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乐清贫  生死系医学

——记我国胸心外科奠基人黄家驷

    黄家驷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曾任嘉兴府知府，父亲任盐运史，35岁时死于大咯血。他5岁丧父，5个叔伯亦相继因病早逝，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就萌发要当一名医生的志愿。

    少年时代，黄家驷不满足私塾的一点古文知识，13岁时瞒着母亲随堂兄到省城求学，后又投考天津南开中学。高一时，他竟提前两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门庭森严的协和医学院。193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在协和任外科住院医师。他曾说，“我感兴趣的是当一名好教师，当一名好的胸外科医师”。

    1941年，他来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医学院求学。黄家驷基础扎实，在导师指引下较快掌握胸外科技术，于1943年获外科硕士学位，并通过全美专家考试取得外科专家称号。留美期间，黄家驷还担任密执安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每两周组织一次中国建设讨论会，立志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1945年德、日法西斯相继覆灭，黄家驷不为美国优裕待遇所动，放弃高薪聘任，决心为开创中国的胸外科事业披荆斩棘。他迫不及待搭乘太平洋上第一班通航的美军运输机回国。三天三夜的颠簸飞行，在印度转机时行李丢失，但完整无缺地带回整套开展胸外科手术的器械设备。

    回国后，他一面在上海医学院执教，一面在附属中山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从事胸外科的创建工作。

    解放后，他与上海第二医学院和上海市南洋医院协作，建立了我国第一所胸腔外科专科医院——上海胸科医院，并亲任院长。多年来，虽然担负重要的行政工作，但总是坚持在医疗第一线。他行医近50年，亲自为数以千计的工人、农民、军人及领导干部做过手术。

    黄家驷非常重视医学教育事业。1959年，他在北京创建中国首都医科大学，这是我国唯一的8年制医科大学，先后担任校长、名誉校长，亲自主持研究决定了建校方针、教学计划以至校舍建设、师资队伍和教学设备等问题。现在国内的一些知名的胸腔外科专家，像石美鑫、苏应衡、钱中希、林尚清、钱定一等，都曾得到过他的培养和指导。

    协和医科大学1964级学生、北京协和医院著名胸外科医生方国栋回忆了一件往事：

    1970年夏天，毕业分配去向宣布后的一天，黄老师带我到他在外交部街的家里。知道我添置行装有困难，毕业分配后也不再回上海家里而直接赴西北，年逾花甲的黄老师亲自爬上闷顶子,递出一只旧的藤条箱说：“这个箱子你拿去，做你去西北的行装。”尤为珍贵的是，黄老师还找出人民卫生出版社留给他的、由他主编的《外科学》(上、下)和《外科学各论》送给我。黄老师还在每本书的首页都写上“国栋同学批评指正”，并签上他的名字“家駟”。知道我酷爱读书，他殷切地期望我到西北后坚持自学下去。带着黄老师赠送的这些无比珍贵的教科书，肩负着黄老师的教导和希望，我来到了当年古城武都。正是黄老师这种深藏的关爱之心让我在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倍感温暖而不气馁。

    “如何使祖国的医学事业尽快发展，这是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黄家驷是知行合一的医者。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上出现许多新兴学科。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确定生物医学工程学为一门独立学科。黄家驷以极大热情担负起新学科的筹建工作。他各处奔走，拟出《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研发展规划》于1979年在重庆召开会议，成立国家科委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组，他被任命为组长。

    晚年的黄家驷虽退居二线，仍精神饱满地专注于医学事业，争分夺秒地笔耕。由于《外科学》要大量充实内容，再版将成为大型外科参考书。他日以继夜查阅文献，先写成《胸部损伤》一章作为蓝本，赶在5月份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召开《外科学》编委会讨论第四版的编写计划。5月13日他按时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5月14日主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会，在赴会途中因心脏病复发与世长辞，终年78岁。

    黄家驷逝世后，《外科学》编委会决定由吴阶平、裘法祖两教授继续他的主编工作。为纪念黄家驷对发展外科学的卓越贡献，编委们一致决定此书定名为《黄家驷外科学》。中华医学会追授予黄家驷“胸心血管外科科学进步贡献奖”以表彰他一生致力于医学教育事业，发展我国胸心血管外科的突出贡献。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黄家驷，江西省玉山县人，生于1906年，1933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1945年在上海创建胸腔外科，他主编的《外科学》等著作，促进了我国外科学的发展，是我国胸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的奠基人之一。（摘自《历史上的今天》）②“文革”中，他因“复辟旧协和”挨批；过后，他竭尽全力于医大的复校和老三届学生的成长、回炉、招研和放宽考研的年龄限制等，以及后来开展国际交往，学术交流，送出去、请进来……对学生、同事和朋友，他都是尽其所能，有求必应。（摘自方国栋《纪念黄家驷老师逝世三十周年》）

特立独行潘光旦

    潘光旦性格活跃，喜好运动。早年在清华学校念书时，一次跳高，他由于右脚用力过猛，着地后挫伤了膝盖。因为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最后只好截肢。虽是独腿，但潘光旦不自卑、不气馁。相反，他坚持不懈地练习架拐走路，到后来行动敏捷，如常人一般。周末郊游散步，几乎从不缺席。此外，他还经常和朋友一起进行野外调查。他的爱好是旅行。

    潘光旦一度将自己的书房定名为“胜残补阙斋”。顾名思义，“胜残”就是要战胜残疾，“补阙”就是要弥补缺陷。好友闻一多特意为他篆刻了一方“胜残补阙斋藏”的印章，以示道义上的支持和才智上的赞许。

对于做学问，潘光旦自己总结说：“除了需要一部分天才外，只有四个字——‘抓住不放’，铢积寸累，自然会有豁然贯通的一日。”潘光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名家，除了天资出众、勤奋过人之外，与他实事求是、独树一帜的治学态度是密不可分的。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民委把研究土家族是不是单一民族的任务，交给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的潘光旦。潘光旦通读史籍，博览方志，深入研究，写出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文，初步确认土家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为了检验结论，潘光旦亲自实地调查。土家人居住的地区到处是崇山峻岭，在崎岖的山路中跋涉，对一个身体健全的人来说都非常艰苦，潘光旦却毫无怨言。他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拄着拐杖，历时65天，走访了18个县市，行程1.4万公里，做了几十次个人访谈，广泛收集各种资料。中央有关部门根据潘光旦的报告，正式确认土家族是一个单一民族。

    潘光旦是仁者。他爱人类，爱国家，爱民族，爱学校，爱同事，爱学生，爱家人。

    对于学生运动，当事人钱伟长回忆说：“他做教务长，做缓冲的人，保护青年的人。”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军警包围清华园时，戴中（黄葳）曾带别的学生一起藏在他家的天花板上。

    作为教育家的潘光旦，他爱校如家。1935年他在清华教务长任上，严守校规，不徇私情。安徽省主席刘镇华写信给潘，想让其两个儿子到清华旁听，他婉拒：“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14年后，潘光旦又接到同类托请。时任最高法院院长的沈钧儒，转托高教会对清华指令办理其孙旁听事宜，潘光旦认为这是“违例之举”，“于法绝对不妥”，并细数种种“不利”。其实，当时潘光旦已经不负责清华教务，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维护清华的制度，并且说服当事人，也不顾虑因此开罪于人。

     1946年1月，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后，他成了暗杀的对象，不得不与费孝通等进步人士借昆明美领事馆避难。未几，他出版新著《自由之路》，发表对建设新中国的设想，表达了对实现以民主化理念建国的强烈渴望。

生活中的潘光旦具备“温、良、恭、俭、让”等诸多传统美德，但他不会畏首畏尾，不会明哲保身，不会趋利避害。

     1921年，清华辛酉级和壬戌级学生支持京城八校教员索薪，举行“同情罢考”，潘光旦便是一个积极分子。事后，清华校方勒令罢考学生一律上交“悔过书”，别人屈服了，潘光旦却坚决不写，宁愿为此丧失出国留学的机会。

    在光华学校教书时，潘光旦的同事罗隆基因在校外发表言论过多，学校当局要撤去罗的职务。潘光旦对此极为不满，强烈抗议光华大学校长的擅权恣肆，并愤然辞去了文学院院长的职务。

    当朝权贵孔祥熙自称是孔子第75代孙。这位炙手可热的政客希望潘光旦能够撰文帮他证明，潘光旦的答复却没有留任何回旋余地：“山西没有一家是孔仲尼的后人。”要想让潘光旦在专业范围内公然撒谎，门儿都没有。

    潘光旦的嘴上常叼一支竹根大烟斗，斗腹上的铭文是：“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志于通。”这12个字，是潘光旦的自勉，也是他为人的传神写照！

“大师”陈寅恪

    陈寅恪，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国学大师，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

    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可见陈先生的幽默。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陈寅恪自小博闻强记，打下坚实旧学基础，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也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他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他学习了梵文、印地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

    在德国，陈寅恪的资料很少，因为他有自己的主见——他不要学分，完全是一种中国传统文人游学。陈寅恪说，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终生没有文凭的陈寅恪， 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他明确主张中国学术要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要介入世界学术的大潮流，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跟人对话，你必须通过镜子才能了解自己。

    每逢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来的；而讲其他的课程，他带来的书则是用黑布包裹着的。他的讲课旁征博引，慕名而来的学生常常听不懂，听课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少，但他的学生，都一定是后来的大家。

    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把中国的学术提升到一个很新很高的领域。

    陈寅恪至死都坚持用文言写作。但陈寅恪关注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他认为中国学术要坚持民族传统，对传统语文充满自信。1932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只有一个三字对子，上联_——“孙行者”。

    北平沦陷，陈寅恪流亡云南。藏书悉数焚毁在战火中，陈寅恪在几乎汉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仅凭记忆，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在大灾难面前恪守着一个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回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南迁广州，到岭南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任教。

    陈寅恪有无边的勇气，到广州五年后，陈寅恪放弃熟悉且擅长的国学领域，开始了学术转向——探索明清的历史和文化，写就两部经典：他用口述方式撰写《论再生缘》，对明末清初杭州女诗人陈端生著的，讲述了元成宗时尚书之女孟丽君的悲剧故事进行评点考证；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为一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倚门卖笑的奇女子柳如是立传，赞美她在明末清初，家国更迭时比五尺男儿更重家国大义。

    陈寅恪浸润在自己那个纯粹的学术世界中，他拒绝为官，说那样会影响自己思想的自由。他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他还倔强地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甚至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陈寅恪以此表彰其学术思想——“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陈寅恪最后的7年，大部分时间是不能站立的，他在一次洗澡时摔跤骨折。长年卧床，妻子唐筼又竭尽全力护理丈夫。

    陈寅恪葬于江西庐山。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垂范着后世的中国，学术思想，影响至今；毫无疑问，陈寅恪先生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令人高山仰止，不胜敬慕！他是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界的骄傲。

李清照传（节选）

    ①国难当头之时，南宋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却愈加激烈，朝廷章法大乱，众官无所依从。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赵明诚罢守江宁被命移知湖州，但未到任即被免。三月，清照与明诚乘船上芜湖，入姑孰（准备移居赣水上），沿江而上时经过和县乌江（楚霸王项羽兵败自刎处）。秦亡后，项羽与刘邦争夺天下，最后失败。项羽垓下兵败后，逃至乌江畔，乌江亭长欲助项羽渡江，项羽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言罢，拔剑自刎。面对历史遗迹，抚昔思今，清照思绪难平，于是作诗一首，题为《乌江》：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②诗中通过歌颂项羽这位失败了的英雄，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种人生哲学：活，要活得昂扬，出类拔萃，有声有色；死，要死得壮烈，慷慨英武，可歌可泣。

    ③气节，是人的精神风貌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同时，诗人还讽刺了南宋统治者的苟且偷安、了无气节和昏庸无能。

    ④五月，明诚把家属送到池阳（安徽贵池），又接到旨意复知湖州。六月十三日，盛夏酷暑，明诚离池阳，“涂（途）中奔驰，冒大暑，感疾”。（《金石录后序》）行至建康时，病势已重。七月末，清照于池阳闻讯，心急如焚，急解舟赴建康，然而已无力回天。八月十八日，明诚病逝。

    ⑤从此，清照将永远是孤雁一只了。再没有“相对展玩咀嚼”金石书画藏品的欣慰，再没有“相向惋怅者数日”的余韵，再没有坐归来堂斗茶大笑的乐趣，更不会再有苦苦相思之后团聚的甜蜜了。相见直要待来生。前路漫漫，等待着她的，是孤苦伶仃颠沛流离，是世情险恶中伤欺侮遭此一击，刚毅的清照，也难以承受了。“葬毕，余无所之余又大病，仅存喘息。”（《金石录后序》）李白是“拔剑四顾心茫然”，而清照此时是“葬毕夫君心茫然”。山河破碎，家破人亡，清照无限悲痛，大病一场。蘸着血泪，她写下了“祭赵湖州文”，其中有句云：“白日正中，叹庞翁之机捷。坚城自堕，怜杞妇之悲深。”“白日”句典出宋代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八：襄州居士庞蕴将入灭（佛教称僧人死亡为入灭），令其女灵照观日之早晚来报。其女回报说：“日已中矣，而有蚀也。”待父出门观看时，其女“即登父坐，合掌而亡。”父见其状，夸其女“锋捷”，庞延至七日之后乃亡。此句即谓明诚先己而亡，死得其所，较之后亡者之处境为好，以聊示自慰，寓己悲痛之深。“坚城”句典出杞梁妻哭夫的故事。《孟子?告子下》中有“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的话。刘向《说苑?善说篇》载：“昔华舟杞梁战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为之崩，城为之阤。”“阤”（zhì）即溃塌之意。此句意谓己之悲伤同于杞妇，而“坚城”一词，语涉双关，且以暗示赵明诚为国之长城之意。这组骈文对句是此篇祭夫文中仅存下来的残句。对于夫君于乱离中暴病身亡，清照含着无限的悲痛，这一“叹”一“怜”中，哀之痛，伤之切已溢于言表。

忆启功

    在启功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社会各界的人们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缅怀和纪念他，这一现象足以反映出启功先生学术思想、艺术精神和人格魅力的影响深远!

    启功先生生前担任了中国书协的最高职务，他潜心研究传统书法艺术，临习大量碑帖，不知疲倦地耕耘，形成了俊朗、清秀、端雅的“启体”风格。他的书法作品在各个社会场合中存在，并为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传阅和珍藏。不仅如此，启功先将学术触角辐射到古典文献、文字、音韵、训诂、历史、文物鉴定、红学、诗词、书画等，几乎涵盖了传统文化研究和创作的所有领域。

    他根据各个领域的实际情况，讲事实、重本质、析源流，因而在每一个领域都取得了极高的建树。比如，《汉语现象论丛》大概是自语法学建立以来唯一一部真正立足于汉语实际的语言学著作，系统论述了汉语使用中许多独特而有趣的语言现象。又如，《论书绝句》只有100首七绝的诗文和注释，中肯地评价书家成就、碑帖真伪、流派渊源，提出“透过刀锋看笔锋”、“一从证得黄金律”等著名的论断。最后，我们发现，在任何一种学科的研究中评价启功先生都是不够全面的，而相关的领域都有他的影子清晰存在!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他去世后的官方讣告中有“国学大师”的名号，至于民间，或许还会更加直接地冠以“最后一位”的限定语吧。

启功先生于1912年生于北京，虽为皇族贵胄，但家道早已衰落。他早年丧父，家里就靠寡母苦苦操持。在父辈的几位门生仗义相助下，才得以在汇文学校读书，但终因经济困难，中学未毕业便辍学了。后有幸师从陈垣先生，恩师对他几十年的精心教育，使启功先生异常感动，终身难忘。他的学生不知听了多少遍启功对恩师陈垣的怀念和感激。在《上大学》一文中他曾写道：“恩师陈垣这个‘恩’字，不是普通的恩惠之‘恩’，而是再造我思想、知识的‘恩’谊之恩!”而在自己的执教生涯中，启功又将此“恩”传给了学生、后辈。他待学生如孩子，甚至在日本以及香港也不忘给学生买回昂贵的书籍。学校准备设立一个基金会奖励优秀学生，启功很支持这件事情，耄耋之年的他为此呕心沥血伏案三年，终于完成了上百幅书画作品，在香港义卖得了163万元人民币。但他不同意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坚持以“励耘”命名，因为先师陈垣生前曾吟诗云：“老夫也是农家子，书屋于今号励耘。”他要以此纪念恩师。

启功先生平素为人谦和，却从不随波逐流、随声附和。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一点也不含糊的。他要较起真，谁也奈何不得。比如，他对有人假冒他的书法表现得很超然；然而当他发现有人冒用他的名字进行古书画鉴定，并在赝品上以他的名义题字落款时，先生却非常气愤。登报发表声明：从今以后，启功不再为任何个人鉴定字画真伪，不再为任何个人收藏的古字画题签。他严肃地说：“这与造我的假字不同，这是以我的名义欺诈别人，对这种犯罪行为，我要保留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声明发表后，启功先生的许多朋友都不相信他能做到，因为他们知道启功先生为人随和，好说话。可是先生真的是说到做到了，留下文物鉴定界的一则佳话。

早在1978年，六十六岁的他风头正健之时，就自撰其《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如今，我们以虔敬之心缅怀启功先生，他用93载的人生路写下了一个大写的“人”字，让我们仰之弥高，永记心中。

（选自2012年7月《中国教育报》，有删改）

    冲击世界尖端，必须舍弃必须付出我干任何事情，我要作哪些牺牲，事先我都要想通了。我总觉得，搞我们这一行，就是世界尖端，搞世界尖端的东西，就必须得舍掉些什么。如果我认为亲情、友情、金钱对于我很重要，我就不干排球。我选择干，必须把这些全放下。我回来接手女排，放弃家庭，放弃女儿，一定要放掉，我想好了才回来干。我知道一旦回来，又回到从前，就是排球，一点一线：体育馆——食堂——宿舍，哪儿也别想去，等于没有生活。

    这种“等于没有生活”的生活，在郎平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时候要去经历，要去承受，似乎还不是太困难，因为，在那个年代，大的环境是这样，大部分人的生活也这样单调和艰苦。但是，郎平回国执教是1995年，她在美国，已经有一幢三百多平方米、带两个院子的房子，而回到国家训练局，她这个主教练的宿舍和女排队员一样，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小屋里一张单人的、矮矮的小铁床，国家训练局运动员的洗澡房，竟然比一般工厂的浴室还简陋：外间有一排放衣服、放鞋子的铁架，而里间的淋浴设备，就是一圈水管上装着一个个水龙头。郎平早有思想准备，回来就是“回到最初当运动员的生活”。她最初拿到的一套两室的房子，就是她当运动员时北京市委奖励她的，那房子被一片自由市场包围着，从早到晚闹哄哄，她的一扇防盗铁门也防不住强盗，先后被撬了两次。女儿从美国回来探亲，母亲来帮郎平带小孩，一老一小经常睡地铺。1996年，郎平的美国挚友劳尔来北京，去郎平家做客，看到她住这样的房子，一连问了好几声：“詹妮，你就住在这里？就住这里？你回来工作，

    国家没给你房子？”

    1998年，郎平才搬进新房子，房子大了许多，是广东丽珠药业集团解决了郎平的住房问题，也聊表这个企业对中国体育事业的支持。

    我刚回来，早有人提醒我，劝告我：“你已经是‘五连冠’功臣，你那么辉煌了，再回来干什么，女排是这个状况，你还是保住你自己那点名气算了，别把那点荣誉路毁了。”这次世界锦标赛，打成现在这局面，似乎要被这些“提醒”和“劝告”说中了。

    因为我有海外八年的生活经历，我已经把自己这个“世界冠军”一脚一脚地踩到地上了，踩得很踏实，身上早就没有了“五连冠”的包袱，倒是大家还在把“五连冠”当一回事。我可以想象，如果我没有经历过出国后“一文不名、一无所有”的生活，一直留在中国，我的心态肯定也降不下来。但我拥有起起落落、沉沉浮浮的感受，使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又成熟了许多，我不会再受外界干扰，去计较别人会怎么看我。这次冲世界锦标赛就算不能如愿，我们可以从失败中学到东西，不能把我四年的工作一笔勾销，我竭尽全力，也敢于向自我挑战，这不也是一种成功？

    输给了古巴队，我还是要求队员们去认真观看韩国队与保加利亚队的比赛，要准备下一场我们和保加利亚队的对阵。我还是重申这句话：进不了前四，也要争取第五！

（摘自郎平、陆星儿《郎平传》等）

相关链接：排球协会一个电传一个电传的发到郎平工作的新墨西哥大学，郎平犹豫着。直到球类司司长给她发来电传：郎平，祖国真的需要你！“作为一个人，我们其实都很渺小，但是，当有人代表国家对你说——国家需要你！你还能无动于衷吗？”郎平说道。和签约球队解约，赔偿了违约金，房子、院子、汽车都留给了丈夫和女儿，郎平发现自己忙了十年，忙得两手空空，只有两个装行李的箱子。在回国的飞机上，郎平把脸埋在美国好友送的玫瑰花束里，泪落如雨。（选自《郎平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