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殷嘱我重斯文

——记两弹元勋彭桓武

      1915年10月6日，彭桓武出生于吉林长春。16岁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作为“清华四杰”之一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跟随周培源教授进行相对论研究。

      1938年，彭桓武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系，师从马克斯·玻恩，后与波动力学创始人薛定谔一起做研究，在固体理论、介子物理和量子场论等前沿研究领域做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先后获得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1945年，他与玻恩等合作进行场论方面的研究，共同获得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麦克杜格尔一布里斯班奖。

      1947年底，彭桓武回到祖国，先后执教于云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1950年，他参与组建了我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先后担任理论物理组组长、副所长，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为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奠基性的贡献。

曾有记者问彭桓武，当年在国外已大有成就，为什么还要回到千疮百孔的中国？他气愤地说：“你这个问题的提法不对！你应该说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他还作诗言道：“世乱驱人全气节，天殷嘱我重斯文”。

      1961年初，全国抽调了一批杰出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到北京第九研究所，后被公认为核武器研制“三根台柱”的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彭桓武作为主管理论部的副所长，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理论研究，加速了原子弹、氢弹理论突破的进程。他大力倡导“粗估”法则，引导大家抓主要矛盾，化繁为简，缩短研究周期。这一法则成为当年理论部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对突破原子弹原理的“九次计算”攻关，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原子弹设计工作得以全面展开。

      通过大量计算和系列理论研究，攻克一道道难关，我国终于掌握了原子弹爆炸过程的基本规律，于1963年完成了原子弹装置初步物理设计方案。彭桓武随即迅速组织力量向突破氢弹理论转移。在他的领导下，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发扬学术民主和协同攻关等原子弹突破的成功经验，也成为突破氢弹原理的利器。彭桓武指挥，邓稼先挂帅，周光召、于敏、黄祖洽分头带领科研人员进行多路探索，在氢弹原理、材料、结构等方面全面展开研究。十余年后，“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彭桓武作为该项目排名第一的获奖者，被公认为最有资格接受本奖项唯一的一枚金质奖章。但他坚决谢绝：“这是集体的功勋，不应由我一人独享。”提议奖章由九所集体保存，并提笔写下：“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

      彭桓武专心致志地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从早期在量子力学、介子场论等领域的研究到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再到后来开展交叉学科、凝聚态物理、生物物理和理论化学物理等研究，毕生不懈地求索创新。

      1995年在“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成就奖”颁奖会上，80岁高龄的彭桓武检讨自己“不够艰苦勤奋”，并保证“获奖后继续在国内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至少三年”。他说到做到，生病住院也不停歇。2005年，90岁高龄的他亲自作学术报告，讲述研究相对论的最新成果。他写诗自勉：“愿宁静而致远，求深新以升腾。惟童心不泯，耄耋期颐，总似年轻。”

     功成事毕，彭桓武总是悄然隐退，奖掖后辈，只做“铺路石”，不做“绊脚砖”。“两弹”突破后，他于1972年回到中科院，继续理论研究工作。1978年，他担任第一届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该所刚步入正轨，便递上辞呈把机会留给更年轻的同志。

      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成就奖”的100万元港币奖金，他自认为“没用处”，于是建立了一个“彭公纪念赠款”，每年将钱分赠给当年一起为“两弹”事业奋斗的同事或其亲属，在1996年至2004年的9年间先后赠给35人，直到全部赠完。

      他的学生、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所所长和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说：“随着时代的转移和国家的需要，彭桓武不断地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我国理论物理工作者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作出的贡献，在科学发展上的成就，无不与彭桓武教授的努力密切相关。”

2007年2月28日，彭桓武孑然一身地低调走完了他辉煌的一生。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此生惟愿长报国——缅怀人民科学家钱学森

记者：顾瑞珍 吴晶晶 胡浩

    经历了入秋以来最强寒流的北京，空气清冷，落叶遍地。

    31日清晨，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的科学泰斗钱学森，静静地走了，悄然离开了他牵挂一生的祖国和人民。

    巨星陨落，划过天际留下的是璀璨的光芒，钱老的离去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哀思，而他的科学成就和爱国情怀却生生不息。

“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

    听到钱老逝世的消息，84岁高龄的我国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庄逢甘院士十分悲痛“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1947年，庄逢甘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深造，那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科学家他和同事一道为美国设计、研制出可以用于作战的第一代导弹，为世界航空工业的建立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然而新中国的成立、祖国的召唤让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一切优越的条件。

    1955年，钱学森克服重重阻力和困难回到祖国他受命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随后，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 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

    “他把自己全部的热血和智慧，奉献给了祖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庄逢甘说，“他经常鼓励我们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1958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一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并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稿酬加上奖金，共计1.15万元在一次亲自到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授课时，钱学森发现，许多听课学生家庭贫困，连必备的学习用具都买不起于是，这1.15万元被钱老悉数捐出，用于给力学系的学生买学习用具。

    在“万元户”还是绝大多数人遥不可及的梦想年代，钱老已捐款上百万元1994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奖金100万港元；2001年，他又获得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奖金也是100万港元这两笔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老就让他的秘书代他将钱捐给祖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

    在将奖金捐出时，钱老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钱老“不爱钱”，也不爱所谓的“名誉”“地位”和“待遇”——当年他毅然决然挥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等职，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名扬四海后，他坚持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参加鉴定会、不兼任任何顾问或名誉顾问、不到外地开会、不出国；单位要为他建房他坚决不同意，报刊上颂扬他的文章被打招呼“到此为止”……

“我没有功夫考虑过去，我只考虑未来”

    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钱学森在多个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1991年，他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1999年又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然而他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

    在涂元季记忆中，钱老一生就激动过三次“第一次是在1955年，钱老把自己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8226；卡门手里老师对他说，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钱老看到自己为中国人争了气，非常激动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钱老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激动得睡不好觉第三次是钱老得知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他的心情也十分激动”。

    也许，这三次激动时刻正是一位科学泰斗对祖国、对人民热爱之情的独特表达。

    “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钱老这么说着，也这么做着。

    涂元季说，钱老晚年不提过去的事情，不写回忆录，“他常说我没有功夫考虑过去，我只考虑未来”。

（节选自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2009年11月）

梁思礼，爱国的梁家驯火者

董海旺

    2016年4月14日，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梁思礼与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有人曾问梁思礼：“您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这句话支撑了梁思礼一生的追求。

    幼年的梁思礼确实讨人喜欢。每次觉察到父亲要抽烟，他就主动把烟连同烟嘴、火柴、烟灰缸一同递到父亲跟前，引得梁启超非常高兴，以至于父亲只要两三天见不到就心头痒痒。然而，父亲并没有陪伴梁思礼太久，在他5岁时离开人世。“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国学功底数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梁思礼曾回忆道。

    赴美留学前，梁思礼几乎都在天津。1941年中学毕业后，他便随三姐梁思懿前往美国留学。在嘉尔顿学院学习两年后，梁思礼放弃了嘉尔顿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转入以“工程师摇篮”著称的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因为那时的他一直想走工业救国之路。1945年，梁思礼从电机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梁思礼来到辛辛那提大学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并在那儿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49年9月，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梁思礼动员留美学生回国，同时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回国。1956年10月，中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风华正茂的梁思礼，奔跑在梦想与火箭齐飞的路上。但很快，1962年的东风二号导弹发射试验，令踌躇满志的梁思礼尝到了失败的痛切。这枚导弹发射后不久，便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落在距发射点300米的地方。

    望着炸出来的大坑，在场的航天人泣不成声：“我们真的不成吗？”梁思礼却一言不发。后来回忆起这一幕时，他说：“我从来不觉得会不行，得收摊了。在我的想象里，就应该做下去，必须做下去，做不下去也要做下去。”

    梁思礼的驯火史更是一本失败者之书。他生命中的67年都奉献给了航天事业。虽然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失败比成功“贵”得多。正因为历经无数次失败，梁思礼才开创了航天可靠性工程学。后来，他参与了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研制工作，并创造了1 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也正因为尝过无数次失败，他主持发射的洲际导弹能够横跨南北半球，穿越6个时区，向着预定海域飞去。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每个航天史上的“首次”，经过失败的孕育，都像是梁思礼的孩子。

    航天这一行，梁思礼一做就是67年。好在，他天生就会找乐子。1974年，50岁的梁思礼被下放到河南正阳“五七”干校劳动，干校分配他当“猪倌”。人们都说，搞导弹的知识分子被派去养猪，真是浪费人才。可梁思礼却分外感谢组织的照顾：逃离“文革”这块是非之地，精神上无比轻松自在。每天，梁思礼戴好套袖，穿上围裙，打猪草、拌猪食、清猪圈，干得高高兴兴。看着自己喂养的肥头大耳的八戒军团，梁思礼满心自豪，还与它们合影留念。

    他的生活永远都是可爱的，极有价值的。即便是住院期间，梁思礼一见到家人，就迫不及待地问：“快给我讲讲，最近又发生了什么大事？”他做起什么，都别有一番意趣。自去年住院以来，他的房间里重复播放着旋律欢快的《施特劳斯圆舞曲》、《天鹅湖》等曲子。有时不小心被人替换成慢板、行板，梁思礼会立即要求“换回刚才的圆舞曲”。旋律响起，躺在床上的梁思礼双手打起拍子。女儿梁旋见他的脚部在动，便含着音乐节拍帮他活动脚部。她乐感不好，梁思礼便笑着指挥道：“快了，哎，慢了。”只是，音乐还是没能留住这位老人。梁老走了，带着他熟悉的旋律，带着亲朋对他的敬意与眷恋。

    与那个年代中国所有驯火者一样，梁思礼所在之处是历史耀眼处的暗面。近处，找不见他的名字，设计图纸上没有，光荣榜上也没有，他是戈壁滩上被尘土风沙遮掩的背影，他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绝密标签的文件袋里。远处，他的名字却越发清晰，一笔一笔镌刻在历史坐标轴上，留在时代的注脚里。“爱国，不需要理由。”梁思礼总是这样说。大师风骨，就是一部活的教科书。

（节选自《人物周刊》，有删改）

徐乾清：清水徐徐洒乾坤

    1月9日上午11点15分，我国著名水利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徐乾清，静静地走了，悄然离开了他牵挂一生的水利事业。

    徐乾清的离去，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哀思，而他心系水利，为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倾注的大量心血，也深深感染着每一位水利工作者。

    徐乾清1925年出生于陕西城固，汉中人。汉水自西而东横贯于汉中盆地，建于秦汉的众多水利工程和灌区，真实反映了汉中盆地稻作农业的繁荣景象。1949年9月初，23岁的徐乾清从国立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被选派到泰州苏北行署水利处，开始了其一生的水利生涯。

    此后，从苏北到上海再辗转到北京中央水利部，他当过工程技术人员，担任过专家工作室技术组组长并兼任苏联专家组组长的助手，在水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工作过……后来担任水利电力部计划司副司长、水利部副总工程师。

    60余年的水利生涯，从长江到黄河，从松花江、辽河到淮河、海河、珠江流域，徐乾清跑遍了祖国的各大江河湖泊，推动参与了全国主要江河流域规划的编制、修订、审查工作，参与了长江三峡、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建设项目的论证和审查工作，先后担任“黄河治理”“长江防洪”“西北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国家科研项目的专家组长，为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倾注了大量心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徐乾清几次从宏观角度指出我国水资源短缺给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带来的严重影响，提出了明确的对策。

    当“八五”攻关即将结束之时，徐乾清又敏锐地将视野投向了水资源短缺、生态脆弱的西北地区，提出要尽快开展西北地区生态需水研究。在他的积极倡导下，“西北水资源合理利用及生态保护研究”被列为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该项目的及时设立和成果产出，为20世纪末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了解徐乾清的人都知道，他一生出席的大小会议无数，但每次话都很少，却句句铿锵有力。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事先他都会进行充分的论证。

    “徐院士的科学作风十分严谨，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每句话、每个词都非常准确。他告诫我们，对任何事情，哪怕是一个数据都不能含含糊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春宏对此深有感触。

    徐乾清做人做事求真务实，在全国水利系统是出了名的。徐老总结他一生的治水经验，希望能将其精华传授给后人，而这精华，就是要实事求是，要尊重科学，要遵循客观规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好治水安邦的大业。

    对年轻学者的请教，徐乾清是从来不吝啬的，但他也有自己的原则。平时，经常有年轻的水利科研人员在评职称、报奖等方面请徐乾清帮助推荐，而他立了三个“门规”：一是被推荐的人及其所做的工作必须是他所熟悉的；二是草拟的材料必须提前送去，他认真看完及时通知对方结果，并注明“可以签”“做修改后再签”“能否请其他专家推荐”等意见；三是凡他签过字的材料，必须给一份复印件留存。

    “徐老开会发言语气十分平和，且都围绕着‘指出问题、提出建议’展开，从不以专家身份凌驾于别人之上。”同事有两个深切感受：一是“实”，徐乾清向来没有空话和套话；二是“有收获”，言之有物，从不漫无边际。

    大家都说，徐乾清一生把名利看得很淡很淡。徐乾清一辈子不要奖，谁给他个荣誉证书，他都要着急。直到2009年9月，被评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这也是他平生唯一接受的个人荣誉。

    “我只能算是一个平庸的水利科技工作者，根本够不上‘专家’的称号。这一生辛勤劳累有余而业绩成效甚微，不能不说是终生遗憾。”徐乾清在日记里这样概括自己的一生，“但我尽了我的一切能力，做了我力所能及的工作，无负农民给我的饭，工人供我的衣和生活用品；一生未做对不起社会和周围同志和亲朋好友的事。大概还算是一个可以问心无愧地度过这一生的普通劳动者。”

    斯人远去，魂系水利。徐乾清走了，而他为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倾注的大量心血，将永留史册。

丰子恺：抒情漫画缘何依然动人

范昕

    1910年，在李叔同的推荐下，陈师曾即兴创作的文人水墨画陆续发表在上海的《太平洋画报》上。这应该是中国现代的第一批漫画。其中一幅名为《落日放船好》，简单至极，画中央是一株无叶的柳树，一位身着长袍、头戴斗笠的书生独坐船头，隐于柳树后，仿佛漂浮在无尽的时空中。“即兴之作，小形，着墨不多，而诗趣横溢”，这批画给丰子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35年之后他仍记得其中一部分的题目。

    丰子恺早期的作品中，有大量的古诗新画。图画与诗意的结合，原本不稀奇，宋代以来的文人画即有这样的传统。丰子恺这一系列作品既有对文人画的继承，也有他的特别之处：不是对诗意的简单阐释，而是在技法和意境上进行大胆的创造。

    尝试古诗新画以前，丰子恺其实热衷户外写生。上世纪20年代执教于上虞的春晖中学期间，一次他向学校请假寄居在杭州西湖的朋友处。一晚月上柳梢时，他出门写生，想去描绘月光下的西湖，却怎么也无力捕捉月夜微妙的情境氛围，只得徒劳而返。他的朋友观赏过丰子恺描绘的湖光月色之后，脱口而出唐代诗人赵嘏的诗句：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望月人何处，风影依稀似去年。这诗句让丰子恺豁然开朗。他突然琢磨起，是不是可以放弃对西湖的直接描画，转而尝试去表达由诗句联想到的场景。他想描绘的，其实是关于西湖的诗句引发的想象，而非风景本身。这件事令丰子恺一生难以忘怀，不禁深感“诗人眼力可佩，习画应该读诗”。

    1926年，军事冲突在上海蔓延，丰子恺一家从江湾逃离，最终在沪江大学里找到了避难所。一晚，丰子恺随口问骑在自己膝上年仅4岁的小儿子瞻瞻，“你最喜欢什么事？”瞻瞻率性回答：“避难。”丰子恺纳闷，设法探问他：“你晓得逃难是什么？”瞻瞻解释道：“就是爸爸、妈妈、宝姊姊、软软……娘姨，大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丰子恺恍然大悟，原来孩子理解的“逃难”是这样的！这样一次对话，激发丰子恺思考关于童年的话题。他写了一篇《从孩子得到的启示》，感叹“仆仆奔走的行人，扰扰攘攘的社会，在他们看来都是无目的地在游戏，在演剧。唉！我今晚受了这孩子的启示：他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

    丰子恺能够发现孩子心里和成人完全不同的儿童世界，他的很多画都是来源于儿女的嬉戏，看到哪个孩子有个有趣的举动，就马上画下来。孩子们碰到蚂蚁搬家，不但不去伤害它们，还用小凳子放在蚂蚁搬家的路上请行人绕行。

    为丰子恺最早的“儿童相”漫画提供灵感的，则来自日常的温情一幕。一天，丰子恺完成了一天的教务，妻子抱着儿子瞻瞻，携了女儿阿宝，到弄堂门口等他回家。瞻瞻坐在母亲的臂上，口里唱着“爸爸还不来，爸爸还不来！”阿宝拉住了母亲的衣裾，在下面同他合唱。马路上熙来攘往的人群中，瞻瞻一眼就认出了带着一叠书和一包食物回家的父亲，突然欢呼舞蹈起来，几乎使他母亲的手臂撑不住。阿宝陪着他在下面跳舞，也几乎撕破了母亲的衣裾。母亲则在一旁笑着喝骂他们。这时，丰子恺觉得自己立刻化身为两个人。其中一人体验着小别重逢时的家庭团圆之乐。另一个人，则远远地站出来，从旁观察这一幕悲欢离合的活剧，看到一种可喜又可悲的世间相。

    对丰子恺而言，儿童的世界更接近真实，更具有自然之美，这正是他希望通过作品努力捕捉乃至置身其中的境地。可贵的是，丰子恺描绘日常，出于感情，也出于自然，其实也是带有诗趣的。恰如他自己所说“这种画表面都平淡，浅率的人看了毫无兴味，深于感情的人始能欣赏”。

（选自2016年02月26日《文汇报》）

【相关链接】有一天，门前来了卖鸡崽的小商贩，孩子们齐声向爸爸呐喊“买小鸡”。丰子恺和小商贩讨价不成，小商贩拔腿就走，孩子们顿时哭声一片。丰子恺再度加码讲价，小商贩还是不依，孩子们的哭声更强了。因为还会有来卖小鸡的，丰子恺就抚慰孩子们，“我们等一会再来买吧，但你们下次……”丰子恺立即把话打住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这些成人世界的道理，丰子恺没有告诉孩子们。女儿丰一吟回忆说：父亲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种对童真的珍视和守护，一言一行都饱含对子女真善美的教育。

（节选自望秋园《丰子恺是个慈父》）

刘东生：阅读黄土高原这部大书

刘世昕

    旁人眼里普普通通的黄土却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刘东生心中的宝贝。这位“面朝黄土背朝天”达半个世纪的87岁老人，获得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的贡献在于通过“阅读”中国的黄土，翻开了百万年前地球古气候、古生态变迁的历史。

    地理学界有这样的说法：目前人类了解地球的自然历史有三本书，一本是深海沉积物，一本是极地冰芯，第三本便是中国的黄土。国际上认为，把黄土这本书念得最好的是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东生。

    从1804年以来，国际上对于黄土的成因有两种学说——“风成说”和“水成说”。从20世纪50年代起，刘东生对黄土高原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考察和实验分析，完成了《黄河中游黄土》《中国的黄土堆积》等多部专著，提出了有重要突破的“新风成说”。

    1909年国外学者提出的第四纪四次冰期理论，主导了20世纪前半叶的古气候学研究。1958年，刘东生根据黄土中古土壤的多旋回特点，发现第四纪气候冷暖交替远不止四次，对经典的四次冰期理论提出挑战，最终建立了环境变化的多旋回理论，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一个重大转折。当时刘东生提出，240万年前开始堆积的黄土高原中保存着非常完整的古土壤系列，它们的时间和空间分布规律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可以揭示古气候信息。黄土中那些丰富的生物遗迹，就像一部非常丰富的典籍，使人了解200多万年来黄土高原地区，乃至欧亚大陆所发生的重大地质事件，包括生物气候环境变迁、新构造变动、人类文化的发展历史等。

    为了探究青藏高原隆起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从1964年起，刘东生先后参加了希夏邦马峰、珠穆朗玛峰、托木尔峰、南迦巴瓦峰的登山科学考察，多次登上海拔6000米以上的高峰。“在那种境界，人类可以领略‘一览众山小’的韵味，陶醉于对大自然壮丽景观的畅想。只有被自然打动，才能不断地有兴趣去探寻自然的奥秘。”每每回忆起那些贴近自然的日子，刘东生总是很动情。

    1964年至今，刘东生还致力于青藏高原隆起与东亚环境演化研究，把青藏高原研究同黄土高原研究结合起来，把地球固体岩石圈的演化同地球表层圈的演化结合起来，开辟了地球科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球系统各圈层相互作用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刘东生带领研究小组运用古地磁年龄测定、同位素分析等多种手段建立了完整的黄土沉积序列资料，并开始与深海沉积物序列对比，使中国黄土成为古气候变化记录的最重要档案库，由此拉开了将中国黄土纳入研究全球环境演化框架的序幕。

    1991年，74岁的刘东生随中国科考队远征南极，在南极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科学考察。5年后，快80岁的老人禁不住北极的诱惑，又远征那里的斯瓦巴德岛，并不畏险阻，登上一座冰川。他说，去两极不是想创造什么纪录，只是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什么东西都想亲自看看。刘东生的脚步就是停不下来。2001年这位耄耋老人居然在南海科考船上度过了一个多月。家中客厅里那张他最喜欢的以布达拉宫为背景的照片，是他85岁去西藏考察时拍的，对他来说，青藏高原、中国黄土还有太多的故事。

    熟悉刘东生的人都听他讲过这样一则典故：19世纪一位西方地质学家在他的中国之行后说，中国学者喜欢在窗明几净的书斋中吟诗作画，不喜欢跋山涉水到野外观察大自然，若干年后其他科学领域或可发展，惟有地质学不可能有多大进展。刘东生偏要证明，中国学者不仅懂风花雪月，更吃得起野外科研的苦。受刘院士影响最深的是搞古生物研究的老伴，她回忆说：“我们夫妇俩的青春都献给了野外考察。攀高崖、越鸿沟、睡野外、忍饥饿……都是家常便饭。年轻的时候，家里常常连续好几个月都大门紧闭。”

    2002年，有“环境科学诺贝尔奖”之称的“泰勒环境奖”授予了刘东生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华莱士·布洛克。两人都致力于研究全球环境变化，刘东生研读的是中国黄土，布洛克的“书”是深海沉积物。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