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酿王

凌鼎年

    黄阿二的酒酿在古庙镇上老老少少都翘起大拇指，没有不说呱呱叫的。古庙镇人黄、王不分，大伙习惯喊黄阿二为“酒酿黄”，但听起来总像“酒酿王”，其实喊他酒酿王倒也不虚不谬。至少在古庙镇上，还没有谁做酒酿能做得过黄阿二的。

    黄阿二做酒酿，不用大钵头，而是用小钵头。据说小钵头酒酿比大钵头酒酿难做，因此做酒酿小生意的，都习惯用大钵头，不敢轻易改用小钵头，单凭这一点，黄阿二就区别其他做酒酿买卖的。

    古庙镇人只要一听那吆喝就知道是“酒酿王”来了。别人喊“酒酿——酒酿来——”他喊“酒酿——小钵头甜酒酿来哉——”，酒酿王的嗓音很浑厚，有一种穿透力，能穿过门墙，撞入人们的耳膜。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能听到酒酿王的吆喝，他那极有韵味的吆喝可以说已成了古庙镇的一种文化风景。

    古庙镇的人偏好吃酒酿有些年头了，来了客，端碗酒酿小圆子，乃待客的一种，既不破费多少，也还上得台面，那些老吃客十有八九认准酒酿王的酒酿。据他们说，一上口就能吃出是不是酒酿王做的酒酿。每每这时，黄阿二脸上就浮现出一种满足，一种得意来。用他的话说，有老吃客的这些评价，比吃人参还补。

    酒酿王的酒酿从来只有买不到的日子，没有卖不掉的日子。但黄阿二坚持每天只做三十小钵头，一小钵头也不多做，从无例外。通常他九点钟骑了黄鱼车笃悠悠地走街串巷，一路骑过去，一路吆喝过去。黄阿二常说：他做酒酿买卖，一半是为了能吆喝上这几声。只要每日里这么吆喝一嗓子，通体舒畅。若待在家里只吃不做，不吆喝，不出一个月保管憋出病来。

    黄阿二的酒酿常常是不到吃中饭就卖光了。下午，他或茶馆里坐坐，或澡堂城泡泡。天长日久，他有了不少茶友、浴友，每日里聚在一起，嚼起来没有啥话题避讳的。有位老茶友对他说：“你的酒酿，牌子已做出了，生意这么好，何不多做点?”“我只一双手。”黄阿二说了这话再不多言。有位浴友替他出主意说：“那请一两个帮手嘛，你还可过过老板瘾呢。”黄阿二默默半晌后说：“我这人命贱，自己不动手做，比死还难受。再说了，自己做放心。做好做坏，心里有底。”

    黄阿二的酒酿不论斤不论两，论钵头的，一小钵头一买，连钵头买也可，用锅用盆来倒回去也行。他的酒酿打出牌子，不挑不拣，顺着摆放的次序拿，若要比比看，挑挑看，他就不卖。老主顾都知道，黄阿二的酒酿钵钵一样，无需挑挑拣拣的，否则，咋叫“酒酿王”?古庙镇的人都说：如今像黄阿二这样信得过的生意人越来越少了。

    有次，一公司总经理来找他定做五十小钵头酒酿，说有批上海客户慕他酒酿王的名，点名要吃他酿的小钵头酒酿。公司准备连钵头买，钱可以预付。

    黄阿二说：“可以。但每天只有三十钵头，若要五十钵头只能分两天交货。”

    那怎么行。公司总经理表示价钱上可以提高点。

    谁知黄阿二说做五十钵头质量上就难保证了。只能一天三十钵头。要就要，不要拉倒，没啥商量的。

    经理碰了一鼻子灰，一百个想不通。有赚不赚猪头三，这黄阿二死脑子一个。

    听惯了黄阿二的吆喝，几回不听见，就有人问：“酒酿王这两天怎么没来?”往往这话还在耳边，那“酒酿——小钵头甜酒酿来哉——”的吆喝声就传来了。

    最近，连着好几天未听到酒酿王的吆喝声了，生活中仿佛缺了什么。一打听，原来黄阿二病了。大家怪想念黄阿二的，几个老茶友、老浴友结伴前去看望他。进了门，大伙儿一起吆喝了一声：“酒酿——小钵头甜酒酿来哉——”

    黄阿二听后浑身一震，他撑起身子说：“你们这一声吆喝，对我来说，比吃啥药都强，这不，毛病好了一半。”

（摘自《第五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品》，有删改）

捡硬币的男孩

    我正坐在街心公园的一把长椅上晒太阳。突然，身后传来一阵细碎的声音，我回过身，看见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正弯着腰，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叔叔，请抬一下脚，”男孩看着我说。我莫名其妙地应声抬起了双脚。男孩把我原来放脚的地方也仔细地检查了一遍。“也没有。”男孩失望地叹了一口气，在我旁边走了过去。

    我叫住了他：“你到底在找什么？”

    男孩停住脚步，想了想说：“你不会告诉别人吧？”

    “嗯，我谁也不告诉。怎么，这是秘密吗？”我吃惊地扬起了眉毛。

    “我在捡硬币。要是找对地方的话，有时候能找到很多，一般街心公园的长椅下面有。我去年夏天就在这儿捡到了很多。”

    “捡硬币？”我以为我听错了，“这么说，你去年夏天就开始在这儿捡了？”

    “对，”男孩的神情非常庄重。“那你今天有什么收获？”我出于好奇，又问。

    “等我看看。”男孩从裤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有几枚亮闪闪的硬币。男孩皱着眉头，把纸片上的硬币一枚一枚地捡到自己脏兮兮的小手里，边捡着嘴边动着，显然，他是在仔细地数今天捡了多少钱。“一共__个戈比。”男孩终于数完了，又把那些硬币放回到纸上，包好，装进了裤袋。①

    “噢，你已经很有钱了。”我笑着说。

    “这还不算多，这个夏天我肯定能捡到很多。”

    我想起了儿子和自己的童年，谁小时候没为买几块糖果或者一个心仪的玩具想方设法地攒过钱呢？

    “你是攒钱买糖果吗？或者买一把小手枪？”

    小男孩皱着眉没说话。看到他如此严肃的表情，我知道我不能再问下去了，这孩子可能另有隐情。“好了，祝你找到更多的硬币。明天还来吗？”我说完，点燃了一支烟。

    男孩低声说：“来。只要不下雨，我每天都来。”

    就这样，我和这个叫伊柳沙的孩子认识了，后来还成了朋友。我每天都去那个小街心公园，坐在椅子上等他。他也每天都来，而且几乎是同一个时间。我每次问他有什么收获时，他就蹲在地上打开纸包，认真地把自己捡到的硬币数一遍，但每次都没有超过一个卢布。②

    有一次我问他：“伊柳沙，我有几个硬币，你拿去好不好？”

    伊柳沙低着头想了很长时间，然后抬起头来说：“不行。妈妈告诉过我，不能白要别人的钱，得拿东西换才行。你有多少硬币？”

    我把手里的硬币数了一遍说：“45个戈比。”

    “我马上就回来。”伊柳沙说完，跑进了附近的一片树丛里。几分钟后他又跑了回来，小手里握着一小截红铅笔，一张糖纸和一小块绿色玻璃。

    这是我们第一次交易。

    从那以后，我每天来的时候都给他带一些零钱，而走的时候衣兜里则塞满了他的宝贝，有啤酒瓶盖，玩具汽车和塑料小人什么的。最后一次，伊柳沙给我带来的是一个断了一支胳膊的变形金刚。这可能是孩子最珍爱的玩具了，我实在不忍心带走，但伊柳沙的态度非常坚决，容不得我拒绝。

    那天之后，伊柳沙就说什么也不肯再和我交换下，他才告诉了我实情。原来，他已倾其所有，再也拿不出什么来了。

    于是，我耍了个小花招。我比以前早来一点，然后悄悄地往长椅下放几枚硬币。伊柳沙来了之后，捡起来，然后就蹲在我脚边一丝不苟地数他一天来的收获。③

    我已经习惯每天看见他，我喜欢上这个小男子汉。我欣赏他的懂事和执着。但有一个疑问一直折磨着我：他为什么要捡硬币呢？而且一捡就是一年多？我一直也没找到答案。我每天都会给伊柳沙带几块糖果和口香糖来，伊柳沙每次都吃得津津有味。而且我还发现，这个孩子很少笑。后来伊柳沙却突然不来了，整整一个星期没露面。我再次见到他时，他正坐在那把长椅上，低着头，看着地。

    “你好啊，伊柳沙，”我高兴得合不拢嘴，“天也没下雨，你怎么一直没来啊？椅子底下的硬币都没人捡了。”

    “我不需要硬币了。”伊柳沙的声音里充满了无尽的悲伤和绝望。

    “伊柳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搂住他的小小的肩膀，忐忑不安地问，“你为什么不捡硬币了？”

    伊柳沙低垂着头，泪水从眼睛里流了出来，一滴一滴地落到了小小的膝盖上。“维拉阿姨说我爸爸酒喝得太多了，把身体喝坏了。可我妈妈说我爸爸能治好，但需要很多钱，所以我就每天出来捡硬币。我已经捡了很多硬币了，但还是没能治好爸爸……”

    孩子说话时脸上的泪已经流成了两条小河。

    我把孩子紧紧地搂在了怀里。“我爸爸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可我却没来得及救他！”伊柳沙放声大哭。这种情景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经历，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安慰这个可怜的孩子，只是流着泪紧紧地抱着他，抚摸着他的头。

    伊柳沙突然挣脱了我的怀抱，用又红又肿的眼睛看了我一眼，说“谢谢你给我硬币，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说完，他就站起身，抹了一把眼泪，沿着一条林间小路跑了。

    我望着孩子远去的背影，不停地叹息。命运让这个孩子小小的年纪就经受了如此沉重的打击，可我却无法帮助他。

    在后来的一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天都去那个我们以前经常见面的街心公园，但我再也没有见到伊柳沙，没有见到这个只有六岁的小小的男子汉。现在我很少去那个小公园了，但每次去，我都要在长椅下放几枚硬币。

    我要让他知道我是他的朋友，我就在他身边。

流浪的名著

蒋新

    中午的文化市场已经退去沸腾和热闹，人头攒动与淘宝捡漏的各色眼神终于渐渐收场，给这个季节的清冷腾出许多可以畅快呼吸的空间。冷风重新凝聚，换挡提速，自由鼓荡，在人们身边进行新一轮穿梭。冷风里的阳光十分柔和，暖暖灿灿的，宛如尼采的纤细之手，移动着抚摸着地上那些还没有撤走的物品，当然还有我的感觉。那些醒目的枣红色，宛如一群被冷落被流浪的红鹤，倔强在那个杂乱的地摊上，无奈而又高贵。

    蹲下。捡起。端看。眼睛一碰触精装书面上的烫金书名，周身像被灌了一瓶六十二度二锅头似的，顿时热乎起来——原来是群诺贝尔文学奖书籍悄无声息地集结在这冬季里！

    封面：《诺贝尔文学奖全集·41》，主编：陈映真。获奖年度：1966年。获得者：以色列作家约瑟夫·阿格农；瑞典作家、诗人奈丽·沙克丝……我呆了，瞬间把自己雕塑在冷风里。

    书籍之“书龄”已经超越而立之年，开始在不惑之路上行走，可书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我蹲在为阳光抚摸、为冷风扫射的地摊边，迅速将散放的枣红色书一本一本收集到跟前，一共十五本。

    从书的编码看，十五本只是这套诺贝尔文学全集的一部分，后边有无不敢断定，前面应该还有确凿的四十部——因为摆在面前的最小截止书目号是“41”。

    “那些书呢？”我抬头问那人，直言不讳。

    “哪些书？没有了，就这些。”黑瘦矮的摊主似乎有些不耐烦。地上那些落满一层尘土的书已被收集在无序的纸箱里。摊主准备走，把空间让给清冷的风。

    摊主见我还在翻看，便跺着脚催问买不买。他急着要走，因为冷，因为要吃饭，因为到了散摊的正午时光。于是询价，掏钱，打包，在柔和清冷的阳光抚摸中，我把那摞枣红色书籍带回了家。

    用白菜价格买来的那排枣红色，宛如钱塘江涌出的一线潮，整齐醒目地摆在书橱中央。然而，望着捡漏得来的书籍和由它们簇成的风景，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文化和市场一接轨，就成为买卖文化的市场，一切与文化沾边的标识，比如青铜、陶瓷、字画、家具、钱币、刺绣、木雕等等，都贴着文化的标签，以古董的身份在不同的位置出现和交易。至于真假，新旧，年代，那就考验淘宝者的眼力、胆识和运气。书，自然是文化的，可是，在这交易文化的市场里，除了古籍和稀有版本受到收藏者淘宝者的青睐外，其他都白菜萝卜般地拥挤在地摊上。一堆一堆任人翻，任人找，任人看的书，在这里成为真正的落魄者和流浪者，既失去了“书中自有黄金屋”和“书中自有颜如玉”的高贵价值，也失去了可以归属的身份证。它们的高贵去哪儿了呢？

    寻找被遗失被冷落的那些高贵书籍，常成为我周末的主题。

    在不同城市的文化市场和相同模样的地摊书摊上，我寻找到许多高贵的书籍，如四卷本《柳宗元集》，四卷本《乐府诗集》，三卷本《白居易集》等；八十年代初影印的《详解聊斋志异图咏》让我高兴了许多个夜晚，书中那些绘于光绪十二年的上百幅精致插图，是那样惟妙惟肖，清晰可人。稀有的图画，让蒲松龄笔下的聂小倩、崂山道士、席方平都有了可以直视的生命画像。还有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标着金圆券价格的鲁迅的、巴金的、吕叔湘的书籍；还有六十年代山东师范学院研究老舍、夏衍、郭沫若的书籍，在那些跳跃着细小草根显露的纸面上，尽管造纸的师傅想用绿色黄色淡青色来掩饰，依然如劳作者的皮肤那样粗糙。凹凸不平的汉字们倔强地排在那里，一言不发地留着自然灾害年代的苦涩和艰辛。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鲁迅着作单行本竟也在地摊上一一买齐。这些绝对正版，品相绝对在九品以上的不同思想的高贵者，各自在书橱的上上下下站位，摇曳着厚重如山的独有风采。

    坚强人格让我敬仰，倔强书格让我生出无边的敬意。

    淘来的书群既有卓然自尊的高贵身份，又有正版合法的身份证和居住证。书中一枚枚不同模样不同规格的印章，还有不同方式的图书编码，都载着岁月痕迹与书一同存在，成为书无法分离的命运共同体。这些后来附加在书中的手写体和深深浅浅的印泥，证明这些书们曾经驻留的基地或者居住的地址。有的书中还有硬硬的或白或黄的借书卡，卡上还有借书人书写的潦草姓名和时间。这一切都成为书的正统履历。

    好玩和好奇心曾促使我按图索骥，为书籍寻找曾经的家门，结果出奇一致，你寻找的单位不存在。

    书大概在破产、改组、或者拍卖过程中，被迫卖掉的，或者任意让人拿走的。我见过无数书们被秤钩子称过以后，被塞进麻袋的狼狈和无奈。书的高贵身份瞬间被秤钩子剥夺，从高高的书架沦为不值钱的“废品”，然后到地摊上去流浪。

    名著，尽管流浪过，也是流浪者中的高贵者。

    每次抚摸，阅读这些血统正宗、出身名门的流浪书，感觉面对的似乎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书本，而是一位位经过生命体验的长者。当手指划过，眼光走过，书籍也默默收藏起你的体温、感知和眼神，就像收藏每天的阳光那样，把发生的一切悄悄地融注在经过岁月沧桑洗礼的纸面里，成为你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出现的最好朋友与知己。

    每一部书，特别是那些经过书摊地摊流浪后的书，都会成为一座有秘密有故事的房子，无论横版竖版精装简装简体繁体。书的一个钤印，一个刻本，一个年份，一行字迹，都在文化字面的脊梁上，留下烧不掉、丢不了、碾不碎、化不去的文化记忆。

枣

废名

    我当然不能谈年纪，但过着这幺一个放荡的生活。东西南北，頗有点儿行脚僧的风流，而时怀一个求安息之念，因此，很不觉得自己还应算是一个少年了。我的哀愁大概是少年的罢，也还真是一个少年的欢喜，落日西山，总无改于野花芳草的我的道上。

    近数年来，北京这地方我彷徨得较久，来去无常，平常多半住客栈。今年，夏末到中秋，逍遥于所谓会馆的寒窗之下。我不知怎的，实在的不要听故乡人说话。我的故乡人似乎又都是一些笨脚色，舌头改变不过来，胡同口里，有时无意间碰到他们，我却不是相识，那个声音是那样的容易入耳……唉，人何必丢丑呢？没有法，道旁的我是那么感觉着。至于会馆，向来是不辨方向的了。今年那时为什么下这一着棋，我也不大说得清。总之两个院子只住着我一人。

    我住的是后院，窗外两株枣树，一株颇大。一架葡萄，不在我的门口，荫着谁之门，锁上了，里面还存放有东西。平常也自负能谈诗的，只有这时，才甚以古人青锁对芳菲之句为妙了，多半是黄昏时，孑然一身，枣树、葡萄架下贪凉。

    我的先生走来看我，他老人家算是上岁数的人了，从琉璃厂来，拿了刻的印章给我看。我表示我的意见，说，“我喜欢这个。”这是刻着“苦雨翁玺”四个字的。先生含笑。先生卜居于一个低洼所在，经不得北京的大雨，一下就非脱脚不可，水都装到屋子里去了，——倘若深更半夜倾盆而注怎么办呢，梨枣倒真有了无妄之灾，还要首先起来捞那些捞什子，所以苦雨哩。

    先生常说聊斋这两句话不错：

    姑妄言之姑听之

    豆棚瓜架雨如丝

    所以我写给先生的信里有云：

    “豆棚瓜架雨如丝，一心贪看雨，一旦又记起了是一个过路人，走到这儿躲雨，到底天气不好也。钓鱼的他自不一样，雨里头有生意做，自然是斜风细雨不须归。我以为惟有这个躲雨的人最没有放过雨的美。……”

    这算是我的“苦雨翁”吟，虽然有点咬文嚼字之嫌，但当面告诉先生说，“我的意境实好。”先生回答道：

    “你完全是江南生长的，总是江南景物作用。”

    我简直受了一大打击，默而无语了。

    不知怎么一谈谈起朱舜水先生，这又给了我一个诗思，先生道：

    “日本的书上说朱舜水，他平常是能操和语的，方病榻弥留，讲的话友人不懂，几句土话。”

    我说：

    “先生，是什么书上的？”

    看我的神气不能漠然听之了，先生也不由得正襟而危坐，屋子里很寂静了。他老人家是唯物论者。我呢？——虽是顺便的话，还是不要多说的好。这个节制，于做文章的人颇紧要，否则文章很损失。

    有一个女人，大概住在邻近，时常带了孩子来打枣吃。看地的样子很不招人喜欢，所以我关门一室让她打了。然而窗外我的树一天一天的失了精神了，我乃吩咐长班：“请她以后不要来罢。”

    果然不见她来了。

    一到八月，枣渐渐的熟了。树顶的顶上，夜人不能及。夜半大风，一阵阵落地声响，我枕在枕头上喜欢极了。我想那“雨中山果落”恐怕不及我这个。清早开门，满地枣红，简直是意外的欢喜，昨夜的落地不算事了。

    一天，我知道，前院新搬进了一个人，当然是我的同乡了。我望见他，心想，“这就是他了。”这人。五十岁上下，简直不招我的反感。——唉，怎么说反感呢?我这人是那样的，甚是苦了自己，见人易生反感。我很想同他谈谈。第二天早晨，我正在那里写字，他推开我的房门进来了。见面拱手，但真不讨厌，笑得是一个苦笑，或者只是我那么的觉着。倒一杯茶，请他坐下了。

他很要知道似的，问我：“贵姓?”

    “姓岳。”

    “府上在哪里?”

    “岳家湾。”

    “那么北乡。”

    这样说时，轮了一下他的眼睛，头也一偏，不消说，那个岳家湾在这个迟钝的思索里指定了一遍了。

    “你住在哪里呢?”

    “我是西乡，——感湖你晓得吗？你们北乡的鱼贩子总在我那里买鱼。”

    失礼罢，或者说，这人还年青罢，我竟没有问他贵姓，而问，“你住在哪里呢？”做人大概是要经过长久训练的，自以为很好了，其实距那个自由地步还很远，动不动露出马脚来了。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夫人去年此地死了，尚停柩在城外庙里，想设法搬运回去，新近往济南去了一趟，又回北京来。

    唉，再没有比这动我的乡愁了，一日的傍午我照例在那里写字玩，院子很是寂静，但总仿佛不是这么个寂静似的，抬起头来，朝着冷布往窗外望，见了我的同乡昂着他的秃头望那树顶上疏疏几吊枣子想吃了。

一九二九年一二月二九日

（选自《枣》，1931年，有删改）

逍遥游

聂鑫森

贺先生圣臣是江南大学中文系声名赫赫的老教授。他的专长是古籍校勘与论证，最为人钦服的是《庄子》研究，写过许多振聋发聩的专著。他字“散木”，也是取自《庄子》书中，自谦为无用之材，但“不材”即可免遭斤斧之苦而尽天年。

贺先生的样子，尤其是岁五十以后，极似一棵瘦矮枯黄的杂树，一点儿也不起眼。他的个子也就一米六高，背有些弯，平头，脸色蜡黄，唇上蓄两撇八字胡，说话时露出两颗大门牙。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中文系的办公楼，立在校园东南角的一个小庭院里，是彼此相连的双层木结构小楼，飞檐翘角，古色古香。有一天黄昏，不知何故，起火了，电铃骤响，让所有的教职员迅速撤离。贺先生当时正在办公室撰写讲义，同室的年轻教师陶淘慌忙丢下手中的书，往门外奔去。陶淘是教现代文学的，自己也写小说，在文坛已有相当的知名度。

贺先生一声大喝：“你跑什么？如果我跑，是因为我死了，就不再有人能这么好地讲《庄子》了。”

陶淘连忙恭敬地侧立门边，说：“贺先生，您请！”

事后，贺先生对陶淘说：“我让你等一下，是想提醒你，什么事都不必慌乱，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陶淘说：“是，是。”

“文化大革命”来了。贺先生很快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小将隔三差五拉着他去游街批斗。他被戴上一顶很高很尖的纸做的帽子，胸前挂着一块黑牌，上写“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贺圣臣”，手里提着一面铜锣。他没有一点沮丧之色，从容地走着，锣声响得有板有眼。

他的几个同辈人，有的受不了这种侮辱，自杀了；有的吓得旧病复发，住了院。他对他的老伴和儿女说：“我不会自杀，也不会因病而逝，我还有几本书要写，我不能让天下人有憾事。”

后来，贺先生又被遣送去了“五七干校”，以体力劳动来改造他的思想。和他同居一室的是陶淘。这一老一少的任务是喂猪，不是关着喂，而是赶着猪野牧。他们两个人共一口锅吃饭，俨然父子。

很奇怪的是贺先生对做饭炒菜十分内行，尤其是炒菜。虽说少荤腥，蔬菜由场部统一发放，也不多，但贺先生却能变通烹调之术，或凉拌，或爆炒，或清煮，做出陶淘从没有品尝过的美味。

贺先生还采了许多艾叶，晒干，做成艾条。他说他稍懂医道，有些病可以烧艾作灸，十分见效。

陶淘的情绪越来越坏。

有一天出门牧猪时，陶淘说身体不舒服，想休息半天。

贺先生说：“好吧。”

贺先生把猪赶到不远处的山坡上，让猪自去嚼草。他坐在树下，想他的《庄子》大义。坐了一阵，觉得陶淘的举动有些异常，慌忙往回赶。

推开门，陶淘上吊在矮屋的梁上。

贺先生忙把破子垫在地上，搬来凳子，站上去，用镰刀砍断绳子。陶淘跌落在被子上。

贺先生寻出一截儿艾条，在煤灶上引燃，然后灸陶淘的“人中”穴。

过了一会儿，陶淘醒来了。

“贺先生，您不该救我！”

贺先生说：“我已至花甲，尚不想死，何况你！我的《庄子》研究，想收个关门弟子，你愿不愿意？”

陶淘哭了。他因出身不好，又搁在这似无穷期的“五七干校”，女朋友忽然来信要和他分手……

“女朋友分手，好事！不能共患难，何谓夫妻？若你们真走到一块儿，有了孩子，再遇点厄难，那才真叫惨。”

陶淘说：“我愿受教于先生。”

此后，贺先生开始系统地向陶淘讲述《庄子》。没有书，没有讲义，那书和讲义全装在贺先生的肚子里。《汉书》记载《庄子》一书为五十三篇，实存三十三篇，分内篇、外篇、杂篇。贺先生先背出原文，再逐字逐句细细讲评，滔滔不绝，神完气足。《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伴随着日历，一篇一篇讲过去。

贺先生讲课时，喜欢闭着眼睛，讲到他自认为得意的地方，便睁开眼问：“陶淘兄，你认为如何？”陶淘慌忙站起来，毕恭毕敬地说：“学生心悦诚服，确为高见！”

陶淘觉得生活有意思了，眼前常出现幻觉：贺先生就像那自由自在的鲲鹏，扶摇直上，“其翼若垂天之云”，自由自在，不以环境险恶为念，堪为自己人生的楷模。

世道终于清明了。陶淘当了贺先生的研究生和助手。在他的协助下，贺先生完成了几部关于《庄子》研究的重要著作。

贺先生说：“陶淘，我也该走了，我的肝癌居然拖过了这么多年，实为奇迹。庄子说，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我现在把该做的事做完了，写完了书，还有了你这个传人，此生无憾。”

几天后，贺先生安详地去了，享年七十有二。（节选自《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金三儿

范子平

桃花、顺子姊弟俩背了书包，蹦蹦跳跳去上学了。桃花娘锁了门，钥匙塞砖头下，急匆匆扛起锄头要上工，忽觉脊背发热，一愣怔，马上明白，是金三儿！她回过头来，果然见金三儿隔着矮矮的院墙，贼溜溜地看着她。她说，三儿，又看上了俺家啥东西？金三儿说，说那话！东西在你屋，我看得见吗？

桃花娘没心思跟他打卦聊嘴，想起是钥匙放得不对了。那时候的锁是老式狭长的黄铜锁，钥匙是一根细长铁板儿，头儿弯一点弯儿。一把锁就一把钥匙，为了自家人开锁方便，上地干活都不带钥匙，都是随意放屋门的近处，或门槛里边——那时屋门不开锁也能往里推一大祚深的地方，或鸡窝里，或窗户下的旧鞋里等。但这些地方，金三儿都能寻摸得到。

村里左不过三四百口人，人人都知道金三儿是偷儿。金三儿到地里干活偷地里，到村里游荡偷村里，各家各户偷了个遍。最恶劣的是去下蛋的老母鸡肚下摸鸡蛋——金三儿都懒得煮，随即磕开倒嘴里就生喝了。不过，小偷小摸不算喊，那个时代讲究家庭成分，金三儿往上推三代都贫农，两岁死了爹，娘又跟人跑了没踪影，他一个人过，冷锅冷灶的也可怜，大家伙儿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金三儿偷屋里东西最烦人。不过那时都穷，屋里也都没啥值钱东西，再说金三儿偷屋里也算有节制，都是趁没人，寻摸到屋门钥匙，开了门进去拿块饼，或弄个烤红薯等，别的他也不拿。为此金三儿挨过骂，挨过打，但坏习惯改不了。今年中秋节前，在贵州煤矿当工人的桃花姑父过来，带来两包月饼。一包四块，桃花娘要给桃花的姥姥送一包。剩下一包，家里四口人，夫妻俩加桃花和顺子，正好每人一块。桃花娘先是去了桃花姥姥家。剩余的一包桃花娘放馍篮里，高高地挂起来。

可还是遭了贼手——那贼百分之百是金三儿。其实那天下午，桃花娘也是见到金三儿隔了墙斜眼看她。她当时就一惊，但想这次钥匙放屋门上搁板里，金三儿个子低够不着，就放心扛着锄头往地里走了。到晚上全家吃月饼时，桃花娘傻眼了。包裹纸还有上边红盖头都好好的，可拆开里边，四块月饼每一块都被刀子切过，每块月饼去掉五分之一，篮子里还有些许月饼屑末。看来是就着篮子当场就进肚里了。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今天又被金三儿盯上，桃花娘心里烦躁。想钥匙放到哪里都能被金三儿寻到，这次不能着了他的道儿，桃花爹被队里派到外地挖渠做工，桃花和顺子放学晚，那干脆就把钥匙带身上吧，但从没在身边带过，搁大口袋里也沉沉的，不时得摸它一下恐怕丢失。

男的女的一众社员在西北麦田里点豆饼，大家嘻嘻哈哈的。桃花娘由于身上带了个一排长的铁钥匙，一弯腰就硌得慌，心里就不高兴，平日里的开朗活泼不见了，她只是不住气地暗暗骂金三儿。后半晌，一辆绿色的自行车疾驰而来，是邮局送信的，经常从村里村外过，大家都认得他。喜梅想给他来一句笑话。送信的却严肃地吆喝起来，咱这儿谁是桃花娘？人们都一愣。桃花娘赶紧说，就是俺，咋的啦？送信的说，我走出您村时，听到有人吆喝桃花家失火了，回头看村东头有冒烟，还有人追着我车子喊，让过来给你捎个信呢！

桃花娘啥也顾不上了，起来就往家跑，跑得丧魂失魄像逃兵一样。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狗窝，自己家从不富足，那五间房是十几年口挪肚攒才盖起来的，一柱栋檩一根橡木一块砖瓦都是自家的血汗，再说，房子烧毁了，去哪里弄钱再搭窝呢？还有屋里的方桌柳椅，床第铺盖，要说都不值钱，可再去购置，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拿出这笔钱的！她又想，好好的咋就失火了呢？想起来了，昨晚洗的单子没有晾干，早晨把它折叠了放在竹熥笼上去通，熥笼放在煤火口，留的煤眼儿大了，大约火焰蹿上来了，把单子燃着了……

家里的方向还冒着黑烟，桃花娘一气儿跑进院子，腿都软了，一头栽倒在地上。有人把她拉起来，一院子人呢，都在看她。她抬起头看家里，屋门被端掉了，锁扣搭连着一扇门斜挂一边。喂牲口的大伯王增说，桃花娘呀，你要感谢人家金三儿呀，他跟我正在牲口棚里铡草，看到你家院子冒黑烟，连说不好了，去大街上喊“救火了——”，又抢先挑起水桶往你家跑。来了好多人，可都进不去门呀，金三儿窝下腰把你家门硬端掉一扇，大家都去泼水，还算及时，没过太大会儿就扑灭了火。桃花娘强撑着精神进屋看，遍地浊水横流，煤火上熥笼连单子早烧成灰了，灶火前木头窗户烧没了，墙壁也黑一大片，房顶也有烟熏的痕迹，要不是及时救下火，后果不堪设想，想着想着目光就不由自主地寻金三儿。

金三儿其实就在她身后，头发都烧没了，满脸黑乎乎的，额头带着伤；棉袄烧掉半拉，裸露的胳膊也带着伤。金三儿看桃花娘目光往他身上扫描，嘶哑着喉咙喊，桃花娘，天地良心，你家的锁我可没打开，事儿太急，真没找到钥匙呀！

桃花娘感慨万千，嘴里喃喃着：“金三儿呀，金三儿呀——”她喊道：“老少爷们儿，我谢谢咱了，再帮点忙，赶紧把咱金三儿送医院救治吧！”

（节选自《北京文学》2024年07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