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带钩

戴耕

    带钩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服饰配件，是用来束带或佩系的用具，广泛流行于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带钩一是连接带的两端，使之紧固；二是在腰间系挂器物、饰品。其造型多样生动。形象多有美好的寓意。其装饰工艺精美绝伦、技艺精湛，集当时生产技术、装饰工艺水平于大成。其材质除常见的青铜外，还有金、银、玉等。其纹饰造型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和民族精神。带钩在造型、装饰、材质等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最高的制作工艺水平和审美意识。因此，带钩是古代达官贵人以及文人武士显示高贵身份的服饰配件，也是当时满朝文武相互炫耀和攀比的饰品。《淮南子》记载：“满堂之坐，视钩而异，于环带一也。”

    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经开始使用玉带钩了。这一时期的玉带钩制作工艺流程可能是先将玉块切割成长方体形状，然后用对钻法从两端钻孔，钩体是用线割法把中间的部分剜去而成。这时的玉带钩，是带钩的原始形制。我们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带钩可以看出，在史前时期已经开始有了独特的并延续至今的中国传统玉文化。

    春秋时期，带钩又随着青铜工艺的发展而再现。在此之前的商周时期，腰带多为丝帛所制的绅带。在绅带上不好勾挂佩饰，故又束革带。当初的革带两头是用短丝绳和环系结。青铜技术在西周已达到鼎盛时期，由巫术宗教中的礼器日益蜕变为生活中的服饰配件，青铜带钩正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实用装饰品。湖北曾乙侯墓出土的一组带钩，应是迄今所知最早的青铜质带钩。

    战国时期带钩已经广泛使用了，带钩的文化内涵和制作工艺空前发展。从战国时期的铸铜遗址来看，带钩陶范数量惊人。除了陶范浇铸工艺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鎏金、包金、镶嵌等许多工艺。精湛的带钩工艺可以折射出战国时期是我国工艺美术史上最早的繁荣期。

    汉统一后，中原文化融合了其他文化的特征，造型艺术兼收并蓄、气势雄浑、浪漫生动。无论从材质、工艺、造型等方面都代表了中国玉文化的一个高峰。青铜模铸的动物形象带钩也是常见的形式。汉代的带钩装饰纹样，由云纹逐渐转变为卷草，相比春秋战国时期的对称定型，绞缠重叠，更多的是线条的自由和生动，或粗犷豪迈，或轻巧奔放。

    魏晋以后带钩进入应用的衰退期。北方少数民族迁徙，胡汉杂居。游牧民族的胡服穿着简便，于是汉族也穿起了胡服。胡人用带扣系扎固定革带，比带钩更加结实牢固，使用方便，带扣逐渐广为流传，最后完全取代了带钩。明清出现的带钩已失去实用功能，只作为一种把玩的物件而流传。

（选自《文化艺术报》，有删改）

    在英国权威的科学杂志《自然》上刊登的一篇美国科学家的论文说，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把抗虫害转基因玉米“BT 玉米”的花粉撒在苦苣菜叶上，然后让蝴蝶幼虫啃食这些菜叶。四天之后，有44%的幼虫死亡，活着的幼虫身体也较小，而且没有精神。而另一组幼虫啃食撒有普通玉米花粉的菜叶，就没有发生类似现象。另据英国科学家的研究，与一般大豆相比，耐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中，防癌的成分异黄酮减少了。这些结论引起了科学家的担心，也引起了世界范围的不安。

    苏格兰科学家普斯陶伊的转基因土豆研究，情况却有所不同。去年秋季，普斯陶伊称，自己一项未经发表的实验结果证明，年幼老鼠食用转基因土豆10天后，其肾脏、脾和消化道都出现损伤，而且免疫系统也遭到破坏，他将这一切归咎于对土豆的基因操作本身。他的结论据说得到了14个国家20名科学家的支持。但英国最具权威的科研机构英国皇家学会宣布，该学会组织的6人专家组经过详细评估发现，他的研究无论在设计上，还是在操作和数据上，都充满漏洞，他的结论无法成立。然而，这场在英国引起并跨出国界的轩然大波却至今未平。

    转基因技术是一项先进的生物科学技术，这一点已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共识。美国是转基因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据统计，美国的大学、科研机关和企业等已经开发出上百个转基因作物品种，其中仅有43个品种的安全性得到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确认。面临转基因玉米和大豆正在进行大面积种植与大量出口以及由此引发争议的现状，美国国家科学院已经郑重承诺，将就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展开全面调查。看来，在发展转基因技术的同时，也是应当注意吸取任何一种现代工业技术发展过程中的教训的。

天地苍茫一根骨

庞进

    ①马迁的祠墓在陕西的韩城市。祠内有他的塑像：束高发，穿红袍，长眉入鬓，双目炯炯——那眼神，有穿透历史烟云的明晰和超凡入圣的穆然；显著的还有那一袭长及心胸的须髯，给人一份文人的傲岸和学者的庄重。据说，人受过宫刑，胡须会随之脱光，而这尊塑像，依然大须飘拂——这大概是民意使然了：你皇上要把一个血性须眉变成一个不男不女的“太监”，可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中，这个人依然是男子汉，顶天立地、气吞山河的男子汉！

    ②仔细看，司马迁的塑像是稍稍有些斜的，头向北方偏着。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迁是在遥望北方的苏武庙，因为这位在北国牧了十九年羊的汉朝使臣，和司马迁是肝胆相照的僚友。另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迁是在遥望李陵，这位大汉名将的被迫降敌，正是司马迁罹祸的原因啊。我是倾向于后一种说法的，我甚至觉得“李陵之祸”降临到司马迁的头上，是有某种必然性的。不错，司马迁是一个有骨气有血性又才华横溢抱负远大的文人，这样的文人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社会的良心。当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重创十万敌骑的消息传到长安时，汉武帝刘彻是笑眯眯的，公卿王侯们也纷纷“奉觞上寿”，好听话说得长乐宫的麻雀都似乎要变成翩翩起舞的宫女。不料几天后，李陵终因矢尽粮绝，寡不敌众而被俘降敌。消息传来，全朝廷都哑巴了，刘彻更是“惨怆怛悼”，脸吊得像经了霜的秋茄子。

    ③“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朝堂上，刘彻目扫群臣。群臣或面面相觑，诺诺唯唯;或言李陵该千刀万剐，夷其九族不足以抵罪。当刘彻对这样的看法眯目点头的时候，我们的太史公站了出来。他说李陵平时克己奉公，身先士卒，有国士之风。此次出征，孤军奋战，血染寒山，英勇可嘉。降敌是一时无奈，日后有机会，他还会报效汉朝的。“好你个司马迁，”刘彻震怒了，“你竟敢替叛贼说话，谁给你的胆量？”

    ④现在看来，司马迁充其量不过是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已。然而，问题倒不在于公道话本身，而在于竟然有人敢站出来说公道话。社会良心和专制强权在这儿发生了深刻的矛盾。在刘彻的心目中，做臣子的差不多是一群牛马狗，鞭子下驮拉耕作，唯主子鼻息是仰，哪里有你人模人样地站在我的对面说什么公道话的权利？

    ⑤对武帝刘彻，司马迁曾经抱有幻想。做太史令，他异常勤奋，总想博得武帝的欢心。即使站出来为李陵辩护，也是见皇上满脸的“惨怆怛悼”，禁不住效一番“款款之愚”。然而，残酷的现实粉碎了文人的天真，他终于明白了：刚直不阿的书生和专横残暴的帝王是冰和炭、玉和泥。于是，不再幻想不再幽怨，为了“草创未就”的《史记》，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和事业，他咬牙吞血，毅然决然地走向了苦难，“就极刑而无愠色”。至此，司马迁实现了一个转变，一个御用工具向独立人格的转变。从此，一个书生走到了一个帝王和这个帝王赖以存在的庞大体制的对立面。你可以摧残我的肉身，但你摧不毁我的抱负；你可以夺取我的生命，你却打不倒我的精神。我就要谱写一部世上从来没有的大书，让这个民族记住司马迁，让这个世界记住司马迁！也让你刘彻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文人，什么是文人的肝胆。寒凝春华发，血沃劲草肥。炼狱淬火，司马迁在提升精神的同时，成就了一根骨头。

    ⑥好一根骨头啊！即使面对一百个汉武帝，一千次酷刑，一万回磨难，这根骨头也不会酥软，绝不酥软！

大运河——流淌千年的乡愁

    ①莺飞草长的三月，站在黄鹤楼上，想起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便忽发奇想，能否雇一条帆船或者画舫，带上弦歌美酒，从胭脂色的波浪上，遇埠则歇，对月而歌，半醉半醒地航行到扬州去呢？朋友告诉我，偌大长江，再也难找到帆船与画舫了。再者，扬州不在长江边上，即使雇到船只，也到不了那一片令李白痴迷的城郭。我这才意识到，千年前的优雅与浪漫，早已是沉湮的古典。

    ②数年间，因各种机缘，我或者走在京杭大运河已经干涸的河床上，或者在它尚在流淌的河段上看夕阳下的浪影。淤塞与疏波，开凿与废弃，辉煌与衰落，保护与开发，似乎永远都有着诉说不尽的忧伤，展示不尽的画卷。站在杭州的拱宸桥上，我希望看到从烟波深处摇来的乌篷船；在无锡城中的清名桥上，我总在想：为何脚下的流水，再也不能流到幽燕之地去听一听京韵大鼓，洗一洗北国的胭脂？

    ③崛起于历史，必寂灭于历史。就像寒山寺禅钟依旧，但客船不再；扬州仍不缺三月的烟花，但迎送游子的布帆，早已消失在水远山重的前朝。

    ④如果在历史版图上寻找中国古代文明伟大的标志，应首推长城与运河。它们一个横贯东西，一个牵引南北；一个伴着铁马金戈，一个浸于桨声灯影；一个静态的阳刚，一个动感的阴柔。但是，在世人的文明谱系里，长城却是要比运河的名气响亮得多。长城上的雉堞与砖堡，至今仍让世界迷恋；而运河里的船队与波浪，似乎已经退出人们的视线。

    ⑤难道，那一条流动着繁华与锦绣的人造动脉，只能在屡遭虫蛀的线装书中寻找吗？河流死去的显著特征便是消失了桨声帆影。这有点像沙漠上的胡杨，它保留了生长的姿态，但再也不能用绿色哺育大地。

    ⑥但运河是一部大书，我们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环境下阅读它，都会有不同的感慨。有人问我，可以说“运河文明”这四个字吗？

    ⑦从隋代开始，这条贯穿了几个庞大王朝的交通动脉，沟通了五大水系，串连起数十座湖泊。淮安、扬州等繁华的都市也因它而生。明代，特别是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运河达到了全盛，成为大明帝国沟通南北的运输干线。运输物资的数量与种类不断增加，一条运河供养了帝国的首都与辽阔的北国，中国也因此有一支名叫漕军的高达三十万人的特别军队，因为一条河流而诞生一支军队，或者说一个兵种，这也是运河独有的人文风景。

    ⑧运河最灿烂的年代在明朝，自朱棣迁都之后，北京便有了第一个汉人士族集团。作为帝国的统治者，他们将江南的生活习惯与民情风俗带到北京。为了满足汉人士族的需要，必须有大批江南的物产运到北京。因此，明代的运河，发挥的效益最大，它的繁忙程度远远超过长江、黄河。为了增强运输能力，朝廷投入了大量的物力与人力。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像明朝那样将运河当成不可替代的生命河。

    ⑨文明一词，据我理解，是人类某种带有鲜明特色的生存方式，它涵盖了文化、经济、制度、风俗各个方面。如果以此推断，运河文明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因为这条地球上最伟大的人造河流，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对中国的经济史、水利史、交通史、城市史、军事史等方面，均有深刻的影响与巨大的改变。无可否认，运河文明是中华文明体系中的灿烂章节。

    ⑩运河的急剧衰败是近一个世纪的事。因为公路、铁路以及航空的诞生，水上交通特别是内河的航运已经日见式微。曾是农业文明的骄傲忽然间变成了工业文明的弃儿。当年，从杭州乘船沿运河到北京，少说也得一个多月。一个月的水上旅行，与帆桨为伍，与鸥鹭相亲，以两岸的风光养眼，以河上的波涛养心，该是多么惬意的乐事啊。但在今天，每一个人似乎都在日理万机，优哉游哉的生活他们再也无福消受。生活方式的改变，让运河的诗意退出了我们的心灵。

    ⑪近几年，一些有识之士大力呼吁抢救运河，并争取将运河申报成世界文化遗产。一条活生生的运河，竟成了一份遗产。大凡成为遗产的东西，都是文化的孑遗。它们不再属于生活，而是属于历史；不再属于享用，而是属于凭吊。任何时候提到遗产两个字，我就会莫名地生起乡愁。精神故乡的迷失，让现代的人们乡愁越来越浓。这乡愁不是怀旧，而是反省。我真的很想回到六百年前，雇一条客船，从杭州航行到北京。我知道，这只能是一厢情愿。

    分享经济的诞生，源于社会资源的过剩。

    从工业革命时代开始，所谓的“发展”即生产效率提高、投资不断加大，从而带来产量的增加。这样的“发展”基于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社会物资是短缺的。时至今日，工厂里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东西。直到某一天，我们发现生产出的东西已经远远大于我们的需要，我们把已经存在的东西重新分配。

    此时，物品的“拥有权”和“使用权”可以分离，拥有一件物品的人和使用这件物品的人可以不是同一个人。这样物资就可以得到更加合理的分配，从而成为一种商业模式：拥有多余物资的人们，可以把物资的使用权让渡给不拥有物资的人，作为回报，后者给予前者一定的报酬，而提供这个服务的平台，也可以从报酬中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

    分享经济由此产生。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成熟和迅速普及，分享经济的创业者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细分领域的平台，供物资的所有者发布和分享，帮助有需要的人找到物资。不经意间，我们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分享经济的身影。分享经济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消费方式，在许多领域，也都出现了不同的模式。

    那么，分享经济究竟改变了什么呢？

    首先，它改变了供给端。分享经济让产品的供给方从机构变成了个人。比如，原来人们出去旅行，只能住酒店集团提供的酒店，而分享经济让个人房主也可以提供相当于酒店的服务。原来人们只能坐出租车公司提供的车子，现在则还能坐个人开的私家车。分享经济极大地提升了产品的丰富度和个性化水平。人们旅行的时候可以住各种风格的房子，人们出行的时候可以坐各种不同的车型，遇见各种性格的司机。如今人们个性化的诉求越来越高，分享经济正好可以满足这一点。

    其次，它让个人崛起。分享经济降低了个人“微创业”的门槛，让人们可以更简单地实现“微创业”——利用业余时间，做个小房主，做个专车司机，都是简单方便的“微创业”。用户对个性化的需求，让作为供给端的个人，能够有空间发展自己的个性。比如，加入网络商店平台的手工艺者，可以把自己的个性作品售卖给匹配的人。伴随着“微创业”的门槛降低和个性化被鼓励，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人们的内在动力被激发，而每个人能力的激发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更大推动力。

    最后，它让社会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分配。分享经济让资源被更加合理地分配给需要的人。这对于我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是极大的保护。据统计，每多一辆被充分利用的Uber车辆，就可以从路上去掉8辆车子。这就意味着更少的拥堵、更少的雾霾和更少的能源消耗。

从赣南、湘西、四川嘉陵江、河南何家冲出发的4支红色大军，最终汇聚在西北黄土高原。他们的远征，从此有了一个让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名字：长征。虽然，这支队伍当时还十分弱小，而病榻上的鲁迅却坚信，这些九死一生的红色种子，就是“民族的脊梁”。作为一部无与伦比的伟大史诗——长征，给予我们的，是一种怎样的启示？

（一）

一条长征路，是一条鲜血浸透的红飘带。

包括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25军在内的4支大军，出发时总人数为20.6万，到长征结束仅剩5.7万人，有16.6万名红军将士战死或失散在途中。张震将军回忆湘江之战时说，仅他们一个团，就顶住了敌人一个师又一个团的兵力。鲜血，染红了湘江，染红了一座又一座山头。突破包括湘江在内的四道封锁线后，在不到50天时间内，出发时8.6万人的中央红军，锐减到3万人。

“再大的牺牲，也不能阻止我们前进！”从赣南一直征战到陕北的老红军唐进新回忆说，每一战都有大批战友倒下，“但活下来的人毫不退缩，因为我们有红色的理想。”这红色理想，就是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就是北上抗日实现民族独立。共产党人创建的红色政权，点燃了像唐进新一样的劳苦大众心中的理想之火，也激发了他们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雪山草地，是许多老红军难以忘怀的地方。多少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勇敢生命，倒在了川西水草地上。老红军李中权回忆说：“饿得摇摇晃晃，连抬腿的力气都没有。可一旦爬起来，就向前走，向着党中央的方向走！”

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使红军战士的生命意志和能量空前迸发：粉碎了3倍、5倍乃至10倍于己的强敌的围追堵截……他们身后，留下的是惊人的数字：红一方面军翻越山脉18座，5座经年被积雪覆盖，跨过大河24条，历经11个省份行程二万五千里……

（二）

一条湍急的河流横亘在红军北上的道路上。这，就是大渡河。

杨得志率领的红1团，从数百里之外突然出现在安顺场渡口。17勇士从浪尖上突向对岸。船少人多，大队人马无法迅速渡河。杨成武指挥的红4团以昼夜行军240里的神速，奔袭到泸定桥，在敌人未来得及毁掉桥时，22名突击队员冒死爬上了摇摇晃晃的铁索：一个战士中弹跌入河中……其余的人仍奋力前进。红军冲到了对岸。

历史的昭示在于，在濒临生死绝境的关头，成立14年的共产党人痛定思痛后，行使了独立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权力。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的共产党人，将中国革命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长征，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奠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全局上的指导地位。面对兵力对比悬殊局面，毛泽东以一系列军事史上罕见的手笔，指挥红军在川黔滇万水千山间纵横驰骋：四渡赤水、虚指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敌人包围圈，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

长征，检验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密切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党的领袖与普通的士兵生死相依、情同手足；红军指挥员一马当先，冲锋在前。

在彝族聚居的大凉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不仅使红军通过了这方多少年来没有一支汉族军队通过的地方，而且点燃了民族解放的火把。长征道路上，红军先后经过了瑶、苗、回、藏等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成千上万的民族兄弟加入了队伍。红军的模范行动，使沿途2亿群众耳目一新，认识到红军是完全不同于任何旧军队的人民军队。

（三）

在奠基陕北的第3年，史沫特莱来到延安。是时，由长征大军改编的八路军正浴血奋战在抗日战场上。这位美国女记者在她《伟大的道路》一书中写道：长征虽已结束，红军仍在创造历史。

经过长征考验，红军的意志、毅力，都发生了飞跃。正是这些人，成为民族独立的中流砥柱。抗战爆发后，参加过长征的炊事员、卫生员都能到敌后发动起一片群众。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都参加过长征。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中的9位，10位大将中的8位，以及90%以上的上将、中将和少将，经历过长征的考验。

从延安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到三峡精神、青藏铁路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它们的源头，无不来自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百折不挠、敢于胜利的长征精神。

事实上，从长征结束的那天起，长征及其精神的影响，就开始超越国度。美国总统罗斯福看过斯诺的《西行漫记》后，曾3次约见这位年轻人。今天，在长征路上，仍有众多外国人，沿着红军足迹一路追寻。在他们眼中，跨越中国西部的长征和横穿中国北部的长城一样，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强渡大渡河的孙继先，新中国成立后做了我军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的司令员。指挥那场战斗的聂荣臻，成了我国尖端科技事业的开拓者。长征胜利35周年时，聂帅亲自选址，把卫星发射场建在了大凉山。当一枚枚火箭从这方千百年来只有火把的地方直射云霄时，全世界都看到了尾翼上两团鲜明的标记：长征。

长征，已经留在了人类的史册上。长征精神，将继续闪耀在中华民族的奋斗进程中。

（摘编自贾永《长征启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