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衣花旦

海飞

    村主任在县剧团找到青衣和花旦的时候是下午，她们正在练功房里练功。她们看到斜阳把村主任的脸劈成了半明半暗的两半。村主任很年轻，但是穿得很土。村主任说我是球山村的村主任。她们就问球山村在哪儿？村主任说球山村在很高的山上。她们这才看到年轻的村主任脚上的解放鞋沾满了黄泥。村主任看到了她们的目光，就很局促地移了移自己的脚步。村主任又说想请青衣和花旦去村里唱一场戏，清唱就行了。青衣和花旦相互看了看，她们不愿意去，她们就说我们要收钱的。村主任说收就收吧。她们说很贵的，村主任问多少？她们就说了多少。

    沉吟了许久，村主任说，贵就贵吧。她们说，我们怎么去，得坐车吧，还有山路怎么吃得消走？村主任说，我们早就有人等在山脚了，我们准备了轿子。如果你们不去，那么我也不回去了，请不到你们村里人不准我再回去。青衣和花旦对视了一眼，只好点点头。

    于是她们就去球山村。跟着村主任乘了两个小时的车，到一座山脚时，看到了两乘简陋的轿子，她们就上了轿。又走了三个小时的山路，她们终于到了那个叫球山村的地方。许多村民围过来看，他们的表情很蒺然，他们没有看过穿得这么光鲜又长得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青衣和花旦往山脚下一看，怎么也没见底，云雾一片。青衣和花旦就面面相觑，吐了吐舌头。

村主任指挥着大家干这干那，村主任说去把大爷、大婶接来，那两乘小轿就又开始工作了。 简易的戏台已经搭了起来，村主任在家里招待青衣花旦吃过晚饭后，就陪着她们去了晒场戏台上点起了松明灯，台下也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火把，全村人都赶来了。青衣花旦就上台，她们是收钱的，而且也不便宜，所以她们唱得很认真很卖力。

    她们唱了很多折子戏，从《楼台会》到《送凤冠》，又从《宝玉哭灵》到《黛玉葬花》。她们看到台下第一排坐着一对老夫妇，四周站满了人。演出快结束的时候，村主任站到了台上，松明灯噼噼啪啪的响声中，村主任中气很足地说：乡亲们，从今后，桂子的爹妈就是我们球山村人的爹妈!台下一片寂静，一会儿，呼声如潮：桂子的爹妈就是我们的爹妈!青衣和花旦被吓了一跳，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她们看到坐头排的老夫妇的眼里泪光一闪一闪。

    然后她们接着唱，唱到月上中天，就结束了。村里人渐渐散去。村主任安排青衣和花旦住他对象家。村主任的对象长得很俊，一双大眼睛，两根大辫子。在对象家门口，村主任对她们说，你们先住下，明天一早我和你们结了账，然后派轿子送你们下山。青衣和花旦就说，好的。

    青衣和花旦与村主任的对象很聊得来，对象送给她们自己剪的剪纸，说可以贴窗花。青衣和花旦家里的铝合金窗不需要贴窗花，但是她们还是收下了。

    第二天早上村主任来对象家送青衣和花旦下山，却四处没找到人。村主任的对象也急了，说，怎么会找不到?村主任说，你们昨天什么时候睡的?对象说不知道反正睡得很迟。村主任说你们说什么了吧。对象说她们问我桂子是谁，我就说桂子是我们村的小伙子，去外面当了兵，在洪水里救一个女人时被淹死了。骨灰送回来，明天就要下葬。桂子爹妈爱看戏，我们全村人凑钱请了你们来唱戏，算是代桂子孝敬他们二老的。村主任说，她们两个嫩女娃子，这么高的山，她们能走到哪儿去?

    后来村主任的对象在八仙桌上看到了一小沓钱，旁边还留了字：桂子和我们一样，也是20岁。桂子爹妈也是我们的爹妈。演出的钱我们不能收，这点钱就算是桂子孝敬爹妈的。不用再找我们了，我们自己能下山。落款是：青衣花旦。

    村主任猛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蹿了出去。不一会儿，两乘小轿出现在弯弯的山道上，快得像风一样。

                                               （选自（（中国小小说300篇》）

带着钥匙去流浪

宗崇茂

    钥匙插进锁孔，他忽然感到自己的手有些颤抖。还是那扇门，还是那把锁。左旋，右转，“咔嚓”一声脆响，门开了。

    屋里静无声息，他放下背囊，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环顾四处，一切仍是离开时的模样，梦中轻抚过千百遍的模样。桌椅、电器，甚至一本书的摆设也一如从前。他走进儿子的卧室，发现床头贴了几幅彩色的酷照，是周杰伦。他想起儿子曾在信中说过：“爸爸，我特崇拜周杰伦”。他的心里微微一笑：长大了，儿子真的长大了，也许这是他离别这么久以来家中最显著的变化吧。

    他在纤尘不染的沙发中坐下。儿子还没放学，妻子尚未下班，太阳正走在西归的路上。他开始静待。他知道今晚妻会到菜市场多买一些菜回来。说实在的，他是一个不怎么爱做家务的男人，也许这是长年的漂泊生活使然，但妻的“放纵”也让他养成了许多的慵懒，一种带着暖意的慵懒。

    此刻，他坐在那里，坐在久违的家中。他已确信自己不是处于颠簸与晕眩之中。他在等候妻与儿子回来。没有了距离也就没有了惯常挂在心头的那份遥远的思念。这一段等候过程的小小空白竟使他有些无所适从。

    他瞥见了刚才放在茶几上的那枚钥匙，那枚让他得以很快坐进家中的钥匙，一阵复杂的情感忽然潮涌而至﹣﹣亲爱的钥匙，咱们终于回来了……

    每一个家都是一座城堡。他也拥有自己温暖的城堡。但许多年来，他似乎只是这座城堡中被授予了一枚金钥匙的荣誉居民；除了在梦里，他并不能随意开启且进出其中。命运总是让他别了又别，远了再远。他只能逐冰雪而居以流浪为邻。

    “我是浪子/我戴着水浪的帽子/我戴着漂泊的屋顶/灯火吹灭我/家乡赶走我。”他说，对海子的这首诗感触尤深。他无法预知自己何时能够结束颠沛回归城堡，因为他无法确定命运的风向。

    于是，他浪迹四方，身上却始终携带着家门上的那枚钥匙；这几乎成为一个无法摒弃的习惯或情结。因为不管多远，家门总在等待一个浪子的随时开启，尽管这种守望太过漫长而酸涩；因为不管多久，家门总不忍让一个游子在自家门外有片刻的耽延徘徊。他回来了，像一个日常居家的男人，早上出去，晚上又轻轻开门进来。

    有多少钥匙不能为门驻守？有多少人不能为家停留？如果问一把钥匙有什么梦，那它的梦一定是一扇门；如果问一个浪子有什么梦，那他的梦一定是一个家。它和那扇门，他和那个家，关山万里常在梦中相惜。故乡，天涯，梦境，现实；时空裂为深渊。所有的伤痛与温馨，只有在分离的状态下得以弥合和完整。

    他回忆起与那枚钥匙所共有的一次悲喜交集的经历……

    那是在一个几百里渺无人烟的草原深处。他和一帮民工兄弟在那里做工。有一天，当他拖着黄昏疲惫的影子回到帐篷时，一摸口袋，发觉那串钥匙不见了。他焦急万分，因为里面有伴随了他多年的那枚钥匙。他不能让它遗失于空荡荡的冰雪世界，否则他的心会像失去了锚的小船更加茫然不安。到底在哪里丢失了呢？兄弟们提醒他：会不会落在了工地？在茫茫的草原上，那里也许是惟一的可寻之处了。

    他拉上一位兄弟，趁天色还亮赶紧回到工地找寻。但半个时辰过去了仍一无所获。他想起中午曾在一片雪地上换衣服。怀着最后一线希望，他开始向那片厚厚的雪地仔细搜寻。

    找呀，扒呀。他的双手已冻得紫红麻木。看到了，终于看到了！兴备像一只皮球在没有弹性的草地上一蹦老高！他似一个黑暗中寻觅了很久的地下党员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组织。一枚失而复得的钥匙，此刻带给他的是如同一个家的温暖与感激。倘若可能，他相信那枚钥匙同样会情不自禁地与他相拥而泣。此时，月光已白露一样洒落草原……

    岁月的风尘遮掩不住那枚钥匙所发出的锃亮光芒。无数个黑夜里，他摩挲着钥匙并久久怀想。他喜欢这种感觉：让钥匙坚实的齿口轻轻啮咬自己的掌心，似乎也咬住了数千里以外的那盏灯火。

    这么多年来，他和它彼此依恋不曾背离。仿佛一种象征，一种慰藉；一个期待，一个寓言﹣﹣甚而说，这枚流浪的钥匙，已成为他苦难心灵的一个护身之符。

（选自《流浪途中的玫瑰》，有删改）

捡烂纸的老头

汪曾祺

    烤肉刘早就不卖烤肉了，不过虎坊桥一带的人都还叫他烤肉刘。这是一家平民化的回民馆子，地方不小，东西实惠。卖大锅菜。炒辣豆腐，炒豆角，炒蒜苗，炒洋白菜。比较贵一点是黄焖羊肉，也就是块儿来钱一小碗，在后面做得了，用脸盆端出来，倒在几个深深的铁罐里，下面用微火煨着，倒总是温和的。有时也卖小勺炒菜：大葱炮羊肉、干炸丸子，它似蜜……主食有米饭、馒头、芝麻烧饼、罗丝转；卖面条，浇炸酱、浇卤。夏天卖麻酱面。卖馅儿饼。烙饼的炉紧贴着门脸儿，一进门就听到饼铛里的油吱吱喳喳地响，饼香扑鼻，很诱人。

    烤肉刘的买卖不错，一到饭口，尤其是中午，人总是满的。附近有几个小工厂，厂里没有食堂，烤肉刘就是他们的食堂。工人们都正在壮年，能吃，馅饼至少得来五个（半斤），一瓶啤酒，二两白的。女工们则多半是拿一个饭盒来，买馅饼，或炒豆腐、花卷，带到车间里去吃。有一些退休的职工，不爱吃家里的饭，爱上烤肉刘来吃“野食”，爱吃什么要点儿什么。有一个文质彬彬的主儿，原来当会计，他每天都到烤肉刘这儿来。他和家里人说定，每天两块钱的“挑费”①都扔在这儿。有一个煤站的副经理，现在也还参加劳动，手指甲缝都是黑的，他在烤肉刘吃了十来年了。他来了，没座位，服务员即刻从后面把他们自己坐的凳子提出一张来，把他安排在一个旮旯里。有炮肉，他总是来一盘炮肉，仨烧饼，二两酒。给他炮的这一盘肉，够别人的两盘，因为烤肉刘指着他保证用煤。这些，都是老主顾。还有一些流动客人，东北的、山西的、保定的、石家庄的。大包小包，五颜六色。男人用手指甲剔牙，女人敞开怀喂奶。

    有一个人是每天必到的，午晚两餐，都在这里。  这条街上的人都认识他，是个捡烂纸的。他穿得很破烂，总是一件油乎乎的烂棉袄，腰里系一根烂麻绳，没有衬衣。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好像是浅黄的。说不清有多大岁数，六十几？七十几？一嘴牙七长八短，残缺不全。你吃点儿软和的花卷、面条，不好么？不，他总是要三个烧饼，歪着脑袋努力地啃啮。烧饼吃完，站起身子，找一个别人用过的碗（他可不在乎这个），自言自语：“跟他们寻一口面汤。”喝了面汤：“回见！”没人理他，因为不知道他是向谁说的。

    一天，他和几个小伙子一桌。一个小伙子看了他一眼，跟同伴小声说了句什么，他多了心：“你说谁哪？”小伙子没有理他，他放下烧饼，跑到店堂当间：“出来！出来！”这是要打架。北京人过去打架，都到当街去打，不在店铺里打，免得损坏人家的东西搅了人家的买卖。“出来！出来！”是叫阵。没人劝。压根儿就没人注意他。打架？这么个糟老头子？这老头可真是糟。从里糟到外。这几个小伙子，随便哪一个，出去一拳准把他揍趴下。小伙子们看看他，不理他。

    这么个糟老头子想打架，是真的吗？他会打架吗？年轻的时候打过架吗？看样子，他没打过架，他哪里是耍胳膊的人哪！他这是干什么？虚张声势？也说不上，无声势可言。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

    没人理他，他悻悻地回到座位上，把没吃完的烧饼很费劲地啃完了。情绪已经平复下来——本来也没有多大情绪。“跟他们寻口汤去。”喝了两口面汤：“回见！”。

    有几天没看见捡烂纸的老头了，听煤站的副经理说，他死了。死后，在他的破席子底下发现了八千多块钱，一沓一沓，用麻筋捆得很整齐。

    他攒下这些钱干什么？

【注】①挑费：京津冀方言，指家庭日常生活里的开支。

生命

巴金

    我接到一个不认识的朋友的来信，他说愿意跟我去死。这样的信我已经接过好几封了，都是一些不认识的年轻人寄来的。现在我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我的窗前种了不少的龙头花和五色杜鹃，在自己搭架的竹篱上缠绕着牵牛花和美国豆的长藤。在七月的大清早，空气清新，花开得正繁，露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对面屋脊上站着许多麻雀，它们正吵闹地欢迎新生的太阳。到处都充满着生命。我的心也因为这生命的繁荣而快活地颤动了。

    然而这封信使我想起了另一些事情。我的心渐渐地忧郁起来。眼前生命的繁荣仿佛成了一个幻景，不再像是真实的东西了。我似乎看见了另一些景象。

    我应该比谁都更了解自己罢。那么为什么我会叫人生出跟我去死的念头呢？难道我就不曾给谁展示过生命的美丽么？为什么在这个充满了生命的夏天的早晨我会读到这样的信呢？

    我的心里怀着一个愿望，这是没有人知道的：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我想揩干每个人的眼泪，不再让任何人拉掉别人的一根头发。

    然而这一切到了我的笔下都变成另一种意义了。我的美丽的愿望都给现实生活摧毁干净了。同时另一种思想慢慢地在我的脑子里生长起来，甚至违背了我的意志。

    我能够做什么呢？

    “我就是真理，我就是大道，我就是生命。”能够说这样话的人是有福的了。

    “我要给你们以晨星！”能够说这样话的人也是有福的了。

    但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说一句这样的话呢？

一九三四年七月在北平

偷父

刘心武

    那晚我到家已临近午夜，进门后按亮厅里的灯，立刻感觉到不对劲儿，难道……我快步走到各处，一一按亮灯盏，各屋的窗户都好好地关闭着啊。但是，当我到卫生间再仔细检查时，一仰头，心就猛地往下一沉——浴盆上面那扇透气窗被撬开了！再一低头，浴盆里有明显的鞋印。有贼！我忙从衣兜掏出手机，准备拨110报警，这时又忽然听见声响，循声过去，便发现卧室床下有异常，我把手机倒换到左手，右手操起窗帘叉子，朝床下喊：“出来！放下手里的东西，只要你不伤人，咱们好商量！”

    一个人从床底下爬出来了，那是一个瘦小的少年，剃着光头，身上穿一件黑底子的圆领T恤，我看他手里空着，就允许他站立起来，用那窗帘叉指向他，作为防备，问他：“你偷了些什么？把藏在身上的掏出来！”

    但他那副“久经沙场”、处变不惊的模样，倒弄得我哭笑不得。我用眼角余光检查了一下我放置钱财的地方，似乎还没有受到侵犯。我保持伸出窗帘叉的姿势，倒退着，命令他跟着我指挥来到门厅里，开始讯问。“您为什么还不报警？”他问我。

    我把手指挪到手机按键上，问他：“警察来了，你知道会是怎么个处境吗？”他叹了口气：“嗨，惯了，训一顿，管吃管住，完了，把我遣返回老家，再到那破土屋子里熬一阵呗。”他那无所谓，甚至还带些演完戏卸完装可以大松一口气的表情，令我惊奇。

    他今年14岁。家乡在离我们这个城市很远的地方。他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一年前开始流浪。现在就靠结伙偷窃为生。

    我望着被灯光照得瘦骨嶙峋、满脸大汗的少年，问他：“饿吗？”他眯眼看我，仿佛我是个怪物。我为他泡了一碗方便面，端到他面前。

    我决心放他回去，对他说：“我的话你未必肯听，但是我还要跟你说，不要再干这种违法的事，你应该走正路。”他点头。

    我给他开门时，他居然说：“我还不想走。”

    我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

    他回答的声音很小，我听来却像一声惊雷：“我爸在床底下呢……”

    天哪！原来还有个大活人在我床底下！我慌忙将窗帘叉拿到手里，准备拨110。这工夫那少年已经转身进了卧室，而且麻利地爬进床底下，我惊魂未定，他却又从床底下爬了出来，回到门厅。我这才看清，他手里捧着一幅油画。我正想嚷，他对我说：“我要……我要我爸……求您了！”

    那幅油画，是我临摹的凡高的自画像，这幅自画像里，人物显得特别憔悴，眼神饱含忧郁，胡子拉碴的，看去不像个西方人倒像个东方农民。

    我细问他：“你爸现在在哪儿呢？你妈妈呢？”

    他执拗地告诉我，他没有妈。他妈在他还不记事的时候，就嫌他爸穷，跟别人跑了。他记得他爸，那扎人的胡子碴儿，那熏鼻子的汗味加烟味加酒味……

    他们那个村子，不记得在哪一天，忽然说村外地底下有黑金子，大家就挖了起来。他爸爸也去挖。去年的一天，半夜里村子忽然闹嚷起来，跟着有呜哇呜哇的汽车警笛声，他揉着眼睛出了屋……简单地说，村外的小煤窑出事故了，他爸，还有别的许多孩子的爸，给埋井底下了……

    少年说，他负责踩点的时候，从我家窗外看见了这幅画，一看就觉得是他爸。他说他爸坐在床上想心事的时候，就那么个模样。今天，他好不容易钻了进来，取下这幅画，偏巧我回来了……

    少年说这些事情的时候，眼里没有一点泪光。我听这孩子讲他爸的遇难，也就是鼻子酸了酸，但是，当我听清这孩子今天钻进我的屋子，为的只是偷这幅他自以为是他父亲的画像时，我的眼泪忍不住就溢出了眼角。

    我把画送给了他。他不懂得道谢，我把门打开，他闪了出去。

    关上门以后，我若有所失。不到半分钟，我一溜烟儿跑下楼梯，气喘吁吁地踏出楼门，朝前方和左右望，那少年竟已经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只有树影在月光下朦胧地闪动。

    我让自己平静下来。当一派寂静笼罩着我时，我问自己：“你追出来，是想跟他说什么？”

    是的，我冲出来，是想追上他补充一句叮嘱：“孩子，你以后可以来按我的门铃，从正门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