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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2017届高三9月月考语文试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吴孟超:“医学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

李秀婷/李珺

    50多年前,吴孟超选择进军肝胆外科时,国内这一学科还是一片空白。如今,他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尽管已是九旬高龄,他仍坚守手术台,每周都要安排一两台手术。2013年,他甚至为自己的女儿做了肝癌细胞切除手术。他说,“即使有一天,倒在手术室里,也将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向肝脏外科进军连闯“禁区”

    肝脏血管密集,纵横交错,手术中极易引发大出血。50多年前,肝脏手术在国内被视为生命禁区。我国是肝癌高发国家,肝癌患者占了世界患者数量的一半左右,而当时肝癌手术的成功率却是零。

    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以后,吴孟超在老师、著名外科学家裘法祖的建议下,选择了当时在我国还是一片空白的肝胆外科,接连闯过了肝脏手术的多个禁区。

    1959年4月,吴孟超小组制成了中国第一具能满足科研需要的肝脏腐蚀标本,中国医生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肝脏内的血管分布;他创立“五叶四段”新理论,提出肝脏解剖在外科临床上分为“五叶四段”最为实用;为解决肝脏手术临床的出血难题,他尝试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常温下无血切肝法”的实验,并取得了成功。

    1960年3月1日,他在常温下主刀完成了中国第一例成功的肝脏手术,闯入了“禁区”;1963年,他成功地实施了中肝叶切除术,突破了“禁区中的禁区”;1975年,他成功地切除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重达18公斤的特大肝海绵状血管瘤,并发明了捆扎治疗血管瘤的新方法,使外科治疗肝海绵状血管瘤的成功率达到100%。

    “光靠开刀解决不了肝癌的问题,基础研究非常重要。”作为外科医生的吴孟超分外注重基础研究,力排众议,扩大了实验室规模,组建了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肝胆外科专科研究所。正是这种远见卓识,使他“实现了从一名外科医生向一位科学大家的跃升”。

    从医60多年来,吴孟超为14000多名肝胆癌症患者做过肝脏手术,从未放下过手中的手术刀。他在实践基础上创立了独具特色的肝脏外科关键理论和技术,建立了中国肝脏外科的学科体系,为国内外培养了超过1000名肝胆外科人才。

    吴孟超平时态度温和,但一站在手术台上自然就会流露出一种威严,握紧手术刀的双手有力又坚定。他动情地说:“我现在90多岁了,攻克肝癌,在我这辈子大概还实现不了,所以我需要培养更多人才,把这个平台铺好,让以后的人继续往前走。”

    对待肿瘤“快、准、狠”对待病人“慢、拙、仁”

    吴孟超的同事、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曾说,“吴氏刀法”对待肿瘤“快、准、狠”,对病人则是“慢、拙、仁”。吴孟超在病人中的口碑极好,除了精湛的手术技术,还因为他对待病人总是如春风般温暖。

    “你是哪里人,家里有几口人?”面对千里迢迢前来求医的病人,他总是会先跟病人聊聊家常,让病人消除紧张的情绪。冬天的时候,他会先把手捂热,再去触碰病人的腹部做检查;他还坚持在确保诊疗效果的前提下,尽量给病人用便宜的药,减少重复检查。

    护士程月娥说,吴老问诊很仔细,往往看一个病人要问上半个多小时。由他负责过的病人,总会被吴老不经意的小细节所感动:检查时顺手拉上屏风,检查完后顺手掖好被角,并弯腰将鞋子摆放好。

    2005年,吴孟超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参评时,上级派人来考核,他原定的手术需取消。但吴孟超却坚持不能推迟手术,只因病人是一位穷苦的病重农民,来上海住院的钱都是村里一点一点地凑起来的,“多住一天院,对他们都是负担。”

    吴老有20字“养生口诀”——心态平衡,脑子常用,手脚常动,管住嘴巴,定期体检。他保持平和心态,平淡面对各种殊荣和各种烦恼,一心投入医学研究中,把每天查房、定期门诊和为患者做手术看做是身体锻炼。

    “我觉得医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可以指导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得好的话,能够得到病人的尊重,那是其他职业很难体会到的一种感觉。”吴孟超说得很实在。在他的影响下,三个子女也都学医。

    “医学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吴孟超白眉微动,慈祥地笑着说。

(2015年12月17日《南方日报》)

相关链接:①吴孟超,著名肝胆外科专家,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1922年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马来西亚归侨,1949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擅长肝胆疾病的各种外科手术治疗,尤其是肝癌、肝血管瘤等疾病。2011年5月,中国将17606号小行星命名为““吴孟超星”。(“百度百科”词条“吴孟超”)②60年前,他搭建了第一张手术台,到今天也没有离开。手中一把刀,游刃肝胆,依然精准;心中一团火,守着誓言,从未熄灭。他是不知疲倦的老马,要把病人一个一个驮过河。(“2011年感动中国人物”“吴孟超”颁奖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本文全面介绍了我国著名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的生平概况,突出了他献身医学事业、专攻肝胆外科的感人事迹,选材精当,不蔓不枝。 B、在吴孟超进军肝胆外科之前,国内这一学科还是一片空白,当时肝癌手术的成功率也是零,直到1960年3月1日吴老主刀完成了中国第一例成功的肝脏手术。 C、吴孟超认为,医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可以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如做得好,还能得到病人的尊重,因而有着从事其他职业无法体会到的一种光荣感和幸福感。 D、吴孟超心态平和,淡泊名利,把工作当事业来做,“一生只挖一口井”,在中国肝胆外科方面取得卓越贡献,在学养和人品方面也堪称世人楷模。 E、本文很注重人物的语言、动作、外貌、神态和心理描写,特别在典型细节上下功夫,为我们塑造了一位慈祥而坚毅的外科医生形象。
(2)、吴孟超为何会从事并钟爱肝胆外科?请结合材料,加以简要分析。

(3)、吴孟超是如何“实现了从一名外科医生向一位科学大家的跃升”的?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

(4)、吴孟超说:“医学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你是否赞同他的观点?请结合材料并联系现实医患关系,简要谈谈你的看法。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屠呦呦是如何被国际科学界发现的

    从1960年末开始,屠呦呦以“中医中药专业组”组长的身份加入到当时的国家抗疟“523任务”行列,1972年,她领导的研究小组首次提取出了青蒿素。到了1975年,青蒿素的化学结构在屠呦呦的参与下被确定。

    然而,由于“523任务”的保密性质,在整个过程中,屠呦呦没有任何研究论文发表出来,外界对她所做的工作不得而知。

    直到1979年,国家科委将“国家发明奖”颁给青蒿素研究成果,其中屠呦呦为第一发明单位的第一发明人。同年,中国的外宣刊物《中国建设》发表了一篇短文,介绍了青蒿素的研究。

    《中国建设》是一份由宋庆龄创办的英文杂志。在1979年8月号,该杂志发表了题为“一种新型抗疟药物”的文章,这让西方的科研人员第一次了解到来自中国的青蒿素研究成果。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讲述了“一名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受到东晋医学典籍的启发,想到用新方法提取青蒿素的故事。文章并没有写出这名研究员叫什么名字,但用了“她”来指称这名研究者。

    这篇文章后来在各种英文出版物中被广泛引用。1985年,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青蒿素的综述文章,该文详细描述了中国科研人员取得的进展。然而,在写到关键人物时,文章也并没有具名指出研究者是谁,只是含糊地说“一名研究者”,这种说法也是源自《中国建设》的那篇文章;尽管在同一篇综述中,作者引用了两篇屠呦呦为第一作者的研究论文,那两篇论文分别发表于1981年和1982年。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青蒿素已经在国内外治病救人,而其发现者究竟是谁,一直都是模糊不清的。

    2006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传染病专家路易斯·米勒(Louis Miller)与同事苏新专一起到上海参加一个关于疟疾的学术会议。其间,米勒向与会的所有科学家打听,是谁发现了青蒿素,然而没有一个人回答得上来。

    英国牛津大学和泰国玛希隆大学的尼古拉斯·怀特(Nicholas White),是抗疟药物的专家,曾经在临床上做出许多突破性的进展。然而当米勒问他青蒿素是谁发现的时候,连怀特也答不上来。

    这让米勒感觉非常不好,他想到了奎宁的历史。奎宁是在青蒿素出现之前被广泛应用的一种抗疟药物。奎宁的应用最早出现于16世纪的秘鲁印第安人之中,后来被西班牙人带回欧洲使用,然而印第安人从未被认定为奎宁的发现者。“今天,专家们说印第安人不可能做出这样一项发现。”米勒说,“我发誓在青蒿素的问题上,我不能让历史重演。”

    于是,从2007年开始,米勒与同事开始调查青蒿素的发现者是谁。

    著名生物学家饶毅兼有科学史家的慧眼,在一篇题为“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的文章中,饶毅和他的同事写道:“青蒿素的发现和应用,广为人知。而屠呦呦的贡献,却一直有争议。其原因还待更多史家细究。一个重要的文化问题是,面对重要的发现,出现矛盾时,中国的有关部门不是确切地搞清楚各人的功劳而是回避矛盾、袖手旁观,导致缺乏认可,而国外的科学家和医药界不可能搞清楚中国内部刊物和会议的记录。”

    他们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然而“没有获得中国充分的认可,也缺乏国际肯定”,2011年,屠呦呦终于获得了医学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奖项——拉斯克奖。这个奖项也一直被认为是诺贝尔奖的风向标。

    苏新专认为,拉斯克奖的评奖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谁先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二是谁提取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三是谁做了第一个临床实验。

    苏新专还表示:“美国人颁奖主要注重科学发现的思维而不在乎是谁做的,因为想法来自屠呦呦,所以奖就是颁给屠呦呦而不是给她小组亲自做实验的人。”

    与这种思维相似,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主席斯文·利丁(Sven Lidin)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这样解释他们的评判标准:“即便当我们去看有大量人员参与的领域,通常情况下你都能追溯到一个起始点,那时只有有限的几个人……是他们点燃了火种。”

    不过,与米勒和苏新专的观点不大相同的是,黎润红等人认为青蒿素的发现并不能归功于屠呦呦一人。“米勒等的观点是以现代科研的评价模式来衡量当时的科研活动,其结论值得讨论。”他们这样写道。

    “若一定要确认在青蒿素发现中个人贡献的话,如同田径比赛中多人接力赛,屠呦呦是其中一棒的冲刺人。因此,抗疟新药青蒿素的发现这一成果应属于这个团队。”黎润红等人在研究结论中这样说。

    饶毅等人在解释青蒿素的发现争议不断的时候,总结了几点原因。包括论文写作不及时,发表不规范;“文革”的阴影很明显,科技信息不能经常交流,论文多用集体署名,埋下了往后争议的伏笔;此外,屠呦呦个人性格的特点也是一个因素。

(节选自2015年10月6日《南方周末》)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小题。

草堂岁月里的杜甫

冯至

    上元元(760)开春,杜甫在亲友的帮助下,开始筹划建造草堂。地址选在城郭西郊的浣花溪畔,这里环境清幽,尘事不杂,杜甫十分满意,作《卜居》诗以唱心中之乐,反映出作者久经动荡得以安宁之后的恬静安适的心境。杜甫有一位表弟此时在成都府任司马,听说杜甫要在西郊建造草堂,便走过来看他,还送了些钱。杜甫十分感激,作诗酬谢。关于草堂的建造过程,杜甫无诗记录,我们所见到的是他忙着写诗向各地友人索求各种树苗以美化草堂环境。

    另外,他还不辞劳苦亲自去石笋街果园坊的徐卿家要果木苗,不管黄梅绿李,是果木树都要。这自然是为了装点草堂,同时也有以果备荒的打算,他是挨过饿的人,曾用野果充填过饥肠,深知它们的重要,“高秋总馈贫人食,来岁还舒满眼花。”(《题桃树》)桃可果腹,花可娱人,这就是他对果木树的整体审美。花果树木之外,他还向友人索要日用家什。可以想见,他当时安家伊始,支锅立灶,盆碗瓢勺,所需家什向人索取者一定不少,只是没有件件入诗罢了。

    这年春末,草堂盖成,树木栽好,老杜坐在院中,有滋有味地欣赏起来了。他赞美它所面临的青青郊野,赞美遮日吟风的桤林茂叶与和烟滴露的笼竹翠梢,欣喜鸟来暂息,燕来定巢。细想起来,这些风物不过是寻常农舍之景,却招来如此赞叹,这从反面使我们认识到他的生活境遇已落到十分可怜的地步。他在秦州山野寻找栖居之地的苦况,他长途跋涉于险山急流、危栈古道的种种艰难,成为他乐此茅宅的生活和感情基础。定居草堂的初期,杜甫的心情获得了片刻的宁静,写了不少颇具安恬情味的田园诗,如《江村》诗写村居景物和情事最相融洽:“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此诗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作者初居草堂时的心境。然而这种心境是以“故人供禄米”为条件的,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全靠故人的周济,一旦故人稍怠,立刻就会陷入困境。他们偶有接济失时,杜甫的生活就成问题。定居草堂之后,杜甫生活安顿下来,开始游览成都古迹,并与一些风雅人士交往。

    他曾瞻仰过武侯祠,作《蜀相》诗,对诸葛亮一生的磊落功绩做出高度的评价,为其未能收复中原完成统一大业而痛洒千秋之泪。此诗虽为吊古,却有伤今之意。当时战乱尚未平息,山河破碎,宇内烟腾,于此国事维艰之际,是多么需要有一位武侯这样的贤相来主持国政!此外,诗中写他羡慕诸葛亮的得遇明主,也含有不满于肃宗的意思,他素怀匡时济世的远大志向,却被冷落与排挤,这种不平之气隐隐透于诗中。

    游览古迹的同时,杜甫还交结了一些风雅人士。还有一个邻居是黄四娘,她家院子里种着成畦的花木,春天一到,万紫千红,杜甫曾去观赏,写出的诗作《江畔独步寻花》声娇色丽,充满无限生机。杜甫与江村农家关系也很密切,农人时常送给他一些蔬菜,他也常把种植的草药赠予他们。在与农民的接触中,他对农民的纯朴心性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出乎意料地在农家茅舍里找到了寻觅许久的赤诚之心,在不通文墨的农民身上读到了自己的生活信条。这使他感到在茫茫人世间自己的归宿还是与农民的茅舍相杂为好。代宗即位后,曾召杜甫回京补京兆功曹参军,他没有赴任,想来与此不无关系。

(选自冯至《杜甫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草堂在暮春时节落成了……这是760年,中原没有恢复,关内闹着严重的灾荒,杜甫却结束了他四年流徙的生活。在这里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兵戈扰攘、动荡不安的大世界,如今暂得休息,于是自然界中的一切都引起他的羡慕。他在这时期写了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我们把这类的诗句和759年在洛阳道上与秦州道上的诗相比,意境上有多么大的一个悬殊!难道杜甫自己的生活刚刚有了着落,便陶醉在自然的春光里,忘却了人民的痛苦与国家的灾难了吗?(冯至《杜甫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②中、晚唐诗人如张籍、白居易、元稹、杜荀鹤、曹邺、皮日休均受杜诗影响。杜甫开创“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描写民生疾苦,下启中唐新乐府运动。韩愈诗气势雄壮、沉雄博大、奇险生硬、拗折艰涩、喜以文为诗,乃受杜诗影响。李商隐诗浓丽沉郁、气象高远、造语精工,亦受杜诗影响。宋代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说:“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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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复礼:耄耋大师赤子情

刘伟忠

    陈复礼先生是著名的世界摄影大师,与吴印咸先生、郎静山先生并称摄影界“华夏三老”。陈老今年97岁高龄,从事摄影长达六十多年。他的摄影艺术成就得到了海内外文艺界的广泛认可,饮誉无数。1996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曾专门召开陈复礼摄影艺术研讨会。“年方十八高大全,亦父亦师亦友一巨人”——这是当时中国摄影界给予陈复礼的集体评价。那一年,陈复礼80岁。

    1916年7月20日,陈复礼出生在广东潮安县官塘镇石湖村,其父陈必名先生饱读诗书,喜爱潮州音乐、戏曲,尤其醉心于笔墨丹青。陈复礼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一方面具有天然的艺术基因,一方面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陈复礼八岁启蒙,上了六年小学后,又读了一年私塾,读完了《论语》《孟子》《左传》等诸多古籍经典。1931年,15岁的陈复礼就读于潮州韩山“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又称韩山师范,以“总评甲等”的成绩毕业。之后遭逢战乱,“过番”①东南亚,泰国求亲,越南靠友,后又辗转老挝、柬埔寨。直至中年移居香港,生活才算安定下来。

    陈复礼回忆说:到越南后,为生存奔波无暇学画,后来在一本法国杂志上看到了台湾摄影家郎静山的摄影作品,感受到摄影也可以如此富有画意,便开始对摄影着迷。画画需要安稳的环境,而摄影却比较灵活,比较适合他当时的生活状态。

    “诗情画意王摩诘,镜里丹青复礼陈。”这是原广东省委书记王匡对陈复礼的评价。王匡认为,正如唐朝诗人王维的诗句中渗透着画意一样,陈复礼的镜头下散发着浓厚的丹青气息。他将中国画运用空白和墨线来区分物体的方法融入摄影,在黑白摄影中,运用单色来表现被拍摄物体的质感和立体感,体现出中国传统绘画去粗取精、删繁就简、虚实相间、藏露结合的精华。

    在风光摄影彰显中国画意的基础上,陈老进一步吸收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配套元素,将书法、篆刻、诗歌等以题句、落印的方式融入到照片中。他的许多摄影作品,还以著名诗词或化用诗词来命名。这个时候,“中国画意”已经不足以概括他的作品风格,而只能形容为“中国气派”。高扬着“中国气派”的旗帜.沿着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道路阔步向前,陈复礼收获了他的另一大发明——“影画合璧”。所谓影画合璧,在兼具中国画意、书法、诗词、篆刻等文化元素于一体的照片上,补充中国传统绘画,绘画题材与照片题材有机融合,成为一幅新的“合璧”作品。陈复礼先后与李可染、吴作人、刘海粟、启功、古元、范曾、黄胄、李苦禅、黄永玉、程十发等20多位书画名家合作“影画合璧”作品。现在,参与合作的书画家很多已经故去,这些独特的艺术品变得更加珍贵。

    在早期作品中,陈复礼通过摄影镜头表现出对劳苦大众的同情、爱怜和寄望,也寄托着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体悟。他的代表作之一《战争与和平》,以铁丝网中的鸽子为主角,配以布满乌云的天空背景。其子陈惊雄说:“这与父亲的经历也是紧密相关的。日本侵华战争迫使他背井离乡,日本侵入泰国迫使他辗转越南,在越南又赶上越法之战,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通过镜头表现出来的对和平的热爱尤其强烈。”

    在改革开放之前,陈复礼的作品以拍摄祖国的名山大川为主,展示华夏大地的秀美风光。改革开放后,陈复礼的作品开始捕捉时代的脉搏,记录社会的变迁,渗透了浓厚的时代色彩。如果说风光摄影着重体现了陈复礼追求的“美”,那么一系列写实性较强的作品则体现了“真”和“善”。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丑恶社会现象,陈复礼也没有规避,他以镜头为武器,或夸张、或映射,进行犀利的批判。

    历尽沧桑的一代大师,如今终于可以静享天伦,颐养天年。但陈复礼先生对摄影艺术界的影响并没有停止发酵,就在2011年的香港苏富比春拍中,他的两幅作品(《喜雨》《朝晖颂》作为中国艺术精品亮相,引起了海内外摄影艺术界的关注。作为当代摄影中国气派的代表者,陈老的影响注定是深远的。

【注】①过番:旧时闽南人称到南洋谋生。

相关链接:①潮汕一向有艺术之乡的美誉。自小耳濡目染,受影响非常大。举一个例,潮汕的屋脊,那些画,门口的那些画,尽管是农民的画、工匠的画,但都有一定的艺术造就。我自小看这些,深深理解潮汕乡土文化,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自自然然,不知不觉跟着这条路走。(陈复礼《我的艺术之路》)②经过一千多年来历代中国画家的刻意经营,在山水和风景创作方面,已发展到了高深的境界。从事风景摄影,而不考虑到中国画的创作方法,将是莫大的损失。(陈复礼《论中国画意与风景摄影》)③用闻一多先生的话来讲:“诗人的使命是爱,爱自己国家,爱自己的人民。”陈复礼先生用他六十年的影艺生涯倾诉着一位艺术家对自己祖国的无限热爱,用他的无数作品艺术地再现了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他的作品也因此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喜爱。 (摘自赵阳在“陈复礼摄影艺术六十年座谈会”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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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书之人范用

    2010年9月14日,范用去世,北京美术馆东街的三联书店放上了范用的照片,旁边有一句巴金当年题赠给他的话:愿化作泥土,留在先行者的温暖的脚印里。

    从打包、收发开始做起,范用由出版社的一名小员工,最后做到了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副总编辑兼三联书店总经理。他在三联70年,有人说,三联的风格很大程度上就是范用的风格。

    1969年,当范用和原文化部出版局局长陈翰伯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时,仍不忘交谈读书感受,他们的美丽构想是——将来条件成熟的话,办一本读书杂志。

    1979年,范用和朋友们办起了《读书》杂志。杂志一创办就显示了与众不同的风格。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时任中宣部干部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此文激起巨大波澜。有的人很会联想,说《读书》刊登此文是为提倡大家读《金瓶梅》这样的书,主张给“坏书”开绿灯。人民出版社党组在讨论《读书》杂志后决定,这本杂志如果出问题,由范用负责。随后多年,《读书》杂志的每期清样,范用都亲自过目,然后签字付印,直到退休。

    范用在出版界给人的印象是大胆而有眼光,屡吃螃蟹。“文革”后,巴金的《随想录》开始连载于香港《大公报》的“大公园”副刊。有人为此向香港《大公报》施加压力,企图阻挠《随想录》的刊登。

    范用得知后,气愤之极。他打电话给巴金,请求将《随想录》交由三联书店出版,他保证一字不改。巴金同意了。

    全本《随想录》在“三联”的出版是轰动性的,直指对“文革”的反思。巴金也由此在时隔几十年后,重新被人关注和打量。这其实并非易事。要知道,直至1990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巴金的《讲真话的书》时收有《随想录》,但其中《“文革”博物馆》只有存目,而没有正文。

    谈到《随想录》的完整出版,范用曾经说过:“自己认为是对的,就应该去做。到现在我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只是好像听一个很有权威的人说过,巴金是个搞自由化的人。这简直是无稽之谈,什么叫‘自由化’?谁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小时候听说过:不自由毋宁死。”

    除了《随想录》,范用经手出版的经典还有《傅雷家书》、《牛棚日记》等书。除了创办《读书》杂志,他还创办了《新华文摘》。此外,范用还热衷于书籍的装帧艺术。他出过一本《叶雨书衣》,将书籍装帧娓娓道来。“叶雨”是他的笔名,谐音“业余”,自谦之说。对于其书籍之装帧水准,张中行曾言:“南有钟叔河,北有范用。”

    多年来,范用挨过不少批评,他常被批评的一点做出版不是“政治挂帅”,而是凭其个人兴趣和爱好。范用的回应是:要做好工作,没有一点兴趣,行吗?恐怕做人也不行。

    范用退休后,曾在《一封感人的来信》中写道:“每一位读者都可以有他个人的爱好和志趣。出版社出什么书,应当有所选择,而且是慎重的选择,这就有高低优劣之分。正直的出版工作者应当自信走一条正当的路,对得起读者、作者的路。”面对市场化的浪潮,这是范先生对出版同行的殷切期望,更是一个出版家内心的坚守。

    戈宝权描述范用说:个子不高,精明能干,爱书如命。他的藏书不亚于一个小型图书馆,而且颇多善本。每次去看望他,只听到他的声音,而不见其人。

    范用的读书法曾让王蒙感叹:今日书今日毕,好书读完不过夜,不好的书确认与搁置也不必过夜。千万不要把书放在一边待读,待下去就会愈来愈多,永无读日。

    刘再复去美国多年,年年收到范用的贺卡。他评价范用说:“范用仅读过小学四年级,最后却成了博览群书、高立书林、独生夜响的书界风骨,这完全是得自乾坤造化之心。”

相关链接:①至今,三联书店已成为众多读者和文化人眼里的一块“绿地”,范用领衔时形成的独立、自由、平实、典雅的“三联风格”并未因他的退休而中断,而是成为一种传统。——吴丛丛《书痴范用》②范用1985年被“一刀切”退休,不过风采依然,见过范先生的人都知道,范用很有范儿,喜欢戴顶深色贝雷帽,穿红毛衣,戴红围巾,鼻梁上架一副黑框眼镜,风度翩翩,书卷气十足,甚至被朋友们戏为“最爱美的出版家”。——黄离《我和范用的“缘”》③范用对“文革”极为反感,“造反派”揪斗他时,他正气凛然,倔强到底,自始至终既不认错,也不揭发别人。“造反派”把他看做眼中钉,在社领导中,他挨打最多,受害最烈,但他毫不屈服,被说成死硬顽固,十足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有个美编还在大字报上画了一幅漫画:四个人抬着一顶轿子,里面坐着长了个大鼻子的刘少奇,轿子上一个很大的“资”字,范用扛着一根哭丧棒,用毛巾擦着满脸汗水,气喘吁吁的在轿子后面紧紧跟着,形象生动,活灵活现。范用对这张漫画非但没有反感,反而十分欣赏,后来还特地要这位美编照样画了一张,收在自己的一本书里,让大家观赏。——张惠卿《〈叶雨书衣〉和范用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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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通儒顾炎武

    顾炎武从科举制度桎梏中挣脱出来后,便一改旧习,自警“能人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力倡“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为了一抒山河壮怀、广交天下贤哲,也为了摆脱纠缠,躲避豪绅叶方恒的陷害,他以游为隐,将家事稍作安排,便只身出游。最初往来于山东、北京、江苏、浙江之间,自康熙元年起,其游踪扩至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以友人所赠二马二骡载书自随,南北往返,风尘仆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著述事业。顾炎武每到一处,必考察当地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如与平日所闻不符,便打开书卷验证。旅途中则在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就翻书温习。据他在《书(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回忆,自己曾临泰山,谒十三陵,登恒山,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他把所搜集到的地理文献资料一分为二,将有关水利、贡赋、经济、军事部分,编为《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关地理沿革、建制、山川、名胜部分,则编为《肇城志》。

    顾炎武把《论语》中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作为自己的治学宗旨和处世之道,虚怀若谷,严于律己,注重友情。在他看来,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难成。交友是益学进道的重要途径,古人学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所以,寻友交友构成他为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学交友过程中,他始终推友之长,虚己待人,以友为师,其高尚品格足为后世楷模。他晚年所撰《广师》,从学术视野、学术贡献、博闻强记、文风雅正、治学态度等方面,对同时代的十位“同学之士”加以称许。其弟子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盛赞其师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天下贤豪长者。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

    顾炎武一生,始终关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早年奔走国事,中年谋求匡复,即使暮年独居北方,依旧念念不忘“东土饥荒”“江南水旱”,直到逝世前,病魔缠身,他仍然以“救民水火”为己任。他主张,天生豪杰必有所任,“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自己的责任。顾炎武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有其特定的原因,今天看来固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于一个旧时代的思想家和学者来说,却是难能可贵的。面对明清交替的现实,顾炎武从历史反思中得出结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世学者将他的这一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颇有道理的

——(摘编自陈祖武《顾炎武评传》)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阎肃:一位受欢迎的艺术家

余秋雨

    世上有些朋友,彼此交往既不长也不深,但一见就高兴,说个没完没了。我与阎肃先生,就是这样的朋友。我在中央电视台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中,曾与阎肃先生一起担任评委很多届,从旁观察,反复思考,发现他被当代电视观众喜爱是有原因的。

    第一个原因,他身上完全没有让人厌烦的架子。他从来不曾在公开讲评和私下聊天中,夹带一丝一毫有关自己的职位以及以前作品的信息,哪怕是暗示也没有。于是,他在观众和朋友面前,不再是官员,不再是老艺术家,不再是学者,甚至,也不再有军队背景,而只是一个单纯、轻松的普通人。于是,他成了一个似乎没有显赫履历、官位、成就的和蔼老人,这等于拆除了他与广大观众之间的层层围墙、道道阻隔。观众面对他,并不需要穿越什么障碍,直接碰撞他诚恳的言辞和话语,倾听他毫无矜持地畅怀大笑。相比之下,那些喜欢抖搂“身份”的人可能一时让观众敬畏,却很难让观众融入,观众也就很快把他们冷落了,冷落在他们的那些“身份”中。

    阎肃先生对“身份”的自我卸除,不是出于一种谋略,而是出于本心。我了解他,他在内心也对种种外在的地位毫不在乎,别人问起来,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匆忙绕过,绝不留连。

    阎肃先生受欢迎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真懂艺术。他的强项,是编剧、作词和音乐。他对剧本的要求,是干净而有力;他对唱词的要求,是流畅而典雅;他对音乐的要求,是浓烈而悠扬。正是出于这种等级,他即使应邀创作一首配合“打假行动”的歌词,也能写成“借我一双慧眼吧”这样高品位的流行歌曲而广泛流传。在艺术上,等级和品位是生命所在,这比题材重要。只要等级和品位高超,哪怕是处置一个平凡的社会题材,也能闪现出审美光亮。在我的观察中,阎肃先生对于一首歌词、一段音乐的点头、摇头,总是基本符合普遍而公平的艺术标尺。他可能说得比较客气,比较简单,但他对艺术的取舍、扬抑一清二楚。因此,请他来评审各种作品,就会显得很“内行”,社会各界都服气。

    艺术良知使阁肃坚守住了审美本位。所以,广大观众都看到了,不管他出现在什么电视节目中,总是温和如春,切实可行,毫无作秀嫌疑。邀请他,不会有什么让人尴尬的风险。

    阎肃先生受欢迎的第三个原因,是他天真烂漫,好学不倦。他永远处于一种李白抬头看瀑布的惊喜状态。他不执着专业门户,不摆弄专家派头。他有很好的传统文化根基,但他从来没有在镜头前背诵名篇、甩弄典故,每次出来都是一副兴致勃勃、其乐融融的学习劲头。他像一个忘了年龄的“粉丝”,面对着各种新出现的艺术现象,天真而欣喜的表情是那么真诚。在讲评时,他没有教训口吻,更没有训斥语气,即使批评,也善良温和,让年轻的艺术爱好者们乐于接受这种镜头态度,与他在生活中充满好奇的学习精神有关。在中央电视台的多次合作中,他非常注意我的讲述,只要我提到一个他所不清楚的历史细节,或者他不明白的国外文化生态,等到休息时总会不断询问,认真的态度就像一个学生。但从他的问题就知道,他其实对那些课题的背景并不陌生。我有时也会突然一愣,心想自己年轻时,他不曾经是我的崇拜偶像么!偶像为什么永远高大?因为他心胸开阔,不断充溢。

    阎肃先生的谦虚好学,使他每时每刻都对世界、对他人保持着一种新奇感。这样的人是可爱的,他几乎喜欢一切给他带来任何审美愉悦和思维愉悦的人,因此他自己也让人喜欢了,没有人不喜欢他。

    说到这里,我想对阎肃先生做一个印象性的归纳。首先,他是一个稳稳地站在中国土地上的当代君子;其次,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的天真艺术家;第三,他是一个直到晚年还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奇迹般老人。有此三点,此生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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