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缨花

季羡林

    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孤零零一个人住在一个很深的大院子里。从外面走进去，越走越静，自己的脚步声越听越清楚，仿佛从闹市走向深山。等到脚步声成为空谷足音的时候，我住的地方就到了。

    院子不小，都是方砖铺地，三面有走廊。天井里遮满了树枝，走到下面，浓荫迎地，清凉蔽体。从房子的气势来看，依稀可见当年的富贵气象。等到我住进去的时候，富贵气象早已成为陈迹，但是阴森凄苦的气氛却是原封未动。再加上走廊上陈列的那一些汉代的石棺石椁、古代的刻着篆字和隶字的石碑，我一走回这院子里，就仿佛进入古墓。这样的气氛同我当时的心情是相适应的，我一向不相信有什么鬼神，所以我住在这里，也还处之泰然。

    我是不是也有孤寂之感呢?应该说是有的。当时正是“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时代，北平城一片黑暗。白天在学校里的时候，同青年同学在一起，从他们那蓬蓬勃勃的斗争意志和生命活力里，还可以吸取一些力量和快乐，精神十分振奋。但是，一到晚上，当我孤零一个人走回这个所谓家的时候，我仿佛遗世而独立。没有一点活气。寂寞像毒蛇似地偷偷地袭来，折磨着我，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有一天，在傍晚的时候，我从外面一走进那个院子，蓦地闻到一股似浓似淡的香气。我抬头一看，原来是遮满院子的马缨花开花了。我站在树下，仰头观望：细碎的叶子密密地搭成了一座天棚，天棚上面是一层粉红色的细丝般的花瓣，远处望去，就像是绿云层上浮上一团团的红雾。香气就是从这一片绿云里洒下来的，洒满了整个院子，洒满了我的全身。花开也是常有的事，开花有香气更是司空见惯。但是，在这样一个时候，这样一个地方，有这样的花，但是。在这样的时候和地方，有这样的香，我就觉得很不寻常，甚至有感激的心情了。从此，我就爱上了马缨花，把它当成了自己的知心朋友。

    可惜不久我就搬出了那个院子，同那些可爱的马缨花告别了。

    时间也过得真快，才一转眼的工夫，已经过去了十三年。这十三年里，我看了、学习了很多新东西，走了很多新地方，当然也看了很多美妙动人的奇花异草。然而使我深深地怀念的却仍然是那些平凡的马缨花。我是多么想见到它们呀!

    最近几年来，北京的马缨花似乎多起来了。公园里，马路旁边，都可以看到新栽种的马缨花，绿云红雾飘满了北京。给首都增添了绚丽与芬芳。我十分高兴。仿佛是见了久别重逢的老友。但是，我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些马缨花同我记忆中的那些很不相同。它们不同之处究竟何在呢?

    我最初确实是有些困惑。后来，我扩大了我回忆的范围，把当时所有同我有关的事物都包括在里面。不管我是怎样喜欢院子里那些马缨花，回忆的范围一扩大，同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是黄昏，就是夜雨，否则就是迷离凄苦的梦境。我好像是在那些可爱的马缨花上面从来没有见到哪怕是一点点阳光。

    然而，今天的马缨花，却仿佛总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使是在黄昏时候，在深夜里，我看到它们，它们也仿佛是生气勃勃，同浴在阳光里一样。它们仿佛想同灯光竞赛，同明月争辉。同我记忆里那些马缨花比起来，一个是照相的底片，一个是洗好的照片；一个是影，一个是光。影中的马缨花也许是值得留恋的，但是光中的马缨花不是更可爱吗?

    我从此就爱上了这光中的马缨花，我也爱藏在我心中的这一个光与影的对比。

    我愿意马缨花永远在这光中含笑怒放。

灾情发生后

侯发山

    消防车像脱缰的野马“呜呜”叫着在马路上横冲直闯。听着这熟悉而又刺耳的鸣叫，李正的心紧紧揪成了一团，恨不得肋生双翅飞到现场。他不断地催促道：“快！快！”驾驶员不乐意了：“再快也不能把脚伸进油箱里啊？踩到底了！”

    车上的几位战友也感到李正今天有些不正常，其中一个忍不住说道：“今天是周日，那栋办公楼不会有人。”

    “放屁！”李正大声嚷道。说罢，他才想起拨打110。他凭直觉判断，这场大火不会无缘无故发生，警方还是早介入的好。

    土地局有两栋办公楼，一栋新的，十八层高，去年刚刚竣工的；一栋老的，上世纪六七年代的建筑，上下两层，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拆掉。失火的是老办公楼，火是从一楼燃起的，一条条火舌和一股股烟雾交织着包围了整栋小楼。

    李正他们这辆消防车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没等车停稳，李正撞开车门，掂起一具灭火器冲向浓烟滚滚、火焰冲天的现场。等战友们反应过来，李正的身影已经消失在烟雾和火焰之中。

    李正跌跌撞撞来到二楼，摸索着闯开那间办公室的门。幸好，屋内并没起火。不过，火雾随着他扑进屋里。李正打开灭火器，一阵白色的泡沫吐出，火焰下去不少。他看到老人用自己的身躯紧紧护着一个木箱子。李正甩掉灭火器，上前去抱老人。老人喘着粗气：“别管我，先搬这个箱子！”声音苍老，果敢，不容商量。李正仅仅是停顿了半秒钟，抱起那个木箱子奔向门外，一跃而起，从楼上跳下，随即，房子也“轰隆”一声坍塌了。

    李正傻了！几乎同时，一条条水龙冲向火海，一个个身影随着水龙扑了过来。

    李正把箱子交给及时赶到的警察，箭一般返回现场，和战友一起救人。李正的眼泪哗哗地流着，自责不已：“我该死！我该死！”直到把老人救出来，李正的手套已经磨烂，两手血肉模糊，不断地淌着血。

    救护车把所有的伤员都送到了医院。

    消防队员都是皮外伤，并无大碍；房子倒塌时，幸亏两根横梁成犄角之势架在了老人的头顶，老人虽然伤势轻微，但被检查出是癌症晚期。

    私下里，指导员批评李正：“幸亏那个老同志没出意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吃不了兜着走。”指导员有他的道理，听到这话，李正眼里的泪一下子流了出来，心说老人当时要真有个好歹，他还不后悔终生？

    指导员以为李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缓了口气：“‘救人第一’是我们的消防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忘。

    李正分辨道：“别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个箱子比他的性命还重要！”

    “有什么能比性命还重要？”指导员以为李正的脑子被大火烧糊涂了。

    李正张了张嘴，没有说话。

    真相终于大白：老人是土地局的纪检书记，这天到单位整理材料，有人趁机放火，打算烧死他。老人发现后脱身不得，这才打了报警电话。那个箱子装的是本单位和主管部门个别领导违法乱纪的证据。根据这些证据，国有资产免遭重大损失，个别领导干部锒铛入狱。

    得知这个消息后，指导员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觉得该到医院看一看老人。

    指导员还是迟了一步。他到医院的时候，老人刚刚咽气。指导员发现李正也在医院，此刻，他伏在老人的尸体上嚎啕大哭。

    指导员这才知道，老人是李正的父亲。

（有删改）

雪兔

    有一个冬天的雪夜，我们围着火炉安静地干活，偶尔说些远远的事情。这时门开了，有人挟裹着浓重的寒气和一大股雾流进来了。我们问他干什么来，这个看起来挺老实的人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一个人在那儿苦恼地想了半天，最后终于组织出了比较明确的表述：“你们，要不要黄羊？活的黄羊。”

    我妈转身问那个老实人：“你的黄羊最低得卖多少钱？”“十块钱。”

    黄羊名字里虽说有个“羊”字，其实是像鹿一样美丽的野生动物，体态比羊大多了。

    我妈怕他反悔，立刻进柜台取钱，全家高高兴兴地跟着他出去牵羊。

    “啊，是白黄羊呀……”

    就这样，我们稀里糊涂买回一只野兔子，而要是别人的话，十块钱最少也能买三只。

    这种兔子又叫“雪兔”，它的确像雪一样白的，白得发亮，卧在雪里的话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但天气暖和的时候，它的毛色会渐渐变成土黄色的，在戈壁滩上奔跑的时候，就不那么扎眼了。

    既然有着这么高明的伪装，为什么还会被抓住了？看来它还是弱的呀。后来我们一看到兔子后爪上被夹过的惨重伤痕就要骂那个人几句。

    我们用一个没有顶的铁笼子反过来把兔子扣在煤棚的角落里。它总是安安静静地待在笼子里，永远都在细细地啃那半个冻得硬邦邦的胡萝卜头。我外婆悄悄地对它说：“兔子，你一个人好可怜啊……”

    冬天多么漫长。但是我们家里多好啊，那么暖和，虽然是又黑又脏的煤棚，但总比待在冰天雪地里舒服多了。而且我们又对它那么好，自己吃什么也给它吃什么，很快就把它养得胖胖的，懒懒的，眼珠子越发亮了，幽蓝幽蓝的。

    我妈常常把手从铁笼子的缝隙里伸进去，慢慢地抚摸它柔顺乖巧的身子，它就轻轻地发抖，深深地把头埋下，埋在两只前爪中间，并把两只长耳朵平平地放了下来。在笼子里它没法躲，哪儿也去不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天气渐渐暖和了，我们也惊奇地注意到白白的雪兔身上果真一根一根渐渐扎出了灰黄色毛来！它比我们更迅速、更敏锐地感觉到了春天的来临。

    然而就在这样的时节里，突然有一天，这只性格抑郁的兔子终于还是走掉了。我们全家人真是又难过，又奇怪。

    我们在院子周围细细地搜寻，走了很远都没能发现它。那个铁笼子也一直空空地罩在原处，好像还在等待有一天兔子会再回来。

    差不多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吧，我们看到了兔子。它一动不动地蜷在铁笼子最里面，它原本浑身光洁厚实的皮毛已经给蹭得稀稀落落的，身上又潮又脏，眉目不清。

    “呀，它怎么又回来了？它怎么回来的？”我妈小心地把它抱出来，然后用温水触它的嘴，诱它喝下去，又想办法让它把我们早饭时剩下的稀饭慢慢吃了。渐渐的，我们的兔子挣扎着活了过来，而且还比之前更壮实了一些。五月份时，它的皮毛完全换成土黄色的了，满院子跑着撒欢，两只前爪抱着我外婆的鞋子像小狗一样又啃又拽——它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它总是比我们更轻易地抛掉不好的记忆，总是比我们更多地感受着生命的喜悦。

    原来我们用来罩住那只兔子的铁笼子没有底，紧靠着墙根，于是兔子就开始悄悄地在那里打洞。它打的那个洞很窄很深，我把手伸进去探了探，根本探不到头，又持着炉钩伸进去探了探，居然也探不到头！后来，用了更长的一截铁丝捅进去，才估算出这个小隧道约有两米多长，沿着隔墙一直向东延伸，已经打到大门口了，恐怕再有二十公分，就可以打出去了……

(选自李娟《阿勒泰的角落》，有删节)

废园外

巴金

    晚饭后出去散步，走着走着我又走到这里来了。

    从墙的缺口望见园内的景物，还是一大片欣欣向荣的绿叶。在一个角落里，一簇深红色的花盛开，旁边是一座毁了的楼房的空架子。屋瓦全震落了，但是楼前一排绿栏杆还摇摇晃晃地悬在架子上。

    我看看花，花开得正好，大的花瓣，长的绿叶。这些花原先一定是种在窗前的，我想，一个星期前，有人从精致的屋子里推开小窗眺望园景，赞美的眼光便会落在这一簇花上。也许还有人整天倚窗望着园中的花树，把年轻人的渴望从眼里倾注在红花绿叶上面。

    但是现在窗没有了，楼房快要倾塌了。只有园子里还盖满绿色，花还在盛开。倘使花能够讲话，它们会告诉我，它们所看见的窗内的面颜，年轻的面颜，可是，如今永远消失了。花要告诉我的不止这个，它们一定要说出8月14日的惨剧。精致的楼房就是在那天毁了的，不到一刻钟的工夫，一座花园便成了废墟了。

    我望着园子，绿色使我的眼睛舒畅。废墟么？不，园子已经从敌人的炸弹下复活了。在那些带着旺盛生命的绿叶红花上，我看不出一点被人践踏的痕迹。但是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我回头看，没有人。这句话就是在惨剧发生后的第二天听到的。

    那天中午我也走过这个园子，不过不是在这里，是在另一面，就是在楼房的后边。在那个中了弹的防空洞旁边，在地上或者在土坡上，我记不起了，躺着三具尸首，是用草席盖着的。中间一张草席下面露出一只瘦小的腿，腿上全是泥土，随便一看，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人腿。人们还在那里挖掘。远远地在一个新堆成的土坡上，也是从炸塌了的围墙缺口看进去，七八个人带着悲戚的面容，对着那具尸体发愣。这些人一定是和死者相识的罢。那个中午妇人指着露腿的死尸说：“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以后从另一个人的口里我知道了这个防空洞的悲惨故事。

    一只带泥的腿，一个少女的生命。我不认识这位小姐，我甚至没有见过她的面颜。但是望着一园花树，想到关闭在这个园子里的寂寞的青春，我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搔着似的痛起来。连这个安静的地方，连这个渺小的生命，也不为那些太阳旗^①的空中武士所容。两三颗炸弹带走了年轻人的渴望。炸弹毁坏了一切，甚至这个寂寞的生存中的微弱的希望。这样地逃出囚笼，这个少女是永远见不到园外的广大世界了。

    花随着风摇头，好像在叹息。它们看不见那个熟悉的窗前的面庞，一定感到寂寞而悲戚罢。

    但是一座楼隔在它们和防空洞的中间，使它们看不见一个少女被窒息的惨剧，使它们看不见带泥的腿。这我却是看见了的。关于这我将怎样向人们诉说呢？

    夜色降下来，园子渐渐地隐没在黑暗里。我的眼前只有一片黑暗。但是花摇头的姿态还是看得见的。周围没有别的人，寂寞的感觉突然侵袭到我的身上来。为什么这样静？为什么不出现一个人来听我愤慨地讲述那个少女的故事？难道我是在梦里？

    脸颊上一点冷，一滴湿。我仰头看，落雨了。这不是梦，我不能长久立在大雨中，我应该回家了。那是刚刚被震坏的家，屋里到处都漏雨。

【注】①指日本国旗

民主世界

老舍

    我们这里所说的“世界”，事实上不过是小小的一个乡镇。可是从抗战的第二年起，直到现在，这小镇子天天扩大，好像面发了酵似的一劲儿往外膨胀。新来的住户给它带来香港与上海的文化。在新住户里有的是大公司的经理，有的是立法院或检察院的委员，有的是职业虽不大正常，倒也颇发财，冬夏常青的老穿着洋服啷当的。我们就把这镇子，叫作金光镇吧，我们首先要注意到这里的人们的民主精神。将来的世界，据说是民主的世界。

    在民主世界里，不是人人事事一律平等的么?让我们先说水仙馆的一个小故事吧。

水仙馆是抗战第四年才成立的一个机关。水仙馆自成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棵水仙，馆长是蒙古人，没看见过水仙，而研究员们所找到的标本，一经签呈上去，便被馆长批驳：“其形如蒜，定非水仙，应再加意搜集鉴别。

副馆长呢，是山东人，虽然认识水仙，可是“其形如蒜”一语，伤了他的心。山东人喜欢吃蒜，所以他以为研究与蒜相似的东西，是有意讽刺他。因此，他不常到馆里来，而只把平价米领到家中去，在挑拣稗子的时候，偷偷地吃几瓣大蒜。

    馆里既然连一件标本还没有，大家的工作自然闲着。在闲得腻烦了的时候，大家就开一次会议。不过，无论怎么说吧，这个机关，比起金光镇的其他机关，总算是最富于民主精神的。因为第一，这里有许多学者，而学者总是拥护自由与平等的；第二，馆长与副馆长，在这三四年来，只在发脾气的时候，用手杖打过工友们的脑壳，而没有打过科长科员，这点精神是很可佩服的。

在最近的会议上，大家的民主精神，表现得特别地明显。会议由馆长提议，大门外增设警卫，他的理由充足，说明议案的词藻也极漂亮而得体。“诸位小官们，本大官在这金光镇上已住了好几年，论身份、官级、学问，本大官并不比任何人低。可是，看吧，警察分队长，宪兵分队长，检查站站长，出恭入敬的时候，都有人向他们一一敬礼。敬礼是这样的，两个鞋后跟用力相碰，身子笔直，双目注视，把右手放在眉毛旁边。这是一种学问，深恐大家不晓得，所以本大官稍加说明。就是保长甲长，出门的时候，也有随从。本大官，”馆长声音提高，十分动感情地说，“本大官为了争取本馆的体面，不能不添设馆警：有了馆警，本大官出入的时候，就也有鞋后跟相碰，手遮眉毛的声势。本大官十二万分再加十二万分地相信，这是必要的，必要的，必要的!”馆长的头上出了汗，坐下，用手绢不住地擦脑门。

    照例，馆长发言以后，别人都要沉默几分钟。水仙馆的（金光镇的也如此）民主精神是大官发表意见，小官们只能低头不语。

副馆长慢慢地立起来：“馆长，请问，馆警是专给馆长一个人行礼呢，还是给大家都行礼呢?”

    副馆长这一质问，使大家不由地抬起头来，他既是山东人，敢说话，又和本镇上宪兵队长是同乡，所以理直气壮，连馆长都惧怕他三分。

    “这个……”馆长想了一会儿。“这好办!本馆长出入大门，警察须碰两次鞋跟，遮两次眉毛。副馆长出入呢，就只碰一次，遮一次，以便有个区别。”

    副馆长没再说什么，相当地满意这个办法。

    大家又低头无语。

    “这一案通过”馆长发了命令。

    大家依然低头不语，议案通过。

    这可惹起来一场风波。散会后，研究科的学者们由科长引衔全体辞职。他们都是学者，当着馆长的面，谁也不肯发言，可是他们又决定不肯牺牲了享受敬礼的单严，所以一律辞职。他们也晓得假若辞职真照准的话，他们会再递悔过书的。

馆长相当地能干，把这件事处理的很得法。他挽留大家，而给科长记了一过，同时，他撤销了添设门警的决议案，而命令馆长室的工友：“每天在我没来到的时候，你要在大门外等着：我一下滑竿，你要敬礼，而后高声喊‘馆长老爷到！’等到我要出去的时节，你必须先跑出大门去，我一出门，你要敬礼，高声喊‘馆长老爷去!’看情形，假若门外有不少过路的人，你就多喊一两声!”

    工友连连地点头称是。“可是，馆长老爷，我的事情不就太多了吗?”

    “那，我叫总务科多派一个工友帮助你就是了!”

    这样，一场小小的风波，就平静无事了。在其中充分地表现了民主精神，还外带着有点人道主义似的。

（原载1945年《民心》第一卷，有删改）

爱的牺牲

欧·亨利

    乔和德丽雅在一个画室里见了面，那儿有许多研究美术和音乐的人经常聚会。乔和德丽雅一见倾心，短期内就结了婚。夫妇租了一层公寓，那是一个寂静的地方，单调得像是钢琴键盘左端的A高半音。可是他们很幸福；因为他们有了各自的艺术，又有了对方。家庭只要幸福，房间小又何妨。乔在伟大的马杰斯脱那儿学画，德丽雅在罗森斯托克那儿学习钢琴。

    可是没多久，艺术动摇了，该付给马杰斯脱和罗森斯托克两位先生的学费也没着落了。

    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于是，德丽雅说，她得教授音乐，以免断炊。她在外面奔走了两三天，兜揽学生。一天晚上，她兴高采烈地回家来。

    “乔，亲爱的，”她快活地说，“我有一个学生啦。爱·皮·品克奈将军的小姐克蕾门蒂娜，住在第七十一街。她只有十八岁。我一星期教三次课；你想想看，乔!每课五块钱。等我再找到两三个学生，我又可以到罗森斯托克先生那儿去学习了。”

    “德丽雅，”乔说，“我能让你忙着挣钱，我自己却在艺术的领域里追逐吗?决不能够!我想我以卖卖报纸，搬石子铺马路，多少也挣一两决钱回来。”

    德丽雅走过来，勾住他的脖子。

    “乔，亲爱的，你真傻。你一定得坚持学习。我并不是放弃了音乐去干别的事情。我一面教授，一面也能学一些。我永远跟我的音乐在一起。何况我们一星期有十五块钱，可以过得像百万富翁那般快乐。你绝不要打算脱离马杰斯脱先生。”

    “好吧，”乔说，“可是我不愿意让你去教课，那不是艺术。你这样牺牲真了不起，真叫人佩服。”

    “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德丽雅说。

    “我在公园里画的那张素描，马杰斯脱说上面的天空很好。”乔说，“可能卖掉一张。”

    “我相信一定卖得掉的，”德丽雅亲切地说。“现在让我们先来感谢品克奈将军和这烤羊肉吧。”

    周末，愉快自豪、可是疲惫不堪的德丽雅，得意扬扬地掏出三张五块钱的钞票，扔在那，“有时候，”她有些厌倦地说，“克蕾门蒂娜真叫我费劲。”接着，乔带着基度山伯爵的神气，掏出一张十元、一张五元、一张两元和一张一元的钞票——全是合法的纸币。把它们放在德丽雅挣来的钱旁边。“那幅方尖碑的水彩画卖给了一个从庇奥利亚来的人。”他郑重其事地宣布说，“他另外预定了一幅勒加黄那货运车站的油画，准备带回家去。我的画，加上你的音乐课!呵，我想艺术还是有前途的。”

    “你坚持下去，真使我高兴，”德丽雅热切地说。“你一定会成功的，亲爱的。”

    下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乔先回家。他把他的十八块钱摊在客厅的桌子上，然后把手上许多似乎是黑色颜料的东西洗掉。

    半个钟头以后，德丽雅来了，她的右手用绷带包成一团，简直不像样了。

    “这是什么?”乔轻轻地握住那只手，扯扯绷带下面的几根白线，问道。

    “那是涂了油的软纱。”德丽雅说，“喔，乔，你又卖掉了一幅素描吗?”她看到了桌子上的钱。

    “可不是吗?”乔说，“只消问问那个从庇奥利亚来的人。你今天下午什么时候烫痛手的，德丽雅?”

    “大概是五点钟，”德丽雅可怜巴巴的说。“熨斗，我是说奶酪，大概在那个时候烧好。你真该看到品克奈将军，乔，他……”

    “先坐一会儿吧，德丽雅，”乔说，他把她拉到卧榻上，在她身边坐下，用胳臂围住了她的肩膀。

    “这两个星期来，你到底在干什么。德丽雅?”他问道。

    她带着充满了爱情和固执的眼色熬了一两分钟，终于垂下头，一边哭，一边说出实话来了。

    “我找不到学生，”她供认说，“我又不忍眼看你放弃你的课程，所以在第二十四街那家大洗衣作坊里找了一个烫衬衣的活儿。乔，你怎么会疑心我不在教克蕾门蒂娜的音乐课呢?”

    “到今晚为止，我始终没有起疑。”乔说，“本来今晚也不会起疑的，可是今天下午，我把机器间的油和废纱头送给楼上一个给熨斗烫了手的姑娘。两星期来，我就在那家洗衣作坊的炉子房烧火。”

    他们两个都笑了，乔开口说：“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可是德丽雅用手掩住了他的嘴。“别说下去啦，”她说，“只需要说‘当你爱的时候’。”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