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谈到魏晋风度时指出：在充满动荡、混乱、灾难与血污的社会和时代中产生的如此潇洒不群、飘逸自得的魏晋风度，表面看来是潇洒风流，而其骨子里却深埋着巨大的苦恼、恐惧和烦扰。时代心理对整个社会文化形成、发展与完善的影响是尤为深刻的，人们能够较为直观地感受到时代文化现象与心理特征之间的联系。中国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与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时代文化现象与心理特征之间的联系尤为紧密。

    ②晋宋易代的社会现实需要文人们在几乎来不及思考的瞬间就要做出自己政治及人生的抉择。陶渊明是一个非常有哲思、对人生有反省的诗人，他选择了归去田园。陶渊明之所以归隐，其主要的原因是陶渊明不愿意和那些不遵守儒家纲常的人同流，其行为是对自己人格的坚守。所谓独立人格是指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它要求人们既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也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力量，在真理的追求上具有独立判断能力，在政治的参与中具有独立自主精神。中国古代隐士是一群对自由、独立和自我实现等生命理想有着强烈渴望的人，他们有高于常人的自我意识和价值取向，追求人格的独立与自主，这就注定了他们与现实政体之间的矛盾。对中国古代文人来说，生活在高压专制统治时代，要么顺从皇权统治，要么放弃功名欲望，两难的选择使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动机充满了尖锐的矛盾冲突。

    ③然而归隐的生活，使他们发现了自然，也发现了自己。陶渊明的“归去”是从政治和世俗社会向自然和自我本性的回归，这种回归很坚决，其中伴随着诗人本身的潇洒、自适的本性。陶渊明是出于对自己人格和人生道路的坚守而做出的主动选择，他注重表达自己对理想人格的坚守。鉴于喧闹、污浊的社会现实与自己人格理想的矛盾，隐士皈依山水自然最重要的动机就在于他们发现了自然中有与他们自己的人格追求相契合的“真”“静”“深”“幽”“旷”“远”等品性，而隐士的文化活动又进一步丰富、提升了这些精神品性，并使之在山水艺术的创造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中国古代隐士不仅拥有富含艺术精神的人格，而且他们都是具有丰厚的文化修养、心性聪慧的人。他们多以道、禅思想为精神支柱，融合了儒家以艺术陶养性情，以“礼”“乐”达“仁”，进而在“礼”的秩序中“游刃自如”的思想，并将之内化在自我人格的深层，在内心建构了一个力量强大的自我机制。因而，他们有足够的心力抵御物质世界的喧闹，从而将全部的生命热情投注在心灵花园的建设上，淡泊功利，从容平和。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的感悟。在诗歌内容上，陶渊明侧重表现出对人情、时事的看法与见解；在诗歌的语言风格上，既有“依依墟里烟”的静穆与飘逸，也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潇洒与自在。他的诗歌多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是对田园生活的审美观照和艺术加工，充满着自然宁静的味道。

（选自《论中国古代的隐士》，有删改）

学者的本分

胡成

    ①学术研究的要旨，在于知识创新意义上的发现和发明。就其成败得失来看，如果套用托尔斯泰的那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么似可以说成功的学者都很相似，不成功的学者各有各的烦恼和伤心。一般说来，学术上能够成功之人，是在正确的时间里研究正确的问题，需要天赋、训练、勤奋，当然还要有点运气。这就注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学术研究的佼佼者。毕竟，在未知世界里的探索，前面充满了太多不确定性，大多数人终生只是在黑暗中跌跌撞撞，虽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却不见得能有收获。

    ②当然，有幸做出点成绩者大有人在。不过，倘若不能进入学术史意义上的“发凡起例”，或者说带来科学革命意义上的“范式转换”，那点成绩也只是为他人建造巍峨大厦增砖添瓦。这就像吾人进到北京故宫，首先映入眼帘而赞叹不已的，是炫丽的房顶、威严的大殿、堂皇的拱门、挺拔的圆柱；不会有多少人注意修造这些建筑所用的青砖绿瓦。好在，终生以学术为业之人，多多少少都有些病态的自恋情结。即使生不逢时、身处逆境，也没有太多想到知难而退。

    ③由此说来，学术生涯确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是“一场疯狂的冒险”，多数人注定一无所获，失意而归。韦伯语重心长地质问那些年轻学生：“你能够年复一年看着平庸之辈一个接一个爬到你的前面，而既不怨怼也无创痛吗？”在他所谓学术生涯是“一场疯狂的冒险”的讲述里，很难说没有自己心理不平衡和受挫感的投射。

    ④韦伯的这一质问怕还有实实在在物质生活上的羞涩和失落。目前很多大学的薪酬制度，采行的是“竞赛制”，教授分为“基底工资”加“岗位津贴”。就基底工资而言，几乎所有学者都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作为补偿，基底工资之上加了一定数量的“岗位津贴”，评定标准是所谓数字化的业绩考核。所以，当下“不成功”的学者，最终如果能够坚持下来而不至于魂不守舍，一定比当年的韦伯更能经受住各种“折腾”。

    ⑤人生的坎坷和困蹇，本来就不只是单一负能量。尤其上天赐予学者的一小点睿智，是普通人对不幸多默默承受，而他们则能咀嚼、回味、反思，乃至言说自己的伤痛和苦恼。就像尼采把思想者称为“有病的动物”，认为人的尊严只在感受巨大痛苦的精神之中——即痛苦使灵魂敏感，当灵魂不愿屈服之时，意志愈加激昂，思想也就愈发活跃。实际上，孟子在两千多年前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就已经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古代学人作为自由职业者，运蹇时乖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可将自己不为当下接受的创世之作，“藏诸名山，传之其人”。然而，现代学者作为职业研究人员，参与的是一种集众的工作。他的任何研究都需要经过同行仔细验证，以及学术共同体的认真审查，故不太可能“朝闻道夕死可矣”。重要的是，“不成功”的学者置身底层和边缘，较多发愤之作，难免没有一点离经叛道，自然比成功的学者更期待一个能够鼓励自由表达意见，公开交换观点的外在宽容环境。

    ⑥除此之外，“不成功”学者还应比成功的学者，更注重学术共同体的内在环境。这也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注重同僚之间的合作与竞争。谁也不会否认，与杰出之人作为同事相处，可能将永不停止地追求卓越；如果周围都是些平庸之人，则会让自己变得乏味而无生气。这也可以理解当年的韦伯，尽管很长时间里辞职而离开大学，却时刻关心学术共同体的坚持和恪守。一九○八年他在《法兰克福报》刊发文章，尖锐批评普鲁士教育部大学事务部门将曾在地方大学任教之人，擅自任命为柏林大学经济学正教授。韦伯认为这一任命不合法，践踏了十九世纪德国业已确立的大学教师聘任的自治传统。因为让当局反感的一位学者占据了教授职位，执事者会惩罚性地任命另一位迎合上级之人，在学者之间制造矛盾和争斗。

    ⑦讲这些，是想让那些“不成功”学者，或那些将要毅然步入这一“疯狂的冒险”之年轻学人，能有稍微多一点的从容不迫和气定神闲。面对那么无奈的现实世界，学者最重要的责任或许不是拯救这个世界，而是首先设法拯救自己。既然尽了自己的本分，肯定拥有一个自由的灵魂；纵使在职业生涯结束之时，吾人仍然无所建树，壮志未酬，那又何妨？

（有删改）

    眼下，各高校录取通知书已陆续发出，很多经历完高考的学子纷纷开启了“秀通知书模式”。

比如，有的大学通知书，是一座手工拼插的微型3D校门，经过了激光雕刻裁剪、拼插、组装等多个步骤纯手工制作而成有的大学通知书启用了活版印刷这门古老工艺；有的大学通知书更像是一个大礼包，套装包括了录取通知书、入学指南、种子袋（信封）、种子本（便笺）等四个部分还有的大学在每一份录取通知书中入了基于AR技术的虚拟校园平台。收到通知书的新生，只需下载特定App，扫描通知书正反面，就能畅快查看校情校史介绍、学科特色展示等主题内容……

    这些通知书，从设计到工艺制作，从外形到内在意蕴，可谓用心十足，拼颜值、拼创意、拼情怀，各有各的亮点。这也使得每年此时，各家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比拼，成了一个关注度颇高的热点话题。

    无论是之于大学还是新生，录取通知书都是一个具有仪式感的东西。大学在这方面倾注心力，或借此展现大学文化、办学理念，或凸显大学价值与精神追求，抑或传递对新生的希冀，都是在仪式感上做加法。既能够体现对新生的欢迎和期许，也是大学形象的一种自我营销和构建。

    当人们在感叹如今大学的“千篇一律”时，林林总总、风格各异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也成为大学个性展示的一道缩影。比如工科类大学，往往主打技术、创意牌，而文科类大学则意在凸显文化积淀与情怀作为给新生准备的第一份见面礼，它最能反映出一所大学的自我定位与认同，亦为外界窥视大学精神提供了一个不错的窗口更为重要的是，在讲究创新和个性的时代，大学能够突破成规，在细节上下功夫，本身也是一种开放文化的表达与实践。

    当然，大学精神和气质的展示，也不能全依赖于一份录取通知书。当人们为精美的录取通知书献上掌声的同时，也未尝不是在希望，由录取通知书设计这个细节上所表达的大学文化底蕴、创新活力、自由风格等，也能够在日常性的大学管理、文化氛围层面有更多的体现。换言之，大学录取通知书所营造出的“好感”应该只是一种开始，或者说它应是大学内部人文生态的真实反映。

    比如，较之于大学录取通知书所传递的视觉冲击，们评价一所大学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追求，或更看重一些更具体而务实的东西就最近的热点问题来看，大学的学生会是否能够摆脱行政化的案白，不是高校行政框架的延伸，而是真正的学生组织?大学鼓励创新和个性，能否对多元文化有更多的包容?解决好这些问题，大学录取通知书才能在“好看”的基础上增添更多的厚重感。

    除此之外，大学录取通知书设计追求个性化无可非议，但也得警惕过度和不必要创新”。一方面，不管如何创新、如何注重设计，录取通知书的原始功能依然没有改变。而纵观一些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过多的“技”，过度的展示，往往有过犹不及和喧宾夺主之嫌。另一方面，越是在看“颜值”、注重“秀”的时代，肩负社会精神高地担当的大学，越能够坚持本色守得住孤独和沉静，也未尝不是一种更显稀缺和珍贵的个性。

摘编自朱昌俊《展现大学精神气质，通知书只是个开始》

    一带一路涉及的很多国家处在全球最为严重的争端地带。其中中东中亚段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或单一教派的伊斯兰国家，而是多民族多教派的国家，从古丝绸之路的地理分布看，沿线各个国家虽有自身的文明传统，但是以中巴经济走廊文明圈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文明是一个没有太多异质文明的组合体。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在内的广大丝绸之路国家都是非西方文明国家，这些国家都更强调文化的亲缘性和共同的历史命运。

由于一带一路文明圈是一个独特的跨多种文化的文明体系，所以它需要一个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支撑，这里的包容性和普遍性指政治和文化多极化并莩重历史和传统，一带一路文明圈不从单一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出发，不鼓励引发冲突和暴力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一带一路文明圈只有回归复兴古丝绸之路多样化的文化，才会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才不会发生文明的冲突，从而保证一带一路的安全畅通。

    中国需要通过一带一路文化的建设，造就一个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规划和贸易大道规划相适应的文化共同体，在这个文明圆内，最大限度地激发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部落的认同感、凝聚力、自尊心和创造力，整合丝绸之路文明圏内的无限资源，让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果惠及丝绸之路文明圈的全体人民。未来由中国这样一个以多元性为特征的文化强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文明圈应该是文化交融共生的，即既保持文化差异，又能在文化多样性中和谐相处。

    在一带一路文明圈建设中，中国要自觉防止搞新殖民主义文化，避免引发新的文明冲突。一带一路的核心区是伊斯兰文明带、中国要慎用西方的黑白分明敌我分明的一神教思想意识形态，避免重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文明冲突的覆辙。中国要用一种平等和包容的态度跟一带一路国家进行近似或共性文化图的探索，挖掘和讲述中国与文化圈内国家在文化宗教上的密切交往和相互学习的故事，让中华文化与沿线国家近似的共生的或共性的文化创造性地进行大融通，共同营遗一带一路文明圈。

    做一带一路的文化项目，政策制定者一定要接地气，不能只依教科书和体所给的角度来看世界，要学习站在当地人的立场来了解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中国媒体在宣传报道一带一路时，需要一个谦卑的态度，中国长久以来总是以世界大国自居，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然而我们需要学习古人法显、玄奘的精神，怀着谦卑的心态，去尊重传播各地文明，不是盲目的自信自大。一带一路上的很多国家，历史上多次被其他民族征服和同化，近代被西方回家殖民或半殖民，这些国家对外来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的突然涌入很敏感。因此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中，我们一定要让当地人看到一带一路不是来征服的、不是来殖民的，而是伟大的丝绸之路精神的复兴。

节选自李希光《建设一带一路上的文化强国》，有删改

    制度的形成离不开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一个国家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制度，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理论上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相适应。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必然结果。

    制度自信体现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人们对一系列体制机制安排的赞成、支持、拥护，以及自觉在制度框架内谋事干事。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说，制度自信表现为对这一制度体系的积极认同和评价。制度自信虽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但建立这种自信却不只是主观努力的结果，而需要坚实的客观基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拥护，正是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行之有效，是符合中国实际、能保障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好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有利于我们发展的好制度，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体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正确把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对人类其他社会制度和发展经验的吸收借鉴，以及对改革开放卖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能有效解决我国现实问题、促进生产力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团结稳定，这是我们拥有制度自信最坚实的基础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制度建设，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既支持改革试点、鼓励基层创新，又注意及时总结改革经验，将其上升为行之有效的制度，巩圉和保障改革成果。改革不是单个领域体制的调整和修补，而是各方面体制与制度的创新；不是某个领域体制改革的单向推进，而是各领域、各层次改草的系统推进；不止步于改革体制机制，而是着眼于制度聚合与集成，形成总体性的制度成果和制度文明，为制度自信奠定了顶层设计方面的坚实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实践不断变化发展，制度则具有相对稳定性。随着时间推移、形势变化，一些具体制度总会存在与实践发展要求不相应之处。这就需要不断对制度进行调整，以保持其对社会发展的适应性。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构建和完善制度方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更不能听信他人的指手画脚。我们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摸索，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将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有益做法固定下来，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制度更富生命力，让制度本身的功能和优势更充分地发挥和展现出来。实践中的不断调整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制度自信的另一面基础。

    新的时代条件下，好制度的功能和优势将更加彰显。我们用制度建设巩固改革成果，也通过制度建设进一步激发改革动力。通过完善制度来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让制度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社会充满生机活力提供重要保障，为国家与社会创新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完善制度要始终把握人民利益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制度保陣人民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让制度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为制度自信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桑玉成《为制度自信奠定坚实基础》，《人民日报》，2019年09月20日）

材料一：

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不能长时间停摆。”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推动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是当务之急。受疫情影响，湖北很多优质农副产品面临销售困境，这将直接影响湖北社会经济秩序的恢复和人民群众的就业生计。自4月1日起，央视新闻新媒体联合各大电商平台、生活服务平台和社交平台，联手淘宝、京东等数十个知名品牌，启动了“谢谢你为湖北拼单”大型公益活动，倡议广大网友通过购买湖北生鲜、农副产品，为湖北经济复苏贡献温暖力量。4月6日晚，由央视新闻主播朱广权和带货达人李佳琦组成的“小朱配琦”组合同框搭档火了一把。他们主持的“谢谢你为湖北拼单”公益直播，引起广大网友为湖北“拼单”的极大热情——这场公益直播共吸引1091万人观看，累计观看次数达1.22 亿人次，直播间点赞数达1.6亿人次，两个小时直播累计销售总价值4014万元的湖北商品！

网络视频直播带货，是一种新兴高效的网络经济形式。只要网络主播和网络平台规范有序，能够为消费者减少销售环节，节约时间成本，确保商品质量，降低购买成本，提高购物效率，提供完善服务，就应该大力支持。而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带货方式开展公益活动，更是使直播带货拥有了一颗关爱社会、随手公益的公益心，更应该大力支持。

（摘编自《让直播带货带来更多温暖的力量》，央广网2020年4月8日）

材料二：

4月15日，湖北省30个县的县长在直播间“为湖北拼个单”；山东烟台海阳市副市长发起“博士市长助力农产品”，视频播放量突破200万；同时，一些公众人物“直播带货"的交易额不断刷新纪录。“直播带货”作为一种线上新型消费，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大背景下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

除了营销技巧之外，“直播带货”的流行也有着深层次原因。直播经济蓄力已久，已有成熟的商业模式；再加上受疫情影响，消费者足不出户推动“宅经济”发展，线下客源稀少促进企业商家转向电子商务谋生存。从直播助农到直播售楼，从直播卖车到直播卖飞机，直播销售的边界不断扩大。直播经济的火热，可谓顺势而成。

“直播带货”在方便购物的同时，也存在虚假宣传、货不对板、假冒伪劣、售后维权难等问题。这启示直播电商，不讲诚信可能一时走得快，但绝对走不远。解决诚信问题、涵养行业生态才是制胜之道。此外，中国消费者协会前不久发布报告显示，37.3%的受访消费者在直播购物中遇到过消费问题，但仅有13.6%的消费者进行投诉。网络直播并非法律盲区，市场监管者需尽早完善制度，畅通维权渠道，更好地呵护直播经济的良好生态。

摘编自（《“直播带货”创新消费方式》，《人民日报》2020年04月22日）

材料三：

直播带货让网络平台找到了新赛道，为各类企业提供了新舞台。互动性强、亲和力强和消费黏性强的直播带货，甚至成为一些行业启动复工的钥匙，让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衣食住行娱乐等各行业看到了新机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网络零售规模和去年基本持平，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加5.9%，这说明网络零售对消费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提升。直播带货正在吸引更多优质平台、企业、产品及公众人物参与，线上直播销售正步入常态化并形成新趋势。直播带货顺应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正在激活消费一池春水，形成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格局，成为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新突破。

摘编自（《让直播带货成为经济转型新突破》，《北京青年报》2020年04月26日）

（图片来源：前瞻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