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日，2017年第一季度餐饮外卖市场数据报告出炉。数据显示，第一季度外卖市场整体交易额达843.2亿元，受春节假期影响，本季度增速略微放缓至25.3%。不过平均到每天，交易额依然接近10亿元。截至目前，在线外卖市场累计用户规模已达1.94亿，占全国网民总数约1/4，用户比例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节选自2017年4月27日搜狐网）

材料二：

    鉴于目前餐饮外卖行业并不完全成熟，各种问题乱象时有显现，在其行业规模迅速壮大的过程中，须谨防某些“毛病”随着行业壮大一起长大，成为危害行业发展乃至损害公众权益的“毒瘤”。

    常年研究“互联网+”市场规律的专家付德申介绍，目前不少外卖平台采取“竞价排名”的方式，配餐企业为获得点评、销量中的“前置”位置，向平台支付“排名费”，以谋求付出一部分利益可以带来更多“吸客效应”。比如，饿了么年初推出的“星火计划”，为商家提升排名服务，即商家缴纳3%-5%的技术服务费，就可以实现排名和曝光率的上升，而用户并没有知情权。

    尽管有关部门一直在积极管理规范，外卖平台亦在逐步主动担起责任，商家的食品安全意识也开始有所提升，但当前外卖食品安全问题仍然非常突出，外卖食品安全整体形势并不容乐观。而随着外卖行业的不断发展壮大，针对行业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量持续增长，新的食品安全违法违规手段也会不断涌现，亟须更为全面有效的治理措施，对其予以规范整治。

    外卖送餐是外卖服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一环节绝大多数需要由外卖员骑送餐车来完成，而随着送餐车大量涌上马路，各种交通安全问题也随之产生：因外卖送餐引发的交通事故越来越多，甚至开始呈现集中爆发之势。可以预料，外卖行业继续壮大后，这一交通安全问题会进一步加剧。如何规范管理外卖送餐，消除送餐中的交通安全隐患，对于外卖行业的未来十分重要。

    由于外卖服务的特殊性，导致一次性餐具使用量剧增，大量一次性餐具的使用，不但会导致城市市容卫生问题，更会深远污染损害自然环境。同时送餐使用的塑料袋、塑料餐具等大多是不可降解的普通塑料，这些塑料垃圾与生活垃圾混在一起，通常直接焚烧或填埋，也会给自然环境造成很大的压力。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及时有效解决，外卖行业的继续壮大，意味着卫生、环保问题将更加突出，将会成为城市管理的巨大难题及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之一。

（节选自2017年8月24日《检查日报》）

材料三：

    外卖垃圾的危害不可小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可重复利用和可降解材料推广普及不够。目前，很多外卖平台出于成本考虑，使用的材料多是一次性、不可回收的，源头上导致了污染的产生；另一方面，外卖餐具回收难。清洗困难、回收价格低、再资源化成本高，无论是垃圾回收企业，还是城市的“拾荒大军”，均对回收塑料制品为主的外卖餐具没有兴趣。此外，回收难还与我国回收体系不完善有关。

    破解外卖垃圾“围城”首先要从源头入手，实现外卖垃圾减量。有关部门应当出台相应的规定，督促外卖包装材料的减量。可以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对包装生产商、外卖平台、商家以及消费者征收垃圾处理的费用，用政策杠杆来倒逼外卖包装盒的使用量。尽快出台外卖包装可降解材料标准，制定外卖、快递行业使用塑料制品国家标准，强制推行可降解塑料制品。同时，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对违规生产、销售塑料制品者予以处罚。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4月，某外卖平台推出新一代环保可降解塑料餐具，目前正在全国范围陆续推广；某食品科技研究室正在研制一种用生物材料制成的可食用餐具。政府应该对这类企业给予税收激励等方面的政策支持，让其有更大研发动力。还要加强对外卖垃圾的分类和专业回收处理，可指定专业公司进行统一回收处理。

（节选自2017年9月16日《光明日报》）

材料一：

    2015年1月，习近平新年首个调研地点选择了云南，他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5个月后，习近平来到与云南毗邻的贵州省，强调要科学谋化好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扶贫”成为各界热议的关键词。

    习近平指出，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如果乡亲们笑，这就是好政策，要坚持；如果有人哭，说明政策还要完善和调整。好日子是干出来的，贫困并不可怕，只要有信心，有决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数亿中国人甩掉了贫困的帽子，但中国的扶贫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最新数据显示，按照中国扶贫标准，到2013年底中国还有8249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发展滞后问题没有根本改变。在民生问题中，困难群体往往有更多更强烈的诉求，因此需要给更多的关注和帮扶。

    习近平指出，扶贫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增强紧迫感和主动性，在扶贫攻坚上进一步理清思路，强化责任，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措施，特别要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

（摘编自2017年3月11日“人才网”）

材料二：

    近年来，各地通过强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给贫困地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农村和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惠。但是，相对于各级党委、政府和干部期盼群众早日脱贫的焦急心情，一些群众就显得比较“淡定”。甚至希望扶贫工作能够长期保持，让自己多享受一些“免费的午餐”。

    这种甘愿苦熬不愿苦干、不肯脱贫，乃至患上了“等靠要、不达目的不脱贫”的“精神贫困”症的情况，不仅令人担忧，同时也引人深思。

据了解，只要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就可以享受精准扶贫贴息贷款、危房改造、易地搬迁或自建自购住房补贴等政策。被列为重点帮扶的贫困村群众，都希望能享受到这一“免费的午餐”。绝大多数群众在轮流充当了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完政策红利，得到一定实惠后，才愿意成为“脱贫光荣户”。

    另据了解，除了对低保“你争我抢”，低保养懒汉和低保金被侵吞的现象也令人忧心。

    有一个单身汉被确定为“五保户”后，不愿住进养老院，而要求政府给他无偿盖三间砖瓦房，不盖就动用上访手段。有一个李姓村民靠低保金度日，因为缺乏致富信心，每次低保金下发后都是痛醉一番。没几天就吃光花光。

    由于低保成了“福利”，人人都想“争”，加之基层工作具体而复杂，因此很多不知情的人，对村干部误会很深，稍有不满意就找茬谩骂。同时，村民因为争抢低保矛盾尖锐，不仅影响和谐，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村庄的“精神贫困”。

（摘编自2016年12月12日“人民政协网”）

材料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目前，全国还有3000万人未脱贫，与过去的贫困人口不一样，这些属于最难脱贫的人口，有的难脱贫并不是没有能力脱贫，而是当地的文化、风俗习惯决定了很多人脱贫动力不足。因而，如何通过引进先进文化和一些制度，促进贫困人口主动脱贫，成为下一步完成脱贫任务的关键所在。

（摘自2017年12月22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材料一：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访华行程中，特朗普的外孙女阿拉贝拉用中文背诵唐诗和演唱中国歌曲的视频在中国民众中迅速传播，成为特朗普访华期间的一个亮点，在视频中，6岁的阿拉贝拉身着漂亮的中式旗袍，用流利的中文演唱了《美丽的田野》，背诵了《三字经》和唐诗，还演唱了一段中国儿歌，阿拉贝拉出色的中文水平得到了习近平主席的热情夸奖。其实早在今年年初的中国春节，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就曾在社交媒体网站上分享了阿拉贝拉用中文演唱《新年好》的视频。此后阿拉贝拉在世界华人圈可谓“圈粉无数”。半年前，当习近平主席应邀与特朗普总统在海湖庄园会晤时，阿拉贝拉与弟弟约瑟夫还在习近平主席面前演唱了中文歌曲《茉莉花》并背诵了唐诗，阿拉贝拉因为出色的中文功底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备受中国民众喜爱，被誉为“中美友好小使者”。

（摘编自《美国“汉语热”背后的“中国热”》）

    材料二：

    汉语水平考试人次（2010—1016年）（单位：万）

    （注）汉语水平考试（简称HSK）为测试母语非汉语者（包括外国人、华侨和中国少数民族考生）的汉语水平而设立的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HSK每年定期在中国国内和海外举办，凡考试成绩达到规定标准者，可获得相应等级的《汉语水平证书》。

    材料三：

    “汉语热”正在世界各地上演。美国国际教育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中小学生学习汉语的人数出现了“爆炸式增长”，从2009年到2015年，美国中小学生学习汉语的人数翻了一番；法国媒体报道称，法国10年间学习汉语的中小学生人数翻了四番，汉语已成为初、中等教育阶段位列西班牙语、德语、意大利语之后的第四大“第二外语”；在德国，汉语已经是许多州的中学会考科目；2016年以来，南非、毛里求斯、坦桑尼亚、喀麦隆、赞比亚等非洲国家纷纷将汉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据统计，目前全球学习汉语的人，已从2004年的近3000万增长到了1亿。

    （摘编自《“汉语热”风靡全球》）

    材料四：

    美国明尼苏达州的“TwinCities”网站称，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和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让许多美国人投身到学习汉语的热潮中。对许多美国人来说，熟练掌握汉语不仅意味着巨大的就业机会，还意味着竞争力的提高，英国工业联合会选取291家英国公司开展调查，结果显示在最受雇主欢迎的外语中，汉语的受欢迎度达到31%，成为除欧洲语系之外最受青睐的外语。近日，全球最大广告传播服务集团WPP首席执行官苏铭天甚至直言：“汉语和（计算机）代码——是我最关心的两种语言！”独具特色的“汉语热”，承载了当前世界各国人民对于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渴望，人们学习汉语，试图通过解读汉字来破译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历史密码，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在鼓励女儿学习汉语时曾说：“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她的每一个字都是一首优美的诗，一幅美丽的画，这个国家就是中国。”美国汉学家、人称“汉字叔叔”的理查德·西尔斯沉醉于汉字文化，花费30万美元个人积蓄研究汉字，建立起一个汉字字源网站，希望通过分析汉字，让全世界的人知晓每一个汉字背后的故事。

    （摘编自《聆听汉语讲述的故事》）

    一直以来，对中国文化的改编与阐释始终根植于中国电影的创作传统之中，在动画电影的发展史上则尤为突出。新中国成立后，以上海美影厂的作品为代表，例如《过猴山》《宝莲灯》等，都实现了中国电影民族性追求在影像形式、风格与技术上对西方话语的革新与超越，也借助它们对经典文学或民间故事的影像化重释，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深邃的哲学思想与文化标识注入至“中国故事”之中，在国际上形成了能见度极高且被公认的“中国学派”。

    这些电影对经典文学与传统文化所进行的影像化改编，首先是一种内容上的重构，是以电影这种媒介形式对文学与传统文化资源的再演绎。正如《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对哪吒形象与经历的塑造、叙述，并未拘泥于仿造《西游记》或《封神演义》中的旧有叙事，而是努力使之与现代审美观念无限趋近，体现出了一种鲜明的当代意识。在片中，李靖与哪吒之间的刻骨仇恨被置换为崇高的“父爱”．被哪吒“抽筋剥皮”的小龙王敖丙则成为了纯粹而崇高的友情象征，曾经悲壮而残酷的哪吒自刎被替换为一个无法逃避的宿命“天劫”……由此可见，这部影片中的哪吒形象和他的故事，已与名著与传说中的形象相去甚远。之前多数引起市场轰动的经典改编作品，也几乎都依循了这种颠覆性的模式，例如逍遥浪子形象的许宣（《白蛇·缘起》）、顽童形象的唐三藏（《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与追求自由恋爱的“天神”（《大鱼海棠》），等等。

    但是，这种在表面上看来过度解构经典的创作倾向，也引发了不同的看法。如今对于《哪吒之魔童降世》的负面评价，亦多集中于对其颠覆传统文化或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哪吒形象与经历的不满。但是反观这些影片的拥趸，则多数抱着自顾自的娱乐心态，把影片满足个体价值认同摆在突出位置，鲜少去思考影片与主题来源之间的关系，或者根本不去触及。

    两种意见之间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断层，究其原因，正是杰·瓦格纳所谓的“近似式改编”所致——影片虽以一种与原著近似的修辞技巧和表达观念进行创作，但实际上却与原著产生了相当大的距离，构成了另一部艺术作品。

    有意思的是，西方影视作品对文学经典或民间传说的改编，多集中于莎剧、圣经故事和希腊传说。例如，近期被翻拍的《狮子王》取材于《哈姆雷特》，经典音乐剧《西区故事》的主要情节改编自《罗密欧与朱丽叶》，《纸牌屋》的故事内核源自《麦克白》，《七宗罪》《黑客帝国》等都是从圣经故事中汲取灵感，《诸神之战》《特洛伊》等则源自希腊神话。

    可以看出，西方的这些改编作品也几乎都采取的是“近似式”的改编策略，原文本自身并不会为影视作品提供一个“超稳定结构”，而且改编作品之中无不体现出强烈而鲜明的当代意识。塞吉欧·莱昂内曾说：“阿伽门农、埃阿斯、赫克托尔是过去的西部牛仔的原型，西部片中的人物则被导演搬进了神话世界。”也就是说，当经典文本通过改编穿梭至电影银幕之上时，它们之间的外部结构已然失去了相似之处，使之产生关联的只有由原文本所提供的“最大公约数”。

（摘编自郑炀《中国电影应如何面对文学经典与传统文化》）

老子在《道德经》中标举的有别于儒家“仁义”道德的“玄德”伦理价值观，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古代文人和文学传统有着重要影响，这一问题需要从哲学到文学作交叉贯通性的深入探究。

老子的“玄德”，作为沟通天人、协和天道与人道、实现天人合一的伦理价值观，不仅是一个哲学、伦理学、价值论、实践论的学说，也是一个影响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文人和文学的文艺理论学说。其核心影响在于，“玄德”以其对中国古代文人道德观的影响，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审美境界的生成。早在《尚书》中，“德”就既有天地乾坤之德，也有人生社会之德。然而自老子标举“玄德”和孔子高扬“仁义”之后，逐步形成了儒、道两种具有对立性的伦理道德学说。就古代文人的个体人生修养而言，这两种“德”是可以互补的，并非决然对立和不容。他们既以“明德”精神修养儒家的仁义道德，又以“玄德”观念修炼道家的自然之德，从而形成了“儒道互补”的双重道德人格，进而形成“入世”和“出世”兼容的人生观。他们普遍“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朱光潜)。这样的道德人格境界表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就是既有诉诸“明德”的家国情怀和道德境界，又有诉诸“玄德”的宇宙情怀和天地境界。

冯友兰先生将人生境界由低到高区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他指出，道德境界相当于儒家的“仁义”境界，“其行为是为义的”；天地境界相当于道家的“道德”境界，“其行为是事天的”。儒家的“仁义”道德境界和道家的“玄德”天地境界都具有超功利性，因而都是审美的境界，但相对于自由平等、无私忘我、超尘拔俗、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独立不羁等极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美学精神来说，以“玄德”品格生成的天地情怀和天地境界，无疑是最高层次的审美境界。

文学史上，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一大批优秀文士和他们的作品，正是“玄德”与“明德”兼修的生动体现，他们既以家国情怀、道德人生的书写著称，又以天地情怀、天人相和的歌吟长存，苏轼最为显著，他一生既坚守儒家的家国情怀和道德境界，又始终呈现出宇宙情怀和天地境界。他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又说“若使人人祷辄遂，告物应须日千变”，他还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图缺，此事古难全”“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等，都是“天人合一”的玄德心灵在文字中的具体呈现。尤其是他被贬黄冈时写的《赤壁赋》，更是一曲把自我融入天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心灵之歌。

文学是心灵的镜子。以“玄德”建构起来的道德人格和心灵境界，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天地情怀所赖以滋生的心灵之源，呈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天地境界超越了儒家的仁义道德这些社会性审美价值，走向了天人一体化的“无我之境”。作者在以物观物的观物之乐中，走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审美境界。这正是中国古代文人和文学作品共同呈现出来的极富民族特色的审美文化精神。

(摘编自胡立新《“玄德”的审美境界》，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