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中国土地上的语言奇迹

张柠

    面对如此残酷的伤痛记忆，莫言并没有使自己的小说变成“伤痕文学”，而是一种充满了民间性的“欢乐文学”。

    我至今还记得，当初读到莫言的《欢乐》《粮食》《天堂蒜薹之歌》等小说时的情境。饥荒的年代，一位农妇偷偷将生产队的豆子完整地吞进肚子，回家后再将豆子呕吐出来，喂给饥饿的孩子和濒死的婆婆，自己“死蛇一样躺在草上，幸福地看着他们围着瓦盆抢食”。

    读到这里，我的确忍不住要流眼泪，接下来的情节却让我忍俊不禁：农妇的“血骂”铺天盖地，将自己和辱骂的对象一起贬低为畜生和肉体器官，一股戏谑的民间语言的风暴扑面而来。当我正准备哈哈大笑起来的时候，天堂乡的盲歌手张扣的歌声又响了起来：“乡亲们种蒜薹发家致富／惹恼了一大群红眼虎狼／收税的派捐的成群结对／欺压得众百姓哭爹叫娘……”是这些充满伤痛的底层经验，充满民间智慧又时而戏谑的叙事语言，充满痛感又时而想象力张扬的叙事风格，刺激我写下了《文学与民间性——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那篇长文，来分享和讨论莫言在中国文学叙事语言上构建出的独特性。

    而且，我不认为莫言是在学习什么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他笔下的中国乡村世界是那么真实，真实得极端残酷。我也不认为他的语言有什么“狂欢化”的特点，他的语言是悲伤的土地中蹦出来的带着泥土腐味的语言。如果说他具有“民间”色彩的话，那也是中国特色的民间，而不是巴赫金笔下的中世纪欧洲的民间。莫言的小说叙事，是中国土地上的语言奇迹，是白话汉语文学经历了100年的操练，在叙事文学中结出的最新果实。

    更具有特色的是，面对如此残酷的伤痛记忆，莫言并没有使自己的小说变成“伤痕文学”，而是一种充满了民间性的“欢乐文学”。莫言的文体，是一种生长在真正的“民间”土壤上的“欢乐文体”。他对民间悲苦的生活的表达和讲述是“悲喜剧相结合”，既不只是哭诉，或记账式的恐吓，也没有给人制造压力，没有给人心灵投下阴影，而是给人一种“欢乐”的、继续活下去的力量。真正的文学形式，就这样既凸现了生活的残酷性和荒诞性，同时又消解了那残酷生活带来的阴沉、死亡，以及随之而来的片面的“严肃性”，从而体现了文学的“民间性”中最本质的欢乐精神。这就是莫言的特殊意义。

    此外，“莫言的获奖”也很有意义。它证明了只有尊重文学创作的规律，才能使得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获得更多的共鸣。

我希望“莫言的获奖”仅仅是当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小小的序幕。

（选自《新京报》2012年10月12日）

    各种艺术都各有它特殊的筋肉技巧。例如写字、作画、弹琴等等要有手腕筋肉的技巧，唱歌、吹箫要有喉舌唇齿诸筋肉的技巧，跳舞要有全身筋肉的技巧。要想学一门艺术，就要先学它特殊的筋肉技巧。

    学一门艺术特殊的筋肉技巧，起初都要模仿。“模仿”和“学习”本来不是两件事。姑且拿写字做例来说。小儿学写字，最初是描红，其次是写印本，再其次是临帖。这些方法都是借旁人所写的字做榜样，逐渐养成手腕筋肉的习惯。但是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学写字最得益的方法是站在书家的身旁，看他如何提笔，如何运用手腕，如何使全身筋肉力量贯注在手腕上。他的筋肉习惯已养成了，在实地观察他的筋肉如何动作时，我可以讨一点诀窍来，免得自己去暗中摸索，尤其重要的是免得自己养成不良的筋肉习惯。

    诗人和文人常欢喜说“思路”，所谓“思路”并无若何玄妙，也不过是筋肉活动所走的特殊方向而已。中国诗人和文人向来着重“气”字，我们现在来把这个“气”字研究一番，就可以知道模仿筋肉活动的道理。曾国藩在《家训》里说过一段话：声本于气，所以想得古人之气，不得不求之于声；求之于声，即不能不朗诵。朗诵既久，则古人之声就可以在我的喉舌筋肉上留下痕迹，到我自己下笔时，喉舌也自然顺这个痕迹而活动，所谓“必有句调奔赴腕下”。从此可知从前人所谓“气”也就是一种筋肉技巧了。

    诗文都以语言文字为媒介。做诗文的人一要懂得字义，二要懂得字音，三要懂得字句的排列法，四要懂得某字某句的音义对于读者所产生的影响。这四样都是专门的学问。前人对于这些学问已逐渐蓄积起许多经验和成绩，我们自己既不能件件去发明，就不得不利用前人的经验和成绩。各种艺术都同时是一种学问，都有无数年代所积成的技巧。学一门艺术，就要学该门艺术所特有的学问和技巧。这种学习就是利用过去经验，就是吸收已有文化，也就是模仿的一端。

    古今大艺术家在少年时所做的功夫大半都偏在模仿。米开朗琪罗费过半生的功夫研究希腊罗马的雕刻，莎士比亚也费过半生的功夫模仿和改作前人的剧本，这是最显著的例子。中国诗人中最不像用过功夫的莫过于李太白，但是他的集中摹拟古人的作品也极多。

    艺术家从模仿入手，正如小儿学语言，打网球者学姿势，跳舞者学步法一样，并没有什么玄妙，也并没有什么荒唐。不过这步功夫只是创造的始基。没有做到这步功夫和做到这步功夫就止步，都不足以言创造。创造是旧经验的新综合。旧经验大半得诸模仿，新综合则必自出心裁。凡是艺术家都须有一半是诗人，一半是匠人。他要有诗人的妙悟，要有匠人的手腕，只有匠人的手腕而没有诗人的妙悟，固不能有创作；只有诗人的妙悟而没有匠人的手腕，即创作亦难尽善尽美。妙悟来自性灵，手腕则可得于模仿。匠人虽比诗人身分低，但亦绝不可少。

（节选自朱光潜《谈美》）

    近些年，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多方位复兴之势。应该说，诸多文化复兴的现象代表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一种新自觉，深值嘉许。中国传统文化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过去那种全盘否定的态度实应反省。

不过，我们也应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面貌并不单一，而是充满了各种异质元素。朱维铮先生就反复强调：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一贯的传统”。首先，不同时代留下的遗产并不一致，既经累积，又常常混杂；其次，即使在某一特定时代中，不同人群的行为和思考方式也自有特质。因此，面对“复兴传统”的呼声，我们也不能不慎重思考：要“复兴”的是什么“传统”?

    据我的观察，近年最受欢迎的一本传统读物似乎是《弟子规》。这本出现于清代早期的童蒙读物在不少人那里已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诵读之声，凡有井水处，无不可闻。这本小册子当然也有一些不错的道理，不光是孩童，即使成人开卷，也可受益。

但正如书名所示，《弟子规》不过就是一部“小学生守则”。这即使在传统蒙学读物中，也是简陋之作。更重要的是，其中教授的伦理皆是单向的。作者既立意对“弟子”讲话，自然多言服从，而不思考“父兄”何为。朱熹讨论师弟关系时曾提出所谓“彼此之辞”，即是不要求一方单独尽责，而以双方互相负责为条件；其中强势一方，还应尽首要的责任。比如“父慈子孝”：父先须“慈”，才谈得上“子孝”；若以权势压人，“孝”字又从何谈起?

    其实，即使对小小孩童，“服从”也非唯一伦理。若我们承认，一个理想的社会成员，应具有独立、负责的精神，肯用自己的头脑思索，富有同理心、想象力和道德勇气，则《弟子规》一类以培养服从习惯为目的的读物，实在不无有被滥用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无论我们高兴与否，今日中国社会面貌早已与传统社会相距甚远。新社会要求一套新伦理，它自可从传统中引申而来，却必须直面现实，经过一套创造性的取舍转化，才可将相对定型的“传统文化”变为具有活泼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我们这个民族才当得上“旧邦新命”四个字；否则，不过是为社会平添一份混乱，带给我们更多痛苦和自卑。这样的“传统”，不“复兴”也罢。(节选自王东杰《文化复兴，“复兴”何事?》)

中国魔幻片慎用西方元素

殷昭玖

    从文化系统论上来讲，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一个自足的意义系统，有其独特的文化逻辑。国产魔幻片亦是如此，中国的神魔鬼怪应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如果将古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置于佛祖、西王母、观音菩萨、太上老君中，就会给人带来荒诞突兀的观感。道理虽简单，付诸创作实践，落实到空间、时间、角色、故事、道具和人物造型等方面时，各种破坏文化逻辑的问题却屡见不鲜。比如，在陈凯歌导演的《无极》中，来自西方的“长老会审判”对于中国人来说就异常陌生；由中国古典神话小说改编的电影《封神传奇》出现了灵族、翼族，以及现代文明中的飞艇，申公豹变身为“魔兽”、妲己变成“异形”，让人产生穿越错乱之感；《勇士之门》中诸如黑骑士的称呼、巫师戴的飞行员帽乃至结婚仪式双方交换誓词的形式……这些西方文化元素被生硬地植入中国题材的魔幻创作中，打破了影片文化系统的整体性，激发了观众的排斥心理。

    从《哈利·波特》系列到《纳尼亚传奇》系列，再到《魔戒》三部曲及其衍生系列《霍比特人》，好莱坞魔幻电影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强大的电脑特技支撑，影响着世界魔幻电影创作的发展走向。对于他们的创作经验、类型模式和表现手法，中国电影人当然可以借鉴。但“借鉴”不等于“照抄”，我们要学的是好莱坞将西方文化元素运用于创作的纯熟技法，而不是把西方文化元素生硬植入国产魔幻电影中。如果只一味生搬硬套，没有“拿来就化”、吸收整合，形成自己的创作思路，就会使作品变得食洋不化、不中不西。

    国产魔幻片之所以产生西方元素滥用的现象，除了创作者想象力匮乏、创作态度不够端正等因素之外，更关键的一点还在于缺乏文化自信。在商业逻辑的影响下，一些创作者误以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魔故事和形象不够时尚，不太符合当代电影的审美潮流，缺乏吸引年轻人的看点，所以强力“注水”，生生将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改造成中西结合的怪胎，结果陷入了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尴尬局面。“幻想”不是“胡思乱想”，必须有一定的文化逻辑和思想根基支撑。中国魔幻片与其拾人牙慧，在好莱坞魔幻大片已经用烂了的西方文化元素中胡乱寻找某些看似时尚的边角料，不如深扎中华民族文化的肥沃土壤汲取思想养分。远有《山海经》《楚辞》等文学典籍，近有《搜神记》《聊斋志异》等志怪小说，还有后羿射日、嫦娥奔月、愚公移山等远古神话、民间传说，以及戏曲、绘画等艺术作品，不仅形象丰富、情节曲折，还承载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坚韧不拔、舍己为人等优秀的民族精神，为中国魔幻电影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如果对这些在民间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内容合理开发，不仅可以为魔幻题材的类型探索进行有益尝试，还能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实现巨大的社会价值。

    中国魔幻片须用扎实的剧本、深刻的思想去支撑炫目的视觉效果。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不仅应外化于场面、服装、道具等视觉元素上，更应该内化于主题意蕴、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中。创作者应自觉探讨将中华民族文化资源融入影像肌理、将艺术审美化为绚丽视效的有效方法和手段，有温度、有智慧地传播国家形象和主流价值。只有如此，才能打造真正具有中国气派、洋溢中国精神、体现中国风范的魔幻电影。

（有删改）

    邹鲁文化是以周代两个诸侯国鲁国和邹国为中心、以周代礼乐文化为主体、吸收融合了殷 商文化和当地土著东夷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区域性文化。邹鲁优良家风，远承虞舜以孝悌治家的 风尚，又直接受到了泰伯、周文王、周公几代人培育的家风的熏陶，寓继承于发展之中，做到了根深而叶茂。

    在这样一种文化大传统和家风小传统的背景下，孔子、颜子、曾子、孟子拥有最优秀的家教。他们的家教，一半出自母教：孔子、孟子自幼丧父，全靠母亲抚养、教育成人。孔母、孟母是母教的典范。孔子、孟子仰承母教而成长。待到他们成家生子以后，必将慈母的家教发扬光大于门庭之内，再结合他们的家教理念予以创新发展，这就形成了孔孟二氏家风。颜子、曾子因为父亲健在长寿，不走孔孟家风形成之路；他们二人情况类似，都是父子同入孔门学习，直接受孔子的教诲和影响而形成各自的家风。颜子、曾子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后起之秀，他们对于各自家风的贡献自然更大一些。

    孔子的圣人家风由一则“庭训”的典故可见一斑。孔子的家教具有示范效应，孔子后人从这则家教案例中提炼概括出了诗礼家风，世代发扬传承，历两千五百余年而不衰。

    颜子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子秉承师教，克己复礼。颜子知学、好学、乐学，不会因为生 活穷困而失去学习的乐趣，连孔子都承认颜子好学超过了自己。修德、好学、守礼是颜子为人的三大特点，也是颜子奠定的颜氏家风的三个支撑点。颜子三十五世孙颜之推撰写《颜氏家训》，将修德、好学、守礼的精神纳入颜氏家训，使其世代相传，到明清时期就变成了复圣家风的内核。

    曾子父子二人共同开创的曾氏家风，以孝悌、修身、耕读为其三大特征。曾子以孝著称，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孔子以为曾子“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这说明曾子与孝道、《孝经》 关系密切，是孔门孝道的主要传承者和发扬者。曾子重视修身，善于反省，以“吾曰三省吾身”为 其修身特点。曾子与父亲务农为生，一则流传甚久的曾氏父子瓜田除草的传说故事，说明曾家过的是晴耕雨读的生活。后世人们津津乐道的耕读家风，或许就创始于曾氏父子。

    孟母教子有方，留下了“三迁择邻”“断机教子”等故事。孟子主张人的一生应该进“礼门”，走“义路”，居“仁宅”，培养浩然之气，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这是孟子开创的孟氏家风的基本内涵。

    孔子、颜子、曾子、孟子培育的家风，可以称为圣人家风。但是，圣人家风不以富与贵的家境 为基础，不是高不可攀，而是来自普通的家庭。孔子、孟子幼年时出自孤儿寡母的单亲家庭，待 到孔子、孟子成贤成圣，他们的家风就直接转换成了圣人家风。

(摘编自王钧林《邹鲁文化与圣人家风》）

    如果说历史主义来自科学理性，那么另一种潜在话语——功利主义，则源于消费的理念。功利主义基于实用的立场，将历史作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我们的时代就表现为消费历史。对比借古讽今、古为今用的现实主义立场，这种功利主义的谬误在于历史的“大义”消失了，只剩下“小利”。艰辛的血与火、激情昂扬的抗争与奋斗、美好的未来想象都被轻飘飘地耸身一摇，像狗抖落毛皮上的水滴一样，全部抛弃。这从那些最为风行的网络文学主题中就可以看出来，曾经在现代革命被打倒的帝王将相又回来了，并且以与绝对权力相匹配的绝对道德的面目出现就像那些痴女和迷妹受虐狂似的拜倒在霸道总裁的脚下一样，此类文本将做稳奴隶或者攫取权力奴役他人作为最终的目标。这不啻是一种历史的逆流，新文化运动以来辛辛苦苦一百年，一觉回到了运动前。它们的历史观——反进化论的思维，回到了退化论。而修真玄幻类的小说则只有在历史架空的异质时空才会发生，它们躲避现实，从历史中逃逸。在这个逃逸的过程中，就像盗墓贼一样，窃取历史的遗产并且将它们作为休闲装饰物和消费品以自肥。

    历史在消费逻辑中不仅不是一笔丰厚的遗产，反而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是一项召唤我们去偿还的债务。但是哪怕历史的幽灵始终徘徊不去，消费者也不想听从任何历史债务的召唤，他们只想逃债，用戏谑的方式扮演忘记一切的智力障碍者，或者摘取历史中可以提炼出使用价值的内容，并将之生产为衍生最大化的文化商品，投放于市场。其必然结果是迎合低劣趣味，直奔本能的下流，而文学作为人类的精神产品就堕落为“自然存在物”的无节制娱乐，而不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类存在物”（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了“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这样的文学其实是历史的浮游生物，根本无法触及历史的渊深内面。更为严重的后果是重新造成了原子化和游戏化的个人：一方面，无可无不可的虚拟人格随物赋形，因为缺乏坚定自主的价值执守而发生人格漂移；另一方面，将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没有意识到个人的社会关系联结，则是对于国家与民族的遗忘。这样的个人不会有任何操守，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文学艺术是一种与历史共振的能动性活动，而不仅仅是“再现”“表现”“象征”或者“寓言”，更不是戏说、大话和流言蜚语。文学艺术通过叙事加入历史与现实的行动之中，“历史”总是被当下讲述，而这个“当下讲述”本身构成了历史实践的组成部分，它们共存于时空之中——历史似乎已经远去，但文学艺术对于历史的一次次重新讲述，却可以参与到历史进程之中。

（摘编自刘大先《必须保卫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