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以来，接地气的词、小说、戏曲的兴盛，促成了中国文化的下移，由此导致官方意识形态传播的因时而变。在承袭固有的诗文传播之外，如何使词、小说、戏曲担负起像诗文一样宣传正能量的职责，不仅要突破“诗文为贵，词曲为卑”的陈旧文体观念，更要面对的是文化下移带来的意识形态有效传播途径的探索。

        戏曲与意识形态的传播虽有深刻的关联，但官府因其“不登大稚之堂”而疏于管理。随着戏曲从业人员的壮大，题材内容思想的拓边扩界，“优孟衣冠”式的宫廷娱乐逐渐转为匀栏瓦肆的演出，这导致“违规越礼”之事时时有之。如《墙头马上》，剧中李千金与裴少俊在后花园违规越礼，颇为大胆。此类传播有违儒家教化，这一现象逐渐引起官府的警觉，于是针对戏曲的法律条文也多了起来。“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等条文在《元史·刑法志》中有明确的记载。明承元风，逐渐强化。《御制大明律》云：“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明初，朱元璋盛推《琵琶记》。《琵琶记》出现之前，蔡伯谐、赵五娘的故事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内容多为蔡伯谐应试及第，抛亲弃妻，被暴雷轰死。高明感于蔡伯，皆行为有违教化，故在“休论插科打浑，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创作动机的驱使下，把原本负心题材的故事，演绎成“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谐”的教化剧。

        朱元璋之子朱权，潜心戏曲，援引“治世之音安以乐”，为《太和正音谱》的戏曲文献整理鸣锣开道，并云“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理学家丘岑继承高明戏曲遗风，言“借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清初流传甚广的《桃花扇》与《长生殿》，更是接续“资治通鉴”之史家意识，使情摆脱了晚明一己自由之立场，而放到一己之情与国运相关的宏大叙事之中。

        戏曲传播的一个重要特性是_易知易晓。丘溶直言，经书所载三纲五、常，不如诗歌吟咏性情，容易感动人心。“近世以来做成南北戏文，人人观看，皆能通晓，尤易感动人心”，使人“手舞足蹈不自觉”。在感发_人心这点上．丘溶不但看到了卑体戏曲与尊体诗歌的一致性，而且体悟到“性情”传播的又体差井性。

        戏曲传播的另一个特性是剧场的群体接受。戏曲批评界崇尚场上之曲，鄙弃案头之书，这种批评旨趣反映了舞台性之于戏曲的重要，、币对舞台性的衡量离不开台下受众的接受。丘溶著作中曾记录群体受众的面部表情：“座中观者不下数百人，往往有感动者，有奋发者，有追悔者，有恻然叹息者，有法然流涕者。”相较于诗文的个体阅读接受，戏曲之剧场的群体接受，更显示出戏曲传播的宽度及其演员、观众互动的特殊性。

（选自《有宋以来戏曲传播的有效利用》，有删改）

    墨子，东周春秋末期战国期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

    墨子在游学初期，曾从师于儒者，学习孔子的儒学，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墨子批评儒者对待天帝、鬼神和命运的不正确态度，以及厚葬久丧和奢靡礼乐，认为儒家所讲的都是些华而不实的废话，“故背周道而行夏政”。从墨子对儒家的攻讦中可以看出，两者在爱的问题上似乎没有什么盾、扦格。而且墨子构建兼爱体系使用的术语或概念，基本上是儒者惯用的词汇，如孝、慈、仁、义等，表明墨子基本上认同、认可儒家的价值理念，只是在具体走向上以不同的诠释构建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并最终舍掉了儒学，另立新说。

    在《墨子•鲁问》中，墨翟提出了墨家的十大主张，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尊天”“事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

    墨子针对儒家“爱有等差”的说法，提出了“兼爱”的主张。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也即爱无差别等级，不分厚薄亲疏。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为天下人不相爱所致。墨子以兼爱为其社会伦理思想的核心，认为当时社会动乱的原则就在于人们不能兼爱。他提出“兼相爱，交相利”，把兼爱与实现人们物质利益方面的平等互利相联系，表现出对功利的重视。墨子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攻等主张的以兼爱为出发点，他希望通过提倡兼爱解决社会矛盾。

    墨子认为，当时进行的战争均属掠夺性非正义战争，在《非攻》诸篇中，反复申诉非攻之大义，认为战争是凶事。他说，古者万国，绝大多数在攻战中消亡殆尽，只有极少数国家幸存。这就好比医生医了上万人，仅仅有几人痊愈，这个医生不配称之为良医，战争同样不是治病良方。历史上好战而亡的统治者不可胜数。这无异于给那些企图通过攻战来开疆拓土吞并天下的人以当头棒喝。所以墨子主张，以德义服天下，以兼爱来消弭祸乱。在墨子眼里，兼爱可以止攻，可以去乱。兼爱是非攻的伦理道德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必然结果。

    墨子主张非攻，是特指反对当时当时的“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诛”（诛无道）和“攻”（攻无罪），即正义与非正义两类。“兼爱天下之百姓”的战争，如禹征三苗、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是上中（符合）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的，因而有天命指示，有鬼神的帮助，是正义战争。反之，大攻下，强凌弱，众暴寡，“兼恶天下之百姓”的战争。是非正义的。

    墨子创立的墨家学说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子的学说以实用为主，缺少深厚的理论基础，他的很多主张都是针对现实中的缺陷而发的，墨家这种突出的实用理性，不但使期著作存在很多前后矛盾之处，而且理论适应性很差，一旦时过境迁就失去了存在基础。所以荀子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

（根据网络资料整理成文）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应接不暇。先是视窗与鼠标，其后是触屏，再后是手机也杀入了生活、杀入了头脑，不断膨胀，提供了最最全面的服务与引领。

    当然，信息技术的发达首先带来的是信息民主，是文化民主，是参与传播和有所评议、有所动静的大众普及化，是大众对于权力包括精英们的话语权力的监督，是各种自发舆论的飞速形成。但是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时代的到来，触屏时代的到来，在空前地、令人震惊地加速了信息传播的同时，也完全可能造成黄钟喑哑、瓦釜轰鸣的颠倒局面。如日益严重、难以救药的学风败坏，习以为常的轻飘、浮躁、浅薄、急功近利、人云亦云，或者标新立异却并无干货。

    传播本来是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但是手段的被使用，完全可能变成使用手段的人被手段使用。使用变成了被使用，被使用的工具变成了主体，而主体变成了傻气十足的跟班。例如餐具压倒了饮食，语言干扰控制而不是服务于思维……形式主宰了内容，这些是早已有之的不幸状况。境外的学者以这样的思路研究过语言的霸权，并且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例如有助于我们克服教条主义。同样，我们也可以、也需要用这样的思路研究信息技术带来的异化现象。

    所谓信息的异化，就是说信息从素材变成了成果，传播由中介变成了价值的体现，传播的速度与数量变成了真理、科学、艺术、成功与否的主要衡量标准，变成了精神产品的首要追逐，而传播的能力包括忽悠炒作的能力与招人喜欢的外表，都成了成功的基石。信息传播，如荼如火，如龙卷风，如海啸，搞得我们的理论、文化、艺术、科学、决策在信息的浪涛滚滚中，或者风头劲爆、或者摇摆不定、或者垂头丧气。信息传播的洪流，正在推出一些牛人，昨天宣布读图与信息爆炸，今天宣布触屏时代到来，后天宣布名人、名牌、名书、名药都是他们打造成功的，他们牛气十足地宣布平面媒体的过时，宣布文学即将死亡，小说即将湮灭，他们鼓吹着各种票房、印数、点击量、收视率、福布斯榜，他们制造着巨星、超女、好声音、畅销书及其作者、意见领袖、有影响力者、世界纪录。他们承认即使是一条狗如果能够在现代传媒中不断出镜，也能成为“中华第一名狗”。

    在大数据的潮流里，文学、纸质书籍首当其冲。原因是语言文字在各种艺术介质当中最缺少直观性，最符号化。它们不像图画、音乐、歌曲、舞台表演、声像节目，更不像3D，4D（是不是正在出现7D，8D？）影院那样富有肉感器官刺激，它们不能给人们以视觉、听觉，直到嗅觉、味觉、触觉，还有臀部、腰部震动。语言文字是符号，是思想，不通过大脑的感受、解读、联想、思考，它们不过是一群乱码，对于蠢人，语言尤其是文字，完全不能传递足够的信息。这样，不喜欢动脑筋的精神懒汉，当然不希望通过语言文字而是通过身体与其器官，直接接受刺激与抚摸来获取信息。但恰恰是语言与文字而不是3，4，5，6D们能发育与推动思维。当人们只会用耳朵、眼球、舌头、鼻孔、皮肉来接收信息的时候，很可能意味着头脑的萎缩与灵魂的干瘪，意味着白痴时代、低智商时代缓缓逼近。

    而由网络宣布《红楼梦》等名著的死活读不下去，正是牛气冲天与蠢态毕露的新表演。它们干脆挑战经典，挑战中华的与人类的文化史，挑战智力的底线。当然，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的大众普及化不是什么自以为是的精英的愤怒或者悲泣所能左右的。问题在于平衡，质与量的平衡，大众与精英的平衡，高端精神产品与大众精神消费的平衡。我们这里需要政府、市场与专家能够在文化事业、文化生活中起到恰如其分的均衡、适当的良性互动互补作用，而绝对不是一味市场化。

    我们仍然可以知其不可而为之，仍然可以在高等院校，在科研机构，在有头脑、有见识、有良心的知识界中坚持怀着对真理的追求与献身精神的，以勤为径、以苦作舟的学理研究与艺术创作。我们仍然可以不懈地追求独到、高端的思想智慧。尤其是，我们可以勇敢地告诉大家，除了传播上的成功还有学识与创造上的成功，除了传播上的明星还有真知灼见的学人与艺术家，除了搞笑的段子还有或应该有经典的著作，除了印数与点击量还有专业的评估与历史的考验。我们要告诉国人，文化不应该断裂，也不会猝死，文化首先不是力量而是品质，文化的代表首先是诸葛亮、孔孟老庄、李白杜甫……而不是“三个臭皮匠”。“三个臭皮匠”上网固然有可能凑成诸葛亮，也不无可能排除或者宣布诸葛亮的智慧他们死活不能接受。找几千个“网虫”宣示对于经典的拒绝，不是经典的出丑而是我们自己的丢人。

    我甚至想提议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公布“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的六月二十四日定为“网羞日”。至少要有人说话。越是触屏时代，越是要有清醒的眼光，要有对于真正高端、深邃、天才与创造性的文化果实苦苦的期待。

（选自王蒙《触屏时代的心智灾难》，有删节 ）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地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阳春》《白雪》。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摘编自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第四章《屈原与楚辞》）

高考成绩“走出去”很重要

    日前，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于继海在2016中国教育国际化研讨会上透露，教育部正在推动我国高考成绩得到国外认可。

    据记者了解，我国已同俄罗斯、美国、欧盟等建立起高层人文交流机制，教育部希望通过这些平台进一步推进教育交流合作。

    高考成绩在留学中的作用初具效力

    “我们最想做且开始启动的就是，推动我们的高考成绩让国外认可。”于继海在该论坛上说，这方面的工作已在进行中，但距离目标尚有较长的一段距离。

    这一动态旋即引起公众高度关注，因为高考成绩“走出去”，就意味着会对高中毕业生留学产生较大影响。记者为此第一时间联系教育部国际司，希望就目前中国高考成绩获国外认可程度及教育部后续举措进行深入采访，但截至发稿，采访申请未获回应。

    不过，据记者粗略统计，目前中国高考成绩在留学中的作用早已初具效力。

    5月初，美国旧金山大学校长菲茨杰拉德在北京宣布，中国高中生从2015年起可以凭高考成绩直接申请入学，无须再花时间准备托福、雅思等考试。

    更早前的2012年，澳大利亚名校悉尼大学宣布认可中国高考成绩，并公布了面向我国各省市学生的分数线，基本与各地本科一批次录取线持平。过线学生不需要再读预科，当然，除了高考成绩，学生还要具备语言成绩以及经济等其他条件。此外，中国高考成绩在申请许多国家的高校时都有用。“这是国外高校对我国中等教育水平的认可”

    “外国高校认可高考成绩，应该说这是国外高校对我国中等教育水平的认可和对高考可信度的认可。”北京交通大学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任刘彦青说。

    事实上，全球各国之间互认高考成绩的情况并不多，因为教育体制不同，有的国家甚至没有统一高考。刘彦青介绍，我国高校招收留学生也不要求学生在本国的高考成绩，通常只是要求提供在本国高中的学习成绩，然后通过入学考试或者试读等方式选拔。目前清华、北大等高校采用入学考试制度，北交大采取试读制度，试读一年修不够学分的学生会被劝退。

    刘彦青说：“不要求国际学生的高考成绩，主要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他们的高考体系，也不了解他们的成绩后面说明的东西。比如我们招收60个学生，可能来自30个国家，没办法了解30个国家的高考。”

    “来我国留学的生源目前还没法和美国等国家相比，我们出去留学的生源相对来讲非常庞大，比如澳洲，留学市场在其GDP中占很大比重，它要吸引更多中国留学生，同时要保证生源质量，所以参考我们的高考是很好的选择。”刘彦青说。

    让更多海外高校“认识”高考

    中国高教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认为，推动高考成绩“走出去”很重要。

    “实际上我国的高考非常严格，难度很大。成绩基本对应着每个学生的实际水平。但是国外对我国高考的了解不多。我国的学生留学主要去往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多数依据托福、雅思、SAT等语言考试来选拔学生。”

    “现在，国外高校越来越多地知道中国高考，他们对我们这种严格组织的、上千万人同时参加的大规模考试很惊讶，让他们无法忽视高考的水平和效果。高考对数理化等学科的考查水平完全不亚于外国大学的入学考试，这是语言考试没有的。”刘海峰说。

    菲茨杰拉德也说：“对于中国学生而言，高考能测试出学生是否精通一个指定的整体知识体系，以及他们是否具备刻苦学习并坚持到底的品质。”这意味着高考的质量评价正在得到国外高校的认可。

    但也有人指出，需要理性、正确地看待这种认可。因为和我国以高考成绩作为唯一录取依据不同，国外高校普遍实行自主招生，入学评价的依据各不相同。即使认可高考成绩，也不会直接按照高考成绩录取，但是不可否认，这对中国高考的健康发展有所裨益。

    “早前我们重视国外对我国高等教育学历的认可，所做的推动也比较多，也就是我们高等教育的出口处推动比较多，现在相当多的国家认可我们的本科、研究生学历，中国的本科生可以直接申请读国外学校的研究生。但是高等教育的入口处推动工作做得不够，加强这一方面很有必要。高考一个巨大的功能是，以考促学，国外高校越来越认可高考成绩，意味着对我国基础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质量越来越认可。”刘海峰说。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据国外媒体报道，大约在5500万年前，全球气温曾一度极速攀升，从而导致海平面升高、海洋酸度增大，以及一些物种的永久消亡。这一历史性全球变暖就是著名的“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以下简称“古新事件”）。

    研究人员推算，在远古时代，每年大约有十亿吨碳排放到大气中。在“古新事件”之前的数千年间，大量富含碳的温室气体进入大气中，之后每年以10亿吨左右的速度递增。当海洋温度逐渐升高，“冻”在海床中的大量甲烷沉积开始解冻融化。甲烷是一种强大的温室气体，随着它的解冻冒泡进入大气，全球气温开始上升。随着全球气温的上升，海洋温度进一步升高，触发海床中更多的甲烷释放，进而又促进了大气的升温，形成恶性循环。如此反复导致了整个地球变暖，引发了“古新事件”。如今，类似的升温变暖情况很可能再次出现。随着现代海洋的变暖，有证据显示海床中的甲烷可能再一次解冻冒泡。有了“古新事件”的前车之鉴，我们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有了一定的预见性。

    在科学家看来，“古新事件”也是自然界的一个毁灭者。一些保存在南极洲沉积物中的微生物物种，在气候变暖伊始就消失了。生活在海洋深处的生物，成为此次事件中最易受冲击影响的对象。它们在数千万年间，经历了最为严酷的物种灭绝。令人惊奇的是，许多生活在海洋中稍浅水域的微观生物物种却显得特别繁盛，这是气候变化过程中“适者生存，劣者淘汰”的一个早期迹象。深海生物物种的死亡因素可能非常复杂，逐渐变暖的水温以及水中越来越少的氧气，都是罪魁祸首。然而，另一些微生物却刚好可以利用自身优势，适应缺氧环境逆势生存。

那时候，一些海洋沉积物含有大量富铁磁性矿物，这种矿物被称为磁铁矿。有些物种可以利用磁铁矿，将其贮存在体内，这可能是因为磁铁矿有两大好处：一是有硬度，可以造就一副钢牙铁齿；二是有磁性，可以帮助生物根据地球磁场确定方向。缺氧水域有利于铁的累积，因此在“古新事件”时期，海洋中利用磁铁矿生存的微生物就可能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海水的其它变化往往都是有害的。当海洋吸收了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海水会变为弱酸性，pH值降低，导致海洋酸化。我们知道，今天的全球海洋都可见这种酸化，事实上5500万年前也有过海洋酸化现象。随着海水pH值的下降，酸性物质会溶解掉建造骨骼的碳酸钙，导致深海生物的物种灭绝。同时，海洋酸化也会影响海洋中的浅水生物生存，特别是珊瑚礁遭遇了自5.5亿年前进化至今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生存危机。除了海洋生物，陆地上的野生动物也面临着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

    在“古新事件”时期，北极的雨量也比平常要多得多，海平面上升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灾害。例如，这一时期，曾出现北大西洋的岩浆活动。海洋地壳温度升高，推动岩浆向上运动，使海洋变得更窄，进而又加重海平面上升趋势，如此一来海平面可能升高达30米。对于陆地上的生物而言，“古新事件”所带来的影响也是深远巨大的。

    “古新事件”时期，在怀俄明州，植物范围随着气温的升高，向北推移了数百公里。很明显，那时针叶树林已经基本上从怀俄明州消失殆尽了。也正是在“古新事件”时期，统治地球的许多哺乳动物种群，包括马、牛和其它有蹄类动物出现并广泛分布于北半球。但是这些动物种群的成员变化又将令人大吃一惊。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科学家罗斯·塞科德指出：“有充分证据显示，40%的哺乳动物群在‘古新事件’时期，体形变得越来越小，并且没有一种动物群体形变大。”事实上，一些哺乳动物体形已经变得很小了。

（《光明日报》2015年9月23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