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

宗白华

    诗哲泰戈尔曾说过：“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更值得宝贵的？中国文化使人民喜爱现实世界，爱护备至，却又不致现实得不近情理！他们已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不是科学权力的秘密，而是表现方法的秘密。这是极其伟大的一种天赋。”

    他的这几句话里，包含着极精深的观察与意见，值得我们细加思考。

    先谈“中国人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东西方古代哲人，都曾仰观俯察探求宇宙的秘密。但希腊及西洋近代哲人倾向于拿逻辑的推理、数学的演绎、物理学的考察去把握宇宙间质力推移的规律，一方面满足理知了解的需要，一方面导引西洋人去控制物力，发明机械，造福民生。西洋思想最后所获得的是科学权力的秘密。中国古代哲人却是拿着“默而识之”的观照态度，去体验宇宙间生生不已的节奏。即泰戈尔所谓旋律的秘密。《论语》上载：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时的运行，生育万物，对我们展示着天地创造性的旋律的秘密。一切在此中生长流动，具有节奏与和谐。老子也从他高超严冷的眼里观照着世界的旋律，他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活泼的庄子也说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他把他的精神生命体合于自然的旋律。荀子歌颂着天地的节奏：“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而成。”

    中国古代哲人找到了宇宙旋律的秘密，并且把这获得的至宝，渗透进我们的现实生活，使我们生活在礼与乐里，创造着社会的秩序与和谐。我们又把这旋律装饰到我们日用器皿上，使形而下之器表现着形而上之道（即生命的旋律）。中国古代艺术特色表现在日用器皿的各种图案花纹里，而中国最光荣的绘画艺术，也还是从商周铜器图案、汉代砖瓦花纹里脱胎出来的呢！

    再谈“中国人喜爱现实世界，爱护备至，却又不致现实得不近情理”。在新石器时代，我们制作了玉质的日用器皿，后来把它们作为我们政治上、社会上及精神人格上美丽的象征物。在青铜器时代我们竭尽当时的艺术技能把日用器皿，如烹饪的鼎、饮酒的角等等，制精制美，使它们成了天地境界的象征。我们赋予最现实的器具以崇高的意义，优美的形式，使它们成了天地境界的象征。我们赋予最现实的器具以崇高的意义、优美的形式，使它们不仅仅是我们役使的工具，而且是可以同我们对语，同我们情思往还的艺术境界。

    但我们也曾得到过科学权力的秘密。火药同指南针这两项发明到了西洋人手里，成就了他们控制世界的权力——路上霸权与海上霸权，中国自己倒成了这霸权的牺牲品。

    我们发明火药，却用它来制造奇巧美丽的烟火，使人们在新年里享受平民式的欢乐。我们发明指南针，并不曾向海上获取霸权，却让风水先生勘定我们庙堂、居宅及坟墓的方位与走向，使我们生活中顶重要的“住”，能够选择优美适宜的自然环境。

    中华民族很早发现了宇宙旋律及生命节奏的秘密，以和平的音乐的心境爱护现实，美化现实，却轻视了科学征服自然的权力，使我们不能摆脱贫弱的地位，在生存竞争剧烈的时代，受人欺侮，我们的灵魂粗野了，卑鄙了，怯懦了，也现实得不近情理了。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正面临着极大的问题。

（选自《艺境》，1946年，有删节）

霾为何物？

    霾为何物？我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释义说：风雨土也，从雨狸声。可见霾是充满流动力量的一种自然现象。风雨交加，裹挟大地的尘土，伴随像狸一样的尖利声音，给人造成很大的压迫感。《诗经·邶风》的《终风》一篇中有“终风且霾”，说的是一位女子耳闻目染交替演进的四种天象——“终风且暴”“终风且霾”“终风且曀”“曀曀其阴”，不由忧从中来。

    暴，大风迅疾猛吹；霾，狂风席卷扬尘；曀，狂风遮天蔽地；阴，天色阴沉黯淡。四种天象，紧锣密鼓，层层加码。携带尘土的霾，带土黄或橘黄色，让能见度大为降低。“终风且霾”，是否为今天人们所说的沙尘暴，我们尚难以得知。不过，席卷尘土的霾，古已有之，当无疑义。

    在长江流域，“终风且霾”的几率，微乎其微。彼时，江南水乡泽国，山林莽原，到处都为生机盎然的树林、湿地、河流、湖泊。霾，在此时的南方文献中略有涉及。屈原《九歌·国殇》——“霾两轮兮絷四马”，此处的“霾”，同“埋”，战车的两轮埋在土中，裹足不前。

    在后世的汉语表达中，霾，屡屡出现。如唐代陆龟蒙“夫子又继起，阴霾终廓如”。杜甫“向晚霾残日，初宵鼓大炉”“涨沙霾草树，舞雪渡江湖”“洒落唯清秋，昏霾一空阔”。

    自造字伊始直至19世纪末，霾的意义变化不大，始终在农业社会徘徊。发端于20世纪上半叶的《辞海》对其的解释是“大气混浊态的一种天气现象”，也看不出霾对身体有多大伤害。再大的风吹起尘土，不过是原生态的尘土罢了。此时，中国的大多数地方尚未进入工业化门槛，城市的体量无法同今天相提并论。当伦敦、曼彻斯特等工业革命重镇率先饱受空气污染，中国仍然为一派田园风光，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泥土味。

    近年来，霾频频出现于中国城市及媒体报章。支撑霾字频繁现身的正是中国狂飙突进的城市化进程及相对滞后的环境治理。不同于裹挟尘土的古代的霾，现今的霾携带了多种多样对人体有害的成分——汽车尾气、工地扬尘、燃煤烟尘。而且，城市越大，人口越多，建筑越密，与现代社会息息相关的霾比古代的霾，引发的关联效应愈加深广、复杂，已让中国的不少城市居民周期性地体会到“呼吸阵痛”。

    从古至今，霾都为一种令天色浑浊的天象。风吹起尘土，形成了古代的霾。现今，在人工减排不畅的情况下，霾依然要靠风稀释、吹散。雾霾缠城，一阵阵大风将霾吹得无影无踪。因此，《诗经》中有“终风且霾”，风和霾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叶企孙：甘当中国科技基石的大师

    叶企孙，又名鸿眷，1898年生于上海。叶企孙自幼聪颖过人，其父叶景沄一向推崇西方近代科学及应用，并具有革新思想，叶企孙深受影响，“既重格致，又重修身，以为必以西方科学来谋求利国利民才能治国平天下”。

    1911年初，时年不满13岁的叶企孙在父亲的鼓励下，报考清华学堂并被录取。1918年，叶企孙从清华毕业，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师从实验物理大师P．W．布里奇曼。获得博士学位后，教授W．杜安主持精密测定普朗克常数，邀请叶企孙和另外两个学者参加，叶企孙在试验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美国物理学家康普顿称该实验是“一次对普朗克常数最为可靠的测定”。

    1925年5月，清华大学部正式成立，开始招生。8月，叶企孙应聘物理系副教授。从此，叶企孙就将创建清华物理系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不仅着眼于教书育人，还吸取欧美名牌大学和著名科学家的经验，谋划建立中国自己的科学事业。

    有人说，叶企孙能一网打尽天下名师。他为数学系聘请杨武之、熊庆来，为物理系聘请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为化学系聘请张子高、萨本铁。不到十年时间，清华理学院和物理系均成了全国第一。叶企孙没有门户之见，以培养中国科技人才为己任。为清华大学聘请了一大批名师。正验证了梅贻琦的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928年，叶企孙请吴有训到物理系任教时，把吴的工资定得比自己系主任的还高，以示尊重。1937年，叶企孙又辞去理学院院长之职，荐吴有训接任。叶企孙的辞职，一不是自己不行，二不是众人反对，三不是已到退休年龄，相反，他辞职时年仅38岁。正是叶企孙的无私举贤，使吴有训脱颖而出，成为后来的中央大学校长，解放后又成为中国科学院的第一副院长。

    1929年到1938年这十年间的清华物理系，是中国高教史上一个不朽的传说。这期间清华物理系共毕业本科生71人，其中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21人，当选美国国家院士的2人，成才率之高，实为历史罕见。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王淦昌、钱三强，赵九章、何泽慧，王大珩、彭桓武、林家翘、戴振铎、钱伟长……

    叶企孙在西南联大时期，发现并培养了后来获得诺贝尔学奖的李政道，李政道入学不久，叶企孙即发现他的理论基础高过同辈，自学能力超常，便要他不必听他讲授的理论课了，但实验课一定要认真学。有一张李政道当年理论课的试卷，卷面只扣了两分，总分却只有83分。李政道因为总是拿满分而在学校小有名气，但实验成绩不好，叶企孙把他的两门功课加起来算分，提醒他，理论要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

    叶企孙终身未娶，以一生心血培养出大批高科技人才。叶企孙的侄子叶铭汉对叶企孙为何一拖再拖、以致终身未娶进行解释：

    叔父就任于清华大学。创建了清华物理系并为此殚精竭虑，为清华网罗人才而奔波。在短短的几年内，“中国物理学的栋梁泰斗多半出自清华”。这期间极少有时间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掀起了改造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有的学者学会了察言观色，落井下石。疾风知劲草，叶企孙的独立观点和自由思想一直没有被“改造”掉。一直到1951年，叶企孙还在倡导“高校教学与科研要自由、民主”，而与“集体主义”“阶级斗争”“一边倒”等官方理念格格不入。他遇事都要“独立思考”一番。1968年4月，70岁的叶企孙被逮捕关押。1969年，叶企孙获释仍然接受隔离审查，一直过着悲戚乃至乞讨式的生活。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在北医三院昏睡中去世。他离那个姗姗来迟的科学的春天只有一步之遥。

    叶企孙一手创建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在1982年恢复了建制。1984年，在各界的强烈呼吁之下，清华大学物理系正式复系。1992年，海内外127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叶企孙建立铜像并成立“叶企孙奖”基金，在首届授奖仪式上，钱伟长深情地说：“叶先生一辈子大公无私视学生如儿女。他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而且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影响了大批科技工作者。我们要把叶先生那种伟大的人格、真正为国为民的品德继承下来。”1995年，在清华大学举行了隆重的铜像落成仪式。叶企孙先生的铜像安放在门厅一侧，或许，只有那些已经步入暮年的人才知道，当年，先生就是这样看着他们的。

（选自《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有删改）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诚信教育。孔子将道德教育置于教育的基础和核心地位，并高度重视诚信教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其中的“信”是指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教育学生“主忠信”（《论语·学而》），即以诚信教育为主。

    古人的诚信教育首先是在家庭里从蒙学开始，从婴幼儿抓起，以胎教、父范母仪，生活日用及讲故事等多种形式实现诚信教化。婴幼儿善模仿，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中国古代的父范母仪，特别强调家长对儿童的示范教育。父母长辈常以讲故事的形式对儿童进行诚信教育。中国古代的诚信故事俯拾即是，如商鞅立木，季札赠剑、管鲍之谊、范式守信等等；也有不少因不守信用而败德坏身甚至亡国的故事，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颇具警戒作用。

    传统社会重视学校系统的诚信教育，朱熹提出了完整的德育阶段学说，从“小学”到“大学”是循序渐进的德育过程。8至15岁受“小学”教育，16，17岁受“大学”教育。两者的道德教育有不同的内容、方式和方法。“小学”阶段只是“教之以事”，注重行为的训练；“大学”阶段就是“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有为忠信孝悌者”。朱熹还编辑“圣经贤传”和三代以来的“嘉言善行”为《小学》，作为“小学”德育教材；编著《四书集注》为“大学”教材，后成为元之后科考的必读书目。在不同年龄段施行不同水平层次的儒家经典教育，为学子包括诚信在内的价值观的萌发、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校诚信教育，不论是私塾、官学，还是书院，皆行“明人伦”，“成德为事”。明清之际书院风起、私塾涌现，为进行系统的诚信道德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基础。传统学校诚信教育注重人的行为、习惯的养成，反对空言说教，注重生活细节、表里如一。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虽在道德教育上分歧很大，但都重视生活实践，强调对道德规范的认知和信服必须与生活实践相联系，做人做事不可脱节，朱子的“格致工夫”与王阳明的“事上磨”在一定程度上互通。

    传统社会的礼俗文化承载着社会诚信教育的重要使命，是一种乡土社会中自然的教育，礼俗作为一种得宜的规范和生活方式，与法律、制度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道德，有时甚至会超越道德的权威和效力。礼俗的主要形式有三：古已有之、口耳相传的风俗；人们认同和遵循的“人情”习惯；成文或不成文的家规、族规、村规和民约。通过礼俗约束民众从而实现“礼治”是传统乡土社会维护秩序和治理的基本方式。礼俗文化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底色，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诚信心理和行为习惯。

（摘自沈永福、邹柔桑《论中国传统诚信的运行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7年第5期）

    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周易》产生的历史渊源至为悠久，可追溯至传说中的伏羲时期。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周易》由原始的八卦符号演变为六十四卦，直到西周初期卦辞、爻辞才编定完成。《周易》经文的形式和内容确定之后，其象征意蕴与卜筮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凸显，同时也逐渐渗透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道德文化观念，但尚未形成一定的体系。真正促使《周易》从占筮之书转为义理之学，从趋向巫术占卜功用转向探讨伦理教化功能的，则是《易传》（十翼）的出现，这也标志着《周易》经典最终完成。从汉代开始《周易》被尊崇为群经之首，是有其内在、深刻的理论与现实依据的。

    汉代天人之学的繁盛提高了《周易》经典的历史地位，对于后世统治者政治与文化策略的操作极具示范意义。特别是从唐代开始，《周易》为“六经”之首的地位从未受到任何挑战。随着儒家经典范围不断拓展和扩大，从“七经”“九经”“十二经”，再到“十三经”的最终形成，《周易》便自然从“六经”之首转而升擢为群经之首。

    《周易》及易学的思想体系兼具儒道互补包容的格局，对后来儒道两家将其作为自身的经典并屡屡援《易》立说有着直接的影响。自不待言，《周易》在汉代位列儒家经典之首，取得了文化和政治上的权威地位，魏伯阳以《易》说丹，王弼以老解《易》，又进一步强化了《周易》在后世道家、道教中的经典性质。对于《周易》在中国思想史上极具兼容并包之思想特色，《四库全书总目》指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总目》的立场，旨在批评历史上援《易》立论的现象有损于《周易》作为儒家经典的本来面目。但是，“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周易》在儒道两家发展的历史脉络中也获得了相应于典范意义的影响力，已经深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总目》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周易》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地位根深蒂固的重要事实。

    《周易》有着最为悠久的成书史、传播史，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长河中，随时随地可见《周易》及易学思想泛起的层层涟漪。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库全书》所收经、史、子、集四部文献中，《周易》位于经部之首，相较于经部其他类文献，《易》类文献数目最多，这应是《周易》处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中的核心地位的绝佳范例。不仅如此，《周易》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也被道家尊为“三玄”之冠，又曾为佛教众多高僧大德所倚重和阐扬，更足以说明《周易》自身内含的天道与人事之诠释方向的延展性和丰富性。

    《周易》“综合百家，超越百家”，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享有远远高于其他经典、其他学术的尊崇地位。如果立足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我们对“《易》为之原”及《周易》在其中所发挥的引领作用与体现的包容意义，或许会有新的体认。

（摘自2018年04月14日《光明日报》，有删节）

材料一：

（李瑞，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邹赞，新疆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瑞：众所周知，非虚构写作（non-fiction writing）是从西方舶来的一个概念，但因其注重“在场体验”、与现实生活紧密关联备受文坛瞩目。您认为非虚构写作的特征是什么？

邹赞：非虚构写作是针对虚构写作而言的称谓，其主要特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强调创作内容的真实性，文本呈现以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为依据，很多非虚构写作的素材直接来源于社会热点新闻。二是运用文学表达手法，这是区分非虚构写作与新闻消息、事件说明的重要标准，既然是“写作”，那就必然涉及文学创作的表现手法，需要对内容真实的题材进行文学化加工，为之注入审美元素。例如，对“9·11”事件的消息报道可能只是一则新闻，但如果从文学创作角度对“9·11”事件进行深描，那就接近非虚构写作了。三是凸显创作主体的“在场”。非虚构写作格外强调叙述者的亲历体验，这种体验不仅是民族志意义上的参与，叙述者由“局外人”变成“局内人”，还注重表现叙述者的情感融入，即要对文本中的人物及事件表达鲜明的情感倾向。近几年兴起的“返乡书写”或可作为例证，如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以“农村儿媳”的自叙视角，记录生活在“丰三村”“风形村”“隘口村”婆家和娘家几代人的命运故事，在微观叙事中融入对乡土社会变迁的反思，引发全国范围关于乡村问题及其未来图景的大讨论。四是边缘关注与人文情怀。非虚构写作强调对社会边缘群落的关切，让那些在主流叙述中处于无言无声状态的群体得以显影，比如丁燕的“工厂三部曲”，就是对工厂男孩、工厂女孩及其爱情故事的在场书写，让读者走近这些在宏大叙事中难觅踪迹的特定群体，展示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多样化与情感命运的跌宕起伏。

李瑞：相比虚构文学，非虚构文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相当晚近，它是在西方非虚构写作理论的影响下兴起的么？

邹赞：我认为首先要区分“非虚构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的概念，前者是文类/文体学意义上的命名，与虚构文学相对应，这种命名相当宽泛，其内部涵盖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具体类型，在当下语境中还涉及一些难以用传统文类界定的文本，或可称之为“跨文类写作”；后者凸显一种书写行为，侧重写作的过程与实践。

李瑞：最近几年，人工智能与数字人文给传统知识的生产、传播与接受带来巨大冲击，引发学界广泛讨论。ChatGPT横空出世，其强大的文本生成功能对既有写作模式乃至学术伦理造成了严峻挑战，您认为它会取代作家创作吗？它会给非虚构写作带来严峻挑战吗？

邹赞：诚然，ChatGPT相对传统的信息处理技术而言更加先进，但从根本上说依旧无法代替人类创作。ChatGPT写作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语料库的丰富程度与程序指令的精确程度。但人是情感的动物，作家创作不仅是对语料的加工组合，更是一种情感交流与传递。我坚信，就算是再先进的AI技术，在情感表达上也始终无法与作家创作相提并论。

应当说，ChatGPT对传统意义上的虚构写作造成的冲击会更加严峻。但非虚构写作强调创作者的主体身份与“在场”意识，往往依赖大量的采访、观察和调研，其文本构成常常根据需要加入一些“副文本”，如创作者与受访人之间的对话、现场照片、通过查询权威档案获取的注释文献等等。相比之下，这些元素较难通过人工智能发布程序指令来达到预期效果。

李瑞：从前面的讨论可知，非虚构写作重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交流互动，那么它承载的主要社会功能是什么？

卸赞：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中国文学一向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作不应是躲在象牙塔内部的能指游戏，它需要以审美和艺术的方式传播积极正面的伦理道德，发挥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职能。非虚构写作应当提供反映社会现实变迁的微观镜像。在西方，自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开始就强调文艺的摹仿功用，更不必例举后来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在中国，《诗经·国风》所奠定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风格绵延至今。文艺必须观照现实、触摸现实、反映现实，成为展现时代风貌、管窥文化风潮的晴雨表。同时，非虚构写作常常被赋予某种反思与批判意味。这里所说的“批判”，是文化理论意义上的指称，具体而论，是指创作者充分发挥其知识分子角色，以“向下”和“倾听”的姿态，针对特定群体或者特定社会生活展开辩证分析。最后，非虚构写作的终极价值，应当有助于激发人文学的想象力。所谓“人文学的想象力”，是指我们要与时俱进更新思考问题的视角与方法，将个体的经验与困境放置到社会结构中加以整体观照，认识到个体的能动性与主体性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非虚构写作，某种意义上就是融入表演民族志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经验，通过典型个案研究及数据分析，思索并探寻特殊群体走出困境的可能。

（摘编自《李瑞、邹赞：“非虚构写作”与人文学的想象力》）

材料二：

村庄（梁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生着锈。与此同时，人越来越少，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整个村庄被房前屋后的荒草、废墟所统治，显示着它内在的荒凉、颓败与疲惫。就内部结构而言，村庄不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或者，它的生命，如果它曾经有过的话，也已经到了老年，正在逐渐失去生命力与活力。

而城市里却拥挤着无数的农民。每年春运高峰期，火车站里肯定有梁庄打工者的身影，而那无数拼挤的身影也分别指向中国的无数个村庄。当成千上万的农民几天几宿在全国各地的火车站等待，在风雪里吹着，在广场里蜷缩着，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幸福、渴望？焦灼、愤怒？对于那些打工者而言，一年之中仅有的几天相聚、几天轻松也是如此地艰难，对于遥远的村庄而言，那也是一年中仅有的热闹、充实、满足的时刻。

（节选自梁鸿《中国在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