为他放音乐。小林还特地打电话给音乐知音、家中藏有大量录音带的作家赵丽宏，请他帮忙。小赵很快给巴老送去二十盘录音带，其中有贝多芬、肖邦、李斯特、舒伯特、拉赫玛尼诺夫等人的作品。

    巴金终于和千万读者一起迎来了21世纪。在1999年新年，巴金和冰心、萧乾相约共迎新千年到来，但冰心、萧乾两位老人临时撒手归去。这件事巴金并不知道，谁也不想告诉他，怕影响他的健康。他在动手术前，曾想请家属用手机与冰心通话，家属只好推说医院与外地通电话有困难。这件事就这样打发过去了。

    而今，巴金百岁大寿来到了。老人百年耕耘，果树遍地，在我们享受他的丰盛收获而感到无限欢愉的时刻，我们自己该怎样挺起腰来奋发图强呢？

（选自徐开垒《巴金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