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大师之智 得幽默意趣

孙燕华

       ①傍晚散步时，常与杨绛先生相遇，双方摆摆手以示问候。有一天，我看见她伸出手，食指和中指作V字状，心想，先生92岁了，还挺时髦，用年轻人常用的手势。走近一看，她食指和中指在不停地绕动。我问，这是什么意思？她笑着说：“小蚂蚁见面的时候，就是这样互相碰碰触角，咱们这样就算打招呼啦！”我赶紧伸出两个手指和老人的手指碰了碰。我们像孩子似的开心地笑了！

       ②老人带着一脸恬静的微笑走过去了。我对我先生说：“她老人家同钱钟书先生同舟共济数十载，经过那么多风雨坎坷，还有这种童心的幽默真不容易啊！”先生说：“这是一种修养，一种境界啊！”

       ③随后，我俩又回忆起1993年拜访冰心老人的一段往事。

       ④当时冰心老人腿脚不好，只能终日坐在写字台后面的椅子上接待客人。她告诉我们，前几天邮递员给她送稿费汇款单，跟她开玩笑，说：“您瞧，您老多福气，坐在椅子上，就等着来送钱！”老人笑着说：“我这是坐椅待币！”

       ⑤启功先生的幽默也是出了名的。他为自己写的墓志铭，我早就拜读过，每当想到文中的“瘫偏左，派曾右”，都会在酸甜苦辣的滋味中笑起来。前年夏天的一次拜访，让我又一次切实领悟到先生幽默的功夫。

       ⑥由于家中有一开山水小册页，没有图章，落款是“元白”﹣﹣启功先生的字，于是便将册页带去，请老人补盖印章。老人一看自己这件二十多岁时的画，笑逐颜开，连连说：“是我画的，补个章吧！”一方小小的印章刚盖完，老人又转身在窗台边上取了一个小铁盒，一边开着盒盖，一边神秘地慢悠悠地笑着说：“来点儿炭疽（jū，一种病毒，可提炼成白色粉末状）！”一听“炭疽”，我们全愣了，我伸长脖子看老爷子的铁盒子。

       ⑦“白色粉末！”老人眼睛笑成一条缝，一边说，一边往外倒。“这到底是什么？”我们急着问。“滑石粉！”老人抖了个大“包袱”。我们全都大笑起来。噢！原来是他怕刚盖的印泥粘脏了对合的画面，照例撒上这种粉末来吸干印油。

       ⑧“嗬！您老怎么还知道炭疽呢？”我们逗乐儿地问。

       ⑨“今天早晨看报，美国那儿不是发现有人往邮件里投放一种白色粉末﹣﹣炭疽嘛……”

       ⑩智者的幽默之所以意味隽永而各具特色，除了源于他们博大的学识之外，还由于他们既丰富又坎坷曲折的生活阅历，是知识和生活造就了他们善于幽默的心。

﹣﹣选自《北京晨报》

父亲不写信

    ①同学拿出家信给我看，一行亲切的字映入眼帘：“亲爱的孩子……”感动之余不禁想起了自己千里之外的父亲。父亲从来没给我写过信。

    ②父亲是个民办教师，在记忆中，我从来没有享受过在他臂弯里、脊背上撒娇的幸福。父爱，在我童年的回忆中是一片空白。每当看到别的孩子在他们自己父亲怀里尽情玩闹时，我幼小的心灵里总有说不出的失落，但慢慢地我也习惯了这种弃儿般的生活。“父亲”仅仅意味着两个冷冰冰的汉字。他永远是威严的，话很少，冷峻的脸上很难见到笑容。他没打过我没骂过我也从没对我表示过一点亲昵，不表扬我也不批评我也不约束我。我总感到自己和他很疏远，在他面前总是一阵阵的紧张，我怕他。由于怕，我总是有意地远离他。

    ③直到有一天父亲打开啤酒给我也倒上一杯时我才意识到，在他眼中我已经长大了。然而我们俩之间的话仍然很少，往往是他问一句，我答一句；他不问，我便不语。我们在一起常常是长时间的沉默，我隐隐感到一条无形的、深深的代沟已经横亘在我们父子之间了。

    ④我读高三那年，母亲去世了，本来就不大宽裕的家庭变得更紧巴了。偏偏那年我又没有考上大学，心情坏到了极点，父亲并没有说我什么，只是话语更少了。一天中午，他忽然给我一沓钱：“你去复读吧。”我奇怪哪里来的钱，但终究没问他。后来才发现，那头跟了我们家多年的毛驴没了。从此父亲更加艰难地挑起了家里所有的担子，从那年起，他的白发我再也数不清了。

    ⑤我把泪咽进肚里，苦读了一年。一年后当我把大学通知书交到父亲手上时，他也并没表现出太多的高兴，只记得他喝了许多酒，过后他看着地图自言自语地说：“兰州，到底远了点儿。”我分明看到他冷峻的脸上有了一丝难以掩饰的慈祥的伤感 ， 但很快他便忙着给我打点行李，到处借学费去了。

    ⑥我临走时正赶上父亲要去市里的一所师范进修，他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淡淡地笑了笑说：“到时候我就不送了，你自己去吧，大学生了，还能丢了吗？”我也想笑一笑，但不知怎么，一开口鼻子却酸了。

    ⑦没想到在我走的前一天晚上，他却风尘仆仆地从百里之外赶了回来（这时他才去了两天），“老觉着不放心呢，回来看看，看看！”看着父亲那一头汗淋淋的灰发，泪，在我的眼里打转。夜里，父亲说：“到了兰州给家里回句话。”我应着。沉默了一阵子，他又说：“用钱就言语一声，一个人在外头，别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让人家瞧不起，家里怎么也好对付……”

    ⑧我没让父亲送我，一个人登上了西去的列车。二十年了，当我第一次离开家，才真正懂了父亲——那是平静水波深处的激流啊！

    ⑨大学里我常给父亲写信，告诉他我生活得很好，告诉他学校里的一切。没别的，我只想让他高兴，让他知道儿子没有忘记他。父亲从不给我写信，我理解他，他是个不善表露感情的人，再说他也很忙。去年寒假回到家，邻居对我说：“你每来一封信，你爸都乐得像个孩子似的，给这个看给那个看。”蓦地，我心头一震！

    ⑩妹妹来信说：“哥，爸爸每天看新闻联播总要看兰州的天气预报，他整天看石家庄至兰州的铁路线。我说：‘爸爸，您老惦记着哥吗？’他说：‘不惦记，你哥这孩子，让人放心……’”

    泪光中，我又看见了父亲那冷峻的面孔。父亲，您这句话顶得上千万封信了。

    ①夏夜，屋里闷热，走到院内，篱笆的藤蔓上开着大朵的夕颜花，幽芳四溢。我在花前徘徊，心知只要天一亮就看不到夕颜的绽放，心里不免感到惆怅。墙角石缝中坚韧的野草，在微风中轻轻摇动。一个16岁女孩的脸，渐渐浮现出来。

    ②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穿的是一身湖兰色的衣衫，发间系着白色发带，黑亮的眸子漾着灵动和朝气。那个暑假我们一家刚搬到鼓新路不久，天刚蒙蒙亮，我散步到了附近的八卦楼。阳光下，一朵洁白的夕颜花，在铁栏杆上簇叶而生，像是一轮落在凡尘里的满月。

    ③我满心欢喜，看了又看，可转瞬间，那花瓣顾自闭拢，泛黄，最后皱缩在一起，蜷曲成很小的一团。正叹息间，身后传来一个清亮的声音：“夕颜花常在夜里开放，在清晨凋零。”回头时，看到一双晶莹的大眼睛，一个女孩手提一个大篮子，很乖巧聪灵地站在我面前。

    ④女孩很与人亲近，很快我就知道了，她叫霜菊，比我还小两岁。也知道她父母身体都不好，母亲常需要抓药调养，父亲前几日才动的手术，她要代替父亲去海边拾海蛎到市场上卖。

    ⑤霜菊看看我又看看那消瘦的夕颜花，十分高兴地说：“我家里还有些去年的种子，若姐姐喜欢这小花，明日我给你带些来，种在花盆里，无需多少时日就能发芽长叶。”

    ⑥第二天，我依约去市场找霜菊，刚走到菜市口，就见霜菊挑着担子在前面走。两头的篮子很沉，走一步就晃一下。我正要喊霜菊，一个戴袖章的治安员拦住了她：“有照吗？谁许你在市场摆摊的？”霜菊放下扁担，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递给治安员。

    ⑦“苏志强……这不是你吧？”霜菊小声地说：“叔叔，这是我爸办的照，这几日他病了，我替他来摆摊的。”

    ⑧“不行，各个都像你这样，我们还怎么管理？”治安员并不买账。我推开拥挤的人群向前，从布兜里掏出路上买的瓶装甘蔗汁递过去，为霜菊求情。治安员看看霜菊瘦弱的模样，这才摆摆手走开，霜菊翘起嘴角，眼睛里明显闪烁出许多惊喜来，连忙从兜里掏出一个用花手绢包裹的东西给我。打开，二十多粒黑色细小的种子安静地躺在手绢里。

    ⑨这天早晨十点多钟，我在院内支起画架，手握画笔在纸上飞舞。霜菊着一身蓝，捧一盆绿萝慢悠悠地进来。我抬头注视，见她身边开着一丛紫阳花，衬得人亭亭玉立，宛如画中。

    ⑩“呀！姐姐你在作画吗？”霜菊连忙放下手中的绿萝，跑到身边，手触摸着画板，喃喃说着：“画笔和画板就是天堂啊。”我看到霜菊的眼睛里闪着耀眼的光芒，霜菊又缓缓地说：“将来我也要去美术学院学画。”想到霜菊的家庭环境，这个愿望恐很难达成，我沉默着着，一个扎着围裙的大婶跑来冲霜菊喊道：“霜菊，霜菊，你爸叫你去药堂抓些药回去。”“我知道啦，这就去！”霜菊连忙和我道别，一路小跑出去，边跑边喊：“姐姐，那盆绿萝送给你了……”

    ⑪夕颜开花的某个夜里，霜菊的母亲终于没能扛住病魔的摧残。我见到霜菊的时候，她明显瘦了，眼睑处还有未干的泪痕，但眼里的光却充满了坚毅。此后，霜菊既要为家计奔波，还要照顾父亲，而我也为准备高考而忙碌起来，渐渐与她少了联系。后来我到外地读书，关于霜菊的记忆也渐渐淡去。直到有一天，我在学校听完一场美术讲座，出来的时候，见一个身穿湖兰色长裙的女孩从Z型楼梯走过，就这样穿过时光，轻触我记忆的缝隙。我以为我已经忘了她，可她却忽然在我记忆的底片上显影。

    ⑫我一直以为霜菊仍然居住在鼓浪屿的小民房里，或许被生活折磨得面目全非。可她这些年不仅把父亲照顾得很好，还坚守本心，考上我所在的这所美术学院。我很奇怪，她是怎么从生活的沼泽里走到自己的目的地。

    ⑬霜菊说，夕颜也叫月光花，它常在夜里开放，在清晨凋零，即便生命是娇嫩而短暂的，夕颜也有一颗寂静而勇敢的心，让自己拥有生命不可抗拒的向上力量，摇曳出斑斓姿彩，兀自温暖，兀自清香……

（选自《新青年》2018年10期）

礁石与灯塔——诗人艾青印象

张骥良

    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被打成碎沫，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的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艾青《礁石》

    读到艾青先生写于1954年的这首《礁石》，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油画家刘宇一先生为这位当代诗人画的半身侧像：蔚蓝色的大海上，白浪翻卷，海鸥翱翔，礁石旁的诗人，目光凝视着远方。

    我第一次见到艾青先生，是在16年前。1980年3月5日那天晚上风很大，20多名诗歌爱好者早早赶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配殿，等着聆听艾青先生谈诗。我去得尤其早，抢占了一个有利地形，就坐在诗人斜对面，连诗人的呼吸都能感觉到。重返诗坛的诗人，精神饱满。那天晚上，围绕着诗歌爱好者们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他谈了许多。我甚至来不及抬头领略先生丰采，只是带着崇敬之情，埋头记录他讲的每一句话。这次谈话后来被整理成文章收入他1982年出版的《诗论》。16年过去了，那本当时用的笔记本已经泛黄，但我一直珍藏着。

    两个月后的一个下午，为写《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赏析文章，我找到了诗人下榻的北纬饭店，再次拜望了这位我自小敬仰的诗坛前辈。先生一眼就认出了我，大概因为我视力不好特征太明显。我伸手到裤兜里找烟，发现自己匆忙中竟带了一个空烟盒。先生看着我站在那里的尴尬样子，笑了，顺手递给我一支“中华”。家里刚好没别人，先生执意要亲自为我泡茶，我怎么劝阻也无济于事，只好红着脸接过一杯冒着热气的香茶。从那次听先生讲诗，我已经知道他平易近人。但一个年逾古稀、蜚声海内外的诗坛泰斗，竟给一个二十出头的后生小辈递烟、泡茶，还是让我不知所措。先生的烟瘾很大，几乎是一支接一支地抽。先生每吸一支，都没忘了也递给我一支。我渐渐的忘却了拘谨，无拘无束的与先生聊起来。在烟雾弥漫的客厅里，先生把我带到创作《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时代。

    他带着淡淡的微笑回忆起他父母怎样听信算命先生的话而嫌弃他。而当他谈到那个叫大堰河的保姆时，他的目光和声音里包含了那样多的感激和依恋。老诗人对泥土一样朴实的保姆的朴素真挚的感情，使我默然很久。

    又过了半个月，我拿着写好的鉴赏文章再次登门求教。先生认真地阅读了拙文后，认为大体还可以，只是有些话说得过了头。我看我的原稿上密密麻麻批满了字，在那些他认为说过了的地方，他都划上了粗线。他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写文章一是一，二是二，别说过头话，别人为地抬高，也别人为地贬低，要实事求是，做人也是这样。要想成为一个被人民爱戴的诗人，就要说实话，说真话，说自己心里话。”这一席话使我想起了先生的另一首诗《在浪尖上》。诗通篇都是大白话，但由于感情朴素真实，朗诵时一次又一次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我想起我坐的这张沙发上，坐过文坛泰斗，也坐过我这样的业余作者。我想每个人都会在先生这里感受到诗与真。记得我的朋友——河南省周口地区商水县的农村残疾作者娄自立，曾跟我提起他拜望先生的情景。当他蹲着用双手搬着双脚，一寸一寸蹭进这个客厅时，先生格外热情地接待了他，满足了他的一个又一个要求，为他题字，与他合影。临别时还把自己正在使用的金笔送给他，并执意送他出大门。娄自立说起这些的时候，眼里闪着泪花。先生的确教给我很多。

    这次以后，我看先生年高体弱，不便打扰，一直未去看他。1993年金秋十月，我带着40多位残疾作者的共同心愿，又一次走进先生的客厅。第一眼看到先生，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先生竟已老成这个样子。他的话明显地少了，精神有些不济。我这次本来想请他为我们选编的残疾人作家诗文集《地平线的呼唤》题词。看先生这样老态龙钟，我张了好几次口都没好意思说。过了一会儿，先生的儿媳傅大姐走了进来。她向我介绍了先生的近况。老诗人自从摔断胳膊之后，尽管打上了钢筋，手还是抖得厉害，写字已经很吃力了，所以不得不放下握了半个多世纪的笔，谢绝了所有的社会活动、交往应酬。我终于不肯放弃这个机会，鼓起勇气向傅大姐转达了残疾人作者对先生的敬仰之情，简单介绍了我手里的诗文集的编选标准和过程，表示希望得到先生的题词。仅仅5个字的题词，加上签名和日期，先生竟写了十多分钟。看着“残月同样美”这5个厚重的字，我久久说不出话来。先生年已老迈，但仍能简练准确地概括出残疾人文学群体与整个文学群体的关系，并形象地表达出来。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

丁玲

①“娃娃，甭怕，咱是一个孤老太婆，还能害你?”老太婆亲热地望着面前张皇失措的孩子，“你是……嗯，咱知道。”这孩子大约十三岁大小，迟疑地望着老太婆。远处一望无际的原野，没有一个人影，连树影也找不到一点。“还是跟咱回去吧，天黑了，你往哪儿走，万一落到别人手上……”

②慢慢的两个人来到一个沟口了。沟里错错落落有几个窑门，还有两个土围的院子，他牵着她在一个斜路上走下去，不敢做声，只张着眼四方搜索着。沟里已经黑起来了，有两个窑洞里露出微明的灯光，小孩子躲在她的身后，在一个窑门前停下了。她开了锁，先把他让了进去。窑里黑魃魃的，他不敢动，听着她摸了进去。“不要怕，娃娃！”她把灯点着了。灶里的火光舔在他们脸上，锅里有热气喷出来。陕北的冬天，孤冷的月亮那黯淡的光辉涂抹着无际的荒原，流落的孩子却拥抱着甜美的梦：他又回到队伍，继续当他的马夫，继续同司号兵玩着……

③孩子跟在老太婆后边去割草。蒙着尘土的沙路上，寻不到杂乱的马蹄和人脚的迹印。他热切地望着远方，他们——大部队到底走得离他多远了呢?他懊恼着自己。那天正在野外放马，突然飞机来了，他藏在一个小洞里，听着外面连绵不断的爆炸声。洞口塌了。等他好不容易爬了出来，就只剩他一人了。他大声地叫喊，凭着感觉一路狂奔，却没遇到一个认识的人……后来才遇着老太婆。

④有人送来包谷做的馍，还有人送来羊毛袜子。①有着红五星的帽子仍揣在怀里，他不敢拿出来。大家都高兴地盘问着：“你这么一个娃娃，也当红军，你娘你老子知道么?”天真的、热情的笑浮上了孩子的脸。他暂时忘去忧愁，重复着在小组会学来的话：“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是为大多数工人农民谋利益的，要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去打日本……”

⑤看见那些围着他的脸露出无限的羡慕，他就更高兴了。老太婆也扁着嘴笑：“咱一眼就看出了这娃娃不是咱们这里的人，你们看他那张嘴多灵呀！”他接着就述说一些打仗的经验，他并不夸张，而事实却被他描绘得使人难信，他只好又补充着：“那是因为我们有教育，别的士兵是为了两块钱一月的饷，而我们是为了阶级和国家的利益，红军没有一个怕死的；谁肯为了两块钱不要命呢?”

⑥有一夜，跟着狂乱的狗吠，院子里响起了庞杂的声音，马嘶声、脚步声和喊声一齐涌了进来。烧着火的孩子，心在剧烈地跳：“难道自己人来了么?”“呼！”窑门被枪托撞开了。冲进来的人一边骂，一边走到灶边，“哼，锅里预备着老子的晚饭吧。”孩子悄悄看了一眼，他认得那帽子的样子，那帽徽是不同的。他的心一下紧缩起来。有人眼光扫到老太婆脸上。她瑟缩地坐在地下，掩护她身后的孩子。“这老死鬼干嘛老挨在那儿，藏着什么！”老婆子一动，露出了躲在那里的孩子。孩子被抓到跟前。一个兵打了他一耳光。

⑦“老子有枪先崩了你！”孩子大声嚷叫，因为愤怒，倒一点也不惧怕了，眼睛里燃烧着火焰。“什么地方来的！”拳头又落在他身上，“听口音，他不是这里人！”孩子一声不响，只是咬紧牙。门突然开了，门口直立着一个人，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

⑧“报告连长，有一个小奸细！”连长走了进来，审视着孩子，默然坐到矮凳上。“可怜咱就这一个孙子，咱要靠他送终的。”老太婆嚎哭起来。几个围观的老百姓壮着胆子附和：“是她的孙子。 ”连长凝视着那双直射过来的眼睛，下了一道命令：“搜他！”几十双眼睛都集中在连长手上：一把小洋刀、两张纸票子、一顶黑帽子。纸票反面有一排字，“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②帽子上闪着光辉的红色五星。看着它，孩子心里更加光亮了，静静地等待判决。

⑨“这么小也做土匪！”“招来吧！”连长问他。“没有什么招的，任你们杀了吧！不过红军不是土匪，我们不骚扰老百姓，四处受人欢迎。我们对东北兵也是好的，争取你们一道打日本，有一天你们会明白过来的！”“这小子真顽强，他们就是这样！”他的顽强虽说激怒了一些人，但也得了许多尊敬。连长仍是冷冷地看着他，又冷冷地问道：“你怕死不怕?”这问话似乎羞辱了他，他不耐烦地昂了一下头，急促地答道：“怕死不当红军！”

⑩围拢来看的人一层一层地在增加，多少人在捏一把汗。连长不动声色，只淡淡地说道：“那末给你一颗枪弹吧！”老太婆又嚎哭起来了。许多人的眼皮沉重地垂下了，有的便走开去。但没有人，就连那些凶狠的家伙也没有请示，要不要立刻执行。

⑪“不，”孩子却镇静地说，“连长，还是留着那颗枪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掉我。”忍不住了的连长，跑过来用力拥抱着这孩子，他大声喊道：“大家的良心在哪里?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家乡，杀了我们的父母妻子，我们不去报仇，却老在这里杀中国人。看这个小红军，我们配和他相比、配叫他土匪吗?谁还要杀他，先杀了我吧……”声音慢慢地由嘶哑而哽住了。

⑫孩子觉得有热的东西滴落在他手上，衣襟上。他的眼也慢慢模糊了，隔着一层水雾，③那红色的五星浮漾着，渐渐地高去，而他也被举起来了！

注：丁玲（1904年—1986年），湖南著名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