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的泪

赵振国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眼窝儿变得浅了，浅到轻轻一碰就能碰出大把大把的眼泪来，因为一本书、一首诗、一部影视作品抑或一个梦。

    那天夜里，我又从梦里醒了，梦里没有见到姥姥，梦见的是一条蛇。猛地想起，姥姥是属蛇的。不禁又怀念起姥姥来了。

    3岁的时候，父母把我送到了乡下的姥姥家，这一“送”，就是13年。即使14岁那年我的户口迁到了城里，也还是和姥姥一起生活着，只是生产队不分给口粮了，要到粮站去买，每月29斤半，直到16岁入伍。小学三年级以前，我按着姥爷的姓氏——姓刘。那个乳名，其实也是我上学后用的大名，极臭极臭的，也是姥爷和姥姥给我起的。我曾问过姥爷，怎么给我起这个名字，说是越不好听的名字越好养活。现在，偶尔回到姥姥家，还有人在叫着我的乳名，听起来仍觉得亲切得很，温馨得很，仿佛回到了儿时。

    想着想着，睡意随着回忆的长风旋转着、飘荡着，不晓得散落到哪里去了。脑子清醒着，虽然有着小夜曲的催眠。

    我悄悄下床，披着衣服来到了阳台。

    望着南天，朝着姥姥生活和长眠的方向，本还在眼窝儿里打转的眼泪此时已经滚到了嘴边，舔了舔，咸的，带着稍苦的味道。

    也曾经看到过姥姥流眼泪。

    好像是初冬，也可能是暮秋，只记得地里没有多少庄稼了，人也穿上了厚厚的衣服。姥姥拉着我走了很远的路，还穿过了一条铁道，来到野地里的一座坟前：“这是你姥姥娘(邢台方言，姥姥的母亲)的坟。”随后，从篮子里拿出了些许粗糙的黄纸、几块饼干，还有一盒火柴。“你到那边玩去吧。”姥姥随手指了一下。我不明就里，撒着欢儿跑开了。等我回头的时候，看到坟那边慢慢地升起了一缕青烟，伴着烟雾，听到了姥姥的哭声。

    在姥姥家，我幸福地成长着。看到小伙伴在父母怀里撒娇，也难免有些寄人篱下的惆怅。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瞻前顾后和安分守己的性格，被自卑的牢笼紧紧地囚着，并生长着。

    即使如此，也有做坏事的时候。

    一天和同伴去割草，不知谁说要比试一下谁的镰刀更锋利，我就挥舞起来，齐刷刷地割倒了邻居家的一大片庄稼，那是只有一人高的玉米，正在吐着金黄色的穗儿。邻居找来了，姥姥当着我的面给人家赔了不是。说，眼下正在受灾，吃都吃不饱，粮食那么金贵，糟蹋粮食就是作孽。不爱惜粮食的人，长大了也不会有出息。

    邻居走了，姥姥关上门，左手把我拉过来，右手照我的屁股打了一巴掌。我没有觉到疼，但还是“呜呜”地装哭起来，其实并没有流泪。当我转过身来偷偷看姥姥时，发现姥姥流泪了。

    姥姥生育过一个儿子，当年就夭折了，就抱养了一个和亲生儿子同年出生的孩子，就是我现在的舅舅。姥姥视舅舅如同亲生。后来，舅舅结婚生子，家庭人口慢慢多了起来。那时，我仍住在姥姥家。舅舅、妗妗对姥姥、姥爷很孝顺，对我也很好，没有觉得他们嫌弃过我这个白吃白喝多年的外甥。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姥姥和妗妗没有当着我的面磕磕绊绊过。有时我放学回到家，在门外也能听到她们的争吵声，但一进家门，顿时鸦雀无声了，看到的是姥姥那红红的眼睛。多年以后，当重提往事时，姨姨告诉我，因为你这个外甥，你姥姥当年背地里不知流过多少泪，她憋屈啊。

    看见姥姥最后一次流泪，是在我入伍的时候。那是个冬天的午后。午饭时，姥姥一家围在一起，有说有笑，叮咛和嘱咐了很多话。要动身了，前去和姥姥告别，一进屋先叫了声“姥姥”，只见姥姥坐在炕沿上，低着头抽泣，不抬头看我，也没有应声。我的两眼刹那间模糊了起来。妗妗见此情景，抱着孩子把我推出了门外，我也看到妗妗的那双泪眼。

    我哽咽着离开了姥姥。这一别，就是4年。在我4年后第一次探家时，姥姥对我讲：“在你走了以后，4年里，我不能听到人家提起当兵的，也不能看见当兵的。听到了，看到了，我就想起你，会流泪。”

    我从儿时记忆的长河里，虔诚地捧出姥姥的眼泪，咀嚼着，犹如咀嚼姥姥的酸甜苦辣、岁月沧桑。

    姥姥曾经的眼泪，是怜悯的泪？舐犊的泪？憋屈的泪？是盼望我快快长大的泪？哭坟时报恩的泪？一定不是痛苦的泪。痛苦时，姥姥是不流眼泪的，即使将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忍受着病痛的巨大折磨时，都没有哼过一声、叫过一句，也没有流过一滴泪。

    恍惚中，我仿佛看到，姥姥蘸满一生的泪水，在曾经生活的土地上，书写的是一个大写的“爱”。

    “爱”，足以使我受用一生了。

(选自《散文百家》2014年第6期)

大先生

赵威

    ①先生姓凌，有绝活儿，能把戏里的场景搬到木头上，一块巴掌大的破木板，只需半炷香的工夫，就能让人瞧明白刻的是“桃园三结义”还是“三英战吕布”。所以凌先生起初是凌木匠。

    ②凌木匠不是本地人，早年间逃荒来的。凌木匠来到村里的日子，是那年冬天日头最短的时候。薄暮下，先是一根打狗棍进了三叔家的院门，继而是一个身影，像用那根棍子挑进来的，破衣旧絮，褡裢挂在肩头，趿拉着一双单布鞋的脚，有一只似乎受了伤，缠着破布条。正在院里喂鸡的三婶，委实被吓着了，以为大白天撞到鬼。刚要喊人，“鬼”却先开口，怯生生地道：“大娘啊，要饭的来了，给口吃的吧。”三婶仔细一瞧，是个讨饭的。只见他端着搪瓷缸子的手捂在胸口，哀求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给完吃的，三叔三婶看他可怜，天又冷，就留他在磨坊里过夜。凌木匠望着三叔三婶的眼睛，变得浑浊了。天亮后，他见磨坊里堆着打磨了一半的木料，知道这家要盖房。就对三叔说，他会做木工，可以帮忙，给口吃的就行。三叔寻思，正好雇的木匠有事，就让他试试吧。没想到，凌木匠的手艺精得很，不但会做门窗，还会木雕，窗棂花饰、门簪颂语，好看极了。聊着聊着，又知他不光有好手艺，还装着一肚子墨水。嘿，正好村小缺个先生。

    ③就这样，凌木匠留在了我们村，成了凌先生。“手艺人”在村人口中格外尊贵，而凌先生的尊贵，一部分来自他的手艺，一部分来自肚子里的墨水。因此，“手艺人”和“先生”似乎都配不上凌先生了，村人便称他为“大先生”。

    ④大先生活儿细，字儿好，可闷头做活儿可以，写信作文也行，只是嘴太笨，肚子里的学问也便像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来。而大先生却总认为自己的理儿多，不光要讲个“知其然”，还要讲个“知其所以然”，于是越讲越糊涂，化简单为复杂了。渐渐地，就不受娃们待见，老是捉弄他。一开始，大先生气得直跺脚，骂道：“朽木不可雕也！孺子不可教也！”后来，习惯了，也便没了火气，只顾讲他的，哪管下面乱成一锅粥？大先生是文人，文人最瞧不上文人，他总是跟我们讲，历代风流才子中只佩服李白，还是半个。他说李白一半是诗，一半是酒，他最讨厌喝酒，也便只佩服半个李白了。

    ⑤大先生喜欢讲唐诗，尤其是李白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大先生说李白的床不是床，而是井栏。说这话时，身为木匠的大先生显得颇有把握。我们却哄堂大笑，床就是床，怎么可能是井栏呢？每次我们一笑，他就一窘，嗓门提高了，像是要争辩，说：“你们想想，床在屋里，窗户是木头的，还贴着纸，哪会看得见月光？在院子里，就着月光，看到井栏，才会思乡，背井离乡嘛！”

    ⑥讲到这里，他突然停住了，扭头望着窗外，我们也停止了议论，只有窗外不知谁家的羊在不知趣地叫着。大先生陷入沉思，眼睛变得浑浊。然后，他又扭过头来，说：“这是思归之辞也！”教室里又是一片笑声，“死鬼之词”，大先生骂李白是个死鬼哩……不知从哪冒出来的灵感，我站起来说了一句：“就是想家了嘛！”大先生用浑浊的目光向我投来赞许之意，似乎还念叨了一句：“孺子可教也。”

    ⑦农村撤点并校后，大先生也退了。教了几十年的书，一下子闲下来，不知所措，于是，大先生又拾起了木匠活儿。第一件作品，就是把祠堂里的旧课桌搬回家，拆掉，打磨，又合到一起，变成一口棺材，严丝合缝。漆了好多遍，晾干，放到厢房里，是留给自己的。不教书了，自己也老了，大先生认为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只等着哪天躺进去了，身为木匠，那是一生最大的幸福。直到有一天，他心满意足地躺进自己打制的棺材。

    ⑧大先生死的那天，我特地查了《辞海》，其中一条写：“床，井上围栏。”

风云初记（节选）

孙犁

    第二天清早，她（秋分）就同高翔和李佩钟上了一辆大汽车，回深泽来。她们路过蠡县、博野、安国三个县城和无数的村镇，看到：从广大的农民心底发出的、激昂的抗日自卫的情绪，正在平原的城镇、村庄、田野上奔流，高翔到一处，就受到一处的热烈欢迎。

黄昏的时候，她们到了子午镇。秋分一下车，就有人悄悄告诉她： “庆山回来了，现在五龙堂；你们坐汽车，他赶回来了一群羊！”

秋分没站稳脚，就奔到河口上来。船上的人和她开玩笑说： “不回来，你整天等，整宿盼；一下子回来了，你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在船上，秋分就看见在她们小屋门口，围着一群人。在快要下山的，明静又带些红色的太阳光里，有一个高高的个儿，穿一身山地里浅蓝裤褂的人，站在门前，和乡亲们说笑。她凭着夫妻间难言的感觉，立时就认出那是自己一别十年的亲人。

    她从船上跳下来，腿脚全有些发软，忽然一阵心酸，倒想坐在河滩上嚎啕大哭一场。

    人们冲着她招手、喊叫，丈夫也转过身来望着她，秋分红着脸爬上堤坡。

    乡亲们见她来了，说笑着走散了，庆山望着她笑了笑，也转身进小屋里去。公公从河滩里背回一捆青草，撒给那几只卧在小南窗下面休息的山羊。

    高四海摸着一只大公羊的牴角说：“你也还没有吃饭吧？快到屋里和他一块儿做点吃的。”

    秋分走进屋里来，好像十年以前下了花轿，刚刚登上这家的门限。她觉得这小屋变得和往日不同，忽然又光亮又暖和了。自己的丈夫，那个高个儿，正坐在炕沿上望着她，她忍不住热泪，赶快走到锅台那里点火去了。她家烧的是煤，埋在热灰下面的火种并没有熄灭，她的手一触风箱把，炉灶里立时就冒起青烟，腾起火苗儿的红光来。望着旺盛的火，秋分的心安静下来。她把瓦罐里的白面全倒出，用全身的力量揉和了，细心切成面条儿，把所有的油盐酱醋当了佐料。水开了，她揭开锅盖，滚腾的水纷纷窜了出来，秋分两手捧着又细又长、好像永远扯不断的面条儿，下到锅里去。

    忽然，在炕角里，有一个小娃子尖声哭叫了起来。高庆山吓了一跳，回头一看，一个不到两生日的孩子睡醒了，抓手揪脚的哭着。

    “唔！这是哪里来的？”庆山立起身来，望着秋分。“哪里来的？”秋分笑着说，“远道来的。你不用多心吧，这是今年热天，一个从关东逃难来的女人，在河口上叫日本的飞机炸死了，咱爹叫把这孩子收养下来。要不，你哪里有这么现成的儿子哩！”

    庆山笑了，他把孩子抱了起来，好像是抱起了他的多灾多难的祖国，他的眼角潮湿了。

    吃饭的时候，高翔赶来了，两个老同志见面，拉着手半天说不出话来。庆山从里边衣袋里，掏出一封信，交给高翔说：“这是我的介绍信，组织上叫我交你的，还怕路上不好走，叫我换了一身便衣，赶上一群山羊。路上什么事也没有，没想到和你碰的又这样巧。”

    高翔看完了信说：“你来的正好。在军事上，我既没有经验，新近遇到的情况又很复杂。你先不用到高阳去，就帮我在这里完成一个任务吧！”

    庆山正要问什么任务，高翔的爹领着小女孩来看儿子了。

    秋分拉着小女孩问：“你找谁来了？”

    小女孩慢腾腾的说：“俺爹！”

    秋分指着高翔，小女孩没想到她的爹竟是一个完全面生的人，不敢走过去，高翔过来把她抱起。

    秋分又逗她：

    庆山对高翔说：“我好像从没见过她，长的这样高了！”

    秋分说：“你哪里见过她，你们走的时候，她娘刚刚坐了月子！”

    高翔拍拍怀里的孩子，放在地下，笑着说：“我马上要和庆山哥谈谈这里的情况，开展工作，你们先到外边去玩一会儿。”

    高四海、高翔的父亲抱着孩子出去了，秋分噘着嘴说：“我听听也不行吗？”

    “不行，”高翔说，“我们还没正式接上关系哩，分别了十年，回头我还得考察考察你的历史！”

    “等着你考察！”秋分给他们点着灯，就扭身走了。

    他两个在屋里谈着，秋分她们就坐在堤坡上等着，天上出着星星，高翔的小女孩指着：

    “又出来一颗，爷爷，那边又出来了一颗！”

    一直等到满天的星斗出全了，他们还没有谈完。高翔的父亲对高四海说：“你说盼儿子有什么用，盼的他们回来，倒把我们赶到漫天野地里来了。”

    高四海抽着烟没有说话，大烟锅里的火星飞扬到河滩里去。儿子回来，老人高兴，心里也有些沉重。他们回来了，他们又聚在一起商议着闹事了。那些狂热，那些斗争、流血的景象和牺牲了的伙伴的声音、面貌，一时又都在老人的眼前，在晚秋的田野里浮现出来，旋转起来。老人有些激动，也感到深深的痛苦。自从儿子出走，斗争失败，这十年的日子是怎样过的？当爹娘的，当妻子的是怎样熬过了这十年的白天和黑夜啊？再闹起来！那次是和地面上的土豪劣绅，这次是和日本。人家的兵强马壮，占了中国这么大的地面，国家的军队全叫人家赶的飞天落地，就凭老百姓这点土枪土炮，能够战胜敌人？他思想着，身边的草上已经汪着深夜的露水，高翔的小女孩打着呵欠躺在她爷爷的怀里睡着了。

    （节选自孙犁《风云初记》）

合坟

    院门前，一只被磨细了的枣木纺锤，在一双苍老的手上灵巧地旋转着。浅黄色的麻一缕一缕地加进旋转中来，仿佛不会终了似的，把丝丝缕缕的岁月也拧在一起，缠绕在那只枣红色的纺锤上。

    不远处，老伴带了几个人正在刨开那座坟。老伴早已不是村里的支书，可那坟里的事情一直是他的心病。

    今天是那姑娘的喜日子，乡亲们凑钱寻了一个“男人”，做主给这孤单了十四年的姑娘捏和了一个家。请来先生看过，这两人属相对，生辰八字也对。坟边上放了两只描红画绿的干盒子，每只盒子上都系了一根红带。一只装了那个付钱买来的男人的尸骨，另一只等着将姑娘放进去，然后就合坟。

    那一年，老支书领着全村民众，和北京来的学生娃们苦干一冬一春，在村前修出平平整整三块大寨田，为此还得了县里发的红旗。夏季发山洪的时候，学生娃们拿出那面红旗来插在地头上，要抗洪保田。疯牛一样的山洪眨眼冲塌了地堰，学生娃们照着电影上演的样子，手拉手跳下水去。把别人都拉上岸来的时候，新塌的地堰却将玉香裹进水里去……

    后来，县委书记来开过千人大会。后来，就有了那座坟。坟碑的正面刻着：知青楷模，吕梁英烈。光阴荏苒了十四年，玉香的同学们早就头也不回地走得一个也不剩，县委书记也换了不知多少任，谁也不再记得这个姑娘，只是有些个青草慢慢地从砖石的缝隙中长出来。

    渐渐地，一伙人都没在了坑底，只有银亮的镢头一闪一闪地扬出些湿润的黄色来。随着一脚蹬空，一只锨深深地落进了空洞里，人们的心头止不住一震：

    “到了？”

    “到了。”

    “慢些，不敢碰坏她。”

    “知道。”

    老支书把预备好的酒瓶递下去：

    “都喝一口，招呼在坑里阴着。”

    会喝的，不会喝的，都吞下一口，浓烈的酒气从墓坑里荡出来。

    用手揭去腐烂的棺板，那具完整的尸骨白森森地露了出来。一股尚可分辨的腐味，正从墓底的泥土和白骨中阴冷地渗透出来。

    老支书把盒子递下去：

    “快，先把玉香挪进来，先挪头。”

    人们七手八脚地蹲下去，接着，是一阵骨头和木头空洞洞的碰撞声。

    “惜惶的，为啥挣死挣活非要从北京跑到咱这老山里来死呢？”

    “北京的黄土不埋人？”

    “你死的时候保险没人给你开大会。”

    “我有个孝子举幡，请来一班响器就行。”

    老支书正色道：“又是封建。”

    有人揶揄着：“你不封建。等你死了学公家人的样儿，用文火慢慢烧。到时候我吆上大车送你去。”

    老支书涨头涨脸地咳起来。忽然有人喊：

    “呀，快看，这营生还在哩！”

    黑色的头扎成一堆，十来只眼睛大大地睁着，把一块红色的塑料皮紧紧围在中间：

    “玉香平日用的那本《毛主席语录》。”

    “呀呀，书烂了，皮皮还是好好的。”

    “这营生咋办？也给玉香挪进去？”

    猛地，老支书爆发起来，对着坑底的人们一阵狂喊：

    “为啥不挪？咋，玉香的东西，不给玉香给你？挪！一根头发也是她的，挪！”

    墓坑里的人不敢回话，只有些粗重的喘息声显得很重。

    合坟后，黄土堆就的新坟朴素地立着，在慈祥的夕阳里仿佛真的再无一丝哀怨。

    老支书把村里买的最后一包烟一份一份地发出去。有人用烟卷戳点着问道：

    “这碑咋办？”

    “啥咋办？”

    “这碑是给她一个人的，现在是两个人，那男人也有名有姓，说到哪去也是一家之主呀！”

    一伙人闷住头，有许多烟在头顶冒出来，一团一团的。

    老人吞下一口酒，热辣辣的一直烧到心底：

    “不用啦，他就委屈些吧，这碑是玉香用命换来的，别人记不记扯淡，咱村的人总得记住！”

    挖开的坟又合起来。没有人回话，又有许多烟一团一团地冒出来，老支书站起来，拍打着屁股上的尘土：

    “回去，吃合各。”

    坟前的人散了场，那只旋转的纺锤再一次停下来。她扯过一根麻丝放进嘴里，缓缓地用口水抿着，心中慢慢思量着那件老伴交待过的事情。沉下去的夕阳，使她眼前这寂寥的山野又空旷了许多，沉静的思绪从嘴角的麻丝里慢慢扯出来，融在黄昏的灰暗之中。

    吃过合各，两个老人守着那只旋转的纺锤熬到半夜：

    “去吧？”

    她把准备好的一只荆篮递过去。

    “都有，烟、酒、馍、菜，还有香。”

    “去。”

    “告给玉香，后生是属蛇的，生辰八字都般配。”

    “又是迷信！”

    男人转身走了。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很黑。

    那只枣红色的纺锤又在油灯底下旋转起来，一缕一缕的麻又款款地加进去。蓦地，一阵剧烈的咳嗽声从坟那边传过来，她揪心地转过头去。

（选自《上海文学》1986年第11期，对原文有删改）

修鞋匠

侯德云

    元旦前几天，我走在路上，感觉好像地面不平。原来是鞋出了问题：后跟磨偏，挺严重。于是我不由得想起修鞋匠老刘。

    老刘长年累月在路边的老柳树底下忙碌。他的修鞋摊，夏天有凉棚，一张很大的太阳伞；冬天有暖棚，暖棚像帐篷一样，里边生着火炉，烟囱冒着烟。后来暖棚升级换代，变成一辆报废的微型面包车，锈迹斑斑，但还算完好，一个窟窿眼儿都没有。

    我一年总有三回五回，找老刘修修鞋，有时也找他擦擦鞋。老刘是那种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能修鞋，能擦鞋，还会修伞……老刘脾气不太好。修鞋时，手上忙一分子，嘴上也忙一分子，叨叨叨，骂人。我对老刘骂娘这一业余爱好，颇有些腹诽。不过，至今我仍然觉得，老刘虽然手脏嘴黑，但他赚的钱，很干净。我敬重所有赚干净钱、花干净钱的人。

    发现鞋跟磨损的第二天中午，我去了老刘的修鞋摊，也就是“微面”。敲门，没回应。透过脏兮兮的车窗往里瞅，发现里面没人，只胡乱堆放一些杂物，他的修鞋工具，也在里面。

    怎么回事呢？你老刘享受教师待遇，放寒假了？

    我站在“微面”旁边好一会儿，才陡然想起，这么大个城市，不可能只有老刘一家修鞋摊。于是信步走去，从十字路口拐弯，向南。走出不到百米，发现路边一棵合欢树的树杈上，挂着一张纸牌，牌子上写着“修鞋，电话17153……”。合欢树旁边，是一堵墙。墙下，放着掌鞋的铁脚、补鞋机和马扎。还有一个木箱，上了锁。

    我掏出手机，给纸牌上的号码打电话。对方是一个老男人。我说修鞋。老男人说他吃完饭就来。

    终于见面，发现这位修鞋匠跟老刘完全相反，瘦。年龄看起来也大些。

    天有些阴，北风打着口哨，呜呜呜，像哭。瘦老头的衣装有些凄凉。一项老式火车头棉帽，一件黑灰暗格的外套，肥大且鼓囊囊的黑棉裤，老式大头鞋。这些天，我穿羽绒服都有点儿冷，这老头，你说他一天天怎么熬过来的。

    瘦老头扔给我一双棉拖鞋。我脱了皮鞋，递给他，说，打掌。

    瘦老头把一只鞋放下，拿出削皮刀，给另一只鞋的后跟削皮。这是程序。不削皮，鞋掌就粘不上。削了皮，涂上胶水。然后剪一块鞋掌，比量一下位置，嗯，好，粘上，压紧。把鞋倒扣在铁脚上，用鞋匠锤，砰砰砰，钉钉子。弄好一只，再弄另一只。

    瘦老头不像老刘那么爱说话。他不说，我说。

    我：老哥哥，今年多大岁数了？

    瘦老头：70了。

    我：退休了不好好在家待着，出来遭这份罪？

    瘦老头：退休？一个农民退什么休？

    我愣了一下：不是有社保吗？

    继续问下去，弄清楚了，瘦老头家住城市郊区，低保户，每年四千块救济费，不够日常开销，这才出来修鞋，平均每月有千八百的收入。

    我想起老刘的“微面”：那边，大柳树底下，那个老刘，好像不干了是不是？

    瘦老头：你说他啊，60了，退休了，拿养老金回家享福了。咱不能跟人家比啊。

    我：你怎么不搬到他那个地角啊，我觉得比这边好点儿。

    瘦老头：他倒是愿意我过去，想把那个车壳子卖给我，五百块。买不起啊。

    我吓一跳，一个“微面”壳子，竟然要价五百块。

    打好鞋掌，我穿上，试了几步，很好，地面很平坦。

    问瘦老头，多少钱？回答，五块。我递一张十块的票子给他，说，不用找了。

    瘦老头抬起头，看我的脸，笑笑：多要你的钱，怎么好意思。于是他硬找给我五元钱。

    这是他第一次抬头看我。

    瘦老头看我的瞬间，我眼前陡然飘来一大片一大片的雪花，密密麻麻。

    下雪了！一冬天没下雪，但愿这回，能正经地下它一场。天上有更多的雪花，朝我们姗姗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