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奇人辜鸿铭

陈彰

    辜鸿铭，福建厦门人，名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他以南生于南洋，西学于欧洲，东娶于日本，北官于燕京，故又常以“东西南北之人”自命。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时，年方21岁。在英伦完成学业后，又遍游德、法、意、奥各国，先后荣获文、哲、理、工、神学等博士学位，凡十三个之多。32岁归国后，精研中国学术，穷四书五经之奥并曾涉猎群籍。因此认为我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为世界文化之冠，首家将许多典籍译成西文，传播国外。

    辜鸿铭自幼即饱受西洋文化的熏陶，植基深厚，但毫无崇外的观念。我们看他归国后，竟能就其学于西方者撷英汰芜，取精用宏，以发扬中国之学术，而又终归于儒家一路，躬行实践，迥非当时一般以口耳为学者所可比拟的。他平日与人谈到“民族精神的异同”之点，曾肯定地认为：“英国人博大而不精深，德国人精深而不博大，惟有中国既博大而又精深！”由此可见他对我国故有文化，是何等的推崇！青年时期的辜鸿铭是在西方世界度过的，曾饱受白人世界的冷遇。这种精神压迫的反作用力，使他尤为赞美中华传统文化，仇视所有崇洋媚外的思想。

    鸿铭一代奇才，学贯中西，为世所重。王亮畴生前尝称赞他说：“鸿铭先生，学博中西，足迹遍天下，早岁游欧美，精研各种文化科目，均能撷英掇华，发其秘奥，著为宏论。迨归国后，专心讲学，春风化雨，桃李盈门，数十年如一日，更以余闲，从事著述，独具慧眼，尤以用西文翻译我国多种古籍，皆能尽信雅达能事；于中西文化交流之贡献，厥功其传！”足证近代学人对他钦佩之一斑。

    辜鸿铭虽是学博中西，足迹遍天下，但他为人怪诞，他不但力主保存我国的旧文化，甚至连辫子、小脚、姨太太等也在他的保存范围之列。而他之好辩善骂，尤为当时人把他列为金圣叹一流的人物。中日甲午之战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解职到中国漫游，游次武昌，时鸿铭在湖北总督张之洞的幕府任幕僚，当将所翻译出版的英译文《论语》，送一本给伊藤，伊藤因笑问他道：“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如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而不能行于20世纪的今天吗？”鸿铭不假思索地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好比是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20世纪，其法仍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的。”伊藤听了，一时也无词以对，只是含笑点首。

    他对于当时权倾中外的袁世凯与富甲海内的盛宣怀极感不满，他们自然也逃不过他的讥笑怒骂。原来骂人不但要有艺术，也需要有胆量，辜鸿铭之骂人则兼而有之，他对袁、盛二人，不但背后骂，当面也骂，而且骂到入木三分，挖苦得痛快淋漓，甚至还编入他的《幕府纪闻》中，以广流传。鸿铭这一类的骂世讽语，大多是有因而发 ，却不是无的放矢。这使我们觉得这位狂狷之士，实寓劝世于骂世之外，含妩媚于辛辣之中，殊非当时一般泄泄沓沓的士大夫可比拟的。

    鸿铭老当益壮，每一谈吐，诙谐百出，妙趣横生。他家里有一个老佣人叫刘二的，跟随他数十年，可谓形影不离；而他与刘二平日的穿戴打扮，极为相似，又同样在脑后拖着一条长辫子，以至每有生客登门，几无法分辨。他亦明知会使人误会的，因此常笑对友人解释道：“刘二是我的影子，我和他二人的穿戴打扮也差不多。”

    鸿铭晚年，尝应日本聘，主讲“东西文化”，留东瀛十余年，迄民国十六年（西历1927年）归国。翌年，以疾复发不治去世，享年七十有二。

（摘自《古今名人传记》，台北古今谈杂志社出版，有删改）

吴孟超：“医学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

李秀婷/李珺

    50多年前，吴孟超选择进军肝胆外科时，国内这一学科还是一片空白。如今，他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尽管已是九旬高龄，他仍坚守手术台，每周都要安排一两台手术。2013年，他甚至为自己的女儿做了肝癌细胞切除手术。他说，“即使有一天，倒在手术室里，也将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向肝脏外科进军连闯“禁区”

    肝脏血管密集，纵横交错，手术中极易引发大出血。50多年前，肝脏手术在国内被视为生命禁区。我国是肝癌高发国家，肝癌患者占了世界患者数量的一半左右，而当时肝癌手术的成功率却是零。

    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以后，吴孟超在老师、著名外科学家裘法祖的建议下，选择了当时在我国还是一片空白的肝胆外科，接连闯过了肝脏手术的多个禁区。

    1959年4月，吴孟超小组制成了中国第一具能满足科研需要的肝脏腐蚀标本，中国医生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肝脏内的血管分布；他创立“五叶四段”新理论，提出肝脏解剖在外科临床上分为“五叶四段”最为实用；为解决肝脏手术临床的出血难题，他尝试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常温下无血切肝法”的实验，并取得了成功。

    1960年3月1日，他在常温下主刀完成了中国第一例成功的肝脏手术，闯入了“禁区”；1963年，他成功地实施了中肝叶切除术，突破了“禁区中的禁区”；1975年，他成功地切除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重达18公斤的特大肝海绵状血管瘤，并发明了捆扎治疗血管瘤的新方法，使外科治疗肝海绵状血管瘤的成功率达到100%。

    “光靠开刀解决不了肝癌的问题，基础研究非常重要。”作为外科医生的吴孟超分外注重基础研究，力排众议，扩大了实验室规模，组建了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肝胆外科专科研究所。正是这种远见卓识，使他“实现了从一名外科医生向一位科学大家的跃升”。

    从医60多年来，吴孟超为14000多名肝胆癌症患者做过肝脏手术，从未放下过手中的手术刀。他在实践基础上创立了独具特色的肝脏外科关键理论和技术，建立了中国肝脏外科的学科体系，为国内外培养了超过1000名肝胆外科人才。

    吴孟超平时态度温和，但一站在手术台上自然就会流露出一种威严，握紧手术刀的双手有力又坚定。他动情地说：“我现在90多岁了，攻克肝癌，在我这辈子大概还实现不了，所以我需要培养更多人才，把这个平台铺好，让以后的人继续往前走。”

    对待肿瘤“快、准、狠”对待病人“慢、拙、仁”

    吴孟超的同事、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曾说，“吴氏刀法”对待肿瘤“快、准、狠”，对病人则是“慢、拙、仁”。吴孟超在病人中的口碑极好，除了精湛的手术技术，还因为他对待病人总是如春风般温暖。

    “你是哪里人，家里有几口人？”面对千里迢迢前来求医的病人，他总是会先跟病人聊聊家常，让病人消除紧张的情绪。冬天的时候，他会先把手捂热，再去触碰病人的腹部做检查；他还坚持在确保诊疗效果的前提下，尽量给病人用便宜的药，减少重复检查。

    护士程月娥说，吴老问诊很仔细，往往看一个病人要问上半个多小时。由他负责过的病人，总会被吴老不经意的小细节所感动：检查时顺手拉上屏风，检查完后顺手掖好被角，并弯腰将鞋子摆放好。

    2005年，吴孟超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参评时，上级派人来考核，他原定的手术需取消。但吴孟超却坚持不能推迟手术，只因病人是一位穷苦的病重农民，来上海住院的钱都是村里一点一点地凑起来的，“多住一天院，对他们都是负担。”

    吴老有20字“养生口诀”——心态平衡，脑子常用，手脚常动，管住嘴巴，定期体检。他保持平和心态，平淡面对各种殊荣和各种烦恼，一心投入医学研究中，把每天查房、定期门诊和为患者做手术看做是身体锻炼。

    “我觉得医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可以指导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得好的话，能够得到病人的尊重，那是其他职业很难体会到的一种感觉。”吴孟超说得很实在。在他的影响下，三个子女也都学医。

    “医学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吴孟超白眉微动，慈祥地笑着说。

（2015年12月17日《南方日报》）

相关链接：①吴孟超，著名肝胆外科专家，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1922年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马来西亚归侨，1949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擅长肝胆疾病的各种外科手术治疗，尤其是肝癌、肝血管瘤等疾病。2011年5月，中国将17606号小行星命名为““吴孟超星”。（“百度百科”词条“吴孟超”）②60年前，他搭建了第一张手术台，到今天也没有离开。手中一把刀，游刃肝胆，依然精准；心中一团火，守着誓言，从未熄灭。他是不知疲倦的老马，要把病人一个一个驮过河。（“2011年感动中国人物”“吴孟超”颁奖词）

闻一多先生

汪曾祺

    很多人都知道闻一多先生是留胡子的。报刊上发表他的照片，大都有胡子。那张流传很广的木刻像（记得是个姓夏的木刻家所刻），闻先生口噙烟斗，目光炯炯，而又深沉，是很传神的。这张木刻像上，闻先生是有胡子的，但是闻先生原来并未留胡子，他的胡子是抗战那一天留起来的。当时发誓：抗战不胜，誓不剃须。

    闻先生原来并不热衷于政治。他潜心治学，用心甚笃。他的治学，考证精严，而又极富想象。他是个诗人学者，一个艺术家。他的讲课很有号召力，许多工学院的学生会从拓东路（工学院在昆明东南角的拓东路）步行穿过全城，来听闻先生的讲课。闻先生讲课，真是“神采奕奕”。他很会讲课（有的教授很有学问，但不会讲课），能把本来是很枯燥的考证，讲得层次分明，引人入胜，逻辑性很强，而又文词生动。他讲话很有节奏，顿挫铿锵，有“穿透力”，如同第一流的演员。他教过我们楚辞、唐诗、古代神话。好几篇文章说过，闻先生讲楚辞，第一句话是：“痛饮酒，熟读离骚，可以为名士”，是这样的。我上闻先生的楚辞课，他就是这样开头的。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放在一起讲。我记得他讲李贺诗，同时讲法国的点彩派（pointism），这样的东西比较的研究方法，当时运用的人还很少。他讲古代神话，在黑板上钉满了用毛边纸墨笔手摩的大幅伏羲女娲的石刻画像（这本身是珍贵的艺术品）。昆中北院的大教室里各系学生坐得满满的，鸦雀无声。听这样的课，真是超高级的艺术享受。

    闻先生的个性很强，处处可以看出。他用的笔记本是特制的，毛边纸，红格，宽一尺，高一尺有半，是离京时带出来的。他上课就带了这样的笔记，外面用一块蓝布包着。闻先生写笔记用的是正楷，一笔不苟，字兼欧柳字体稍长。他爱用秃笔。用的笔都是从别人笔筒中搜来的废笔。秃笔写蝇头小字，字字都像刻出来的，真是见功夫。他原是学画的。他和几位教授带领一群学生从北京步行到长沙，一路上画了许多铅笔速写（多半是风景）。他的铅笔速写另具一格，他以中国的书法入铅笔画，笔触肯定，有金石味。他冶印，朱白布置很讲究，奏刀有力。连他的吃菜口味也是这样，口重。他在蒙自住了半年，深以食堂菜淡为苦

    闻先生的胡子不是络腮胡子，只下巴下长髯一绺，但上髭浓黑，衬出他的轮廓分明，稍稍扁阔的嘴巴，显得潇洒而又坚毅。

    闻先生后来走下“楼”来（他在蒙自，整天钻在图书馆楼上，同事曾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拍案而起，献身民主运动，原因很多，我只想说，这和他的刚强的个性是很有关系的。一是一，二是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心口如一，义无反顾。闻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无半点渣滓的、完整的、真实的浪漫主义者。他的人格，是一首诗。

    能为闻先生塑像的理想人物，是罗丹。可惜罗丹早就死了。

    在西南联大旧址，现在的西南师范学院的校园中有闻先生的全身石像，长髯飘飘，很有神采。

    闻先生遇难时，已经剃了胡子。我建议在闻先生牺牲的西仓坡另立一个胸像（现在有一块碑），最好是铜像。这个胸像可以没有胡子。

（选自《修髯飘飘》，有删改）

【注】闻一多于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蒋天枢：师道的重量

    ①在近十年来围绕陈寅恪的推崇与传奇当中，他的受业弟子蒋天枢向人们透出一个清矍高瘦、若隐若现的身影。

    ②陈寅恪晚年，在病榻上将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与蒋天枢，这被后辈学人视为他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受托之人蒋天枢，作为陈寅恪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1949年后，十余年间两人只见过两次面。这十余年间，陈寅恪目睹和经历了太多昔日亲密无间的师友亲朋一夜之间反目为仇的事情，但他信赖晚年只有两面之缘的蒋天枢。

    ③蒋天枢值得这种信赖。1958年，他在其《履历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写道：“陈寅恪，69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当年，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权威的政治运动正如火如荼，蒋天枢在这种只会带来麻烦而不会有任何好处的“社会关系”中，丝毫不掩饰对陈寅恪的敬重之情，足见其为人之笃忠执着。

    ④他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份重托。晚年，他放弃了自己学术成果的整理，全力校订编辑陈寅恪遗稿，终于在1981年出版了300余万言的《陈寅恪文集》，基本保持了陈寅恪生前所编定的著作原貌，作为附录还出版了他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这大概是“陈寅恪”这个名字在大陆重新浮现之始。

    ⑤当时出版社给他3000元整理费，他一分钱也没有收，全部退还。因为“学生给老师整理遗稿，怎么可以拿钱呢”。后来，陈寅恪突然“走红”，很多人出来自称是陈先生的弟子，蒋天枢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有借陈寅恪以自重。

    ⑥在陈寅恪托付毕生著作的那几日见面中，一天，蒋天枢如约上门，恰好陈夫人不在，没有人招呼他，已目盲的陈寅恪也不在意，径直开始谈话，结果蒋天枢就一直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床边听着，几个钟头始终没有坐下。那年，他已年过花甲。

    ⑦接触过蒋天枢的复旦教师说，“程门立雪”这类传统，在蒋先生心中原是稀松平常之事，一个学生总得有他应该躬行的本分。

    ⑧有人评说，蒋天枢对老师的尊重，出于一种对文化的负载感，而这种负载感正是传自其师门。陈寅恪在《论韩愈》文中就曾说过：“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

    ⑨编撰陈寅恪“事辑”，蒋天枢自己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他的中心意旨是想写出陈先生是“中国历史文化所托命之人”。

    ⑩蒋天枢出身清华国学研究院，与陈寅恪有师生之谊，并且对自己入学前就已自沉的王国维也严执弟子礼。同行或学生“王国维长王国维短”，即便语气中充满敬意，也会引起他的侧目。在他看来，说“王国维先生”已经大不敬了，何况直呼其名；至于他自己，当然恪守旧例，开口闭口“静安先生”。

    ⑪同系的名教授朱东润是个性情中人，一次开会，说到得意处随意评了几句“陈寅恪什么什么”，其实未见得有什么不敬之意。还没等在座诸人反应过来，蒋天枢从人群中拔身而起，指着他哼哼了几句，便拂袖而去，只留下朱先生哭 笑不得地摊摊手，连声“啧啧”，十足的难堪。

    ⑫如今复旦中文系的名教授章培恒是蒋天枢的弟子，除了做学问，他显然还受了先生关于“尊师”的教诲。一次，他随蒋先生外出办事，晚上完事后照例送老师回家。途中下了场大雨，车到教师宿舍大门，遍地积水，而蒋先生脚上穿的却是家常的布鞋。章先生提出要背蒋先生，全然不考虑自己也已直逼花甲了，蒋先生自然坚拒了。于是，老师蒋天枢跨出车门，洒脱地直奔寓所，学生章培恒脱下皮鞋，一手拎着，在雨中着一双白袜跟在老师身后。

    ⑬蒋天枢在1979年为《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写的“题识”中说：“余欲纂‘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已数年，悠忽蹉跎，今乃得从事辑录，距先生之逝世已将10周年，余亦老矣。”1997年，此书增订再版，章培恒在“后记”中引用了这段文字，随后心有戚戚然：“现在，距离蒋先生的逝世也已将近10周年，而我也已经老了。”

    ⑭这些都不是虚辞，字里行间，透出师道的重量，后人读来，满页沉甸甸的。先生们都已经老了、逝去，师道传承，今日焉在？

选自徐百轲《民国风度》

不懂外文的翻译家

    林纾出生时，大清王朝已病入膏肓。青年时代的林纾被乡里视为“狂生”，这与他的秉性有关，更因为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和蔑视。1882年，林纾作为以文名显于乡里又不断赴京应试的举人，出入于士流之中，奔走于南北之间。他感受着时代风雨和民族的危难，强烈地意识到自身的责任。1884年，甲申中法之战在林纾故乡福州海面上爆发。停泊在马尾港的法国舰队突然向中国的船只发起进攻，一个多小时就击沉了中国全部船只，摧毁了洋务派苦心经营的马尾造船厂，福建海军全军覆没。林纾悲愤莫名，与挚友林崧抱头痛哭，引以为奇耻大辱。1884年11月，左宗棠来福州督办军务，林纾与好友拦马告状，控告当时主持福建军务的人谎报军情，掩盖败绩。当时林纾目光如炬，纵谈败状，未尝有所顾忌。告状后，林纾与友人相约“不胜，赴诏狱死”。

    甲午战争后，维新变法思潮高涨。林纾走进维新派的行列，不过他凭的是文学。1897年，林纾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闽中新乐府》，这是在他“每议论中外事，慨叹不能自已”的特定情况下写成的。这部诗集实际上是仿照白居易的讽喻诗为儿童创作的带有启蒙性质的通俗歌诀。“每日国仇似海深，救国须鼓儿童心”，由于它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现实性，“养蒙者奉为金科玉律”，影响甚大，后来流传到海外。1897年，这位不懂外文的落第举人，正式走上了翻译西洋文学的道路。这是维新思潮影响的结果，也是林纾成为维新派的有力标志。戊戌变法前后，伴随着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兴起，维新派发起了具有革新意义的文学改良运动。他们倡导“诗界革命”，又倡导“小说界革命”。译介西洋文学正是“小说界革命”的一大方面。这年夏曾佑（学者、诗人）、严复在《国闻报》上主张译介欧美小说以“使民开化”，次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又主张“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林纾在实践上从事小说翻译，与他们在理论上倡导小说翻译是同步的。颇具传奇色彩的是，第一部在近代文学翻译史上引起巨大反响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竟是友人王寿昌手捧法文原著，口译小说内容，林纾“耳受手追”，摇笔整理成篇。小说发表以后，引起了轰动。接着他不惜重金，通过各种渠道，购置欧美文学原著。然后请人给他“口译”，再由他进行“笔述”。其用力之勤，搜罗之广，译作数量之多，都是惊人的。

    1899年，林纾举家移居杭州。他眷爱杭州的湖山之美，曾尽力维护西湖的旖旎风光。他每游西湖，就留心查看何处缺树，一一记在心头。第二年清明节前，他亲购垂柳幼苗千株，着人补栽在缺柳之处，此事在杭州传为佳话，他以此自号“西湖补柳翁”。他和魏易又进行了《黑奴吁天录》的翻译。他们认为中国刚刚经历八国联军入侵之辱，亡国灭种之祸迫如燃眉，此小说深刻地暴露了种族压迫的罪恶，可以警醒国人。他们仅用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这部小说的翻译工作。林纾在《跋》中指出“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显然，林纾已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学翻译与中国的反帝斗争结合在一起了。这时他已是举国瞩目的文学家了：用“新学”的眼光来衡量，他奉献给国人的是西洋小说，因此维新派为有这样一位翻译家而自豪；用“旧学”的眼光来衡量，他的译文是文言，颇有马班韩流的神韵、传统文学的风采，因此嗜好“旧学”的人也对他刮目相看。无论新派旧派都承认林纾的文学才华和地位。林纾的译笔有其独自的特色，又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人物也能传原著之神。他借助他人口译来翻译的小说，其成功译作至今还具有生命力。这些西洋小说向中国民众展示了丰富的西方文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此后的十六七年间，他几乎是无间断地在译坛上辛苦耕耘，译作的总数达179种，涉及11个国家的98位作者，被誉为“译届泰斗”。

    然而，从政治立场看，辛亥革命之前的林纾，一方面强烈要求反帝救国、热血澎湃，一方面却不赞同以改朝换代谋求救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伴随着政治立场的落伍，林纾身上亦新亦旧的二重色彩更明朗化了。辛亥革命后，林纾对“共和”制下的民国是否优于那个未曾实现的“君主立宪”产生了疑惑，对于民国初年的乱哄哄的“共和”渐渐不满、失望乃至绝望。他写道“时局日坏，乱党日滋。天下屹屹，忧心如焚。无暇作谑，但有深悲”。前清已矣，现实又给他当头棒喝，他的立场复归到辛亥革命前的立宪派那里。他成了一位可叹的“遗老”。

(摘编自张俊才《林纾评传》)

侯宝林：一个极其严肃的人

薛宝琨

    我第一次和侯先生见面时，他既热情又略带矜持地告示我两句话：一是“曲艺是个金饭碗，你一辈子也吃不完”，一是“别看你是北大高材生，搞这行还得从头学起”。从此我谨遵师教，不仅越发仰视他，而且越发仰视曲艺和相声。

    日前一家电视台要我提供侯宝林笑话，他们拟创办一“逗你玩”栏目，要求从头到尾笑声迭起。我哑然，在我大脑的映像里，除去舞台上侯宝林那幽默智慧的喜剧形象而外，在任何一个群落里他从不“耍活宝”，也不“逗你玩”，他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他在学艺时绝少说熊话或贱话——在他打钱的钱板子上是从来没有“您就当我是逗您一笑的欢喜虫”，以及猫儿狗儿之类自侮的语言。

    1940年他在天津走红，不是凭着丑化自我，而是靠他传神动听的说唱、清新洗洁的语言、略带儒雅的风度而在白天一场《空城计》夜晚一场《改行》的当天一炮打响。是他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论并列的地位，并由“倒二”递升至“大轴”。于是他第一个蓄起了分头穿上了西装，在街上碰见同行，这位朋友不屑地说：“嗬！说相声的穿西装——人啦。”侯宝林立即抗争说：“人啦怎么着，说相声的就不是人吗？”

    “他的相声文明”，这是侯宝林在天津一待五年的赫赫战绩，也是天津观众对他最贴切的评价。相声一直都以“说逗”为主，“学唱”则从侯宝林开始，或是以他为代表，便不再是一种手段，而是与说逗融合在一起更具表现力也更加美致的时代艺术了。悲剧的内容，喜剧的形式，这是社会和时代为他提供也是侯宝林为自己找到的有力武器，于是他把严肃的感情和轻松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侯宝林“文明”的另一表现就是舞台风度“派头”，在台上不卑琐油滑、不贫里贫气，他的自尊和自信、平稳和谦和、轻松和亲切给了他一生无休无止的“人缘”。建国后，时代赋予了他展示才华的天机。侯宝林的名字几乎成为中国相声的符号，他使相声这门艺术不仅老少咸宜，并且走出国门享誉国际。

    但是，就在他从干校归来“还原为人”不久——1979年7月，侯宝林“正式宣布退出舞台，专门从事相声研究工作”了。他的这一决定立即引起社会反响，他不是说过“一个演员设若脱离了舞台，他就等于失去了生命从而成为行尸走肉了吗”？

    侯先生说，他艺术的高峰时期已经过了。他不愿像有的戏曲大师那样为了证明自己的个人魅力，把一个残缺不全老态龙钟的形象留给观众。他说他如今的心力体力都不比从前。他不愿意凭着名声让观众可怜他。虽然在录像里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神采飞扬，但他告诉我，那已经是勉为其难了。他对我说：“不知怎的就是高兴不起来。”我当时认为，或许是他老了——他已然六十开外了。在这之前或而后，他总是向我提及《牛虻》，“那位主人公痛苦着身心还要充当马戏团小丑逗人们发笑，这是怎样残酷和无法忍受的践踏及扭曲！”我们同时都沉默着，我联想他当时或许就是被这种情思折磨吧。“文革”所钩沉的不仅是时代的垃圾，同时还深及几千年的民族劣性，这或许才是他开心不起来的真正原因。他满怀深情地说：“我现在特别需要严肃，需要自尊，需要在尊严中度过余生。”其实我已察觉到他对那些戏称他“侯宝林儿”的人们，不管是好意还是无知、谑称，只要“林儿”字一出，他就顿时神情严肃阴沉下来。轻则装作听而不闻，重则面带愠怒。

    1979年下半年，侯宝林开始案头工作，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声的表演》《相声溯源》等有关文字，如今汇集成册的《侯宝林谈相声》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他说：“只是为了填补空白，绝不会成为盖世奇文；只要能够铺路，为别人的建树打下基础，哪怕是有人驳辩、批判，也算是我们的功劳。”

【相关链接】①侯宝林的人生和艺术哲学是“留有余地，恰到好处，宁可不够，不可过头”。他始终认为艺术的魅力在于富余——唯富余才能心到神到手到眼到，获取创作和表演的自由。（摘自《侯宝林的相声艺术及文化史意义》）②侯宝林12岁拜师学习京戏，三个月后开始街头卖艺。这挣饭的本事在侯宝林看来并不高明，“其实还是要饭的，只不过折着跟斗要饭而已”。他认为所出卖的与其说是技艺不如说是自尊。（摘自《侯宝林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