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缺憾人生

卞毓方

    先生的《学海浮槎》，记录了他中学生活的一个细节，读后，令我眼前一亮。

    “在学习方面，我现在开始买英文书读。……买英文书，只有一个地方，就是日本东京的丸善书店。……每次接到丸善书店的回信，我就像过年一般地欢喜。我立即约上一个比较要好的同学，午饭后，立刻出发，沿着胶济铁路，步行走向颇远的商埠，到邮政总局去取书，当然不会忘记带上两三元大洋。走在铁路上的时候如果适逢有火车开过，我们就把一枚铜元放在铁轨上，火车一过，拿来一看，已经轧成了扁的，这个铜元当然就作废了，这完全是损人而不利人的恶作剧。要知道，当时我们才十五六岁，正是顽皮的时候，不足深责的。”

    少年的天真、活泼、顽皮，在这里表现得充分无遗，假若季羡林能以这种心态度过他的青春岁月，呈现在我们今天面前的，将会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形象。

    可惜，那只是短暂的返璞归真。须知，这是在济南城，不是在老家官庄，这是寄身于叔父的家，不是依偎在自己父母的膝下，环境变了，季羡林的个性也随之发生改变。怎么变？朝哪一方向变？季羡林晚年总结，他说：从我小时候的作风看，我本是一个外向的人，然而，后来怎么就转成了内向呢？这个问题，过去从未细想，现在回顾在济南那段生活，忽然有所感触，也就顺便给它一个解答。我认为，“三字经”中有两句话：“性相近，习相远”，可以作为参考，古人说得对，“习”是能改造“性”的。我六岁离开父母，童心的发展在无形中受到了阻碍。试想，我能躺在一个父母之外的人的怀抱中，撒娇打滚吗？不，不能，这是难以想像的。叔父当然对我好，但他“望子成龙”，要求十分严格。课余除了抓学习，还是抓学习，偶尔有一点示爱，比如给我从乡下带回几只小兔，也让人感到距离，那种只能身感，不能言传的距离。说到婶母，我不能说她虐待我，那样说不真实；但在日常生活中，小小的歧视，在她可能是不经意，在我却是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叔父有个女儿，我叫作秋妹的，她和我的待遇明显不一样。比如说，做衣服，有时就给她做，不给我做。偏心自己的亲生女儿，这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怪。实事求是地说，拿一个母亲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叔婶，本来就是不现实的。话又说回来，要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有大人的开通，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两件，我也许不放在心上，三件四件五件，经得多了，难免潜移默化，影响到自己的价值取向以至性情。

    季羡林的终生遗憾，是在母亲去世之前，整整八年，他没有回家看望一次。八年啊，八年！这期间，他读完初中，上高中，停学一年，再读，娶妻，生女，高中毕业，上大学，寒暑假回济南……如此漫长的过程，如此曲折精彩的变化，竟然没有抽出一些日子，回家看看。季羡林事后捶胸顿足，懊悔不迭，可以说，他一辈子浸泡在悔恨里。

    终生遗憾，应该还有婚姻。且慢，季羡林在《寸草心》中，不是对妻子评价很高吗？请看他文章开头的叙述：“我因为是季家的独根独苗，身上负有传宗接代的重大任务，所以十八岁就结了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不在话下。德华长我四岁。对我们家来说，她真正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辈子勤勤恳恳，有时候还要含辛茹苦。上有公婆，下有稚子，丈夫十几年不在家；公公又极难侍候，家里又穷，经济朝不保夕。在这些年，她究竟受了多少苦，她只是偶尔对我流露一点，我实在说不清楚。”注意，这里说的是妻子的为人，那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也正因为这一点，季羡林对她十分敬重。敬重是一回事，疏离隔膜又是一回事。不信，再请看下列事实：季羡林1929年结婚，次年离家上清华，1934年毕业，回济南教书，1935年赴德，一去就是11个春秋。1946年回国，进北大，按说，他应该把家属接来同住的，那时一没有户口障碍，二没有经济之虞，但是———他没有！直到1962年，德华才迁来北京。算算看，从结婚到再度聚首，夫妻分居竟长达31年！

    人生有憾，至少是不完满。朱光潜先生说：“这个世界之所以美满，就在有缺陷，就在有希望的机会，有想像的田地。”季先生是大明白人，对一切早已参透，所以他有一篇随笔，题目就叫“不完满才是人生”。

“终身校长”梅贻琦

    梅贻琦，字月涵，幼年熟读经史，在南开受新式教育，喜读科学，在美初习电机工程，任教清华后专研物理。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时却又重温中国经史典籍，于中西文化密切接触体会中，融合中西学问之精华。

    1915年，梅贻琦到清华园任教，工作半年后，回到天津，去见恩师张伯苓，表示对教书没有什么兴趣，想换一个工作。张伯苓语重心长地对弟子说：“你才教了半年就不愿干了，怎么知道没有兴趣？青年人要忍耐。回去教书！”他的夫人韩咏华感慨地说：“月涵照老师的教导老老实实地回到北京，继续在清华任教。……这可倒好，这一忍耐，一辈子下来了。”

    梅贻琦在美国留学时，学的是理科和工科，执教清华初期，教的是物理、数学、英文等课程。梅贻琦早年的学生浦薛凤回忆说：“本人于民国三年夏考入清华后，梅师曾授予数学一课，讲话特别缓慢，解释非常明白，联系认真，而态度和蔼，此一印象至深，迄今犹历历如昨日事。”后曾执教清华大学土木系的施嘉炀回忆说：“我于1915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高等科二年级学习时，梅贻琦先生是我的物理学老师。现在回忆起来，梅老师对学生的学习是非常关心的，他经常在实验室里指导学生做实验，并且总是以诲人不倦的态度为学生解释课本上和实验中的疑难问题。”

    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靠人格魅力，并以自己为榜样，言传身教，如春风华雨，润物无声。梅贻琦就是这样，熏陶了一大批清华学子。他最初的教育教学活动，为他以后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清华有驱逐校长的传统，从1928年到1931年，罗家伦等几任校长像走马灯，时间长者如罗家伦为两年，短者两三个月，有的派来的校长甚至连清华校门都进不了，被师生抵制，灰溜溜地走了。

    梅贻琦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出任清华校长，时任教育部长的李书华晚年回忆说：“民国廿年（1931年）下半年我任教育部长的时候，正值清华久无正式校长，我急于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再三考虑，认为月涵最为适当。时月涵正在美国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我电其同意后，于九月廿三日提行政院国务会议通过，以月涵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由民国廿年起，他继续任清华校长达卅一年之久，是中国国立大学任职最久的校长。他对清华尽力甚多，贡献甚大。回想我在教育部所做的事令我满意的并不多；我为清华选择了这位校长，却是我最满意的一件事。”

    “大师论”是梅贻琦将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移植到中国本土的最成功的例子之一。1931年12月2日，梅贻琦在就职演讲中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梅贻琦千方百计广招人才，使清华园内人才济济，群星灿烂，有效地推动了清华学术和教育的进步。

    梅贻琦是国际学术界有名的“寡言君子”。 他倡导“为政不在言多，顾力行何如耳”。他认为学校造就了人才是为了实用，“否则将是极悲惨的事”。梅贻琦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开，文与理通科，主张学生自学。有了他的这些主张，才有今日之水木清华。

    从1931年至梅贻琦逝世，他被称为清华“终身校长”（晚年创办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他没有博士学位，也不像胡适那样有名气，为何能在大师云集的清华，长期治校而无反对者、驱逐者，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他幽默地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梅’！”这正好印证了霍宝树对梅贻琦的印象：“先生处理公务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清正不苟，待人接物则谦诚恳切，和蔼可亲。其个人志趣高尚，严峻自持，平日不苟言笑，却极富幽默感和人情味，有时偶发一语，隽永耐人回味。”

    1940年，昆明，潘光旦在《梅月涵夫子任教廿五年序》中做如下感慨：“清华所培养出来的多少人才之中，对母校竭其心力，能如是锲而不舍的，已有几人？目前从事于大学教育的人中，或负行政的责任，或主专门的讲席，对所出身的学校，能如是其全神贯注契合无间的，能有几人？不因时势的迁移，不受名利的诱引，而能雍容揖让与大学环境之中，数十年如一日，中国之大，又有几人？”这三问便概括了梅贻琦校长终其一生的坚持与执着。他的一生和清华大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清华大学的学术精神和教育理念，代表了民国教育家的风度。

（选自刘宜庆《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追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梅贻琦语）

②梅贻琦这个名字始终与清华大学联系在一起，原因不仅在于他是历任清华大学校长中任职最久的一位，更因为他是为形成清华校风贡献最卓著的人之一。清华著名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自梁启超演说中的引用之辞，而真正能够将之充分发挥者则是梅贻琦。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记清华前校长梅贻琦》）

九旬叶嘉莹：一辈子和诗词谈恋爱

    叶嘉莹，1924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大家族，叶嘉莹的父母对她采取的是“新知识、旧道德”的家庭教育，虽然准许她去学校读书，但生活上对她约束极严。她被关在四合院里长大，甚少与外界接触。父亲教叶嘉莹认字读书，开蒙的第一本教材就是《论语》。对于圣贤之书，叶嘉莹强调必须真正用心去读，并且贯彻到行动中去。圣贤之书让她相信，宇宙之间自有一种属“灵”的东西存在着，当人生困厄降临时，便多了应对的力量。读初中二年级时，北京被日本人占领，叶嘉莹整年吃不到白米白面，只能吃一种混合面。酸酸臭臭的，很干很粗糙的渣滓，老舍《四世同堂》里，祁老先生的曾孙女宁愿饿死也不吃。但是叶嘉莹没有怨言，拌上最咸的酱吃下去。

    1941年，叶嘉莹才17岁，父亲远在后方失去音讯，母亲忧思成疾去世，身为家中长女，她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幸而当时有伯父伯母的关照，她的学业并没有中断，还如愿考上了辅仁大学。精于古典文学的伯父十分欣赏她的天分，并引导她走上诗词创作、研究的道路。

    另一个对她产生一辈子影响的人，是她在辅仁大学的恩师顾随先生。读书时，她对顾先生的一字一句都舍不得错过，记下了厚厚的8本听课笔记。叶嘉莹还保存着老师当年写给她的信。老师希望叶嘉莹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有开发，能自建树”。信是用漂亮的繁体行草书写，叶嘉莹保存至今。

    叶嘉莹曾说，她的一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从来都是命运把她推往何处就是何处。让念书，也就念了。毕业后让教中学，也就教了。一位老师欣赏我，把他弟弟介绍给我，后来也就结了婚。

    叶嘉莹的丈夫是国民党海军教官，婚后不久，她就跟着丈夫去了南方，1948年又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1949年年末，他们的大女儿才4个月，台湾的白色恐怖弥漫开来，丈夫因被怀疑是“匪谍”抓了起来。3年后丈夫出狱，却性情大变，经常不可理喻地暴怒，妻子成了他首当其冲的发泄对象。本来，生活的重担已把叶嘉莹压得透不过气，丈夫又加重了她的身心负担。她经常噩梦连连，近乎窒息，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

    后来，王安石的一首诗，给了叶嘉莹一抹精神的灵光。诗是这样写的：“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世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她默默要求自己：不要怨天尤人，对待郁郁不得志的丈夫，也要宽容忍让。而这一忍，就是一辈子。这位情感丰富的女诗人，尽管深谙诗词中的儿女情长，自己却从未真正恋爱过。她的小女儿说，我母亲一辈子都在和诗词谈恋爱。 1966年，叶嘉莹受邀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及哈佛大学讲学，后又接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在温哥华定居下来。在拿到学校的终身聘书后，叶嘉莹以为自此就能安稳度日了，不料却再生变故。1976年，她的大女儿和女婿遭遇车祸，双双亡故。她强忍着悲痛为女儿女婿料理完后事，自己关在家里，拒绝接触外面的一切。在这期间，她写下了10首哭女诗。

    诗词不仅帮助叶嘉莹排解悲痛，更给予她走出这种生死劫难的力量。1977年，她终于有机会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大陆。在火车上看到有年轻人捧读《唐诗三百首》，她觉得，尽管这个民族历经劫难，但诗歌的灵魂未死。叶嘉莹重新燃起了内心的激情，决心回国。

    从1979年开始，叶嘉莹每年自费回国，在各地高校讲授诗词。当时“文革”刚结束，传统文化断层严重，学生们内心对于学习古典诗歌有着极大的渴求。很多教授还在用陈旧的阶级分析法解释诗歌，而叶嘉莹却讲解诗歌的“兴发感动”，并旁征博引，令学生们激动万分。叶嘉莹用讲学把生命填得满满的，她记着老师顾随先生说过的话：“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

    也有学生问过叶嘉莹：“叶先生您讲的诗词很好听，我也很爱听，可这对我们实际生活有什么帮助呢？”她这样回答：“你听了我的课，当然不能用来评职称，也不会加工资。可是，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古典诗词中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诵读古典诗词，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对叶嘉莹来说，“报国”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书育人。讲课时，她一定尽己所能，把古典诗词的好处讲出来。对她来说，这不仅是对不对得起学生，更是对不对得起“杜甫”“辛弃疾”的事情。

    晚年的叶嘉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在她看来，“人生总有一天会像燃烧的火柴一样化为灰烬，如果将这有限的生命之火点燃其它木柴而使之继续燃烧，这火种就会长久地流传下去，所以古人常说‘薪尽火传’。有人曾劝我，年纪慢慢大了，该多写点书，少教些课。这话也有道理，可是当面的传达才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叶嘉莹说人生最大的困难，是找到意义和价值。这难题，她早已解开。

【相关链接】①叶嘉莹接受采访时说：“古典诗词里蕴含的，是我国文化的精华，是当年古人的修养、学问和品格。现在的青年一般都不喜欢读古典诗词，因为它的语言是古典的，里面又有很多典故，有很多历史背景，他们自己看是很难看到里面的好处的，难免对它们冷淡隔膜，这是很大的损失。所以我要把这些好处讲出来，希望能够传达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理解，只要有人愿意听，只要我的能力还可以讲，我都愿意一直讲下去。”②叶嘉莹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站在通往诗词王国的道路上，诲人不倦度人无数。诗词给叶嘉莹力量，作为一个承习新知识、旧道德家教的女子，叶嘉莹借它度过忧患，获得疗愈。在诗词这样一种古老而含蓄的文学形式中，叶嘉莹有所躲藏又有所释放。

张充和，她选择留在自己的世界里

慕容素衣

    在不知道充和的存在之前，我以为闺秀这种生物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绝迹了。完全无法想象，时至今日，在与我相隔数万公里的大洋彼岸，一位101岁的老人仍保持着上个世纪初的生活方式：每日晨起，即磨墨练字，吟诗填词，偶尔和同好们举行昆曲雅集，拍曲互和，以乐终日。

    这位老人，就是现居于耶鲁的张充和。

    她从遥远的民国走来，在旧时月色和习习古风中长大。她的名字，曾经和沈从文、卞之琳、俞振飞等人相连，一同成为那个年代的传奇。如今，故人早逝，时移世易，属于她的时代已经永久地过去了，她却仍然选择活在她的时代里，在去国离乡数万里之外。这是一个奇迹，独属于她的奇迹。

    和林徽因、唐瑛等民国名媛不同的是，张家四姐妹属于传统仕女。她们的爱好、才艺乃至心性都很“旧派”，即使时代再跌宕起伏，生活再颠沛流离，她们仍固执地保持着她们闺秀式的生活方式，时代影响了她们的生活轨迹，她们的生活本质却并未改变。这一点，在充和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她考北大，国文是满分，数学却拿了零分；她嫁给了洋人傅汉思，可他是个汉学家，对中国历史比她还要精通；她在美国的耶鲁大学任教，教的却是中国最传统的书法和昆曲；她常和一位叫咪咪的美国女士切磋中国艺术，后来那位女士成为了比尔盖茨的继母；年少的时候，她在苏州拙政园的兰舟上唱昆曲，如今，她仍在耶鲁的寓所和人拍曲。

    充和出生于合肥一个大家庭，曾祖父张树声曾是淮军将领，官至两广总督。到了充和父亲张武龄这一代，已经“弃武从文”，他索性离开了合肥，在苏州创办了乐益女子中学。

    充和是在上海出生的，后被她的一个叔祖母收养。叔祖母把还只有八个多月的充和带回了合肥老家，在那里，她一直生活到十六岁。叔祖母是李鸿章的侄女，很有见识，相当重视小充和的教育。高薪为她聘请了一位老师，名叫朱谟钦，是吴昌硕的弟子，既有才学也很开通，他教充和学古文，还专门弄来了颜勤礼碑的拓本，教她练字。那时的教育是先生和学生朝夕相处言传身教，充和随朱先生从九岁一直学到十六岁，这七年间，朱先生也只有她一个学生，他留给充和的，应该不仅仅只是深厚的国学知识。

    叔祖母去世后，十六岁的充和回到了苏州九如巷。苏州生活让充和的人生路上从此多了项终身陪伴的爱好-----昆曲。

    汪曾祺在回忆西南联大的往事时，在文章中写道：“她唱得非常讲究，运字行腔，精微细致，真是‘水磨腔’。她唱的‘受吐’，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抗战年代，她凭着一出《游园惊梦》，惊艳了当时的重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为纪念汤显祖诞辰三百周年，她回国和大姐元和演了一出《游园惊梦》，仍赢得了满堂彩，其中一张剧照被俞平伯评为“最蕴藉的一张剧照”。

    二十一岁这年，充和以语文满分、数学零分的成绩被北大破格录取。她听过胡适讲文学史和哲学史，钱穆、俞平伯、闻一多都是她的老师。

    抗战爆发后，充和到重庆教育部礼乐馆工作，结交沈尹默、章士钊等名士，并师从沈尹默学习书法，书法可以说是充和一生至爱。她曾说，自己不爱打扮，不喜欢金银珠宝，但笔墨纸砚一定要用最好的。由于长期练习书法，她年老了臂上肌肉仍有如少女般有力。

    谈到女子，总绕不过一个情字。充和最初为大众所知，就是源于一段情事。情事的男主角大家并不陌生，他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卞之琳。相传那首知名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就是诗人为充和所作。

    1948年，充和在炮火声中嫁给了傅汉思。这段婚姻对充和的最大影响是她终于选择了远渡重洋。这个最着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最终却选择了去国离乡。她离开的时候还预想不到，二十多年后，她所着迷的文化在故国大地上被粗暴地清除，三姐夫沈从文被迫去扫女厕所，二姐夫周有光下放到农场。而孤悬于海外的她，反倒保存了一方传统文化的小天地。天地虽小，但能够容下一个优雅而干净的灵魂，已经足矣。

    充和一生醉心艺术，但始终保持着老派人游于艺的态度，书法也好，诗词也好，都是写了就写了，没想过要结集出版，更没想过要去抢占艺术史上的一席之地。

    英国诗人济慈的墓志铭上写着一句话：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充和，也是这样一个“把名字写在水上”的人啊。写的过程就是消失的过程，像飞鸟掠过，天空却并没有任何痕迹。

    不过，充和这样旧派的人，未必会喜欢这类新诗风味的句子。她自撰的诗中有一句意思和此相仿，足以概括平生：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这一曲微茫，正是民国年间的古韵遗响。随着那个年代的远去，已成绝唱。

相关链接：2015年6月17日，“合肥四姐妹”唯一在世者、著名书法家张充和在美国家中逝世，享年102岁。她自幼学习古文及书法，十六岁师从沈传芷等学习昆曲。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抗战爆发，辗转重庆，研习古乐，并师从沈尹默习书法。1948年，与德裔美国汉学家傅汉思结婚，1949年移居美国，在耶鲁大学教授书法二十多载，成为中国古典传统文化在海外的珍贵薪传。（京华时报）

“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

宋凤英

    1863年新年的第一天，法国巴黎诞生了一个男婴。这个名叫皮埃尔·德·顾拜旦的小男孩，在成年之后成为举世闻名的人物。因为就是他，创办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顾拜旦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从少年时代起就对体育有广泛的兴趣，喜爱拳击、划船、击剑和骑马等运动。入学后，他很敬佩博学多才的修辞学老师卡龙神甫，因此对文史课程有浓厚的兴趣，并饶有兴味地涉猎了古希腊的灿烂文化。在11岁生日那天，顾拜旦一口气读完了都德的小说。当他读到那个沦陷区的老师在上完最后一堂法语课，转身在黑板上写下“法兰西万岁”时，不禁泪流满面。对战争的痛恨、逃亡的悲苦，让少年顾拜旦暗下决心，迟早有一天要让祖国复兴，但并不是通过战争的手段。

    中学毕业后，顾拜旦先进入法国著名的圣西尔军校就读。不久，他从军校退学，进入巴黎政治学院。此时，整个法国仍然笼罩在战败的阴影中。法国正积蓄各种力量，伺机对德国复仇。他希望古代奥运会的“神圣休战”传统能在复活的奥运会上得到传承，以激发人们的和平意愿，壮大世界的和平力量。对于古希腊奥运会，顾拜旦充满憧憬之情。特别是古希腊人在奥运会开始前，火炬手一边高举火炬奔跑、一边高呼“停止战争，去参加奥运会”。顾拜旦感到，要让法国复兴，就应该走体育强国的道路，“用体育唤醒法国”。

    不久，顾拜旦又前往英国留学，潜心研究了英国教育史，撰写过有关18世纪英国儿童教育家汤姆士·阿诺特教育思想的学术论文。阿诺特有一句名言：“运动是青年自我教育的一种活动。”这句名言在顾拜旦的心灵中，诱发起致力于体育教育的火花。当时，他还考察了英国教育和体育的现状，对那里学校的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和经常性的郊游十分赞赏，希望在法国各学校中也能设置体育课，培养学生集体主义思想和刻苦锻炼、强健体魄的精神。那时，他对法国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失利深感痛心，希望通过改革教育，增强民众体质，来振兴法国。

    1875年至1881年间，在欧洲考古工作者们的努力下，奥林匹亚的古代奥运会遗址不断被挖掘出来了，而且每年都迅速地公布挖掘的结果。因此，顾拜旦同其他一些对奥林匹亚感兴趣的人士一样，都能及时、详细地倾听到公布的情况。当时他曾写道：“德国人发掘了奥林匹亚的遗址，可是法兰西为什么不能着手恢复她古代光荣的历史呢?”

    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顾拜旦对英国体育运动开展的情况进行了考察。1887年，他做了《法国和英国中等教育制度对比》的报告，对英国将户外竞技游戏纳入教育内容给予很高评价，主张在法国学生中也开展竞技游戏，并以体育为重点来改革教育。1888年5月，顾拜旦针对学生因学业过重而过分劳累的问题提出：“唯一解决的办法是让孩子们游戏。”

    1899年，顾拜旦代表法国参加了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体育训练大会。与会期间，他进一步了解了世界体育发展的动态，敏锐地感到近代体育的发展正在走向国际化，一批国际性的单项体育联合会组织相继成立。例如，1881年建立了国际体操联合会，1892年建立了国际赛艇联合会和国际滑冰联合会等。这些组织都为现代奥运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1890年，受法国政府委托，顾拜旦负责调查、研究大学的体育工作。他借此机会，向世界上许多国家发出了体育状况调查表。通过调查，顾拜旦发现国际上各个体育组织之间充满了矛盾和混乱，对立情绪十分严重，体育运动日趋商业化。这使他意识到，可以凭借古希腊体育的历史经验和传统影响，来推进国际体育运动。他同时深切地感到，应该尽快地以古代奥林匹克精神，把现代奥运会创办起来，用“团结、友好、和平”的精神来指导比赛，以消除体育领域内存在着的种种混乱的不良倾向。1892年11月25日，顾拜旦发表了题为《复兴奥林匹克》的演说，他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创办现代奥运会的倡议。

    从1896年至1925年，顾拜旦一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负责该组织的领导工作。在他任职期间，国际奥委会成员由14个发展到40个。同时，在他的支持下，先后成立了20多个国际专项运动联合会。1924年，他因年事已高，主动辞去担任28年之久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职务，但他被聘为终生名誉主席。

    1937年9月2日，顾拜旦因心脏病在洛桑与世长辞，终年74岁。遵照他生前的遗愿，顾拜旦的遗体安葬在瑞士洛桑，而其心脏则安葬在古希腊奥林匹克的发源地——奥林匹亚。他期望即使自己已长眠于地下，但其心脏仍能与奥林匹克运动的脉搏一起跳动。

(摘编自宋凤英《“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

相关链接：①1913年，顾拜旦精心地为国际奥委会设计了会旗，它象征着五大洲的团结，以及全世界运动员以公正的比赛和友好的精神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相见。②经过顾拜旦及其同事们的多年努力和精心筹备，“复原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大会”于1894年6月18日至24日在巴黎胜利召开。会议一致通过复原奥林匹克运动的宪章，确定了现代奥运会的宗旨，正式成立了奥运会的永久性的领导机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白寿彝的通史情缘

曹小文

    白寿彝（1909—2000）是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在中国通史编纂领域建树颇丰。近代以来，撰写中国通史始终是众多中国史家矢志不渝的崇高追求。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巨制——《中国通史》将这一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1962年，白寿彝先生参加了巴基斯坦举办的国际史学大会。国际友人向中国代表表达了希望看到新中国史学家编写的历史著作的心声。作为历史学家，他深受感动和鼓舞，决意要在有生之年抓紧时间撰写一部中国通史。1972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相关部门曾两次组织写作班子，但都没有成功。此时，白寿彝撰写中国通史的信念依旧坚定不移：“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这么长这么丰富的历史，我们不能满足那么简单的几本小书，这跟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不相称。”白先生将撰写中国通史作为历史和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提升了自身的精神境界。

    1974年，白寿彝再次访问巴基斯坦，国际学者纷纷打听中国历史新著情况。白先生无言以对，心里很难过。虽然距离上次访巴已经过去了十二年，但中国仍处于“文革”时期，不可能拿出新成果来。

    白寿彝从1977年组织精干力量编撰小型中国通史。1979年，他将30万字的《中国通史纲要》交付出版社。该书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学术界的欢迎，发行总数逾百万册，并有英、日、德、法等多个语种版本问世，美国有些州甚至还将其作为学校的教材。

    1980年，《中国通史纲要》完成出版后，白寿彝就开始了大型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而此时的他已年逾古稀。一个学者已经走过了70年的人生道路，还能实现编撰《中国通史》这个夙愿吗？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白寿彝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挑战。他说出了一句平实却也极不平凡的话：“我70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

    20年的时光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然而对于一个70岁的老人而言，却意味着他生命的全部。1979年，年届古稀的白寿彝雄心勃勃，腰板挺直，步履矫健，笑声朗朗，全无老年人的暮气。但1400万字书稿的修改与审定，以及纷繁复杂到常人无法想象的组织协调工作，耗去了他整整20年的光阴。1999年，当人们欢欣鼓舞聚集在北京庆贺白寿彝先生九十华诞和《中国通史》全部出版之际，他却连站立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这位睿智的老人，为了编纂这部巨著已罄尽了所有。

    在《中国通史》长达20年的编撰过程中，仅主编就有20多位，作者达500位之多，而一个耄耋老人毫无怨言地承担下了所有的组织协调工作。

    从1975年，白寿彝提出编撰《中国通史》的倡议，得到了众多响应，到1983年《中国通史》编纂课题被定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整整八年，没有科研经费的支持，完全靠着白先生的人格魅力和个人学术威望开展工作。

    白寿彝不放弃任何机会孜孜不倦地工作，包括四次住院手术和去北戴河疗养的日子。他每次都把病房当作工作室，资料书稿堆满了整个房间。在双目几近失明的状态下，他凭借顽强的毅力，采用耳听口述的方式，完全通过思维能力组织文稿的写作和审定。在审稿过程中，白先生非常认真，遇到任何疑点，一定要核实。

    就这样，白寿彝坚持将1400万字的书稿审阅、修改完成。1999年3月，由他总主编的12卷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全部出版。

（文章有删改）

【相关链接】在《中国通史》众多的主编和作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白寿彝相交多年的挚友，如考古学家苏秉琦，甲骨文专家胡厚宣，科技史专家王振铎，语言学家季羡林，历史学家周一良、何兹全、韩儒林、史念海、王毓铨、陈旭麓、韩国磐、陈光崇等等。著名史学家侯外庐担任全书编撰工作的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