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建筑师”齐康

    在南京，有一座被誉为“一部由石头垒成的史书”的建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是全国第一座抗战史系列的纪念馆，其设计者是当今中国建筑界泰斗级任务齐康。

    齐康生于南京，虽没有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但当年父亲冒着生命危险留守南京保护难民的事迹，给齐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0多年来，难耐的悲愤，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触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使他倾注了20多年的心血设计出这座纪念馆，他说：30万南京人的血肉生命，值得我呕心沥血去祭奠。

    齐康对纪念性建筑情有独钟，他参与设计了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等上百座纪念馆。他用建筑的形式留存和传承民族的历史，表达情感，期望美好未来，被称誉为“纪念馆意义”。

    其实，齐康更喜欢别人称他为“平民建筑师”。无论是他设计的高楼大厦、园林小景，还是各种各样的纪念馆，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走进去，去感受，去领会。他说建筑必须为人服务，以人为本。在大连理工大学伯川图书馆的设计中，他在图书馆内预留大量“交往空间”，国内有些图书馆专家对此很不认同，认为应该最大限度地设计阅读空间。而他认为图书馆的功能不只是阅读，还要有交往、交流不只是人与书，还有人与人。

    在福建武夷山庄的建筑设计中，齐康从传统中传承出新，在福建地区的乡土建筑里融入时代的气息，探索出一种新的地方主义风格，使福建武夷山庄成为全国风景建筑中第一个乡土建筑时代化的作品。他说，要尊重一方土地，尊重一方水。在这个一方水土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作品来，让人看到这个建筑就像是从这个环境里长出来的。

    齐康认为建筑师应当有一种情怀，一种责任心，担负起建设和梳理城市环境的重任。他说，建筑师必须研究城市的自然特点和人文特点，建设有情感的城市。他认为每一个城市都是有记忆、爱坐标的，比如说游子回到故乡，他能依着某个建筑找到以前的记忆，而现在的城市建筑突飞猛进，人在其中感觉很孤独，如何听的见乡音，记得住乡愁？

    作为建筑设计大师，齐康信奉一句话：不下工地的建筑师不是一个好的建筑师。他认为真正的知识许多来自下层。他曾经问擦窗工人对窗台设计有什么看法，工人说，站在花岗岩表面上太滑了，窗沿太窄，铝合金的窗轨不好站。这让他深深体会到，建筑不仅为业主设计，还要为擦窗工人设计。

    面对中国科学院院士、法国建筑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首届”梁思成建筑奖“等种种荣誉，齐康很淡然，他说：“盖棺定论时，能被看作‘平民建筑师’，我就心满意足了。”

（摘编自李伶伶《齐康传》）

相关链接：①齐康参与设计近200座建筑，其中纪念性建筑、学府建筑、文化建筑、人物建筑、风景建筑、办公建筑等多种类型。在这些建筑设计中，他运用中西方建筑的传统手法，融入丰富的哲学思想，重视空间的处理，探索中国现代建筑风格。（摘自《东南大学校友介绍》）②中工程学院院士王建国读博士时，师从齐康。王建国说：“齐先生高瞻远瞩，将建筑学有限的设计领域扩展到城市和环境领域，扩大到社会和人文领域。”（摘自“中华新闻网”）

“孤傲”俞平伯

    ①俞平伯1900年生于浙江湖州，原名俞铭衡，字平伯，现代诗人、作家、红学家。他出身名门，早年以新诗人、散文家的身份享誉文坛。历任上海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精研中国古典文学，是“新红学”的开拓者之一。

    ②俞平伯一生爱好昆曲，而这爱好又与他的爱情有关。1917年，俞先生与许宝钏结成秦晋之好。许家都是昆曲爱好者，许宝钏之父许引之是业余昆曲家，许宝钏的姐姐弟弟也喜爱昆曲。尤其是许宝钏，扮相漂亮，嗓音又好，唱起来字正腔圆，并且能填词谱曲。

    ③20世纪50年代中期，醉心于《红楼梦》研究的俞平伯先生遭受非学术的政治批判，遂淡泊了政治，对昆曲的兴致愈来愈浓。每逢星期四上午，夫妇俩便专门请来笛师伴唱。来了客人，也要坚持一曲唱罢才接待。俞平伯与许宝钏每年夏天都要坐公共汽车或三轮车去颐和园。这给幼小的外孙韦柰留下了童话般的印象：“外公租了人工摇的乌篷船，带着笛师，带了吃喝的东西，把船漂在后湖上唱曲子。一群游客围着听，都觉得很惊奇。”

    ④1956年8月，在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和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等人的帮助下，俞平伯第二次发起昆曲结社，这就是“北京昆曲研习社”。研习社成立大会在俞平伯的家——老君堂召开，他亲自拟订了《章程》和《同期公约》。研习社做的最有影响的工作是对《牡丹亭》的改编与排演——俞平伯与弟子精心整理校订，全体社员通力合作把《牡丹亭》推上舞台，1958年10月2日在北京试演了一场，周恩来总理亲临观看了演出。俞平伯生性耿介孤傲，不善应酬。演出结束后，周总理上台与大家合影，却找不到俞平伯，后来发现他是上台了，可是他取了自家的三弦又下去了，总理笑他书呆子。1959年10月，《牡丹亭》在长安戏院演出了两场，北京昆曲研习社也成为当年唯一参加国庆献礼演出的业余社团，这是昆曲演出史上的一件盛事。演出结束，文化部的一位高官来看望俞平伯，俞先生不说话，只抽烟。高官问：“身体好吗？”答：“嗯。”高官说：“我们走了。”答：“嗯。”既不客套，也不送客。

    ⑤“文革”开始后，一些乌合之众冲进俞平伯的家，从老君堂抄走了大量书籍和研究资料。后来又将其集中到学部的“牛棚”办学习班，把他的书挂在墙上批判。俞平伯在“牛棚”里依然从容，每天给夫人写一封信。造反派给他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让他敲着锣走在游街队伍的第一个，他也淡然处之。

    ⑥从“牛棚”放出来后，俞平伯全家被赶到一个小房子里居住，工资也被扣发，只有少许生活费。1971年1月，作为被特殊照顾的老知识分子，俞平伯夫妇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

    ⑦1972年，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有关部门不得不给俞平伯调整住房、补发工资。一天，几个人提着皮包去给俞平伯送钱。俞先生点完钱后不慌不忙地问：“这只是本钱，利息在哪里？”来人都很惊愕，说：“没有利息。”俞先生说：“工资是国家给我的，扣这么多年是错误的。今天你们来送钱就是很好的证明。还本付息是常识。”来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俞先生说：“其实我并不在乎那几个钱，我是对有些人信不过，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我担心他们从中贪污。”说得几个人面红耳赤，狼狈不堪。

（选自《名人传记》2012年1期）

国药大师——金世元

    “博学”是所有和金世元接触过的人对他最深的印象，只要是涉及中药方面的问题，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实践经验，他都能一一解答，因此许多人都尊称他为“国药泰斗”。

    金世元，1926年12月出生于北京市一个普通农民家庭，7岁时，父亲送他去了一家私塾读了七年的国学经典。

    1940年2月，14岁的金世元到北京药庄当学徒。做学徒的当年，金世元便开始学“炒药”。一口大铁锅放到灶上，底下柴火一烧，烟熏得眼睛不停地流泪，手上烫起泡是常有的事。“炒药”中最苦最累的莫过于炒姜炭了。炒姜炭既要忍受火烤，还要忍受呛嗓子的强烈刺激。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很多黄烟，并带着一股强烈的姜辣的刺激味道，让人涕泪俱下，就连流的汗都是黄色的；等到姜炒成黑炭冒黑烟时，脸上、身上流的汗水全都是黑的。学徒三年，每天至少要工作12个小时，晚上还要看药书，背《汤头歌》、《四百味》。三年学徒，金世元脏活累活抢着干，且虚心求教、认真观察、处处留意，不仅了解了诸如饮片炮制、成药制作等中药制药的全过程，而且掌握了一些中药制药的特殊技巧和方法。当然他也记住了老师傅常对他说的一句话“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还是做学徒的当年，他被选送到北京市中药讲习所系统学习中医药学知识。白天在药庄干活，晚上徒步往返20多里到讲习所，师从中医名宿汪逢春、赵树屏等。两年时间他风雨无阻，准时到讲习所专心听老师讲课，认真做笔记，并刻苦攻读中医典籍，这为他从事中药事业、钻研中药学术奠定了理论基础。

    1957年金世元以优异成绩通过中医师资格考试，获得了中医师营业执照。他不顾个人利益得失，放弃开业行医，继续从事自己的中药事业。

    1961年金世元调入北京卫生学校，创建中药专业。他亲自选编教材，主讲中药课程，注重实践教学。“文革”期间，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他白天干农活，晚上写书，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了29万字的《中成药的合理使用》一书，为指导临床中医正确辨证用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金世元，1990年被遴选为全国唯一的中药学指导老师，2012年与王水炎院士合作担任“医药圆融”导师，2013年被遴选为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作为一名教师，在教授学生专业技术之前，他首先要求学生树医德，守药德，并让学生将此作为从事中药工作的基础。他还注重引导学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认识中医药文化。从教50余年，金世元桃李满天下，硕果结四方。

    1985至1990年间，金世元根据自己多年临床应用的有效处方成功研发出“射麻口服液”，不久又与北京同仁堂制药厂合作，将著名中成药“乌鸡白凤丸”以新工艺研制成口服液剂型，两种药均被卫生部审核批准投产供应市场。

    1995年至1998年，金世元被聘为中药鉴定专家，参与全国中药材市场整顿工作。他以精湛的鉴别技能和丰富的炮制经验对制售伪劣药材和违反炮制规程的行为予以当面揭穿，为净化、规范中药市场，保障百姓用药安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了保证药品质量，金世元几乎走遍了全国主要的中药材基地，在考察中还对各地中药材栽培进行技术指导。为了提高药商的药材鉴别水平，最大限度地降低伪劣药材对人体的危害，金世元还为各地的药商们讲授药材的鉴别知识。为了把自己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毫不保留地传给后人，金世元先后主编了专业著作30余部，先后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

    到2017年，金世元已经从事中药工作77年了。在这77年的风风雨雨中，金世元为中药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全部心血，也获得了党和国家给予的崇高荣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炮制技术”代表性传承人、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国家基本药物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回眸自己的一生，金世元感触良多：中药是大自然的精华，人也必须依赖大自然才能生存；人与中药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关系；药如人生，中药不仅能治病，制药的过程同时也可以教人、育人。

（选自三户町的《国药大师——金世元》，有删改）

【相关链接】我现在呢，主要就是带学生。带学生，有四句话的嘱言：“热爱中药事业，恪守职业道德，继承传统文化，发扬优秀精华。”我们中药行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它特殊在什么地方？我们面对的顾客是病人，病人吃药并不只是解决痛苦，更是抢救生命。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所以说做这项工作，必须得有德。

工作七十七年，我没有过念头要改行，选择了这项工作，我就志笃意坚。

（摘编自金世元在《开讲啦》第216期的励志演讲）

文化传承——冯其庸的人生主线

柴剑虹

    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和民族荣辱、国家兴亡密不可分的。冯其庸先生的幼年、青少年时期，正是外寇疯狂侵侮，内乱动荡不止的年代。他目睹河山破碎、国破家亡的惨象，从小立志，追求强国富民之梦。他以自己非凡的成就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繁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个人的成长，与家庭抚育、学校教育关系极大，与文化传承息息相关。他生长于贫穷的“稻香世家”，自小要种田、挑担、车水、养蚕，干各种农活，艰苦生活的磨练成为他“人生第一步的教育”。同时，作为文化传承重要因素的良好家教也为他创造了学习文化知识的条件，上学、辍学、自学，像一颗良种在书的丰沃土壤里生根发芽成长，经过小学、私塾、中学、无锡工业专科学校和名校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培育，又参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实践，以及文艺界、学术界多位名师挚友的扶助、影响，终于成为根深干直、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一个人的成就，虽离不开环境的熏陶和师友扶助，但更取决于自身的奋发图强。他自小生长于逆境，道路曲折坎坷，历经风霜雨雪，磨炼出发愤自砺的品格。1964年10月他被派到陕西长安县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时，为深入了解古代历史文化，居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利用有限的节假日时间，带领同事去实地考察周边的周秦汉唐文化遗址，并且撰写了一篇符合考古专业要求的调查报告，不仅留下了一份难得的珍贵资料，也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可贵的文化担当精神。特别是冯老自年逾花甲到古稀耄耋，居然十赴新疆、三上帕米尔，探求玄奘东归之道，又穿越罗布泊，进楼兰，过白龙堆，进入玉门关到敦煌，可谓艰苦跋涉，虽苦犹乐，创造了一个年迈学者深入西部边陲实地考察古代文化遗址的奇迹。

    一个人的性格，也必然会影响其一生的作为。他是“悲天悯人”的性情中人，爱憎分明，眼睛里容不得沙子，每辨是非曲直，决不退让、苟同、盲从，而有时却不免也会因同情而轻信；既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又豪情满怀，率性自律，独立乱流，不失方寸。这些看似矛盾，却是融汇统一于“以天下为己任”的通达人生观。尤其在身处逆境之时，他顽强、达观的性情，往往可以化解艰难险阻，走上顺畅之通衢。他对《红楼梦》作者的家世考辨、版本研究，曹雪芹故居、墓石的考证，以及项羽不死于乌江的考订等，便是这方面很典型的事例。自传中述及他和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中见解不同，尤其是1984年赴列宁格勒考察并洽谈影印苏藏《石头记》抄本之事，二人产生若干矛盾。其实，许多人并不知道，正是因他当年的主动推荐，周汝昌才得以参与此行。自传中没有提及此点，正说明了他的宽大胸怀。

    在冯老心中，关心民生与重视文化传承密不可分。1999年，我所在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学术集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集“吐鲁番专号”出版经费欠缺，具体负责编辑该集的荣新江教授颇为焦急，我向担任学会顾问的冯老报告此事，他马上将自己刚得到的数万元稿费捐给学会，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据我所知，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有人假冒慈善组织要冯老捐字画。冯老出于对灾民的关切与赈灾热心，未加思索一次就应允捐出书画数十幅之多，为此他不顾疲倦连日写字作画，因累而病住了医院。

    现在，拜读了冯老的这本口述自传，了解了这位文化艺术巨匠的风雨历程，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文化传承的艰苦卓绝，进一步认识文化自信对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

（选自《中国教育报》2017年2月24日第4版，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冯先生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确定了走历史文献考证和地面遗存调查相结合的学术道路，一辈子也没有放弃这种坚持。因此在进入曹雪芹家世研究领域的时候，他十分重视文献史料的发现考证与遗存实物的发现调查相结合。（张庆善《红楼内外的冯其庸先生》）②冯其庸先生的口述自传《风雨平生》2017年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自传里引述了一首诗：“《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辞。”这是他在抄家毁书的“文革”期间于190多个夜晚冒着生命危险抄成《瓜饭楼抄庚辰本石头记》后写的。

医者仁心、肝胆相照的吴孟超

林蔚 雅商

    “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吴孟超常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这么说。因为这份爱，吴孟超几十年来坚持只给病人开价格最便宜的药，就连给病人问诊的听诊器都会细心地先用手焐热。他是无数患者心中妙手回春的“老神仙”。“病人生病已经非常不幸了，为了治病他们可能已经花光了家里的钱，有的还负债累累。作为医生，一定要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替病人算账。”这是吴孟超对年轻医生说得最多的话。

    有一次，病房里收治了一位来自浙江农村的妇女。手术后五六天，吴孟超去查房。他仔细检查完病人，又认真看了她的病历，眉头微微皱了起来，半晌没吭气。那时，在场的人都很紧张，“看样子，‘老爷子’准是又看出什么问题来了。”果然，吴老把值班医生叫到走廊里，劈头便问道：“这个病人为啥要用先锋6号？还是进口的？”值班医生答道：“作为常规术后抗感染，现在大家都在用先锋6号，这个病人也就用了。”吴孟超一听就火了，大声说道：“现在有的医院、有的医生不好好给人治病，光知道给病人开贵重药品，凭此赚钱、提成，完成利润指标。你不要学他们！”

    平时，吴老总是反复强调，要求医生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哪种药便宜用哪种。在为病人做检查时，如果B超能解决问题，他决不会让病人去做CT或者核磁共振检查；如果病人带来的片子能够看清楚，他也决不会让他们再做第二次检查。

    每次手术结扎，他都是坚持用手、用线。他说：“我们要多用脑和手为病人服务，用一次缝合器械，1000多元就没了，那可是一个农村孩子几年的读学费用啊！我吴孟超用手缝线，分文不要。”

    正是这般精打细算，吴孟超和他的团队切除一个肝脏肿瘤的手术费、治疗费等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人曾劝他松松口，也进一些自费的耗材和药品，这样医院一年至少可增加上千万元的利润。可是，吴孟超毫不松口，他说：“我们不能把医院开成药店，把病人当作摇钱树。”

    可就是这位医学泰斗，吴孟超一生中虽然成就卓著、功勋无数，却始终保持着谦逊质朴的本色。他特别强调，为医之道，做人很关键，要善于做人。“一是要做一个善于团结人的人，二是要做一个善于思考和总结的人，三是要做一个善于服务的人。”

    在吴孟超的从医生涯中，最让他鄙视的是那种不求有功、但求无失的“太平医生”。他说：“救治病人如果怕担风险，前怕狼，后怕虎，那么禁区永远是禁区，病人只能在医生的摇头和沉默中抱憾离开人间。”

    如今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名医了，吴孟超依然不忘恩师裘法祖的谆谆教诲，表示自己的成就更多是因为能踩在巨人肩膀上而获得的。他对记者说：“肝胆外科的发展是各级领导的关爱和全体同志一起努力的结果。任何一台手术的成功也不是手术者一个人的功劳。一个病人痊愈出院，护士的功劳占百分之七十，医生只占百分之三十。”

    只要不出差，吴孟超每天都会亲临“战场”，不是当指挥官，而是做一名荷枪实弹的战士，用自己的双手向肝癌发起歼灭战。已经年逾九旬的吴孟超，现在每年主刀完成的手术也要将近两百台。每每看到一个个康复者露出久违的笑容，他常常情不自禁地喜悦，发自内心地高兴。他曾自嘲说“这可能是手术依赖症”了。

    老人动情地对记者说：“人老了，力气也越来越少了。但只要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刀我还是要开的，前提是不能拿病人的生命逞强。医疗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有一天我倒在手术台上，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选自2013年第7期《人物周刊》，有删改）

春雨润物细无声

——记教子有方的刘伯承元帅

    干部子女，尤其是高干子女，如稍不注意，不严格要求自己，就容易滋生一种依赖心理，认为大树底下好乘凉，即使不掌握本领，也能在父母的保护伞下安逸自由的生活。对这种现象，刘伯承早有察觉，因此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孩子，要当普通一兵，要好好学习，努力读书，掌握一种或几种本领，长大以后独立生活，靠自己的本领吃饭，而不是靠父母的功劳过日子。

    建国初，刘帅率军进入大西南。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学业，便将他们留在北京。每次因公回京，总忘不了叮嘱一番。有一次刘帅回京开会，尽管时间紧迫，她还是在吃午饭的时候把儿子太行和女儿密群叫到自己的住处，要兄妹俩读一篇讲述一位父亲在儿子犯罪被判刑后，悔恨自己没有及早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文章，题目叫《审判后的谈话》，还让他们谈了自己的体会。

    刘帅曾说“我们是打扫舞台的，把三座大山推倒就是把舞台整理好，创新要靠你们，你们要想唱好戏？就要好好学习，要有真本事”“我的诀窍只有一个，就是刻苦学习，”他还结合自己在苏联的学习经历谆谆教导：“当初我在苏联学习时，尽管汉语的水平较高，但俄文连字母都不认识，但我只有一个念头：学，刻苦的学！人家学一遍，我学十遍，人家学十遍我学一百遍。”

    刘帅的话，每一个字都震撼着孩子们的心，他们决心刻苦学习。

    有一次，太行不仅没有完成父亲留下的背诵任务，还把书中的一页撕去了半页。刘帅发现后并没有发脾气，而是拿出自己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上读过的书给儿子看，这些书籍的质量很差，用的年头又久，但都平平整整，书中有不少眉批，还有不少粘贴的地方，看起来仍十分清楚。他就此教育孩子：“书是一位百问不厌的老师随便你问他多少次，他都不会生气发火，总是耐心地回答你的问题。你要爱惜书”说完，便将太行撕掉的半页用白纸补上粘好，用毛笔一笔一画地把缺页的内容写上去。

    小儿子刘蒙解放初期生于南京。刘帅有感于三国东吴名将吕蒙发奋上进，从而留下“士别3日当刮目相待”的佳话，就给儿子取名“阿蒙”。

    1967年的一个早晨，刘帅让阿蒙背诵《辨奸论》。阿蒙觉得这篇文章太难了，怎么也背不通。于是，便预先想好了一个借口，便跑到树林里去玩。在父亲检查背诵时，他说：“《辨奸论》是苏洵影射王安石的，王安石，主张革新变法，所以这不是一篇好文章，我不想背它。”

    刘帅知道儿子的鬼心眼，但没有揭穿，而是沉静地说“你从小就想做个勇士。你现在大了，应该懂得勇敢，就是不怕困难，勇者不惧嘛！只要你不怕困难，半个小时后，一定能够背下来。”

    在父亲的鼓励下，阿蒙真的花了半个小时将《辨奸论》背熟了。那天晚上，他问儿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你学《辨奸论》吗？”阿蒙思考了半天，仍然感到茫然。刘帅和蔼地说：“让你学习《辨奸论》，是要你在学习细致观察问题的方法，从而更好地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读文章，一定要多思考。”刘帅知道儿子阿蒙有点鲁莽，为了让儿子克服这一缺点，一天晚上散步的时候，他给儿子讲了西汉张良的故事。

    刘蒙曾深情地说：“爸爸不仅教我们学习文化知识，提高各方面的修养，更重要的是教给我们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教育方法灵活。想起这些，我也像许多孩子一样，觉得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节选自《共和国元帅家风》，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