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领导力：并非权谋，而是理念

    不少人心中的曾国藩，是“权谋”的形象。事实上，在朝有武功、在野有著述，被称为清朝理学大儒、“中兴名臣”的曾国藩的领导力的核心，并非权谋。曾国藩并非天资聪明之人。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才略太欠”，是个“书憨”；梁启超也说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也评价自己“生平短于才”。

    曾国藩相信“至拙”能胜“至巧”。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成功，恰恰就是“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民国学者萧一山也说曾国藩“不尚机权，惟务质实”，这是曾国藩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他一生得力之处。

    曾国藩是以书生从戎，他所面临的环境非常险恶。一方面是太平军的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另一方面，统治集团中，官吏渎法贪冒；士子不知廉耻，唯利是求。军队之中，将帅贪婪平庸，士卒望敌而走。在曾国藩看来，可怕的不是太平军作乱，而是人心的陷溺、人欲的横流。军事的失败的背后是价值体系的崩溃。无兵无饷不足忧，唯独放眼看去，竟然很难找到一个见利而不争先、见义而唯恐落人后的人。要扭转这种局面，在曾国藩看来，当务之急，是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的理念来改变人心，号召那些“抱道君子”，投身于挽狂澜的事业中。他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他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动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便是他的领导力的核心。曾国藩的湘军因而表现出了异于任何军队的战斗力。

    曾国藩理念的核心，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然而一般的儒生却只是想、只是说，而不敢做、不去做。曾国藩坚信“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毛泽东对曾国藩这一点非常佩服，认为曾国藩是“办事兼传教”之人。曾国藩成事的根本，就在以“传教”来达成“办事”的结果。

    曾国藩在北京为官的时候，以理学为自己的修养之道。理学对其领导力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曾国藩一生以“做圣贤”为自己的追求。曾国藩具有“卫道”的强烈使命意识。曾国藩正是把与太平天国之间这场军事对抗，变成了一场文化上、价值上的“卫道”的战争。儒家为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和价值追求，是一种正面的导向。但是，儒家也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过于相信道德的力量，因而理想主义色彩过浓的儒生，往往无法成事。因此，对于要在现实世界中把事情做成的曾国藩来说，只靠儒家的价值理念，显然是不够的。

    曾国藩出来统帅湘军，开始运用法家的理念施为。法家相信人的本性是求利的，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围绕着利益而展开的。法家认为权势才真正具有让人屈服和顺从的力量，此外，法家还强调争夺。它使得曾国藩能够透过表面的温情看清深层的利害，这无疑是他能在为官从政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而明白的意识的关键因素。但是，法家也有自身的不足。其最大的问题就是过于强势、冷酷、过于以自我利益为中心。所以曾国藩在湖南和江西带兵时，就陷入了极度紧张的人际关系中，以至于“通国不能相容”，最终被罢免了兵权，跌到了人生的最低谷。

    挫败一度使曾国藩陷入焦虑抑郁之中。当然，挫折使曾国藩有了一个自我反省并得以真正脱胎换骨的机会。近一年的自我反省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即道家）处世”。法家之弊是逞强，是自以为是，而道家的“柔弱”、“不争”，恰恰是要打破人的自矜、自是，从过分的自我之中走出来。曾国藩就这样把儒、法、道三家的精髓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从而达到了真正的圆通无碍的境界。这便是曾国藩领导力的最大特色，也是他最终能够成就事业的根本原因。

（选自《大家》2015.11.16，有删改）

屠岸：诗歌是我的圣坛

    在《诗爱者的自白》一文中，屠岸写道：我是诗的恋者，无论是古典，浪漫，象征，意象；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只要是诗的殿堂，我就是向那里进香的朝圣者。

忆起自幼对诗歌的迷恋，屠岸说，这是受到母亲的影响。那时家中有一副对联：春酒熟时留客醉，夜灯红处课儿书。下半联描述的就是母亲教他古诗的情景。

    屠岸的母亲屠时是常州的才女，擅诗、书、画、音乐，尤其在诗词丹青方面，造诣颇深。母亲从他小学三年级开始，每晚教他吟诵古诗文。母亲的吟诵是按照家乡常州的吟诵调，抑扬有序，疾徐有致，像动人的音乐。14岁那年他生了一场大病，母亲日夜守候，并吟诵诗词给他听，当她吟颔联和颈联的时候，我感到她的嗓音中放射出一种特异的感情色彩。从母亲的吟诵中感到的心灵震颤，至今仍会在他心头再现。

    稍长，他开始倾心于白话新诗和外国诗歌经典。高二时，他从表哥在光华大学英文系所学的英国文学作品选读中，抄下了一百多首英诗，一首首研读，用了两年多时间研读了一遍，有的诗篇烂熟于胸。

    出于对英诗的浓厚兴趣，读大学时他集中精力投入诗歌翻译。1946年，他的译诗稿开始投向《文汇报》副刊《笔会》，主编唐弢对这个23岁的大学生的译作甚为重视。诗人里尔克的《寂静的时候》、麦克里的《在弗兰特的旷野》、斯蒂芬斯的《憎恨》，6个月中，他在《笔会》上发表了15篇作品，高密度的发表，给了年轻的屠岸以巨大鼓励。

    诗歌，使他沉醉、痴迷、狂喜，也因为诗歌，使他在困苦岁月里得到精神的慰藉。在文革最暗淡的时期，是诗歌使他获得继续面对生活的勇气。

    他犹记得当年在干校劳动，每当割高粱时心中总要默诵英文诗歌，把切割动作和诗行节奏结合，汗流浃背，但身心痛快。挥臂割完高粱，还要用手镰把高粱穗从秆上扦下，他时常一面默诵济慈的《秋颂》，一面扦穗，节奏舒缓，心态平和。书被抄走了，但心中镌刻的诗是抄不走的。屠岸说。

    他还常以诗歌来恢复心灵的安宁。1980年代中期，他患了严重的忧郁症，一度彻夜失眠。有一夜，他偶然睡着了，醒后回忆，睡前正在默吟白居易的《琵琶行》，沉浸在诗的氛围里，无意中进入了久违的梦乡。从此，他时常通过默吟来召唤睡神，或杜甫、白居易，或莎翁、济慈，默诵使他平静安宁。

    屠岸爱诗，也希望自己的后辈懂得欣赏好诗。在他的建议下，曾有几年，家中每周或每半月举行一次诗会，以小外孙的名字命名为晨笛家庭诗会。全家聚集一堂，欣赏古诗和新诗。

    家庭诗会中，屠岸先生用祖传的常州吟诵调吟诵古诗词，必是最受欢迎的节目。常州方言的声调体系与中古汉语声调体系接近，能保留古诗文的音韵美。2008年，常州古诗词吟诵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认定的常州吟诵调代表性传人有三位：赵元任，周有光，屠岸。从这年冬天起，他在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安排下，每周进行一次录音，他的心愿就是让这宝贵的文化遗产得到传承。

    晚年的屠岸丝毫没有暮年颓唐的心绪。“我每天想的是赶快做，每天做的是赶快写。我还要向前行，不能放下我的笔，我不能停下我的步。”1941年，18岁的屠岸第一次发表诗作《美丽的故园》．如今，91岁的屠岸先生每天仍坚持工作、阅读。

    诗歌创作70余载，他至今仍感到“写诗的冲动始终存在，没有退潮”。有时已经上床入睡，如果出现诗思，立即起床把灵感记下。屠岸说，自己的创作方法是抛开思维定势，带着新鲜的眼光看待、观察熟悉的世界，从中发现新鲜的东西并用新鲜的语言加以表现。“没有新鲜感就没有诗，我每天看到东西都是新鲜的，太阳存在亿万年，但是每天看它都是新的。我完全可以做一个婴儿，去拥抱生活。把每一天看做新的生命的开始，就不会萎顿、不会沉沦。”屠岸始终喜欢接受新事物，像年轻人一样投入地工作。他推崇常州话里的“老合小”，希望自己“虽然肉体老化，但如果还天真烂漫，就不会感觉到老”。

    屠岸也没有停止翻译，小女儿章燕是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父女俩合作出版了莎士比亚长篇叙事诗《鲁克丽丝失贞记》、狄金森诗歌选《我知道他存在》等，有的是共同翻译，有的是女儿翻译后，屠岸修订。

在耄耋之年依然保有丰沛的诗情，屠岸先生比喻自己的心境“深秋有如初春”，那是红树黄花浸透了的丰盈，如同他在《树的哲学》一诗中所写：“我﹣﹣/愈是深深地扎下/愈是高高地伸展/愈是同泥土为伍/愈是有云彩作伴……我于是有了粗壮的树干/美丽的树冠/我于是长出了/累累果实/具有泥土的芳香/像云霞一样/彩色斑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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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洪子诚、刘登翰在《中国当代新诗史》中所写：“屠岸是执着的‘美’的不懈追求者，细心且有耐性地去发现事物中的美、圣洁、欢愉。直到晚年，屠岸的诗也仍保持着年轻的心态，一种不做作的诚挚的童心。”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教我如何不想他”

    提到赵元任，不得不提他的语言天才。他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是天才的语言学家。他不仅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更是世界知名的语言学家。

    赵元任原籍江苏常州，1892年生于天津。他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几乎每到一地，他都能很快学会当地的方言。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他居然能用八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赵元任担任翻译，每到一地，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在途中，他向湖南人学习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当地人跑来和他称“老乡”。

    1926年，在赵元任与梁启超两位导师指导下，王力完成了他的论文《中国古文法》，论文后注有一句附言：“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中罕见。”赵元任批语道：“删！——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在赵元任先生看来，西文包括的语言种类很多，没有精通所有西文的文法，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

    虽然按照导师的意见删去了附言，但对“言有易，言无难”这句话的深刻思想，王力还没有完全明白。后来王力在论文《两粤音说》中提出“两粤没有撮口呼”，依据是他的家乡话博白话没有撮口呼。但1928年赵元任先生到广州进行方言调查时发现，广州话有撮口呼，马上就给王力写信，信中以“雪”字为例，说明广州话有撮口呼，《两粤音说》中的结论错了。据王力本人回忆，他这才发现自己的论文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论文题目本身有问题，调查方言要一个一个地点去调查，不能把两粤作为一个整体来调查；第二，由博白话没有撮口呼推断两粤没有撮口呼，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至此，王力才真正理解了“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的分量，并从此将赵元任先生的这六个字作为座右铭。

    美国语言学家裘斯1957年曾赞誉说：“赵元任在语言上头从来没有过错误。”然而，1972年，赵元任写了一篇题为“回想我在语言上犯过的错误”的幽默诙谐的演讲稿，坦陈自己在语言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走过的弯路，作为对老朋友过誉的回应。

    他曾经觉得语言的分布是跟着地理政治上的分界走的。有一年到欧洲旅行，他就无形中假定一国说一种话，或是一区说一种话。他开车在瑞士玩，因为第二天准备送车去检修，晚上住下来后就先用小字典查了汽车各部分的德文名称。没想到第二天修车的跟他讲的是法国话，这把他急坏了。赵元任说：“那不行。晚上用功用的是德文功，这车非得用德文来修不成。”这次欧洲旅行给他的印象很像坐着长江的轮船从上海到重庆，一路停一个码头变一点口音，很难说一个方言到什么地方为止，另一个方言从什么地方开始。也就是说，语言或方言的分布并没有明确的地理政治分界线。

    赵元任是个纯粹的学者，打心底里喜欢钻研学问。他学习数学、物理、哲学、语言等多个学科，而这一切都源于兴趣。纯粹，意味着心无杂念。他有他的抗拒，他害怕行政事务，终生不愿意当官，只愿埋头学问。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无趣的人，他同样有着深厚的“文人气”，知道如何去寻找生命中的美好和快乐。他曾告诉儿女们，自己研究语言学只是为了“好玩儿”，所以学得再多也不会成为负担；在他那里音乐也是真实的享受，大学时代，无论主修哪一门功课，他总要辅修音乐课程。他创作了百余首歌曲、钢琴曲，最为人熟知的是那首刘半农填词、他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世间很少再有如赵先生一般的人，“教我如何不想他”！

（摘编自潘冬《赵元任：走到哪儿都是“老乡”》、苏金智《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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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赵元任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大师，他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位值得尊敬和钦佩的人文学者。他具备了当代一个人文学者的所有特征：尊重人的价值，培养并训练人的技能——科学的技能和艺术的技能，富于人情味和人道主义精神，还常常带着教人愉快的幽默感。

（陈原《赵元任全集·前言》）

    ②他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美国留学期间对数学、物理、哲学等学科有过专门的学习。他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既有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影响，也深受我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他从事现代语言学研究重视语言事实的实地调查，重视对语言材料的鉴别和归纳分析，不说没有根据的话。

（苏金智《赵元任研究语言学的实事求是精神》）

李小文：特立独行的“布鞋院士”

    貌不惊人，神功盖世。这是很多人认为李小文像《天龙八部》里扫地僧的理由。

    在北师大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谢云看来，李小文是国内遥感界泰斗级的专家。但第一次见面让谢云很意外。当时，为了让学院在遥感领域进一步发展，领导邀请了在中科院遥感所的李小文，“那时他才53岁，已经有那么多成果了，在我们眼里那就是偶像。”

    一天，谢云下楼时，发现迎面上楼的男子穿着白衬衫黑裤子，手里拎着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半圆形黑包，脚上是一双布鞋，“特别土，我还想这人来我们这儿有什么事，别人告诉我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小文。”

    偶像的这身装扮，让谢云很意外。他后来听同事讲，李小文第一次到学院报到，就因为这身装束，被门卫挡在了外面，以为他是来推销的农民。

    李小文在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做所长，白天在研究所上班，晚上回北师大做课题。地遥学院晚上11点关门，李小文经常忙到很晚，每次回来都要叫值班室帮忙开门。李小文去找系主任，“咱不是要办成国际一流大学吗?你在美国时，看哪个国际一流大学晚上11点钟就把门锁了?”后来院里把钥匙分给了李小文一把，再也不影响他忙到半夜了。

    李小文说：“我做课题的原则就是能够交差。”但身边师生都知道他对科研有多严谨审慎。学生胡容海说老师的“能交差”，指的可是把项目申请时下的承诺全部完成。他审阅学生的报告，勘误是逐字逐句的。学生的小组汇报做完，他说，“公式是不是再好好推一推”，抠出每一个符号的疏漏。李小文的研究论文被广泛引用，波士顿大学地理系主任Strahler教授曾评价，李小文是遥感基础研究领域最顶尖的两三位科学家之一。

    李小文的快乐来自学生。有人曾问李小文喜欢带什么样的学生，李小文的观点是“有教无类”，“只要愿意跟我念书的，我都愿意带。”

    他经常用古诗词解释复杂的遥感理论。谈到遥感的优势，李小文引用苏东坡《题西林壁》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讲到自己的成名作“遥感几何光学模型”，他说其实就是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一诗中的“草色遥看近却无”，春草直生，远看绿色浓郁，但站到近处看，绿色就没有那么浓密了。

    李小文喜欢和学生打赌，学生们也知道，老师和自己打赌另有用意。有一次，一名学生在实验观测中发现，太阳可以从东北方向升起、西北方向落下。李小文起初认为这有悖于人们的常识，为了给学生一个发现真理的机会，他就和这个学生打睹。师生俩分头查阅资料，仔细论证。最终，学生赢了老师。他曾在博客里提到“老师合格的标准”：让学生做自己的“掘墓人”。

    李小文在中国科学院做讲座的一张照片走红网络，照片里，蓄着胡须的李小文穿着黑色外套，没穿袜子的脚上蹬着一双布鞋，不经意地跷着二郎腿，低头念着发言稿。山村老人形象与院士身份形成的强烈反差，让很多人惊叹，“一派仙风道骨，完全就是古龙笔下的侠士”。“李小文”作为关键词，迅速排在了搜索引擎的第一位；他在科学网开设的博客，点击量迅速超过了400万次。媒体蜂拥而至，有时，他会在电话里赔笑，“理解一下，理解一下”；有时，他会用商量的语气说：“再等等，等这波热点过去吧。”他希望赶紧出个新闻，为自己那张被热炒的照片降降温。

    一名博友说，李小文有文人的风骨，而这种风骨，就是现在学术界缺少的真性情，是学者本分的回归和做学问应有的那种心态。

（摘编自《新京报》2014年4月29日）

相关链接：①李小文（1947～2015），遥感、地理学家，1985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地理学博士学位，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所长。（摘自中国科学院学部与院士网）②汶川地震后第二天，李小文在自己的博客上“道歉”，说大家都关注汶川的灾情，“但到现在我们还出不了一幅图”。看见时任总理温家宝去灾区，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里看的还是地图，而不是遥感出的现势图，李小文说，“我们搞遥感的，真是恨不得打个地洞钻下去，就算地震殉国算了。”

鲍勃·迪伦一直是个谜

    鲍勃·迪伦的原名是罗伯特·艾伦·齐默曼，他在大学开始唱民歌时改名鲍勃·迪伦。他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模仿美国电视节目中的西部英雄马特·狄龙。他的民谣生涯是从考上明尼苏达大学开始的。鲍勃和不少当时的年轻人一样，厌倦枯燥无味的大学生活，他常出入酒吧，试图从音乐中找到自己。当时的摇滚乐还没有成型，不少年轻人都嫌弃“三件套”式的音乐，于是鲍勃把手里的电吉他换成了一把钢丝弦的吉布森民谣吉他，随着时间的沉淀，迪伦慢慢摸索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风格。

    1961年1月，他寄住在别的民谣歌手家，他和别人组队去看望住院的偶像伍迪·格斯里。后来他的偶像成了他的贵人。在签约CBS唱片公司后，迪伦崭露头角。1962年，迪伦在自己的第一张同名专辑的封面上略带羞涩地望着镜头，任由别人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年轻的民谣偶像。

    1963年和1964年的演出使得他的名声到达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也渐渐地从伍迪·格斯里的影响中走出，成为独一无二的民谣国王。1963年的一场演出中，迪伦念了一首自己写作的献给伍迪-格斯里的长诗，这既是致敬，也是告别。在这一阶段里，鲍勃·迪伦的主要创作方向是抗议民谣，这个时代的迪伦是最为人熟悉的，似乎全世界的乐迷都愿意他沿着这个模式永远走下去。

    1965年初，受到披头士等英国摇滚乐队的影响，迪伦用时髦的西装和尖头皮鞋代替了皱巴巴的牛仔裤和工装服，在接受采访时也越来越“没正型”。在电视访谈节目中谈及准备制作的新电影时，他回答说那将是一部牛仔恐怖片，当问及是否在片中扮演牛仔时，他回答说：“不，我扮演我妈妈。”

    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让迪伦在1965年的新港民谣音乐节上遭受了来自歌迷的敌对情绪。在演出前一天，迪伦突然擅自决定挑战民谣音乐节的惯例，决定要带一支完全电声化的乐队上场。当场的情况乱成一团，抗议歌手和歌迷认为他“背叛”了民谣，迪伦尊崇的民谣领袖皮特·西格尔甚至愤怒地用斧头把扩音器的电缆斩断。他和乐队只演了三首歌就在嘘声中匆忙下台。即使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歌迷们都难以忘记迪伦的离经叛道，为他取了个“犹大”的绰号。

    后来的一场车祸让迪伦开始远离聚光灯的中心，而他的音乐风格也再一次地发生了改变，歌词也不再犀利地直指社会现象。关于车祸后自己的转变，迪伦曾说：“我不知道别人的幻想是什么，但是我幻想能够朝九晚五地工作，在绿树成荫的地方有一所带白色栅栏的房子，庭园里盛开着粉红色的玫瑰。那会很好。那就是我最深遂的梦想。”

    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一些主流评论开始推崇迪伦文学方面的造诣，有批评家称他为现代美国继卡尔·桑德堡、罗伯特·弗罗斯特之后最伟大的诗人；1976年美国总统卡特在竞选活动中引用迪伦的诗句并称其为“伟大的美国诗人”；1990年，法兰西文学院向迪伦颁发“文学艺术杰出成就奖”。外界的各种褒奖没有使迪伦沦陷，他对自己的评价调侃而中肯：“无论我到哪里，我都是一个60年代的游吟诗人，一个摇滚民谣的遗迹，一个从逝去时代过来的词语匠人，一个从无人知晓的地方来的虚构的国家首脑。我处在被文化遗忘的无底深渊之中。”

（摘编自《三联生活周刊》《新京报》《深圳商报》等）

相关链接：①鲍勃·迪伦，美国摇滚、民谣艺术家，诗人，201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②鲍勃·迪伦创作的歌词，实际上都是最直白、最简单的诗歌，这种简单直白的诗歌形式，非常朴素，带有民间色彩。（《专访作家肖复兴：谈鲍勃·迪伦——文字会骗人，音乐不会》）

我的父亲常书鸿与他的敦煌情缘

常嘉煌

    父亲与敦煌的结缘，源于1935年某一天在塞纳河边的一场“邂逅”。那一天，父亲从卢浮宫出来，按照多年在巴黎散步的习惯，顺便溜达到塞纳河边的旧书摊。

    在美术图片部，他不经意发现了一部由6本小册子装订成的《敦煌图录》。

    这套《敦煌图录》是1907年伯希和从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以前在卢浮宫，父亲总是对西方绘画中的人物惊叹不已，这是他第一次认识到，来自故乡的艺术同样生动有力。父亲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站在旧书摊前一直看到暮霭时分。

    并不是每一个偶然翻到伯希和《敦煌图录》的中国艺术家都会将自己的命运与敦煌联系在一起。我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父亲走向敦煌。

    那时父亲已是在法国取得桂冠的东方画家，画廊向他发出的订单很多，他完全可以在异国过着一种舒服而优裕的生活。但站在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瑰宝前，父亲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终生创作的源泉，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召唤着他回中国、去敦煌。

    1936年，父亲终于坐在了回祖国的火车上。但因那时西北战局不稳定，他只好先在北平国立艺专教书。

    1942年，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大型浮雕《皇后礼佛图》被人劈成无数碎片后分别包装偷运出国。全国舆论对于国宝的讨论沸沸扬扬，由此也提及了敦煌石窟历次所遭受的劫掠和破坏。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极力推动对敦煌文物的研究和保护，在他的提议下，政府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而父亲被推选为筹委会副主任。

    经过6年的漫长等待，而今就要实现去敦煌的理想，父亲十分兴奋，立即着手准备西行。1942年冬，他只身赶赴兰州，在那里招兵买马，聚集了5个人。1943年2月，他们一行6人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向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出发。

    走了一个多月，总算到达了有“风城”之城的安西。他们这几个初次出塞的旅客，雇了十几头骆驼，又告别安西，走入真正的荒凉之地。经过三天两夜饱受困乏和饥渴的行程之后，终于到达了莫高窟。

    到达敦煌的当天，父亲就顾不上休息，对敦煌做了初次巡礼。在名震世界的藏经洞前，他百感交集。1900年，这一洞中发现3万余件敦煌文物，但却被法国人伯希和等劫走了近万件。洞窟仅仅剩下了一尊塑像和一幅壁画，而40多年后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窟前还放牧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人夜宿之地。他们就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砍伐树木。父亲晚年常对我说，那时，面对眼前的满目疮痍的敦煌，失望之余，他又从内心默默地说：我既然来了，就要保护你。

    父亲的敦煌生活就这样开始了。第一顿饭用的筷子是刚从河滩红柳树上折来的树枝，吃的是盐和醋拌面。第一个夜晚是一夜风沙。第二天，开始清理掩埋洞窟的积沙，他们和民工一道，自制“拉沙排”，打着赤脚，清除积沙。接着，他们造了一条长达960米的围墙，敦煌石窟保护工作从此开始。

    生活虽艰辛，但洞窟编号、内容调查、美术临摹却都在紧张进行中，因洞中幽暗，没有照明器材，临摹壁画时就在小凳上工作，一手举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临摹窟顶画时，头和身子几乎成90度的直角，时间一长，就会头昏脑涨，甚至恶心呕吐。为了搞清画中内容，父亲还强迫自己念经文，然后在洞窟中面壁琢磨，一一对照。就这样，到1948年，父亲带领研究所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品选”等十几个专题，共选绘摹本800多幅，为敦煌资料的调查、积累打下了坚实基础。

    当时没有人力，缺乏经费，他们要自己搭脚手架，修简易栈道。进洞子要连爬带跳，从危栏断桥上匍匐前进。有一次，父亲和另两个同事到莫高窟最高层第196窟，梯子倒了，他们被困在洞中，上不着顶下不着地。父亲本想从崖头爬上山顶，但站立不稳，差一点摔下去。手中的记录卡片飘飘荡荡落到了崖下，像一大片上下翻飞的蝴蝶。幸好有同伴到山下拿了绳子来，从山顶吊下去，才一个一个地把他们都拉到了山顶。

    1943年，来敦煌临摹作品的张大千离开莫高窟时，半开玩笑地对父亲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  的确如此，眼前是沙，远处是荒漠、戈壁，莫高窟离最近的村舍有30多里，自然条件的苦也许还好克服，但远离社会的孤独感和隔绝感都成了最“致命”的病毒。有一年夏天，父亲的一位同事发高烧，大家准备了一辆牛车要送他进城医治，但要走6小时才能到城里。临行前，这个年轻人哭着对父亲说：“我死了之后不要把我扔在沙堆中，请你们好好把我葬在泥土里……”病愈后，他就坚决辞职回南方去了。而父亲却一呆就是四十年！

    1948年在南京、上海举行敦煌艺术品展览时，父亲将所有的临摹品寄到南京展出。之后，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手谕令父亲把东西运到台湾，并让父亲跟他一起走。而父亲毫不犹豫地立即返回敦煌，他早已把自己的命运和敦煌联系在一起，离开敦煌，便等于放弃他的生命。

    1968年中苏关系非常紧张，研究所离中蒙边境线只有几百公里，于是不断疏散人员。有一天他问我：“看过《冰海沉船》吗？”我说看过。他又说：“如果有一天敌军打了过来，我就要像那位船长一样，和敦煌一起毁灭。”这句话深深地烙在我心里，让我意识到，敦煌对父亲如同生命般重要。

    1982年，父亲被调到北京，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但他的心一直在敦煌。此后，他一直想找机会再为敦煌工作，但始终没能实现。父亲内心十分苦闷，给别人写信都称自己“客寓京华”。父亲在家中挂了好几个铃铛，微风一吹，叮叮当当，他就感觉自己又像是回到了敦煌，在莫高窟聆听大佛殿的风铃声。他无数次写过这样的话：“夜夜敦煌入梦来……”

    父亲去世后，母亲按照他生前“死了也要厮守敦煌”的遗愿，将他一部分骨灰埋在莫高窟旧居院内父亲亲手种植的两棵梨树中间，墓碑正对着莫高窟大佛殿。墓碑上，刻着赵朴初送他的5个字“敦煌守护神”。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