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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聪：时代身上的牛虻

    2009年5月26日，一代讽刺漫画大师丁聪溘然长逝。丁聪的一生，始终不曾放下手中的画笔，如同一只牛虻狠狠叮在时代庞大躯体的病灶上。

    1916年，丁聪出生于上海。其父丁悚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画家，中国第一块漫画协会的牌子就挂在丁家大门口。对丁聪的生活和艺术影响最大的漫画家是张光宇、叶浅予。他们的画，描摹了上海市井的百态，这让丁聪触动很深，也影响着他后来那种针砭时弊、一针见血的画风。一次，丁聪画了一幅漫画要发表，报馆让他署个名字，他顺手写下“小丁”。这个名字他一用就是60年，丁聪说，中文的“丁”有“人”的意思，“小丁”就是小人物，当普通的小人物，做喜欢的事，挺好。

    “七七”事变后，丁聪的漫画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本军国主义的炮火改变了丁聪的思想，决定了他以后的创作道路。这种与国家、民族息息相通的深厚感情，像一条红线，从此一直贯穿于丁聪的作品之中。

在抗战之初，丁聪创作了不少救亡漫画。香港沦陷后，丁聪和一批文化界人士辗转来到重庆，他继续以画笔从事爱国宣传活动。 抗战后，丁聪回到上海，创作了大量以“争民主”为主题的讽刺漫画，例如《民主曰：“逆我者亡”》、《五子登科图》等，有力抨击时政，揭露黑暗现实，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以致有些作品一出来，便遭到国民党雇佣流氓的撕毁。他也因此被誉为“文化界的将军”。

    1949年年初，丁聪被任命为《人民画报》副总编兼编辑部主任。丁聪仍坚持自己的讽刺漫画，由此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中挨整的资深“运动员”。从1958年的“反右”到“文革”，丁聪都在劫难逃。大鸣大放中，丁聪对“外行领导内行”提出的批评，连同筹办《万象》的构想，成了“反右”高潮中的罪状。1958年的一天，“右派”丁聪乘上一列开往东北的火车，去了北大荒850农场云山畜牧场劳动改造。

    丁聪平日里对人总是笑脸相迎，骨子里却刚直不阿。为此，他吃尽苦头。“反右”的时候，有人要他检举一位朋友的反动言行，他不会无中生有，也不会落井下石，于是，他自己成了右派。“文革”之时，又有人强逼他交代一位朋友的“罪行”，并列举此人种种“劣迹”以作“诱导”。丁先生听后说：“这个人真坏。”逼他的人大喜过望，催他赶快交代。丁先生慢悠悠地说：“我同他相交那么多，他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居然一点也不告诉我！天底下竟有这么坏的人。”为此，他挨了一顿铁棍，被打得头破血流。 

    “文革”开始时，丁聪被分配到美术馆扫地、写标签。不许画画，他就偷偷地在展出作品的废标签后面画上漫画。白天要劳动，画画的时间难保证。丁聪正发愁时，赶上单位体检，查出来丁聪血压高，单位给放了一个星期假，丁聪可乐坏了。为了能争取一段完整的创作时间，丁聪不吃药，复检时憋着一口气，血压当然还是高，丁聪又争取到了一个星期的假。就是利用这两个星期，丁聪赶出了30多幅鲁迅小说插图。

    1979年春，丁聪刚被宣布“没事儿”就跟政府说：“我已经63了，把最后几年时间留给我吧，让我画画吧，我就喜欢画画，这一辈子没画够啊!”小丁由此迎来人生中的第二次创作黄金年代。此时恰逢《读书》杂志创刊，受范用、冯亦代之邀，丁聪配画，陈四益配文，“封二漫画”几乎成了《读书》的金字招牌。漫画中的犀利和辛辣，让人觉得，小丁好像从来没变过。

    三中全会到80年代的一段时期，是丁聪认为最开放的时代。他继续以笔为刀，针砭时弊。他的讽刺漫画与讽刺相声、伤痕反思文学、电影话剧一起，组成了文化解放的潮流。

    这个有着一颗赤子之心的老人走了，静静地、无声无息，像一片秋叶摇落，像一朵白云飘逝。不设灵堂，不作告别。平淡得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但正是这样的平淡，才淬炼出了最强大的艺术，给社会与现实以无情的鞭挞。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我画的都是老百姓想的事情，老百姓通得过的，我才画。虽说我为这个吃过不少苦头，可我总觉得我没做过坏事，对得起良心了。 （丁聪《一生就做一件事》）

②丁聪当时住的房子大约十几平方米，除了一扇窗户透亮，沿墙都摆满了书柜。他的生活也很简单，就是画画、看书、吃饭、看电视、睡觉。只要一拿起画笔，他就感到心满意足，感到快乐。  （李辉《从此天堂里也会多一些笑声》）

文化出版界的巨人﹣﹣胡愈之

    1914年，胡愈之考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他充分利用商务“东方图书馆”，发愤自学，博览群书。1915年8月开始在《东方杂志》发表其第一篇译作：《英国与欧洲大陆间之海底隧道》。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下，1928年3月，胡愈之被迫去法国留学三年。

    胡愈之回国后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邹韬奋和胡愈之这两位爱国知识分子联手呼吁抗日救亡。桂林是当时后方文化名人荟萃的文化城，胡愈之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曾在桂林国新社任记者的王淮冰回忆：“文化城中的文化人，无论办报纸、办杂志、开书店、出版图书，有事都去请教愈老。人们称他为‘文化界的参谋长’……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文化城’中第一大忙人。”胡愈之发动知识界朋友共同集资创办了由章锡琛任经理的开明书店。章锡琛曾深情地对胡愈之说：“从主意到具体工作，没有你恐怕就没有开明书店了。”在胡愈之的推动和策划下，创立了以《大公报》名记者范长江为理事长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成为我国最早出现的新闻界群众团体。

    《世界知识》是胡愈之在生活书店亲自创办的心爱刊物。他在1934年9月发表的《世界知识》创刊辞中指出“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了……怎样走上这世界的光明大道去，这需要勇气，需要毅力﹣﹣但尤其需要知识。”新中国成立后，在他和乔冠华的共同建议下，《世界知识》从上海迁来北京复刊，使其成为我国唯一从旧中国转来至今仍在连续出版的刊物。

    淞沪战争上海沦陷后，胡愈之在租界孤岛仍坚持文化出版工作。他从斯诺家中得其新出版的《RedStarOverChina》一书，为了减少发行阻力，将原书名《红星照耀中国》改为《西行漫记》。《西行漫记》在不到一年内连续出了四版，并在香港被多次翻印，成为海内外华人争相阅读的畅销书，创造了中国出版史的奇迹。

    不久，胡愈之与许广平、郑振铎等共同商议，编印出版《鲁迅全集》。他亲赴香港向蔡元培、宋庆龄汇报此事，得到他们的热情赞同和支持，通过茶话会向社会名流推销《鲁迅全集》精装纪念本的预约券，迅速筹集资金万余元汇寄上海，使书稿得以及时开印。首版《鲁迅全集》共20卷，约600万字，从开始策划到1938年7月正式问世，仅历时4个月，又一次创造了出版史的奇迹。

    胡愈之文思敏捷，文理清晰，文笔流畅，文风淳朴，被郭沫若称为“做文章老手”，被邹韬奋誉为“文章万人传颂”。胡愈之从法国回国，路经莫斯科，进行了考察访问。回到上海后，他开始以生动优美的文笔撰写《莫斯科印象记》，先在《社会与教育》周刊连载，1931年8月集辑成6万字的单行本发行。邹韬奋在《生活》周刊发表文章推介此书：“全书虽有151页，但以作者亲切有味的叙述，通畅流利的文笔，令人非终卷不能自休，看完时觉得没有这么多页数似的。”

    1937年6月11日，苏州法庭开庭审讯救国会“七君子”。12日晚，胡愈之即挥笔起草《爱国无罪听审记》，第二天早晨，各报多以《爱国无罪听审记》通栏标题刊出，轰动了全上海，成为传世之作。

（摘编自胡序威《文化出版界的巨人﹣﹣胡愈之》）

相关链接：①作为传播五四新文化的一个重要播火者，胡愈之在“五四”前夕，着力倡导白话文，发表传递西方新思想新科学、宣传新科技新发明的文章。“五四”运动爆发至1923年下半年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在《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介绍、评论世界进步文艺人物、作品、思潮和流派的文章，翻译了众多世界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是“五四”作家中最为高产者和传播新文化最为活跃者之一。（百度百科）②我每每觉得像愈之这样的人，他本身就是绝大一股感召力!给青年一代以鼓励，以勇气，以楷模。（茅盾《悼念胡愈之兄》）

精神明亮的人

王开岭

    十九世纪的一个黎明，在巴黎乡下一栋亮灯的木屋里，居斯塔夫·福楼拜在给最亲密的女友写信：“我拼命工作，天天洗澡，不接待来访。不看报纸，按时看日出（像现在这样）。我工作到深夜，窗户敞开，不穿外衣，在寂静的书房里……”

    “按时看日出”，我被这句话猝然绊倒了。

    一位以“面壁写作”为誓志的世界文素，一个如此吝惜时间的人，却每天惦记着“日出”，把再寻常不过的展曦之降视若一件盛事，当作一门必修课来迎对……为什么？

    它像一盒水泼醒了我，我浑身打个激凌。

    我竭力去想象、去模拟那情景，并久久地揣摩、体味着它……

    从词的意义上说，黑夜意味着“低息”和“孕育”；而日出，则象征着一种“诞生”，一种“升跃”和“伊始”，乃富有动感、饱含汁液和青春性的一个词。它意味着你的生命画册又添置了新的页码，你的体能电池又充满了新的热力。

    正像分娩决不重复，“日出”也从不重复。它拒绝抄袭和雷同，因为它是艺术，是大自然的最重视的一幅杰作。

    迎接晨曦，不仅仅是感官愉悦，更是精神体验；不仅仅是人对自然的欣赏，更是大自然以其神奇力量作用于生命的一轮撞击。它意味着一场相遇，让我们有机会和生命完成一次对视，有机会深情地打量自己，获得对个体更细腻、清新的感受。它意味着一次洗礼，一场被照耀和沐浴的仪式，赋予生命以新的索引，新的知觉，新的闪念、启示与发现……

    “按时看日出”，乃生命健康与积极性情的一个标志，更是精神明亮的标志！它不仅仅代表了一记生存姿态，更昭示着一种热爱生活的理念，一种生命哲学和精神美学。

    透过那枯色晨曦，我触摸到了一幅优美剪影：一个人在给自己的生命举行升旗仪式！

    与福楼拜相比，我们对自然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在一个普通人的生涯中，有过多少次沐浴晨曦的体验？我们创造过多少这样的机会?仔细想想，或许确实有过那么一两回吧。可那又是怎样的情景呢?比如某个刚下火车的凌晨—睡眼怪松，满脸疲态的你，不情感地背着包，拖着灌铅的腿，被人流推操着，在昏黄的路灯陪衬下，涌向出站口。踏上站前广场的那一刹，一束极细的腥红的浮光突然鱼鳍般游来，吹在你脸上—你像地意识到：日出了！但这个闪念并没有打动你，你丝毫不关心它，你早已被沉重的身体击垮了，眼皮浮肿，头疼欲裂，除了赶紧找地儿睡一觉，你啥也不想，一秒也不愿多呆…

    或许还有其他机会，比如登泰山、游五岳什么的：蹲在人山人海中，嬉在租来的军大衣里，无聊而焦急地看夜光表，热上一宿。终于，当人群开始骚动，在巨大的欢呼声中，大幕拉开，期待已久的演出开始了……然而，这一切都是在混乱、嘴杂、拥挤不堪中进行的。越过无数的后脑勺和下巴，你终于看到了，和预期一模一样—像升国旗一样准时，规定时分、规定地点、规定程序。你会突然惊醒：这是早就被设计好了的，美则美，但就是感觉不对劲儿：有点失真，有人工痕迹，且谋划太久，准备得太充分，有“主题先行”的味道。

    而更多的人，或许连一次都没有！

    一生中的那个时刻，他们无不嬉缩在被子里。他们在昏迷，在蒙头大睡，在冷漠地打着呼噜——第一万次、几万次地打着呼噜。那光线永远照不到他们，照不见那身体和灵魂。  

    放弃早晨，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已先被遗弃了，意味着你所看到的世界是“旧”的，和昨天一模一样的“陈”。仿佛一个人老是吃经年发霉的粮食，永远轮不上新的，永远只会把新的变成旧的。意味着不等你开始，不等你站在起点上，就已被抛至中场，就像一个人未谙童趣即已步入中年。

    一个真正热爱自然、值得尊敬的成年人，一定是那种“直至成年依然查心未派的人”，一如福楼拜。我甚至敢断言，假如他能活到今天，在那所谓“第一缕曙光”照着的地方，一定找不着他的身影。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只有恢复孩子般的好奇与纯真，只有像儿童一样精神明亮、目光清澈，才能对这世界有所发现，才能比平日看到更多，才能从最平凡的事物中注视到神奇与美丽。

（选自王开岭散文集《精神明亮的人》，有删改）

民主世界

老舍

    我们这里所说的“世界”，事实上不过是小小的一个乡镇。可是从抗战的第二年起，直到现在，这小镇子天天扩大，好像面发了酵似的一劲儿往外膨胀。新来的住户给它带来香港与上海的文化。在新住户里有的是大公司的经理，有的是立法院或检察院的委员，有的是职业虽不大正常，倒也颇发财，冬夏常青的老穿着洋服啷当的。我们就把这镇子，叫作金光镇吧，我们首先要注意到这里的人们的民主精神。将来的世界，据说是民主的世界。

    在民主世界里，不是人人事事一律平等的么?让我们先说水仙馆的一个小故事吧。

水仙馆是抗战第四年才成立的一个机关。水仙馆自成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棵水仙，馆长是蒙古人，没看见过水仙，而研究员们所找到的标本，一经签呈上去，便被馆长批驳：“其形如蒜，定非水仙，应再加意搜集鉴别。

副馆长呢，是山东人，虽然认识水仙，可是“其形如蒜”一语，伤了他的心。山东人喜欢吃蒜，所以他以为研究与蒜相似的东西，是有意讽刺他。因此，他不常到馆里来，而只把平价米领到家中去，在挑拣稗子的时候，偷偷地吃几瓣大蒜。

    馆里既然连一件标本还没有，大家的工作自然闲着。在闲得腻烦了的时候，大家就开一次会议。不过，无论怎么说吧，这个机关，比起金光镇的其他机关，总算是最富于民主精神的。因为第一，这里有许多学者，而学者总是拥护自由与平等的；第二，馆长与副馆长，在这三四年来，只在发脾气的时候，用手杖打过工友们的脑壳，而没有打过科长科员，这点精神是很可佩服的。

在最近的会议上，大家的民主精神，表现得特别地明显。会议由馆长提议，大门外增设警卫，他的理由充足，说明议案的词藻也极漂亮而得体。“诸位小官们，本大官在这金光镇上已住了好几年，论身份、官级、学问，本大官并不比任何人低。可是，看吧，警察分队长，宪兵分队长，检查站站长，出恭入敬的时候，都有人向他们一一敬礼。敬礼是这样的，两个鞋后跟用力相碰，身子笔直，双目注视，把右手放在眉毛旁边。这是一种学问，深恐大家不晓得，所以本大官稍加说明。就是保长甲长，出门的时候，也有随从。本大官，”馆长声音提高，十分动感情地说，“本大官为了争取本馆的体面，不能不添设馆警：有了馆警，本大官出入的时候，就也有鞋后跟相碰，手遮眉毛的声势。本大官十二万分再加十二万分地相信，这是必要的，必要的，必要的!”馆长的头上出了汗，坐下，用手绢不住地擦脑门。

    照例，馆长发言以后，别人都要沉默几分钟。水仙馆的（金光镇的也如此）民主精神是大官发表意见，小官们只能低头不语。

副馆长慢慢地立起来：“馆长，请问，馆警是专给馆长一个人行礼呢，还是给大家都行礼呢?”

    副馆长这一质问，使大家不由地抬起头来，他既是山东人，敢说话，又和本镇上宪兵队长是同乡，所以理直气壮，连馆长都惧怕他三分。

    “这个……”馆长想了一会儿。“这好办!本馆长出入大门，警察须碰两次鞋跟，遮两次眉毛。副馆长出入呢，就只碰一次，遮一次，以便有个区别。”

    副馆长没再说什么，相当地满意这个办法。

    大家又低头无语。

    “这一案通过”馆长发了命令。

    大家依然低头不语，议案通过。

    这可惹起来一场风波。散会后，研究科的学者们由科长引衔全体辞职。他们都是学者，当着馆长的面，谁也不肯发言，可是他们又决定不肯牺牲了享受敬礼的单严，所以一律辞职。他们也晓得假若辞职真照准的话，他们会再递悔过书的。

馆长相当地能干，把这件事处理的很得法。他挽留大家，而给科长记了一过，同时，他撤销了添设门警的决议案，而命令馆长室的工友：“每天在我没来到的时候，你要在大门外等着：我一下滑竿，你要敬礼，而后高声喊‘馆长老爷到！’等到我要出去的时节，你必须先跑出大门去，我一出门，你要敬礼，高声喊‘馆长老爷去!’看情形，假若门外有不少过路的人，你就多喊一两声!”

    工友连连地点头称是。“可是，馆长老爷，我的事情不就太多了吗?”

    “那，我叫总务科多派一个工友帮助你就是了!”

    这样，一场小小的风波，就平静无事了。在其中充分地表现了民主精神，还外带着有点人道主义似的。

（原载1945年《民心》第一卷，有删改）

老妇人和她的猫

(英国) 多丽丝·莱辛

    她叫黒騠，生于20世纪初。自从丈夫二战后一个严冬死于肺炎，她就一直独居。

    她有四个子女，其中一个女儿每年给她寄圣诞卡片。除此之外，对他们来说，她是不存在的。他们都是体面人，有家，有车，有好工作；而她，不体面。她做买卖旧衣服的生意，自得其乐，推着那架塞满了衣物的旧婴儿车，在路上四处走动。

    就在黑騠70岁生日那个星期，他们收到了通知，小社群得结束了。

    房屋署官员来做了最后的安排。那年轻人，坐在房间里一张椅子上，椅子油腻腻的，他屁股贴着椅子的边边坐着。空气中有股可怕的恶臭，他不敢用力呼吸。看到这个落魄的老人，他不免觉得她能住进安老院，该算是运气的了，虽然他深知所谓的安老院，都把老人当成顽皮不听话不懂事的小孩看待，直到他们有幸谢世。

    他告诉黑騠到时他们会派一部小货车来替她搬家。他告诉她除了衣服之外，其他东西不必多带。说到这儿，他看到了一堆像是五彩破布的东西站了起来，伸出皮肉不整的黑色爪子拍触老太太的裙子。

    “你不能带那只猫。”官员脱口而出。

    这是她收养的一只流浪猫，她给她取名騠比。騠比看起来就像一团破烂呢绒布，沾满灰尘和雨水。它一只眼睛的肌肉在打架中给扯裂，现在永远都是半张半闭；另有一只耳朵给咬掉了，只剩下痕迹。

    “你要能了结它的悲惨，对它来说，应是一种恩赐。”官员说。

    小货车来接她，黑騠不在。黑騠知道，房子搬空之后，通常要等上数月，甚至数年才会真正开始重建。她打算继续呆下去，等建筑的人来了才走。

    她平生第一次过得像她的吉卜赛祖先，一连几个晚上，她和猫缩成一团整晚蹲坐在一家空置的大门口。正如她所料，那间房子平安无事，于是她又搬回去住。她把后窗的一块玻璃打破，让騠比进出，免得要开前门或是开窗，惹起注意。她搬到顶楼靠后院的一个房间去，每天一大早出门，推着娃娃车和破烂，在路上度日。夜晚，她在地板上点了支蜡烛照明。

    騠比给她带回来了好几只鸽子。

    “騠比！騠比！啊，你这聪明的乖猫，啊，你好聪明。你知道怎么应付，怎么对付。”

    一只黑鸟从破窗子飞进来，想飞出去结果却撞死了。黑騠拔了毛，拆了点地板当柴，在煎锅上煎了吃。她一向吃得不多，有大堆的衣服裹身，只吃点面包干够了。她虽然仍旧不够暖和，但也不怎么理会。屋外一片烂泥混雪。她躲回窝中，心想，寒流将过，马上就可出去营生。騠比有时也钻入她的窝中，她紧紧抱住它取暖。“唉，你这聪明的猫，你这聪明的老家伙，懂得照顾自己，可不是？”

    雪暂时融了，严寒才刚开始。她正想出去走动走动，却看到了屋外来了一部建筑小货车，他们没进屋来。第二天，黑騠带着她的猫和娃娃车，堆满了衣服，两条毯子，走了。

    两英里路之外已经成为废墟的富人区，有三间大屋，天花板支离破碎，屋顶全都掀光了。傍晚时分，她从摇摇欲坠的楼梯拉上了她的娃娃车，小心翼翼地踏着三楼易碎的地板巡视一番。她点了蜡烛检视了一番，发现墙壁还算完整，有个角落还蛮干燥，不受窗子飘进来的风雨吹打。她就在那儿安置她的窝。

    她先在瓦砾中找到了一块塑胶布铺在地板上，防止湿气，然后垫上那两张毯子，再堆上一大堆衣服。她希望可以再有张塑胶布铺在最上面，但找不到，结果只好用报纸替代。造好了窝，她钻进当中，身边放了一条面包。她时而打盹，时而咬一小口面包，期盼、等待，望着雪片轻轻飘飞。騠比坐在她身旁，看着那张探出衣堆外的铁青色老迈脸孔，伸出爪子轻轻触抚。它咪咪叫了两声，坐立不安，跳出屋外，冲入结霜的清晨大地，带回来一只鸽子。鸽子仍然震翅挣扎，騠比把它放在老太太旁边。好不容易才弄暖的窝，她不舍得出去，同时也实在没有力气爬下去，从地板剥些木条生火。她伸出一只冰冷的手，轻拍騠比。

    “騠比，你这老东西。你是抓回来给我的，可不是？对吧，是不是？来，进来这儿……”但它不想进去。它又咪咪叫，把鸽子再往她前面推。鸽子这时已断了气，软绵绵的。

    “你吃吧，吃吧。我不饿，谢了，騠比。”

    她整晚搂着猫，拥在发寒的胸前。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又听到了楼底下废物堆中搬运尸体的声音，看到了照在潮湿的墙上和倒塌的柱子上的电光。有那么一下子，手电筒几乎射到黑騠身上，但没人上来。谁会想到竟然有人会走投无路得敢爬上那么危险的楼梯，不怕那分崩断裂的地板下陷，何况是严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