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就中国的文化源头而言，无论是孔、孟，还是佛、老、墨翟、申、韩，孜孜汲汲，惕励忧勤，无不以济世安民为己任，怀抱一种死而后已的念头。自庄子、列子之后，继之以巢父、许由，乃至西晋的王衍之辈，倡导洁身自好，愿做山林高人、达士，隐士之风骤然而起。两者之分，其根本在于“人”“我”之别： 孔、孟认得“人”字真，身心性命只是为了天下国家；而庄、列则认得“我”字真，视天地万物只是成就自己。

    ②事实确乎如此。在儒家学者中，孔、孟到处周游，辙环天下，孔子弟子亦不免事奉季氏。究其原因，固然因为事势不得不然，舍此无以自活；但更重要的因素，还是因为孔、孟怀抱起死回生之力，而天下又有垂死欲生之民，所以遍行天下，希望藉此行道。

    ③那么，士人为何必须出仕做官？从原始儒家的观点来看，显然是为了达臻兼善天下的公共理想。担任官职是士人维持小农生存、实践其公共理念的必要媒介。即使是史书中所广泛记载的隐士、逸民，尽管他们远离官场，然此类隐居行为之所以被不断强调，还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怀抱一种被君主征召入仕的期待。

    ④就原始儒家的理想而言，士人积极入仕体现为一种对国家体系的依附。当然，这种依附性尚不足以证明士人阶级的存在完全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儒家的忧乐观足以证明士人阶级原本怀抱一种“孔颜之乐”的理想情操。“孔颜之乐”自宋儒周敦颐提出之后，已经成为宋明理学的核心理念。所谓孔颜之乐，就是孔子“疏食饮水”，乐在其中；颜子身处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究其本义，并非是说孔子以“疏食饮水”为乐，而是孔子将“不义而富贵”，视之轻如浮云。至于颜子之乐，则是倡导身处陋巷，不失自己的本心，即使身处富贵，仍能坚持自己的节操。儒家又有“仁者不忧”之说。所谓“不忧”，就是不忧于未来，是一种不对个人未来祸害加以担心的境界。至于万民之忧，却被儒家一直系挂心头。为此，儒家士人也就有了“居朝廷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之论。

    ⑤随着士大夫社会的确立，士人出仕的公共理想开始发生异化，也就是从做官为了“养民”“爱民”，进而异化为做官为了追逐个人的一己私利。于是，士人对国家体系的依附，也从高尚的淑世理想，转而变成单纯追逐利益的寄生官僚意识。随之而来者，则是官员为官意识、习气的三大转变：一是从“养德”转变为“养态”，士大夫不再为可怒、可行之事而显现出刚正、果毅的德容，而是追求宽厚浑涵，不再任事敢言、忧国济时的俗状；二是从“策名委质”转变为“营营于富贵身家”，士大夫不再为了任天下国家之事而不顾个人的安危得失，而是营营于富贵身家，将社稷苍生委质于自己，不再认真做事；三是“功名”观念的转变，也就是从做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转乾旋坤，继往开来，转而变为追求富贵。

（选自《中国官本位意识的历史成因》，2014年11期《新华文摘》，有删改）

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特征

    与西方文学相比，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特别鲜明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即使在上古神话中，中华民族的先民所崇拜的也不是希腊、罗马诸神那样的天上神灵，而是具有神奇力量并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人间英雄。例如在“后羿射日”和“大禹治水”这两则著名的古代神话中，后羿和大禹等神话人物其实就是人间的英雄、氏族的首领，他们的神格其实就是崇高、伟大人格的升华。他们以巨大的力量克服了自然界的种种灾难，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他们与希腊神话中那些高居天庭俯视人间、有时还任意惩罚人类的诸神是完全不同的。“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故事也反映了先民们征服时间、空间阻隔的愿望，体现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

    古代的英雄崇拜其实是先民们对自身力量的崇拜，因为神话传说中的英雄都是箭垛式的人物，是先民们对自身集体力量的艺术加工。所以在古代神话中产生了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等人物，他们分别发明了筑室居住、钻木取火及农业生产。而黄帝及其周围的传说人物更被看作中国古代各种生产技术及文化知识的发明者（如嫘祖发明养蚕，仓颉造字等）。在经过后人加工的中国上古神话中，神话的因素与历史的因素以传说的方式奇妙地结合起来了。神话人物主要不是作为人类的异己力量出现，而是人类自身力量的凝聚和升华。神话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所是人间，他们的主要事迹是除害安民、发明创造，实际上就是人类早期生产活动的艺术夸张。因此，中国上古神话或多或少具有信史化的倾向，许多神话人物一直被看作真实的历史人物在神话传说中的投影。可见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正是中国上古神话所体现的中国文化特征。

    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中，无论是抒情文学还是叙事文学，作家总是把目光对准人间而不是天国。他们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中的悲欢离合，而不是属于彼岸的天堂地狱。宗教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反映是极其淡薄的，即使在佛、道二教兴盛之后，它们对文学的影响也主要体现为作家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多元化，而没有造成文学主题偏离现世的转移。例如在唐诗中，几乎所有的诗人都以满腔热情去拥抱人生，且不说讴歌边塞题材的高适、岑参和关心民间疾苦的白居易、元稹，即使是喜爱刻画鬼神世界的李贺，其实也以对黑暗现实的憎恶反衬着对美好人间的向往。又如明清的著名小说以社会现实生活为主要题材，即使是神话小说《西游记》也不例外。孙悟空蔑视天庭的统治秩序，即使失败后仍保持着傲骨，对佛祖菩萨也敢嘲弄揶揄。《西游记》寄托了人民反抗社会邪恶势力的理想，因为那些妖魔全部都贪婪凶狠，残害百姓，有的还与天上神佛沾亲带故，显然是人间邪恶势力的象征。

（选自张岱年主编《中国文化概论》，有删改）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是一个开放的、公众的空间。现代公共空间包括物理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如公园等，也包括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的公共论坛，如网络等。我国传统社会中并不存在或者较少存在公共空间，以家为本位的传统道德伦理也没有凸显出公共空间意识及公共空间伦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现代化进程加快，引入了现代性制度及伦理要求，例如公共空间需要排队等，但我国民众对于公共空间的认知依然不足，通常将公共空间视为“私人空间”的外化，没有意识到公共空间与所有人相关，每个人都是公共空间的主人，应当遵守公共空间的伦理规范。社会公共空间的行为规范，社会公德的养成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整体推进，并非政府、学校或企业一方可以完成。在现代社会治理的视野中，不同主体应该是平等合作、共同促进的关系，需要政府机构、企业法人、社会组织、学校、公民个人共同参与，构建与公共空间发展相适应的伦理道德。

    建立覆盖社会公共领域的制度体系，规范各交往领域的制度，引导公共交往和谐、有序发展。同时，提供完善 的、有效的制度调节，管理、引导人们遵守现代公共交往原则规范，处理公共领域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公共领域 的关系。还应对已经出台的制度进行进一步细化与拓展，更新人们熟知的道德规范的内容。例如“爱护公物”是宣传几十年的美德，今天看来依然是合理的，但应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更新“公物”的概念，不只是国家所有的物品，非国家所有却是公共空间的事物（例如共享单车）也应涵盖在内。另外，规范公共领域交往的制度，应当符合制度伦理，即具有道德合理性，让制度彰显人性，保障、尊重人权，最大限度地尊重大多数人。这就要求从制度设计到运行、监督，乃至惩罚环节，都需要体现对人的关怀和尊重。

    教育、树立社会平等和公民的权利意识，教育、引导民众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个体权利，尊重社会生活的基本道德。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与公德行为息息相关。只有让社会个体能够有效维护自己的权利与尊严，并认识到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维护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不可分割，对公共利益、公德的侵害就是对包括个体利益在内的社会利益的侵害，对他人的不尊重也就是不尊重自身。通过倡导、教育，来树立、培养社会公德意识。应在道德教育中加强公共礼仪、公共规则等内容，在考试中增加社会公德表现的权重。此外，在道德教育中，还应注意引导公德与私德的联系与区分，改变处理公共领域交往时习惯于私德外推的思维方式，兼顾个体与公共利益，既反对只关注个体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也要反对公共利益至上而牺牲个体利益，不可偏废一方。

（摘编自赵鑫洋《共享时代的公共空间伦理问题》）

    金庸小说从文化角度构建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建立了一个磅礴宏伟的“文化中国”，从而赢得了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价值观念的大多数读者的喜爱。这是金庸小说的决定性魅力。

    金庸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是在两个向度上同时进行的。一个是从大处着眼，展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综合性、融汇性；再一个是从小处入手，展示中华文化的奇妙性、精巧性和艺术性。从大的方面来说，金庸小说涉及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中国文化思想层面，组成了一部“三教九流”众声喧哗的文化交响乐。同时，他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描写了中国东西南北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神采各异的文化风貌，并且写出了不同朝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起伏演变，从而构成了一幅动态的、立体的中国文化长篇画卷。

    在金庸的前期作品中，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明显占据显要的甚至主导的地位：《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都对主人公为民请命、为民锄奸的正义行为持赞赏笔调，《射雕英雄传》更是把郭靖所代表的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儒墨精神褒扬到了极致。在金庸的中期作品中，道家思想、游仙思想开始令人注目：《神雕侠侣》可以看做从前期进入中期的一座分水岭，这部作品既有郭靖掷地有声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之举，又有杨过蔑视宗法礼教、为个人爱情不惜与整个武林为敌以及单人独剑四方漂游之行。在金庸的后期作品中，佛家思想的气息愈来愈浓，在《连城诀》和《侠客行》中，是非善恶已经开始变得扑朔迷离、标准难立，狄云和石破天对于究竟应该如何做人，可以说自始至终也没有找到答案。

    金庸的作品涉及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分区，从《雪山飞狐》中的雪山极顶到《天龙八部》中的苍山洱海，从《书剑恩仇录》中的新疆雪莲到《笑傲江湖》中的福建山歌……经常在一些大部头的作品中带领读者进行全方位的中国文化旅游。金庸不仅描绘出了各地不同的景物、风俗，更写出了各地文化本质上的区别，使读者鲜明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版块构成”。例如郭靖成长于蒙古大漠，黄蓉成长于东南海岛，萧峰成长于中原武林，韦小宝成长于扬州妓院……这些人物身上的个性都与他们的“水土”密不可分。

    金庸笔下的中国文化，在时间轴上也是富有变化的。同是儒家思想，在金庸笔下，宋朝时显得博大刚健，如郭靖与萧峰成为金庸小说中最高大的英雄；到了宋朝以后，则显得气象衰弱、难克重任；到了明末清初，儒家文化更显得酸腐可笑、百无一用，《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自负文武双全，结果一事无成。金庸在表现中国文化时，并非一味弘扬，而是带有鲜明的批判。

    金庸小说中这些“大文化”的展现是建立在具体描摹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在《天龙八部》中，金庸就通过对一个不知名的灰衣老僧的描写，充分展现了佛家文化一灰衣老僧轻而易举地制服了所有的超一流高手，他在给天下英雄论述佛法与武功的关系时说，练武功本是为了提高佛法境界，然而佛法境界达到很高时，却又不屑于练武功了。这种对“大文化”的了解，让金庸在写作时挥洒自如。

    上世纪50- 70年代的文学作品，出于“五四”新文学的美学惯性以及重写历史和歌颂新中国的需要，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否定多而肯定少，竭力给读者造成一种“开天辟地”的新气象。这样的国民文学使读者心理长期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相比之下，金庸小说所建立的民族国家形象，则从容、厚重，更具长久的稳定性。

(摘编自孔庆东《金庸与国民文学》)

    新媒介是一把双刃剑，在方便人们的日常生活、拓展人的行为能力以及提供各种超感官体验时，其产生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每天各种无用信息占据人们的大量时间，使人们非理性冲动增多，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淡薄，也更容易产生紧张和焦虑情绪。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媒体与受众两方面入手，积极寻求对策。

    从媒体角度看，媒体可以利用信息智能匹配技术降低受众的信息接收成本。这项技术以数据分析为依托，使信息更加智能化、个性化，从而与受众的需求相匹配。比如，一些媒体机构根据用户个人需求方面的关键词、以往浏览的相关数据以及学历、职业、爱好等特征信息，进行汇集、整理、跟踪和分析，并根据用户充值、消费、反馈等数据信息，了解和掌握不同用户的个性化潜在需求，进行精准的信息推送。虽然公司主要以推广自己服务项目为目的，但这种技术更注重用户的体验和选择，会大大减少许多有意无意强加于受众的信息，从而降低了受众进行信息处理的时间成本，使其在轻松愉悦的状态中接收自己需要的各种信息。这样的智能匹配模式会越来越精细化、个性化和特色化。比如，有的技术可以根据手机定位，确定用户是在办公场所、家里还是旅途中来推送合适的视听内容；还可以根据用户手机的睡眠模式、工作模式等确定推送时间，以及根据某一信息关注度的高低确定是否推送。

    从信息受众角度看，受众需要提高理性使用新媒介的能力。受众首先要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即对媒介本身带来的危害及个人在媒介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保持清醒认识的能力。任何时候，受众都要保持对新媒介的主动权、选择权，不能被媒介技术左右，而要学会组织与控制信息和技术。这种主动选择权是建立在一定的媒介素养基础上的。除此之外，受众还需要加强法律、伦理道德、文化等方面的素养，能够准确判断信息的是非利弊，并掌握好在新媒介上的话语行为的规范和尺度，从而将媒介信息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既要推动媒介的技术革新，又要提升受众对信息的批判思考能力。只有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使媒介技术真正为我所用，形成媒介与受众的良性互动。

（摘编自马慧茹 冶进海《理性面对新媒介的信息海洋》）

材料一 2017年中央推出了《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而《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是《改革方案》的配套措施。

《意见》抓住了技工短缺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多年来全国技术工人队伍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人才保障，也涌现了一大批大国工匠和高层次、高技能领军人才。全国的就业人员有7.7亿，技术工人1.65亿，其中高技能人才有4700多万。技能劳动者约占就业人员的20%，而高技能人才不足6%，这两个比例都比较低。目前，就业市场上每100个技术工人对应150至200个岗位需求，特别是高技能人才非常短缺。技工短缺是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体现，就业难与招工难同时存在。

《意见》抓住了技术工人的利益问题并推出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政策。当前存在问题的主因是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不够高，受社会环境、传统思维观念的影响，再加上收入水平偏低，许多青年人不愿当技术工人，这些问题需要统筹研究、综合施策、长期努力。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政策的推出，第一次把提高技术工人待遇上升到全局高度，摆在一个重要位置。

(摘编自《〈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政策解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8年5月2日)

材料二 奋斗新时代，让我们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至关重要。劳动者的知识和才能积累越多，创造能力就越大。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打赢三大攻坚战，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提高职工队伍整体素质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抓紧抓好，为劳动者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增长新本领创造条件，才能建设宏大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广大劳动群众勤于学习，不断提高综合素质，练就过硬本领，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专一行，就一定能够成就闪光的人生。

(摘自社论《书写新时代劳动者新的荣光》，《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

材料三 在实践层面，重建劳动教育观要强化激励性与基础性，让劳动成为一种积极的生存方式。劳动教育不是专门的课程，没有具体的可量化的育人任务、指标、考核标准；它不是刻意、强制的观念和行为，而是依存于自觉意识、自觉追求和自觉行为中。劳动教育虽难以落到实处，却又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它必须渗透到教育的基础和归宿，它不仅能够增强体质，磨炼意志，能够培养爱劳动、依靠劳动生存与创造的品质，还能够丰富对人生的理解，增强对自我发展以及成功体验的审美意义，能够实现把知识转化为能力，增进智慧等功能。

在学校教育层面，各地方政府要在国家相关文件指导下，制订劳动教育的实施细则，学校要结合学科教学制订劳动教育计划、开展课外实践活动和公益劳动活动。在家庭教育层面，既要规定学校指导家庭配合实施家庭生活劳动教育计划，又要通过对学生个人劳动教育过程与成果的记载考核，督促引导家庭开展劳动教育。在社会教育方面，政府要制定政策要求社会各单位、企业有接收中小学生现场劳动教育观摩实践的义务和责任；规定各种公益性场馆、教育基地有接收中小学生参观、学习以及开展实验演示教育的任务；允许并支持社会助学机构开展多样化创新和实践活动。最后要把劳动教育过程、成果作为学生、教师、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以及相关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进行考核评价的内容载入档案，形成全社会的劳动教育激励机制。

(摘编自宁本涛《重塑劳动教育观》，《新华文摘》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