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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模拟题 难易度:普通

2017届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中学校高三适应性训练语文试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

爱书之人范用

    2010年9月14日,范用去世,北京美术馆东街的三联书店放上了范用的照片,旁边有一句巴金当年题赠给他的话:愿化作泥土,留在先行者的温暖的脚印里。

    从打包、收发开始做起,范用由出版社的一名小员工,最后做到了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副总编辑兼三联书店总经理。他在三联70年,有人说,三联的风格很大程度上就是范用的风格。

    1969年,当范用和原文化部出版局局长陈翰伯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时,仍不忘交谈读书感受,他们的美丽构想是——将来条件成熟的话,办一本读书杂志。

    1979年,范用和朋友们办起了《读书》杂志。杂志一创办就显示了与众不同的风格。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时任中宣部干部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此文激起巨大波澜。有的人很会联想,说《读书》刊登此文是为提倡大家读《金瓶梅》这样的书,主张给“坏书”开绿灯。人民出版社党组在讨论《读书》杂志后决定,这本杂志如果出问题,由范用负责。随后多年,《读书》杂志的每期清样,范用都亲自过目,然后签字付印,直到退休。

    范用在出版界给人的印象是大胆而有眼光,屡吃螃蟹。“文革”后,巴金的《随想录》开始连载于香港《大公报》的“大公园”副刊。有人为此向香港《大公报》施加压力,企图阻挠《随想录》的刊登。

    范用得知后,气愤之极。他打电话给巴金,请求将《随想录》交由三联书店出版,他保证一字不改。巴金同意了。

    全本《随想录》在“三联”的出版是轰动性的,直指对“文革”的反思。巴金也由此在时隔几十年后,重新被人关注和打量。这其实并非易事。要知道,直至1990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巴金的《讲真话的书》时收有《随想录》,但其中《“文革”博物馆》只有存目,而没有正文。

    谈到《随想录》的完整出版,范用曾经说过:“自己认为是对的,就应该去做。到现在我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只是好像听一个很有权威的人说过,巴金是个搞自由化的人。这简直是无稽之谈,什么叫‘自由化’?谁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小时候听说过:不自由毋宁死。”

    除了《随想录》,范用经手出版的经典还有《傅雷家书》、《牛棚日记》等书。除了创办《读书》杂志,他还创办了《新华文摘》。此外,范用还热衷于书籍的装帧艺术。他出过一本《叶雨书衣》,将书籍装帧娓娓道来。“叶雨”是他的笔名,谐音“业余”,自谦之说。对于其书籍之装帧水准,张中行曾言:“南有钟叔河,北有范用。”

    多年来,范用挨过不少批评,他常被批评的一点做出版不是“政治挂帅”,而是凭其个人兴趣和爱好。范用的回应是:要做好工作,没有一点兴趣,行吗?恐怕做人也不行。

    范用退休后,曾在《一封感人的来信》中写道:“每一位读者都可以有他个人的爱好和志趣。出版社出什么书,应当有所选择,而且是慎重的选择,这就有高低优劣之分。正直的出版工作者应当自信走一条正当的路,对得起读者、作者的路。”面对市场化的浪潮,这是范先生对出版同行的殷切期望,更是一个出版家内心的坚守。

    戈宝权描述范用说:个子不高,精明能干,爱书如命。他的藏书不亚于一个小型图书馆,而且颇多善本。每次去看望他,只听到他的声音,而不见其人。

    范用的读书法曾让王蒙感叹:今日书今日毕,好书读完不过夜,不好的书确认与搁置也不必过夜。千万不要把书放在一边待读,待下去就会愈来愈多,永无读日。

    刘再复去美国多年,年年收到范用的贺卡。他评价范用说:“范用仅读过小学四年级,最后却成了博览群书、高立书林、独生夜响的书界风骨,这完全是得自乾坤造化之心。”

相关链接:①至今,三联书店已成为众多读者和文化人眼里的一块“绿地”,范用领衔时形成的独立、自由、平实、典雅的“三联风格”并未因他的退休而中断,而是成为一种传统。——吴丛丛《书痴范用》②范用1985年被“一刀切”退休,不过风采依然,见过范先生的人都知道,范用很有范儿,喜欢戴顶深色贝雷帽,穿红毛衣,戴红围巾,鼻梁上架一副黑框眼镜,风度翩翩,书卷气十足,甚至被朋友们戏为“最爱美的出版家”。——黄离《我和范用的“缘”》③范用对“文革”极为反感,“造反派”揪斗他时,他正气凛然,倔强到底,自始至终既不认错,也不揭发别人。“造反派”把他看做眼中钉,在社领导中,他挨打最多,受害最烈,但他毫不屈服,被说成死硬顽固,十足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有个美编还在大字报上画了一幅漫画:四个人抬着一顶轿子,里面坐着长了个大鼻子的刘少奇,轿子上一个很大的“资”字,范用扛着一根哭丧棒,用毛巾擦着满脸汗水,气喘吁吁的在轿子后面紧紧跟着,形象生动,活灵活现。范用对这张漫画非但没有反感,反而十分欣赏,后来还特地要这位美编照样画了一张,收在自己的一本书里,让大家观赏。——张惠卿《〈叶雨书衣〉和范用其人》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巴金以“愿化作泥土,留在先行者的温暖的脚印里”赞美范用甘做泥土为他们铺路的精神,不仅因为范用完整出版了《随想录》,更因为范用把一生献给了出版事业。 B、范用创办杂志、出版书籍只凭个人兴趣爱好而不愿意“政治挂帅”,这使他一生饱受批评,在文革期间还被下放,被批斗,受尽了折磨。 C、面对市场化浪潮,范用认为,出版社不应该顾虑读者的好恶,而应慎重选择高质量的图书出版,出版工作者也应坚守正当的道路,这跟他的人格和一贯的出版思想是一致的。 D、文章直接或间接引述了多个人对范用的评价或描述来突出他爱书如命的特点与鲜明的个性,丰富了文章的写作角度和内容,表现了范用名气之大与社会影响之广。 E、范用从出版社的打包、收发等杂务工作做起,最后成为三联书店总经理。他在三联工作70年,造就了独立、自由、平实、典雅的“三联风格”。
(2)、为什么范用敢于在出版界“屡吃螃蟹”?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3)、范用在生活中表现出了怎样的个人魅力?请简要概括并加以分析。

(4)、本文标题为“爱书之人范用”,范用“爱书”表现在哪些方面?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小题。

林庚:喧闹时代里的隐退者

张伟

    如果不是他去世的消息被媒体报道,林庚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今年中秋节的前两天,这位97岁的老人在睡梦中辞世,人们这才又记起早年与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并称“北大中文四老”的林庚先生。

    他的学生钱理群说:“他赤条条地来,又赤条条地去。”钱理群曾告诉自己的每一个学生,要去接触林庚,拜访林庚,因为这位老人有着故去的知识分子们身上最深厚、最值得传承的精神财富。这笔精神财富近20年来一直隐居在北京大学燕南园里。上世纪80年代林庚从北大退休,便一直居住在这里。

    据听过课的人们回忆,林庚讲课,有时身着白衬衣,吊带西裤,有时身着丝绸长衫。他腰板挺直,始终昂着头,大多时间垂着双手,平缓地讲着,讲到会心关键处,会举起右手,辅以一个有力的手势。他从不用讲稿,偶尔看看手中卡片,但旁征博引,堂下鸦雀无声,仿佛连“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

    林庚退休之前,中文系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堂“告别课”。尽管从1933年在清华大学给朱自清当助教开始,林庚已经执教半个世纪,但他的讲课题目还是几经更换才定下,讲课内容也斟酌再三,教案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月。这一课,讲的是“什么是诗”。

    讲课那天,他穿一身经过精心设计的黄色衣服,配黄皮鞋,头发一丝不乱。然后,他款款讲来,滔滔不绝。但是,课后当钱理群送他回家,他一进门就倒下,大病一场。

    晚年,燕南园里这位坐在藤椅上的老人,已经少问世事,不接受媒体访问,淡出公众视野,甚至,连那些从他门口路过的学生,有些也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功利、名望仿佛已经完全从先生的心里消失。”他的学生张鸣说。

    但老人的隐居生活却似乎自得其乐。一次,张鸣去拜访他,请教学问。两人正高谈阔论,忽然屋里响起一阵响亮的鸡叫,随后锣鼓声大响。张鸣大吃一惊,不知所措。林庚见了,在一旁得意地拍起手,哈哈大笑。原来那是儿孙们送给这位年过九旬老人的一件玩具,只要说话声音过大,就会自动发出声响。这是林庚十分喜爱的玩具。林庚还酷爱放风筝,常到学校围墙外空地放风筝。他在床头挂了一只花蝴蝶的风筝,这只花蝴蝶一直陪他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纯真、率真、赤诚,就像一个真正的孩子。而这是做一个大师最大的特点。”钱理群说。

    这位九旬老人脸上孩子般的笑容,让为他制作遗像的照相馆师傅感到惊讶:“这么精神的老人,从来没见到过。”

    隐居中的林庚,惟独在有人请他为学生讲课时绝不推辞。“对学生,对年轻人,林庚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感情和期待。”张鸣说。

    在他那间简朴陈旧的客厅里,他面对来访的学生,很容易激动起来。“学生们坐在他面前,甚至连敬仰的心都很难产生,他实在太随和,太真诚”。学生袁行霈回忆,他从不对学生疾言厉色,也不肯当面表扬,或者说些惯常的客套话。

    学生去看望他时,他起身迎接。离开时,又总是要送出大门,说声“谢谢”。北大毕业生余杰曾撰文回忆读书时他与林庚的一次接触。林庚站在料峭的寒风中迎接他,主动与他握手,说话总带着“歉意的微笑”,告别时走出很远,回头看,他仍“站在门外望着”。

    不过,“文革”中林庚曾被选调入“两校写作小组”。这段历史,成为有人指责林庚的罪名之一。但钱理群向记者转述,在一次为一本古书做注的讨论会上,江青曾送给林庚一枝花,托他“转交夫人”。林庚不卑不亢,接过花,随手放在桌上,没有任何受宠若惊的表情。

    “他并不显赫,社会上的人也许并不知道他是谁,然而学生却永远铭记。”钱理群说,这是作为一个老师,可以得到的最高评价。

相关链接①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②张鸣:北大中文系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等职。③袁行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曾任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北大国学院院长。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

侯伯宇: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风骨

    1930年9月11日,侯伯宇生于天津。从少年时起,侯伯宇就在父亲爱国思想的影响下,立志“科学救国,作出更好的武器”。

    建国前夕,侯伯宇放弃了台湾大学的学业和出国的机会,辗转回到北京。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他,毅然投笔从戎,报名参加志愿军,并将父亲给他的四年学费、生活费1000美元全部捐出。1953年,新中国“一五”计划工业建设急需懂外语又有数理基础的人,侯伯宇放弃了回清华继续深造的机会,赴鞍山黑色冶金设计院当了一名俄语翻译。1956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他积极响应,考取了西北大学物理系。1973年,侯伯宇主动投身西部建设,并最终在西北大学扎根,一干就是37年。其间,国内外很多高校和科研单位以优厚的条件邀请他去工作,他都一一谢绝。他说:“西部更需要我,这里的学生更需要我。”

    侯伯宇一生致力于理论物理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贡献。上世纪50年代后期,侯伯宇致力于群论在物理学中应用的研究,解决了苏联国际权威未能证明的重要公理和量子化学权威未能提出的重要公式。1983年,侯伯宇与美国学者合作推导出一系列非定域守恒流的结果,运用对偶变换找到了给出所有无穷多个守恒流生成元的办法。这一研究成果被国际学术界称为“侯氏理论”,是当时世界上以中国人姓氏命名的20项现代科技成果之一,被誉为“中国的骄傲”。

    侯伯宇一生成果卓著,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名气很大,但他却从不接受新闻媒体对他的采访和宣传。有一次,他的学生在帮助他整理申报科学院院士材料时,发现他居然舍弃了发表在影响非常大的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反而收录了一些发表在普通期刊上的论文,非常不解。他解释说,有些论文,虽然发表的期刊档次很高,但实际上的学术价值却不及另一些论文,我要选择那些更具生命力的文章。

    上世纪80年代,侯伯宇一手创办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重点培养硕士研究生、博士生。在教学过程中,侯伯宇十分重视教学研究,努力寻找有利于学生接受的教学法,非常注重创新和提高课程起点,把授课内容与研究课题密切结合,把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给学生,讲授国际上正在发展的最新、最先进的内容。他认为“学生必须对本学科的全局有通盘的了解,这样才能判断学科生长点,选择能带动学科的课题”。

    侯伯宇注重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经常邀请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到物理所来为学生上专业课,千方百计送学生到国内外著名高校或研究机构访学进修。在他的努力下,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1985年获批为全国首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很多诺贝尔得主和国际著名物理学家相继前来访问,建立交流合作关系,为学生作报告、开讲座,实现人才培养的创新性和国际化的很好结合,培养的学生具有国际意识,有能力参与国际交流和国际前沿研究。

    30多年来,侯伯宇培养出了一批高水平的学生,许多人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在现代物理前沿取得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成果。如今,多数学生的研究都处于国际学术领域的前沿水平,其中李卫、顾樵的研究成果被学术界冠名“侯——李变换”和“顾效应”。中国科学院院士戴元本说:“侯伯宇为我国理论物理队伍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特别是对于得到广泛认可的我国理论物理‘西北军’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

(《陕西日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1950年,20岁的侯伯宇第一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80年,先后三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的侯伯宇,在50岁之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报》)②“我誓要以创新湮灭顽疾之苦痛,以创新来消灭死。誓以我有生之年,在国际竞相攀登科研高峰中顽强登顶,以作为最后的礼物。”(《侯伯宇自传》)③在学界,大家都知道侯伯宇有两“怪”:一是出去开学术会议,无论国内国外,从不参加游玩,总是抓紧时间在宾馆看文献;二是不当官、不退休,晚年依然坚持在科研第一线。

(《中国青年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我在父亲赵望云的笔墨中度过自己不知事的童年和充满理想又经历过迷茫的青年时期,这两个时期,父亲对我有着深刻的影响。

    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客人络绎不绝,几乎都是为着父亲的画而来。父亲善良随和,从不忍心让来访者空手而归。更有黄胄哥、济众哥、庶之哥(三位均是我国著名的国画大师)索性吃住在我家,随父亲习画。这是一个热闹的充溢着温馨和生机的大家庭。许多人以为我会随父亲学画,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从未强迫我一定得走他的路。

    父亲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外旅行写生画画,即使受迫害最深的日子也没有歇脚。他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特别是面向大西北,沿着古丝绸之路,深入祁连山的崇山峻岭、八百里秦川的乡间地头、秦巴山区的林场民居体验生活,创作出大量反映人民生活的传世之作。张大千曾这样说过:“我画马不及悲鸿与望云,悲鸿的马是奔跑的马,望云的马是劳作的马。”老舍先生这样说:“赵先生的山水画本来很有工夫,可是他不喜欢山水里那些古装老翁,所以就在乡间细细地观察,深深地揣摩,要把活人活事放在图画里,以求抓住民间的现实生活,使艺术不永远寄存在虚无缥缈之间。”的确是这样,父亲的画作与劳动人民息息相关,构图中既有理性的审美观,又有豪放自由的笔墨,更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他以自己独创的画风成为开宗立派的一代大师。

    我敬重父亲,每次站在他的身边,专注地看他作画,我的心里都会产生隐约的音乐线条,这是一种神奇而美妙的感觉,这感觉随着父亲笔墨的变化和线条的流动而强烈着,强烈着。在父亲画案旁的我,鬼使神差地坚定了当作曲家的决心。父亲一直钟爱中国戏曲音乐,拉得一手好 京胡,他早就发现我在音乐上的天赋和超常的爱好。但那个年月,出身于我们这样家庭背景的孩子是很难进入高等学府的。在我考试结束后,得知考试成绩很好,我兴奋不已。但如父亲所料,我还是落榜了。我酷爱音乐,哪里能经受住这样的打击,一下蔫了。父亲搂过我说:“你既然热爱音乐,就应该认认真真地爱,切不可屈服于眼前的小挫折,时间长着呢。”父亲温暖的怀抱和亲切的鼓励让我轻松了许多,我更加坚定了学习音乐的决心。

    在音乐学院学习的过程中,父亲似乎离得很远,又似乎站得很近,我觉得自己是父亲手中的风筝,他掌握着我的方向,引领我飞向蔚蓝的天空。

    大学毕业分配时,我留在了西安,工作单位是陕西戏曲剧院秦腔团,这和我做真正意义上的作曲家的理想有相当的落差。父亲却认为:“到秦腔团工作是一个学习民族民间音乐的绝好机会,中国戏曲音乐是民族民间音乐的根,不论你学了多少西洋作曲法,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是你今后音乐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只要你安下心来把它弄明白,将会终身受益。”幸亏父亲及时点拨。在秦腔团的工作中,我开始用大量时间了解秦腔、碗碗腔、眉户,了解它们的板路曲牌形式、唱腔结构、锣鼓特点等等,并与其他剧种如京剧、豫剧、晋剧、川剧等作比较,寻找它们不同的特点。父亲期许的目光告诉我:“美术是凝固的音乐,希望有一天,你用自己的音乐为爹的画注入活力。”我在心中对父亲郑重承诺。从此我的努力有了更明确的动力。

    我崇拜父亲,虽说父亲对我的生活的关照并非事无巨细,但父亲的艺术才华和他坚韧不拔的内心情愫是我一生的榜样。在压力最大的年月,父亲很少说话,只是在精神稍好的情况下不停地作画,累了,便靠着床头,搭着小棉被,微闭着双眼,手中的香烟忽明忽暗,这个时候谁也不会打扰父亲,我们知道父亲虽然停下手中的画笔,可他心中的笔却没有停住。一家人共同守护着父亲心灵的创作净土,在那片净土上,父亲拖着病残的身躯耕耘出他的晚年百幅系列作品。这一组作品是父亲灵魂深处对美好生活的追忆与呐喊,他如交响诗一般冲撞着我的心,激励着我的音乐创作。我热爱父亲,是他的给予让我收获了多彩的人生。如今,我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父亲依然是一座巍巍高山矗立在我的心中。

(赵季平《心语——怀念父亲赵望云》)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各问。

还我鲁迅

朱学东

    今天许多人不喜欢鲁迅的原因,除了鲁迅似乎太过“刻薄尖酸”“不饶人”的传统说法之外,还有就是鲁迅死后的神化,在新的时代新的人群中引发的逆反。但是,从来没有第二个人像鲁迅一样赢得过我的心。

    这位“辗转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痕迹’’(废名语),“以非凡的志气,伟大的心地,贯穿了一代的人物”,也是一位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颓废苦闷,而又刚毅决绝;阴郁狐疑,而又温情慈悲。他对心性自由的攀缘,不屈服于一切势力的选择,他混合着个人主义与虚无主义在黑暗里的挣扎,以自己的真反抗一切奴役之路。他的努力,就像无声中国微茫的烛光,穿透着无边的寒夜,至今回荡在这块土地的上空。他那些本该速朽的文字,依然鲜活,渗着斑斑血痕。假若他地下有知,更会有深深的绝望,一如他活着时。

    他死后,在他的精神墓碑上,后人以他最不希望看到的方式给他加冕。但他已经无能为力,只能在黑暗中,以他活着时穿透世相的目光,冷冷打量这喧闹的人世间,以他希望速朽的文字,让偶尔瞅上一眼的人胆战心惊。

    他曾经带动了许多青年人走向精神幽深之地,后来也带动了我。他是我远离奴隶之路最重要的引路人,燃灯者。

    但是,对于热爱鲁迅受教于鲁迅的普通人而言,我们更希望看到一个真实的鲁迅,而不是一个被高度神化、脸谱化的鲁迅。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鲁迅,对于深谙鲁迅各种著述的研究者而言,或许不是很难理解,但对于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更需要扎实的史料辨析,来为鲁迅祛圣祛魅,还给我们一个跟大家一样有人性弱点但更可爱可敬的鲁迅,而不是神坛上端坐的图像。

    孙郁的《鲁迅遗风录》,其实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在《鲁迅遗风录》这本书中,孙郁通过对鲁迅生前生后的主要关系图谱包括精神传承的关系图谱的收集整理,为热爱鲁迅的普通读者,梳理出了与神化、脸谱化完全不同的鲁迅形象,那是鲁迅的友人、弟子以及受其影响者包括与他关系并不融洽的人心中或笔下的鲁迅,尽管立场态度各有不同,但所勾勒呈现的,都是活的鲁迅的不同侧影,它们汇聚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

    孙郁通过这些不同侧重的叙述,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话语全然不同的鲁迅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而这些非官方的关系和话语,用孙郁老师的话来说,他要还原的是“私人语境里的鲁迅”。这些“私人语境里鲁迅”,实际上也是与主流的神化圣化鲁迅相对应的非主流的叙述。它为我们保存了一个没有被功利化的私人眼中的鲁迅形象,应该是更接近鲁迅的本真。

    孙郁所呈现的,不惟是一个私人语境中的鲁迅,也为通过这些私人叙述,用北京大学高远东的话来说,就是以鲁迅为线索,为我们勾勒了一部当代社会思想文化史。其实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说,孙郁是借这个话题,浇了当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块垒。

    《鲁迅遗风录》中,孙郁的思考,坚守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有着自己对于鲁迅精神的独特体验,文字感性流畅,温润诗化,充溢了与岁月不太相合的激情。

    我相信,所有热爱鲁迅的人,内心都会流淌着这种激情。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平民建筑师”齐康

    在南京,有一座被誉为“一部由石头垒成的史书”的建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是全国第一座抗战史系列的纪念馆,其设计者是当今中国建筑界泰斗级任务齐康。

    齐康生于南京,虽没有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但当年父亲冒着生命危险留守南京保护难民的事迹,给齐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0多年来,难耐的悲愤,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触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使他倾注了20多年的心血设计出这座纪念馆,他说:30万南京人的血肉生命,值得我呕心沥血去祭奠。

齐康对纪念性建筑情有独钟,他参与设计了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等上百座纪念馆。他用建筑的形式留存和传承民族的历史,表达情感,期望美好未来,被称誉为“纪念馆意义”。

    其实,齐康更喜欢别人称他为“平民建筑师”。无论是他设计的高楼大厦、园林小景,还是各种各样的纪念馆,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走进去,去感受,去领会。他说建筑必须为人服务,以人为本。在大连理工大学伯川图书馆的设计中,他在图书馆内预留大量“交往空间”,国内有些图书馆专家对此很不认同,认为应该最大限度地设计阅读空间。而他认为图书馆的功能不只是阅读,还要有交往、交流不只是人与书,还有人与人。

    在福建武夷山庄的建筑设计中,齐康从传统中传承出新,在福建地区的乡土建筑里融入时代的气息,探索出一种新的地方主义风格,使福建武夷山庄成为全国风景建筑中第一个乡土建筑时代化的作品。他说,要尊重一方土地,尊重一方水。在这个一方水土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作品来,让人看到这个建筑就像是从这个环境里长出来的。

    齐康认为建筑师应当有一种情怀,一种责任心,担负起建设和梳理城市环境的重任。他说,建筑师必须研究城市的自然特点和人文特点,建设有情感的城市。他认为每一个城市都是有记忆、爱坐标的,比如说游子回到故乡,他能依着某个建筑找到以前的记忆,而现在的城市建筑突飞猛进,人在其中感觉很孤独,如何听的见乡音,记得住乡愁?

    作为建筑设计大师,齐康信奉一句话:不下工地的建筑师不是一个好的建筑师。他认为真正的知识许多来自下层。他曾经问擦窗工人对窗台设计有什么看法,工人说,站在花岗岩表面上太滑了,窗沿太窄,铝合金的窗轨不好站。这让他深深体会到,建筑不仅为业主设计,还要为擦窗工人设计。

    面对中国科学院院士、法国建筑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首届”梁思成建筑奖“等种种荣誉,齐康很淡然,他说:“盖棺定论时,能被看作‘平民建筑师’,我就心满意足了。”

(摘编自李伶伶《齐康传》)

相关链接:

① 齐康参与设计近200座建筑,其中纪念性建筑、学府建筑、文化建筑、人物建筑、风景建筑、办公建筑等多种类型。在这些建筑设计中,他运用中西方建筑的传统手法,融入丰富的哲学思想,重视空间的处理,探索中国现代建筑风格。

(摘自《东南大学校友介绍》)

②中工程学院院士王建国读博士时,师从齐康。王建国说:“齐先生高瞻远瞩,将建筑学有限的设计领域扩展到城市和环境领域,扩大到社会和人文领域。”

(摘自“中华新闻网”)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无机材料大师严东升:生而为国

    2016年9月18日早上5点56分,世界著名材料科学家、我国无机材料科学技术奠基人、两院院士严东升在上海瑞金医院病逝,享年98岁。严东升去世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官网首页用1/4板块推出醒目的“沉痛悼念严东升先生”专栏。

    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严东升欣喜若狂,迫不及待想要回到祖国,以了“矢志科学,许身报国”的心愿,1950年2月,他中断了博士后研究历经周折回到祖国。

    严东升先生是中国当代无机材料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七十多年来,他始终将自己的科技实践与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无机材料科学领域辛勤耕耘,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建设发展设计着蓝图并积极实践。

    刚一回国,严东升就马不停蹄赶往开滦化工研究所着手耐火材料的研究,因为他知道,新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亟须重工业的崛起。1954年,严东升被委以重任,解决包头钢铁厂原料——包头铁矿石含氟量高给高炉炼铁带来的严重问题。其间,大到宏观组织调控队伍,小到研究数据的精确统计,从车间到实验室、办公室,严东升都亲力亲为,巨细无遗,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世纪60年代,严东升参与创建了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在这里,他把科研方向从传统硅酸盐材料研究调整为先进无机材料科学指导下的新材料研究,主持研究的陶瓷基复合材料,获得国家发明奖一等奖。

    严东升先生是著名的战略科学家。他参与了中国第一个科技规划《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1963—1972十年科技规划》的起草工作。1984年,他主持制定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的汇报提纲》,对中科院的科技体制改革采取了一系列面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举措,为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他主持开展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目《长江三角洲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若干问题》,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严东升一生简朴,“不管在哪儿,你都能看到严先生西装革履,穿戴整洁,但你绝对看不到他穿名牌,都是非常普通的衣物”。但他对青年学子和科研教育的出手却“阔绰大方”。严东升的第一个博士生高濂在悼念恩师时说:“1996年,严先生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他领完奖回所后到我办公室,拿出奖金支票和一沓银行的定期存单,有到期的,也有未到期的,有严先生名下的,也有师母名下的,看得出来是拼凑的。他对我说,这里一共20万元,交给所里,作为创立‘严东升奖学金’的款项,帮助贫困生。”

    他一生关心和提携后进,乐于、善于发现和支持富有创见的年轻人。他鼓励年轻科研人员“走出去”,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到国外优秀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在如今的材料科学领域里,活跃着一批他培养和指导的学生及科研人员,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成为我国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严东升留给后人的,除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还有高尚的人格魅力。

    (摘编自龚新叶《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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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剑林研究员始终记得,1989年毕业那年很多人都选择出国,严东升反复同他讲,国内缺少年轻科学家,尽量多待在国内搞科研,出国的事我来安排。留学期间严东升给他写了很多信,最常关照的一句话是“一定要回来”。严东升的学生们都如期回来了。

    (董纯蕾《人生辛苦半九十:追忆“双料”资深院士“完美大家”严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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