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黄豆

    爷爷是染布的。他爱吃黄豆出了名。在镇子西头，爷爷十七岁那年刷刷地在地上架起了好几口大染锅。这吃饭的手艺是“偷”来的。

    爷爷从小喜欢跑进大染坊找老板的儿子斗蛐蛐。有时老板的儿子跟私塾先生念书，爷爷便蹲在一旁，直愣愣地盯着热气腾腾的大染锅。爷爷蹲着看染布时，就从兜里摸出几把炒熟的黄豆塞到嘴里嚼，这样一蹲就是一两个时辰。“呆瓜”——染布师傅往往这么笑话爷爷。当爷爷染出第一锅布时，大家才知道爷爷不呆。

    那年，家里遭了大灾，爷爷架几口大锅开始染布。开业那天，镇子里所有人都听到爷爷一边敲锣一边喊话，开张头半个月染布不收钱，染坏了一赔二。爷爷没钱请帮工，自己把麻绳往肚子上一勒，一把黄豆往嘴巴里一塞，一边香甜地嚼着，一边搅动大染锅。当爷爷嚼完三四把黄豆时，青布便染成了。青色衬着爷爷额头的汗珠，沉稳得像傍晚袭来的夜幕。

    后来，那家大染坊被爷爷挤垮了。没过半月，爷爷快乐地嚼着黄豆把那几口锅搬进了大染坊。于是，镇子里又有了大染坊。那名声像染布匠拿搅锅棍敲锅一样，咣咣当当响得很。在嚼着一把又一把黄豆时，爷爷兜里也开始响着咣咣当当的银元声。

    有了钱，除了每天有滋有味地多嚼几把黄豆，还娶了奶奶。迎亲那天，爷爷喝了好多酒，醉了，进洞房时还绊了一脚，兜里的黄豆全撒在地上，他捡了好一阵子。奶奶什么反应，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后来跟我讲这事时，爷爷还叹气，这一绊，不是什么好兆头，要不，后半辈子也不会活得这样磕磕绊绊。说这事时，爷爷喘着粗气，我帮着捶了半天背，他还是喘得满脸猪肝紫。

    其实，爷爷在生父亲的气。

    闲时，爷爷经常是一边慢慢地嚼着黄豆一边跟我聊天，像在咀嚼他的一生。他说，父亲是一个“倒钱筒”。父亲是爷爷的独苗，奶奶宠着他，惯着他。听爷爷说，父亲才十岁，就开始进大烟馆。没钱，就赊账。烟馆老板拿着赊账本来计钱时，爷爷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父亲就像一颗荒野的树那样疯长。

    我十岁那年，三天三夜，父亲跟人赌输了。大染坊被抵了赌债。那一天爷爷没有嚼他的黄豆，唉声叹气，一脸乌云。

    搬出大染坊时，爷爷习惯性地掏出黄豆，迟疑了一下，爷爷这回没有把黄豆塞进嘴巴，而是把黄豆一路撒在地上。

    没几年，爷爷病得不行了。父亲依然整天不着家，爷爷的安危只是他耳边刮过的一阵微风。

    临终前的那个晚上，爷爷示意我到他跟前，他手中攥着一个小布袋，打开来，是些黄豆。昏暗的灯光下，豆子炒得金灿灿的，爷爷说，这辈子只剩下这点黄豆了，他的声音很轻，连他旁边油灯的火苗都没有动一下，他颤巍巍拈出一颗豆子，习惯性地放入口中，又要嚼它。不知是黄豆太硬还是爷爷老了，牙品不行，他没嚼动，又把豆子放入袋中。

    他叹叹气，说这辈子就爱这黄豆，人走了带上它，也算来世上留个念想。他慈爱地对我说，如果你长大了真活不下去，可以再到爷爷这里来拿这黄豆吃。不过，你要是争气，最好就别来找我了，他语气中满是沮丧。

    我愣愣的，不太明白，点了点头。

    第二天早晨，爷爷走了，手里紧紧攥着那小袋嚼不动的黄豆。邻居帮忙葬了爷爷后，父亲才回来。没人怪他，他在邻里眼中只是一个能够看得见的影子。

    父亲长号着，声音凄厉，如同塌了脊梁。大家都知道他为什么哭。整整两天两夜，他雇了好几个人把小房子掏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连瓦背也全掀掉了，还是没有找到传说中爷爷那几坨金子。他疯了。

    后来，一个金匠跟我说爷爷确实有几坨金子。不过，爷爷临终前偷偷让他把它们打成了一颗颗金珠子。

    我蓦然明白，爷爷那小袋黄豆是什么了。爷爷给我留了一笔活命钱。

    有人曾问我，金子最终找到了吗？

    当然没有。爷爷的坟头早被我平了，当时还有人说，我跟我那疯死掉的父亲一样，也是忤逆不孝。

    现在我有了自己的企业，人们称我是什么“著名企业家”。不久前，一次慈善会上，我说了，死后捐出全部财产，我那个儿子和老婆都不跟我说话了。

    为什么这么做？有记者问我，我一时语塞，眼前浮现出爷爷那小袋最后的黄豆。

（改自王琼华《最后一碗黄豆》）

中药飘香

杨忠

    ①闻着煎药时四溢而出香气弥漫的中药，心又回到儿时多病的日子，回到比汤药更浓烈的亲情氛围之中。

    ②在我蹒跚学步的那段日子，母亲带我到乡下外公家小住。母亲为外公煎药，冒出香气，当我最近距离地闻到从一只被炉火熏黑的砂锅里散发的草药味时，心里存有一种神秘和敬畏。那药是母亲冒着冬雪走了几十里山路，叩开一家早已打烊了的药铺抓来的。外公病歪歪地喝着母亲连夜煎熬冒着热气的汤药，竟然神奇般地好了。也许是母亲的孝心和精神感动了上苍，才有如此神力。从此，我们全家尤其是母亲对中药敬若神灵。外公风烛残年与药锅为伴直到去世，享年89岁。

    ③我是家中宝贝，病灾不断：小时候出麻疹、痄腮，稍大患肾炎、肝炎，还曾被滚沸的汤药烫伤。因此，外公用过的那个有年头的黑乎乎、脏兮兮的药砂锅，又被母亲找了回来，母亲用清水一洗并念道：“外公保佑小孙孙，那药砂锅熬出来的中药有神力呢。”我的命几乎是泡在“苦水”中熬过来的，能喝水的时候就开始与汤药结缘，那是又令人惧怕又让人感觉亲切的苦味。“良药苦口”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双关语。虽不懂其意，但我知道对我一定有好处。

    ④记得我成人之前母亲一直为我煎药。煎药很有讲究。她说：“煎药如同进庙上香，要心诚，不能乱说话，身子也要干净，否则，这药效就不好。药渣更不能随意乱倒，要倒在人气旺的岔路口，让众人把病带走，吃药的人病才能好。”所以母亲煎药时，总是把手洗得干干净净，有时还要换一身干净的衣裳，嘴里念念有词地说着什么，倒药渣时更要走好远的路。母亲煎药时的背影和炉火映红的脸庞很好看，至今仍烙在我心里……

    ⑤煎药的流程是中国人独有的，从开始懂得中药能治病到今天，一样的方法，一样的氛围，一样的心情。洗锅，浸药，生炉。下锅有先后之别，火候有文武之分。解表药用“武火”，滋补药用“文火”；矿石、甲壳、兽角类药“先煎”，药引或粉末状药“后下”。久病成医，耳濡目染，我已熟知其道。

    ⑥多年之后，我读到清代怪杰石成金《传家宝》中“煎药”一节，有这样的句子：“煎药时要老诚人细心看守，不可炭多火急而沸出，亦不可过煎而药枯，火候得宜则药之气味不损，自得速效矣。”所以母亲煎药时总是不假他人，其认真劲儿就不难理解了。

    ⑦而现在父亲、母亲都已不在人世了，中药的香气也渐渐散去。

    ⑧想起小时候生病的日子，想起母亲为我煎药时的情景，不免黯然神伤。母亲病重时，我一直守着她，就像当年我生病时她守着我一样。母亲守旧固执，不愿看西医，执意要吃中药，我为她请了最好的中医。而那只用了很长时间的药砂锅，经过几次搬家早已不见踪影。母亲很迷信，她说：“外公用了它，病治好了，活得长寿；你用了它，许多病也治好了，如今养得白胖壮实。看来我不行了。”母亲的话很灵验，正如她说的那样，她不久离我们而去。

    ⑨我时常在想，五味俱全的汤药犹如漫漫人生，也包含生活的滋味。在纷纷扰扰的生活中，举起酒杯，醉的是红尘，端着茶杯，泡着的是日月。一个人一生之中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病痛，偶尔喝点汤药，益于病体，也是一种提醒与思考。汤药入口，一股暖流在肚肠里奇妙地跳荡，使人感受到一种因苦味而带来的淡淡感伤，使人想起吃苦对生命的意义。这是对人更深的益处，亦如世事从兴而衰，正像人体从健而弱。一碗由砂锅倾出的热的苦水，从口腔到胃肠的距离之中，让人从兴奋到镇定，使人想起生命本身。我认为，中药的本质也许是诠释生命意义的哲学过程。

    ⑩中药飘香的日子，其实就是一段人生最美好的回忆……

美女

契诃夫

    黄昏的阴影已经落在车站的小花园、站台和田野；车站遮蔽了落日，不过，根据从机车里冒出的一团团烟雾以及它们被染成的淡淡的玫瑰色来看，显然，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

    当我在站台上走来走去的时候，忽然发现，大多数散步的旅客都往一节二等车厢那拥，带着异样的神情停在车厢旁边，仿佛这节车厢里坐着一位什么知名人物。在这节车厢旁边我遇到不少好奇的人们，其中有一个正是我的同车旅伴——一个矮个子炮兵军官，聪明、热情、好客，跟我们在旅行中偶然相识、没有深交的人们一样。

    “您在那儿看什么呢？”我问。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用眼睛向我示意一个女人。这是个年轻姑娘，十七八岁，穿的是俄国服装，头上什么也没戴，只有一小块披巾不经意地搭在一个肩膀上；她不是乘客，想必是站长的女儿或妹妹。她站在车厢的窗子旁，跟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乘客谈话。

    这姑娘是出色的美女，这一点，无论是我，或是跟我一起欣赏她的那些人，绝不怀疑。

    要是照老规矩把她的外貌一部分一部分地描绘一番，那么她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那一头淡黄色的、波浪起伏的、厚厚的秀发，它们披散着，头顶上系着个黑色的发带，至于其他的部分，要么不太合适，要么就是很一般。她那一双眼睛，是出于卖俏呢还是由于近视，总是微微眯缝着，鼻子微微向上翘起，嘴很小，侧影轮廓不分明，肩膀窄得与年龄不相称，尽管如此，姑娘给人的总体印象依然是真正的美丽，望着她，完全可以确信：俄国人的脸无需严格的整齐端正便能显出其美丽，不仅如此，倘若把这姑娘的翘鼻子换上一个又端正又完美的，结果倒使这张脸丧失了全部的妩媚。

    站在窗旁谈话的时候，姑娘因傍晚的潮气而瑟瑟颤抖，她不住地回头看我们，一会儿挺起身子两手掐腰，一会儿又抬起手整理头发，她有说有笑，脸上的表情忽而惊奇，忽而恐惧，我就没见过她的身体和面容有安静的时候。她的美的全部秘密和魅力，恰恰在于这些细微而无限优美的动作，在于她的微笑，她脸色的变化，在于她向我们投来的匆匆一瞥，在于这些优美的动作与青春、活力、笑语声中流露出的心地纯洁以及我们所喜爱的小孩、小鸟、小鹿、小树身上的纤弱与和谐。

    这种美是蝴蝶的美，它只能与华尔兹在花园里飞舞、欢笑和快乐相映成趣，却不能与严肃的思想、悲伤和宁静相容；似乎只要站台上吹过一阵大风或下上一场雨，她那柔弱的身体就会枯萎，她那变幻莫测的美就会像花粉一样消散。

    “这样……”军官在第二遍铃响过后往自己的车厢走时叹息了一声。

    而“这样……”是什么意思，我无法判断。

    也许他感到惆怅，极不情愿地离开美女和春的晚会，走回窒闷的车厢；也许他跟我一样，正不由自主地为美女、为自己、为所有垂头丧气走回自己车厢的旅客而惋惜。也许他隐约感觉到她的罕见的美是偶然现象，毫无用处，就像大地上的一切没有永恒一样，也许这种忧伤是人在观察真正的美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吧，只有上帝才知道！

    在我们这节车厢旁边，乘务员正胳膊肘靠着月台的扶手站着，往美女那边观望；他那张脸因昼夜不眠和车厢的颠簸而疲惫不堪，显得憔悴、松弛，令人腻烦，现在却流露出脉脉的温情和深深的忧伤，仿佛他在姑娘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青春、幸福、清醒、纯洁、妻子、儿女；仿佛他感到追悔莫及，因为姑娘不属于他，他已未老先衰，愚蠢迟钝，满脸粗鄙，要得到一般人或旅客们的幸福对于他不啻登天。

    第三遍铃响了，汽笛长鸣，火车懒洋洋地启动了。站务员、站长从我们的窗前闪过，接着是花园、美女以及她那奇俏、天真、慧黠的微笑……

    我把头探出车窗外往后看，看见她目送火车走后在站台上走动，经过电报员所在的那扇窗户，朝花园跑去。车站已不再遮蔽西边的景色，田野敞开了胸怀，但太阳已经落山了，一缕缕黑烟在绿茸茸的禾苗上蔓延。在春的大气中，暗淡的天空下，我们的车厢里，处处是忧伤。

    我们熟识的乘务员走进车厢，点起了蜡烛。

（选自《契诃夫短篇小说选》，有删节）

热闹

李利君

    张太并不太在意对门住的是什么人。她想，总也不会是什么本事大的人。因为，这栋楼东侧是100平方米大小，而自己住的这西侧则是130平方米的。她的家经常要在夜间接待一些来访者。张太并不是很烦，因为来访者都是毕恭毕敬的，并且都会带一些价值不菲的礼物。没办法，张先生是这个城市的“上层建筑”，住在这套房子里已经算是很廉洁的了。因为门经常开关，她有时会看到对门其实也经常有人来，似乎并不比来她家的人少。不同的是，她家的来访者总是悄无声息地来，又悄无声息地走，可是对门的人却是春风满面地来，又春风满面地走。

    这让张太有一点点的意外。

    中秋前几天，张太家似乎更忙碌了。人们几乎是排着队进来的，坐上一分钟就离开。张太也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对门的上访量却还和旧日一样。张太劳累的心不知为什么有一点小小的自得。然而，这自得没有两天，就被无情地撕破了。

    对门一下子宾客如云，并且，还不时有笑浪传过来。张太心里就有点烦。她其实也希望来自己家的人能带来一些欢笑，而不是什么鱼翅、红包之类的东西。可是，这些人却像前世就修行好了的奴才一样，皮笑肉不笑，搓着手，不知所措的样子。张太脸上早没了什么好颜色，她木然地送上一杯茶水后，就顾自去看电视。张先生经常不在家的。张太知道来访者没话找话其实只有一个目的——让她转告张先生来者是谁。

    张太的耳朵里却不时传来对门的欢笑声。她的心早就飞过去了。

    送客的时候，张太破天荒第一次把客人送出了门，看那个人诚惶诚恐地下了楼，她有点忍不住地站在门口，想听听对门到底是些什么人这么快乐。声音非常年轻，但不能肯定那是些什么人。这时，楼道里有脚步声，她赶紧进了门。

    门铃响了。张太一动不动，看看偌大的客厅，她的心里忽然一阵凄凉。在她听来，门铃声不过是势利的探询而已。她的眼圈有点潮湿。

    张先生一步一步奋斗到今天这个位置。前些年，张太跟着他没少受罪，那时他们可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可是，自从张先生突然不用那么辛苦了，她就一下子闲了起来。开始的舒适早已荡然无存，张太觉得自己心里缺少了很多东西。

    门铃响过几声之后平静了下来。张太静静地靠在沙发上，对门的声音又传过来。她听着那些声音，记起自己也曾经有过这种快乐的时光。那时他们年轻，无忧无虑，心里充满了对世界的种种美妙的幻想，那时她的内心满是把握这个世界的豪情壮志，当然，在很多人看来，今天，她已经成功了。凡是了解这个城市历史的人都知道，张先生的今天，有一半是她的功劳——其实一直以来，张太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成就也非常满意。可是今天，她突然感到自己失去了一些东西。

    她拉开门，看看外面没人，忍不住把耳朵竖起来，仔细地听对门传出来的欢笑声。楼道里有初秋的风穿堂而过，吹在人的身上已经有几分凉意。张太双手用力抱住双肩，缩起身子。外面是无边的灯火。张太想，张先生可能在干什么呢？她想不出。又一阵秋风吹来，我们的主人公张太回转身加了件衣服，又站回到了门口。客厅里和这空旷的走廊一样的凄清。她突然只想站在这里。尽管走廊里的灯是新换的，可是，依然显得有几分暗淡，尤其是不时有笑声从对门飘出来的烘托，张太的身影就显得颇有几分萧瑟。

    正当张太像一个贪婪的人沉醉在金子的光芒中的时候，对门的门开了。张太没有准备，她感到一股热乎乎的气流扑面而来，仿佛是春天吹向小草的风一样。她赶紧退回身，脚步在地上滑了一下。她赶紧站稳。就在门将要关上的一瞬间，她听到许多人的声音响起：老师，再见！

归

袁有江

    他现在还不想回家。

    迎着刺眼的夕阳，他突然间冒起了去大岭山的念头。朋友曾提过，大岭山之巅可以俯瞰整座城市。来这座城市二十多年了，他还从没认真看过这座城市的全景。

    此刻，他很想一个人去站站，看看。

    暮霭苍苍。站在观景台边缘，远眺一池斑斓的灯火，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巴。第一次，他发现这座城市是高低起伏、连绵不绝的。一种从喧嚣中滋生的空空荡荡之感，油然而生。脚下是万丈深渊。凉飕飕的山风，钻进裤管，沿尾椎流到后脑，激起一股往下坠落的恐惧。他下意识地抓紧栏杆，想到尼采的那句话：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下山时，他鬼使神差地将车又开回了单位，并关闭了手机。

    今夜，他想徒步回家。

    银白的河床里，静水深流，寂然无声。夹道的树丛间，散布着稀奇古怪的虫鸣，天籁般好听。他贪婪地深吸着夏夜的凉气，稳健地走在塑胶绿道上。恍惚间，他觉得身后，留有一串清晰的脚印。这些脚印，将这二十多年的时光坚定地嵌入了这座城市。“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想起了郭天王的歌词，他微微一笑。

    在绿道尽头翻上路面，向南，转入一条商业街。路上车水马龙，街两边店铺林立，流光溢彩的招牌和灯箱，让他有片刻目眩。一家超市的音响，正不遗余力地播放着流行歌曲。这条他每天经过的街道，原来如此繁华。从前的熟视无睹真不应该。

    从商业街拐进工业区，热闹渐行渐远。马路上，除了偶尔驶过的货柜车，几乎没有行人。站在梧桐树间的路灯，洒下斑斑点点的光。突然，他发现一家工厂的后门口，好像躺着一个人。

    他清除脑子里的那团乱麻，一步步走近。

    是一位全身脏污，壮实，约五十岁的女人。她穿着一套破旧的粗布工装，左脚挑着一只女式布拖鞋，右脚底压着一只男士塑料拖鞋。她身体横截门口，就着斜坡躺着。头枕交叉的双臂，胸腹坦然地面对夜空，居然还跷着二郎腿。青紫的脸上，仿佛浮着一层油润润的，纯真的笑意。均匀的鼾声，透出香甜的气息。女人，很像法国印象派油画里，那些丰腴的睡美人。

    她不像是捡垃圾、收破烂的。讨薪的？似乎也不像。更像是一位精神失常者，一位什么都不需要考虑的弃妇。她有家人吗？为什么会沦落街头？也许，她好好洗个澡，换身衣，睡在一张柔软的床上，会是一位美丽的母亲。猜测了一会儿，他觉得自己很可笑。自己没有责任和义务，去猜测她的身世来历，更根本没资格同情她。

    他掏出手机，已经是凌晨一点。他从来没有这么晚不回家。偶尔晚归，总有电话先打回去。手机恢复信号后，一股脑蹦出十几个未接电话和未读信息。母亲、老婆和儿子都问他啥时候回来，干吗还不回家。儿子和儿媳妇在闹离婚。母亲的股骨头手术，无论如何不能再拖……

    该想的想一遍就烦，不该想的想一千遍还想。徜徉在明月大道，他和月光下的影子无休止地辩论着。他告诫自己，什么都不必想，不必担心。影子却告诉他，你得想清楚一切，凡事都值得担心。

    到了他夜夜栖息的小区。输密码，开门；进电梯，出电梯；开锁，进家门，换鞋，过客厅。一切照旧。他伸头看看母亲的卧室，夜灯阑珊。蜷缩在沙发上的妻子鼾声正顺。负痛而眠的母亲，也一脸安详。

    赤条条躺进浴缸，他才再一次回想下午张医生的电话。“你……虽然是晚期，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一瞬间，不可遏制的泪水，决堤般涌出。

（有删改）

罗丹之约

铁凝

早春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罗丹作品要来中国了，这些作品将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展出。

在法国，在巴黎瓦雷诺大街的罗丹博物馆，当坐落在庭院内的《思想者》被一辆蓝色大吊车长长的吊臂轻轻吊离基座装进木箱时，数百名法国艺术名人默默注视着他，无数的摄像机和照相机镜头一齐对准了他的缓缓升起。他们为他送行，他们都知道，这座巨大的铜像斑驳的雕塑自1906年安放在这里以来，从未离开过故乡。现在他就要出走，而且是第一次远足。他初次远足选定的目标便是东方的中国。

把法国最伟大的青铜作品介绍到具有伟大的青铜文明的古老中国，也许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了。这又仿佛是罗丹生前的一桩心愿，因为神秘的东方艺术也曾经给过他强烈的震撼。

于是我便乘火车去北京看罗丹。

小时候我就看过罗丹，当然那只是些印刷品。其中两件作品给我的印象最深：一件是身披宽大睡袍，显出任意散漫的巴尔扎克；一件是筋肉松弛的裸体雨果。少不更事的我曾经很不明白为什么罗丹要将两位大作家弄成这样。在孩子的眼中，他对他们二位显得太随意了。成人之后才发觉罗丹是多么坦率地对待了他这两位法国朋友，而他这两位朋友又是多么坦率地要求罗丹把他们弄成这样。有本书中曾经提到，巴尔扎克认为罗丹只有把他弄成这模样，他才是真正的巴尔扎克。于是至今每当人们提及巴尔扎克和雨果时，我眼前掠过的首先不是他们的著作，而是罗丹手下的那个“他们”。我想这便是他们作为艺术家和作家的共同卓识与见地吧，是这种卓识和见地掠夺了观众的记忆。罗丹具备这种掠夺观众记忆的力量，他掠夺了我的记忆，他在我心中就日渐伟大起来；他占有了我的记忆，我的记忆里便永远有了罗丹。

春风和煦，阳光明媚，我在中国美术馆门前安静地排着队等待购买门票。长长的队伍一直保持了少有的顺和与规矩，似乎来看罗丹的人们是有约在先的，人们在一瞬间变得相互友好和理解了。

然后，我首先看见了《思想者》，他被安放在美术馆庭院的正中，他正面向着熙熙攘攘的大街和一片片古老的灰瓦屋顶。他坐在岩石之上，全身赤裸，蜷曲着自己；他一手握拳抵住下颚，咬肌紧张地正陷入沉思。这本是一个众人熟知的形象，这个几乎有点程式化了的姿势乍一看去，甚至没能唤起我的新奇之感。而当我绕到他的背后时才真正地激动起来，我惊讶于罗丹在思想者脊背上所倾注的良苦用心：原来在这面宽厚、雄健的脊背上，组织明确的肌肉群如汹涌的波涛正有节律地涌动起伏，使我忽然明白了罗丹在创作之初何以能摆脱诗人但丁原型的束缚，把身着裙装、面庞清癯的苦行僧形象换成了今天的《思想者》。在这位肌肉发达、强壮雄健的思想者身上或许融入了艺术家全部痛苦而又美好的理想吧？他渴望从雄健的身体里发生雄健的思想，或者只有如此雄健的身体才有产生雄健思想的力量？罗丹不忽略思想者的头颅，但他更倾心于支撑这头颅的躯干。于是即使思想者的一面脊背也成了表现这雄健思想不可缺少的因素。于是我在他的被观众冷淡着的脊背上初次发现了一个完整的思想者，在这面脊背上，他那紧张而痉挛着的每一个细胞都使我生出一种全新的幸福感。我很为这一瞬间，这个我独自占有的瞬间而满足。继而又想到，面对一件伟大的作品，人们都在人云亦云时，议论的或许都是它那被观众（或读者）自己程式化了的正面吧，对于它的背面却每每会粗心地忽略过去，尽管作者曾经苦心用尽地去经营它的背面。如今一个完整的《思想者》终于给了我能够思想的力量。

能够思想着是美丽的。有力量思想的人也必是幸运的吧？

我感觉到了幸运，这幸运来自一个完整的《思想者》；我感觉到了幸运，还在于在《思想者》面前我与我的两位同行不期而遇。他们是山西作家蒋韵和李锐夫妇，他们说，他们也是专门乘火车赶来北京看罗丹的。虽然山西、河北两省相邻，我们却已有几年不见。

我们惊喜地互相注视着，眼前掠过陌生的观众，身后有《青铜时代》《加莱义民》和克洛代尔美丽的躯干。罗丹包围了我们，令我们忽然意识到，我们本是共同赴了罗丹之约而来，只有罗丹才有如此的魅力吸引我们从各自的城市聚到这里。

我们惊喜地互相注视着，不提罗丹，也不提他为我们创造出的一切神奇。我们甚至没说什么话，我好像害怕这份奢侈的突然消失，又仿佛在罗丹面前我们无须语言，我们都已明了思想着才是美丽的。

人生的奢侈却原来是极为有限的，《思想者》们能够远涉重洋落座于古老的北京已经不易，我能够亲眼目睹这些人类的奇迹，我还能够在这奇迹面前与久违了的外省友人相遇，这已算得上是人生的奢侈之一。要紧的不在于这奢侈转瞬即逝，要紧的在于你真的奢侈过，即使罗丹已回故乡，即使友人也离你而去。

入冬时节，蒋韵从山西打来电话又说起罗丹，她告诉我说，我们去看罗丹那天是3月10日，那天是她的生日。

我一直相信，在我们各自的心里，都深深地感谢着罗丹。是罗丹约会了我们，是共赴罗丹之约，使我们得以收获悠远而长久的思想的时光。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