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士林楷模

    ①在《张岱年自传》前，他亲笔题写：“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言有物而心有恒。”这完全可以作为张岱年一生的写照了。以下一些小事可以使我们对张岱年有更深刻的了解。

    ②1982年，张岱年与他的一个学生、清华大学的刘鄂培教授有过一次谈心。刘教授回顾往事时，说到自己在前半生的历次运动和改造中饱受磨锉，如今已经像河床中的鹅卵石一样，没有了棱角。而且还感叹道，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是很难的。为了能够不随波逐流又不丧失良心，刘教授说希望自己今后能够像铜钱一样，内方外圆。张岱年听了这番话，沉默良久，提起笔来写下了“直道而行”四个字。刘鄂培教授看过这四个字，深感惭愧，他说：“岱年师与我有相同的坎坷遭遇，他的胸襟如此广阔，精神境界如此高尚。这四个字体现出他的刚正性格，亦即岱年师人格魅力之所在。”

    ③张岱年为人谦虚谨慎。即使是对于《中国哲学大纲》这样一部得到学界公认的名著，他也总是会自觉地指出其中的不足，几次修订，每次书写序言，都会明确地指出书中的缺陷。你可以感觉到他的这种谦虚决不是刻意的造作，而是完全发自其内心的。

    ④张岱年生活非常简朴，在衣食住行上从不讲究。他几次迁居，住房都很狭窄，而且房中几乎都堆满了书籍。每次有客人去拜访，走进他的书斋，几乎找不到地方可以坐下。以至于大陆以外的学者像台湾的陈鼓应等拜访张岱年时，对如此大师竟居于这样的陋室，深为惊讶，后来甚至直接上书邓小平要求为张岱年解决住房问题。可据说张岱年对此从不抱怨，好像挺满足，也很习惯的样子。

    ⑤张岱年的穿着也是极为朴素，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位大学问家，好像只是一位平凡的老者，过着平平常常的生活。他的一个学生曾忆道：“有一次我到他家去看望他，在路上碰到了张先生，张先生正好从小商店里买好了馒头之类的食品拎在手里走回家，张先生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使我不由得肃然起敬，一位誉满海内外的大学者做着普通老百姓最平凡的事情，我想张先生这样恐怕在国内外学术界是少见的。”

    ⑥张岱年对于中国哲学史料的熟悉，凡是熟悉他的人都赞不绝口。他的一个弟子曾回忆：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的史料十分熟谙，每提及历史上一个著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材料，都能够做到背诵，从先秦到近代，先生如数家珍，使听课者感到先生对祖国优秀的哲学文化遗产充满了感情！每当张先生开始背诵时，教室里便鸦雀无声；背诵完毕，教室里便发出一片轻轻的唏嘘声”。

    ⑦张岱年为人诚恳，对后学的培养和鼓励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张岱年作为中国哲学界的泰斗，向他求教、请他审阅文章或者求他为自己的著作作序的人不计其数。他对此从不会拒绝，对于求教的稿子总是会认真修改，这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以至于影响了正常工作，但他总是不厌其烦，可见对于后学一片爱护、提携之心。张岱年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和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时候，吸引了很多学者和学生来听课。中国人民大学有位教师叫姜法曾，很认真地听张岱年的课并做了详细的笔记。后来姜法曾把听课笔记做了细致的整理，张岱年后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便是以这个笔记为基础完成的。不幸的是，这位姜老师因为劳累过度，英年早逝，后来张岱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时候，就把大部分稿酬送给了姜老师的遗属，其余部分则购书送给每一个听这门课的学生，他自己则分文不取。

    ⑧季羡林与张岱年在清华时是校友，工作后又在北大是同事。两人友谊深厚，相互了解也深。季羡林曾在为刘鄂培的《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作的“序”中说，自己“对于先生的为人，则心仪已久”，并称赞张岱年“他奖掖后学，爱护学生，极有正义感，对任何人都不阿谀奉承，凛然一身正气，又决不装腔作势，总是平等对人。这样多的优秀品质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再加上真正淡泊名利，为学是务，在当今士林中，真堪为楷模了”。

（摘编自任士英主编《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

【相关链接】①张岱年，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和文化理论家。为中国现代哲学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哲学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国学网）②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文化是一个独立发展的体系，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在这发展过程中，虽经常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因而成为世界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类型，影响及于国外，对于世界文化作出过巨大的贡献。（选自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百岁杨绛：坐在人生边缘，看时间跑、地球转

傅小平

    2010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百岁寿诞。

    有人赞她是著名作家，她说：“没有这份野心。”

    有人说她的作品畅销，她说：“那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间。”

    有人说得到她的一本书总要珍藏起来，她说：“我的书过了几时，就只配在二折便宜书肆出售，或论斤卖。”

    有人向她恳求墨宝，她说：“我的字只配写写大字报。”杨绛不惯于向人赠书，她认为赠书不外是让对方摆在书架上或换来几句赞美的话。

    有人请她出国访问，她说：“我和锺书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散架了。”她说她最大的渴望是人们把她忘记。

（一）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旧式的柜子、桌子。室内也没有昂贵的摆设，只有浓浓的书卷气。她非常满足于这样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

    她和钱钟书的低调，一度被人误读作清高、孤芳。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去开门，来人说声“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钟书只露出一隙门缝说：“谢谢！谢谢！我们很忙，谢谢！谢谢！”这让他很不高兴，说钱钟书伉俪不近人情。当然，更多的时候，这种拒绝别人的“苦差事”，还是由杨绛来做，她因此也自嘲是钱钟书的“拦路虎”。诚如钱钟书堂弟钱钟鲁所说，杨绛对名利没有任何追求，不善也不喜交际应酬，她就想安安静静写作，平平淡淡度日。

    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她谢绝出席研讨会。她还将自己的稿费和著作权交给清华大学托管，成立基金资助困难学生。这项基金，以“好读书”三个字命名，迄今已收到两人版税所得近800万人民币。

（二）

    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在评论家徐岱看来，一部《洗澡》就足以奠定她在百年中国女性写作史上不可轻视的位置。

    1958年，她准备翻译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原著是西班牙文，她不懂。就先找来国外的译本看，如英文、法文、德文的，比较了五种译本以后，发现有些地方差别很大。杨绛想到，要想保证原汁原味，只有从西班牙文翻译。就这样，她开始自学西班牙文。两年后，杨绛开始翻译《堂·吉诃德》。1965年1月，第一部翻译完毕，并开始译第二部很快“文革”爆发，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直到1972年春，从干校回北京，杨绛接着日以继夜翻译《堂·吉诃德》。1976年，《堂·吉诃德》第一、第二部全部定稿。次年，杨绛又将全书通校一遍，于5月初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底，《堂·吉诃德》出版。因为翻译《堂·吉诃德》，杨绛获颁西班牙国王亲授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她的译本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

（三）

    回首百年人生，杨绛欣慰于自己“甘当一个零”。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的深自敛抑，杨绛总能“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

    在杨绛看来，所以含忍是为了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含忍和自由是辨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她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更多来自于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抗战时期国难当头，生活困苦，她觉得是暂时的，坚信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她写喜剧，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到了“文化大革命”，支撑她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的，仍是这份坚定的信仰。“我确信，灾难性的‘文革’时间再长，也必以失败告终，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

    正是这种坚信，让她和钱钟书即使在不幸中，依然书写着浪漫的人生传奇。而今，自称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杨绛，愈加通透。她说：“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

（有删改）

【注】杨绛先生：凡有学问、有名望的人，都可以被称为“先生”，不一定完全指男士。如宋庆龄被称为先生。杨绛，著名学者钱钟书的妻子。

万卡

契诃夫

    万卡·茹科夫，一个九岁的男孩，三个月前被送到鞋匠阿里亚欣的铺子里做学徒。在圣诞节的前夜，他没有睡觉。等到老板夫妇和师傅们去做晨祷了，他从老板的橱柜里取出墨水瓶、笔尖生锈的钢笔，在面前摊开一张皱皱巴巴的纸，开始写信。在动笔写信前，他好几次战战兢兢地回头去看几下门和窗，斜过眼去望了望阴沉沉的圣像和那两旁摆满鞋楦头的架子，断断续续地叹气。纸铺在长凳上，他在长凳前面跪着。

    “亲爱的爷爷，康司坦丁·马卡雷奇！”他写道，“我在给您写信，向您贺祝圣诞节，愿上帝保佑您万事如意。我没爹没娘，只剩您一个亲人。”

    万卡把目光移到黑魆魆的窗户上，窗上映着蜡烛的影子。他生动地想起他的爷爷康司坦丁·马卡雷奇，瓦列夫老爷家的守夜人的模样。那是个矮小精瘦而又机灵活泼的小老头，年纪约六十五岁，老是笑容满面眯着醉眼。白天他在仆人的厨房里睡觉，到夜里就穿上肥大的羊皮袄，在庄园四周走来走去，不住地敲梆子。他身后跟着两条狗，耷拉着脑袋，一条是老母狗卡希坦卡，一条是泥鳅，它得了这样的外号，是因为它的毛是黑的，而且身子细长，像是黄鼠狼。也许他爷爷正站在大门口，眯起眼睛看乡村教堂红光耀眼的窗，穿着毡靴的脚有节奏地踩着步子，跟仆人们说笑。他还给狗闻鼻烟。卡希坦卡打喷嚏，皱了皱鼻子，感到受了欺侮，走到一边。泥鳅为了表示恭顺没打喷嚏，摇着尾巴。天气好极了，空气纹丝不动，清澈而新鲜。夜色黑暗，可是整个村子以及村里的白房顶，烟囱里冒出来的一缕缕烟，披着重霜而变成银白色的树木、雪堆，都能看清楚。繁星布满了整个天空，快活地眨着眼。天河那么清楚地显出来，就好像有人在过节以前用雪把它擦洗过似的。

    万卡叹口气，用钢笔蘸一下墨水，继续写道：“昨天我被狠狠地揍了一顿。老板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拖到外面，用皮条抽我，因为我在摇晃他们家摇篮里的婴孩时睡着了。上个星期老板娘叫我收拾青鱼，我从尾巴上收拾，她拿起青鱼，用鱼嘴往我脸上戳。在这儿吃的东西也没有，我常常吃不饱。亲爱的爷爷，您带着我离开这儿回家吧，回乡下去，要不我就没命了。”

    万卡撇着嘴，抽抽嗒嗒地哭了。“我会给您搓碎烟叶，”他接着写道：“为您祷告上帝，要是我做了错事，您就狠狠揍我。亲爱的爷爷，我再也熬不下去了，只有死路一条。我本想跑回村子，可是没有靴子。等我长大了，我会为这件事养您，不许人家欺侮您，等您死了，我会祈求您的灵魂安息，就像为我的妈妈彼拉盖雅祷告一样。”万卡猛然叹了口气，又凝神瞧着窗子。他想起爷爷每次到树林里去给老爷家砍圣诞树总带着他。那真是欢乐的时光！爷爷得意地发出哈哈声，连严寒也得意地发出哈哈声，望着爷爷和严冬的景色，万卡也发出得意的哈哈声。爷爷把砍下的圣诞树拖进老爷的屋子，于是大家开始收拾它。忙得最起劲的是厨娘依格娜季耶夫娜，她是万卡最要好的人。万卡的母亲彼拉盖雅还在世并在老爷家里当佣人的时候，依格娜季耶夫娜给万卡吃冰糖，还教他数数。彼拉盖雅死后，万卡被送到下人厨房里他爷爷身边，后来又被送到莫斯科鞋匠阿里亚欣身边学手艺。

    “来吧，亲爱的爷爷，”万卡接着写道，“我以上帝的名义求您，把我从这带走。可怜可怜我这个不幸的孤儿吧，否则我会不停地挨打，我饿得要命，而且多么孤单，连话也没法说，只是不断地掉眼泪。前几天老板用鞋楦头打我的头，把我打得昏倒在地，好不容易才醒过来。我的生活苦透了，比狗都不如。亲爱的爷爷，来吧。”

    万卡把这张写好的纸叠成四折，把它放在昨天晚上花一个戈比买来的信封里，他略微想一想，用钢笔蘸一下墨水，写下地址：乡下爷爷收。然后他搔一下头皮，想了想，又添了几个字：康司坦丁·马卡雷奇。他感到满意，没有人来打扰，他戴上帽子，也不披皮坎肩，跑到邮局，把那封宝贵的信塞进了邮筒。

    他陶醉于甜蜜的幻想之中，一小时后睡着了。他梦见炉子，炉子上坐着爷爷，耷拉着一双光脚，厨娘在读他的信，炉子边泥鳅在走来走去摇着尾巴。

    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但是仔细比较他们，却也发现很多不同的地方。

    最明显的，《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像孟子凡事紧张，所以孔子能够以“君子坦荡荡”的风格去保持他的悠闲；与这种态度截然相对的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主张。孔子还说这样不吃那样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适；孟子却毫不忌讳地提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

    孔子没有直接的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也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斩钉截铁地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70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的，由自我产生的。

    孔子对“礼”非常尊重。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反对颜渊厚葬；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见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兴。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鲁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他对各国国君的赠仪，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孔子和孟子相去约两百年，时局已有很大变化。

    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但战事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孔子对当日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然认为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以恢复，表现一腔复古的热忱。

    孟子被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已经大大超过春秋时期竞技式的战争，这使他知道，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族中贤人。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矩了。

    宋朝以后，《孟子》既为各朝经筵讲解之用，也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中国思想史有巨大的影响。他的性善论必定带着一种强迫性的推论，因人既生性为善，那么强迫人们保持这种天性也不算过分了。他的低水准平等思想——例如“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及“省刑罚，薄税敛”，在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里，被奉作经典，同时也符合事实的需要。

    （节选自《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材料一：

    号称“史上最拥挤春节档”，却成了各家片方史上最焦虑春节档。大年初二（2月6日），电影才刚刚上映一天，春节档的所有影片就齐齐在网上出了资源。不是枪版，而是高清版。有人在朋友圈和微博上以“一元一部三元打包”的价格叫卖。今年的泄露是全方位的，所有的春节档影片都流出了高清版，这让片方措手不及。因为影片像从原文件拷贝出来，这样的集体泄露显得可疑，有业内人士将其称为“中国电影史上最大泄露事故”。

    各家片方基本都在“焦头烂额”中度过，专业的检测机构在春节期间尚在放假，目前也只能依靠反盗版的第三方公司24小时监控删稿。但已经流向网络的影片资源，尤其是网盘链接层出不穷，有片方已经表示删到“没脾气”。

    到大年初五（2月9日），全天的观影人次已经下降到1905万人次，比去年同日下降了将近100万人。2月10日，国家版权局发布声明，表示将严厉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保护优秀国产电影，对严重的侵权盗版分子，将移交公安部门采取刑事手段予以严厉打击。

    《流浪地球》《飞驰人生》等片方都表示，目前主要精力还在删链接这一块，后续的追责要等到春节过后。

    今年2月2日，国家版权局发布了《2019年度第一批重点作品版权保护预警名单》，该名单包含大年初一上映的《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新喜剧之王》《小猪佩奇过大年》等8部贺岁片。要求各地版权行政执法监管部门应当对本地区主要网络服务商发出版权预警提示，加大版权监测监管力度。对于未经授权通过信息网络非法传播版权保护预警重点作品的，应当依法从严从快予以查处。

（摘编自澎湃新闻2019—02—10）

材料二：

    根据国家电影局的初步统计，今年春节假期，电影票房达到58亿元，已超去年同期。尽管春节档电影的票房表现不俗，但对于电影制作方来说，猖獗的盗版，仍然给他们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根据对盗版链接的监测，这些小网站多为三无未备案网站，并且70%的网络服务器设在境外，这也给执法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

    中国版权协会版权监测中心副主任吴冠勇说：“因为服务器设在海外，短时间内很难直接禁止，但是通过微信第一时间将侵权链接屏蔽，可以大大降低盗版的扩散。”

    国家版权局版权执法处处长赵杰说：“下一步国家版权局将会同国家电影局及公安部、工信部等相关部门，深挖盗版源头，特别要加大对影院偷拍盗录的打击力度。”

（摘编自央视网2019—02—18）

材料三：

    其实，影视遭遇网络盗版不是今年的特有现象。2016年2月，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影视监测管理中心发布春节档电影反盗版联合公告，发现《美人鱼》《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澳门风云3》侵权盗版链。2018年春节档《红海行动》等影片流出高清资源。

    虽然有关方在打击盗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院线电影还是难以摆脱盗版的困扰。对此，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丛立先分析认为：“当前网络技术的飞速迭代和更新，客观上为盗版提供了极大的技术服务便利，而良性合理的电影版杈社会综合保护机制尚未形成。同时，网络用户的版权保护意识和行动也有不足，相当一部分网民没有从根本上形成尊重保护电影版权的社会消费习惯。”

    北京韬安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许燕表示，在电影版权保护方面，现行立法尚不完善，司法和行政打击力度不够，公众版权保护意识的淡薄及内容付费习惯的缺失，使得盗版产业链拥有广大的下游受众基础，也加速了盗版资源的传播。目前还存在着侵权判定标准滞后、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计算缺乏可操作性与法定赔偿标准明显偏低、权利人举证难等问题。

（摘编自正义网2019—02—22）

    这一切特点都有一定的风格和手法，为匠师们所遵守，为人民所承认，我们可以叫它做中国建筑的“文法”。建筑和语言文字一样，一个民族总是创造出他们世世代代所喜爱，因而沿用的惯例，成了法式。在西方，希腊、罗马体系创造了它们的“五种典范”，成为它们建筑的方式。中国建筑怎样砍割并组织木材成为梁架，成为斗拱，成为一“间”，成为个别建筑物的框架，怎样用举架的公式求得屋顶的曲面和曲线轮廓；怎样结束瓦顶；这都是我们建筑上两三千年沿用并发展下来的惯例法式。无论每种具体的实物怎样地千变万化，它们都遵循着那些法式。构件与构件之间，构件和它们的加工处理装饰，个别建筑物和个别建筑物之间，都有一定的处理方法和相互关系，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建筑上的“文法”。至如梁、柱、枋、檩、门、窗、正房、厢房等等。那就是我们建筑上的“词汇”，是构成一座或一组建筑的不可少的构件和因素。

    这种“文法”有一定的拘束性，但同时也有极大的运用的灵活性，能有多样性的表现。也如同做文章一样，在文法的拘束性之下，仍可以有许多体裁，有多样性的创作，如文章之有诗、词、歌、赋、论著、散文、小说，等等。建筑的“文章”也可因不同的命题，有“大文章”或“小品”。大文章如宫殿、庙宇等等；小品如山亭、水榭、一轩、一楼。文字上有一面横额，一副对子，纯粹作点缀装饰用的。建筑也有类似的东西，如在路的尽头的一座影壁，或横跨街中心的几座牌楼等等。它们之所以都是中国建筑，具有共同的中国建筑的特性和特色，就是因为它们都用中国建筑的“词汇”，遵循着中国建筑的“文法”所组织起来的。运用这“文法”的规则，为了不同的需要，可以用极不相同的“词汇”构成极不相同的体形，表达极不相同的情感，解决极不相同的问题，创造极不相同的类型。

    这种“词汇”和“文法”到底是什么呢？归根说来，它们是从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在长期建筑活动的实践中所累积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千百年的考验，而普遍地受到承认而遵守的规则和惯例。它是智慧的结晶，是劳动和创造成果的总结。它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它是整个民族和地方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的产物。

（选自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