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本报评论（评论员钟声）】韩国企业乐天集团近日同意就“萨德”反导系统部署用地与韩国军方签署协议，意味着主动挤入东北亚战略博弈的复杂局面。不少抗议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韩国民众对此表示极大愤怒。但是，韩国一些媒体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本国民意上，更没有顾及本国及地区安全的大局，而是忙不迭地揣测中国是否“封杀”乐天。他们心里装着鬼，所以心很慌。其实他们很清楚，中国人民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

    众所周知，美韩推进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有关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不利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安全利益关乎一国根本。韩方一方面破坏邻国的安全利益，另一方面还指望同邻国正常做生意，这样的如意算盘怎么可能打出名堂？在整个国际关系史上都找不出先例。

    中国欢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依法保障有关企业在华合法权益，这是一贯的政策立场。然而，外国企业在华经营成功与否，最终却要由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的消费者来决定。乐天集团主动选择配合“萨德”部署，就是把韩国政府往损害邻国战略安全利益、恶化地区局势的错误方向推，就是一心一意要为自己的错误讨一颗苦果吃。相应而来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中国消费者自发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乐天做出坚决回应，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显然，乐天给“萨德”入韩铺路的决定，是典型的误国之举。此举不仅无助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还制造了新的冲突点，令整个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况且，绑上美国反导“战车”的韩国，很多事情将由不得自己做主了。一旦爆发激烈冲突，韩国不可能不受重创。

    韩国媒体现在用“坐立不安”“战战兢兢”来形容乐天当下的心境，恐怕一方面是看准了乐天在中国规模达8万亿韩元的各种项目和业务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也明白韩国的“苦日子”将随之而来。去年7月美韩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以来，中韩合作的民意基础明显受到了损害，中韩不仅政治关系遇冷，而且经贸、人文等各领域交往也受到了影响。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韩国继续执意推进“萨德”部署，两国间各领域合作势将遭遇更大困难。

    中国反对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意志是坚定的，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也不会有丝毫含糊。韩国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注定要为此承担责任。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03月04日）

材料二：

    【本报记者 倪浩魏辉】“中韩经贸关系倒退10年是有可能的”，辽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表示，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问题上中国不会让步。如果韩国继续一意孤行，结果只能是作茧自缚。2016年韩国经济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和国内政治动荡双重打击，呈现严重低迷状态。寻求与中国合作，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但“萨德”入韩，引发中韩关系大倒退。10年前的2006年中韩双边贸易额是1300亿美元。如果韩国不改弦更张，中韩经贸关系肯定受损，甚至会出现“硬着陆”。也就是说，减少1000亿美元是很有可能的，那就是“一夜之间回到10年前”。

（选自《环球网》2017年03月04日）

材料三：

    【本报讯】韩国民众与民间组织分别在韩国国会以及乐天百货商场门前举行示威，抗议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要求乐天集团拒绝提供部署“萨德”用地。

    参加示威的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共同委员长刘先喆说，“萨德”系统不能保护韩国安全，部署“萨德”只会使韩国成为半岛“火药桶”和冲突“前沿”。“这是‘假安保’，真的安保政策应该是通过六方会谈要求朝鲜弃核。”

    刘先喆认为，乐天集团这次是否提供“萨德”用地，将成为判断其是否真正属于国民企业的标准。“如果乐天屈服于韩国国防部的压力，将犯下卖国罪行，乐天应该做出明智的决定”。

（选自《湖北日报》2017年02月23日）

材料一：

    近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与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城市研究中心在京联合发布了《2016-2020中国城镇化率增长预测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3%。2018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将超过8亿，未来五年城镇化持续发展的态势不会改变。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冯奎提到：“我国目前存在两种城镇化率，一种是城镇常住人口占该地区常住总人口的比例，另一种是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城镇化率的概念对于提升城镇化水平与质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城镇化率的概念在应用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他说，我国按行政区的统计方式，会导致行政区划调整时一次性提高了城镇化率。但有些地方，虽已达到城镇化的标准与水平，却由于行政区划的因素没有被统计成为城镇化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镇化率真实性；其次，城镇化正在以多途径方式进行，并且存在着大量市民融入到城市中，却并不愿放弃原有户籍的情况，而城镇化指标对这些情况的反应并不敏感。

                                                                                                    （摘自《人民政协报》2017年1月12日李荣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3%》）

材料二：

    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来看，201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6.1%，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39.9%。前不久，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的通知》，将统筹推进本地和外地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计划在“十三五”期间，城乡区域间户籍迁移壁垒加速破除，配套政策体系进一步健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以上，年均转户1300万人以上。到2020年，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45%。

                                                                                           （摘编自中商情报网《2016全国人口城镇化大数据分析：去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39.9%》）

材料三：

    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国城镇化是在人口多、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推进的，这决定了我国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出发，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6.1%，城镇常住人口达到7.7亿。“十二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3个百分点，每年城镇人口增加2000万。从城市规模看，我国已有653个城市，城区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已经达到140多个。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了城乡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促进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

    我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城镇化将成为拉动内需增长的强大动力。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对外公布，这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路线图。规划提出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由此带来的投资需求约为42万亿元。

                                                                                  （摘编自“百度文库”《2016-2020年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深度分析及发展规划咨询建议报告》）

材料一：

    早在先秦、两汉时期，汉语就已形成当时的共同语“雅言”和“通语”了。秦汉时代，语言的统一性更强，西汉扬雄的《方言》中出现了“通语”“凡语”，就是指当时的共同语。东汉时的洛阳话、唐代的长安话、宋代的汴梁话等，都曾先后成为汉民族的共同语。金、元、明、清四代都曾建都北京。由于政治、经济的集中，北京话的影响逐渐增大、地位日益重要。北京话成为明代“官话”的基础语言，“官话”成了明清时期的“共同语”。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完整地赋予了“普通话”科学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

    普通话以北京话为标准音，是以北京语音的系统为标准，并不是北京土音，也不是把北京语音的一切读法照搬。因此，普通话不等于北京话。推广普通话，并不意味着消灭北京土音，但方言的力量必然会减弱。

（摘编自潘佳《普通话的前世今生》）

材料二：

    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推广是与时俱进的：1955年，国家提倡推广普通话，提出的方针是“重点推行，逐步普及”；1957年，这个方针增补为“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1992年，推普方针调整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新世纪大体还是延续着这个方针。

    普通话的规范使用，是形成和实现社会语言生活和谐的必要条件，是人们语言素养和语言能力的体现和表征。诚然，普通话的规范使用不是阻碍语言的发展变化和遏制语言的修辞创新，而是有助于引导语言的健康发展和有效地进行修辞创新。而经典就正是这种规范的生动体现和修辞创新的真正榜样，所以要向经典学习，展开经典朗读、诗词吟诵、演讲比赛、咬文嚼字等活动。从经典中人们会发现：语言的使用，“规范着才是美丽的”。

（摘编自陈光磊《普通话，规范着才是美丽的》）

材料三：

    长期以来，有人把推广普通话简单地理解为国家政治意志，这是片面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需要有一个沟通各族人民的共通语，以方便交际，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国家认同感。

    当今，跨区域合作、全国市场趋于一体化，已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更加需要推广普通话，以方便交际，减少语言成本，促进民族地区和汉语方言区更好地分享全国市场，加快发展。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时代，推广普通话可帮助大众更好地融入社会、享受公共服务。

    会讲普通话有助于争取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有助于获得更高的收入，有助于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是个简单的道理：懂一种语言或方言只能跟本地人打交道，学会了普通话不仅能跟所有讲普通话的人直接打交道，而且还可以跟所有懂得普通话的讲其他语言或方言的人直接打交道。这不仅扩大了个人社交网络，也可带来更广阔的用武之地。

    我国进入了“强起来”的新阶段，世界也面临新的变局。新形势下，提升国家语言能力也有了新需求和新任务。有哲人说：“语言永远与实力相伴！”古代拉丁语、法语、汉语的辉煌，今天英语的强势，都证明了这一点。可见，以推广普通话为抓手来全面提升国民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更具有助力国家“强起来”的重大意义。

（摘编自赵世举《推广普通话是发展的需求》）

材料四：

    新时代，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呈现崭新局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普通话普及率达到73%以上，语言交流障碍初步消除，社会用字进一步规范；中国诗词大会等优秀语言文化品牌活动广受关注和赞誉；世界语言大会成功举办，中文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际语言，全球学习人数迅速增长。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承载的中国智慧越来越受到世界瞩目，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语言文字又一次焕发出迷人的魅力和光辉，中国人民沉淀了几千年的文化自信更加坚定。这些成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摘编自杜占元《普通话助力建设语言文化强国》）

材料一：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与教育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北京市海淀区统计学会联合开展了青年创业者调查活动。调查显示，受访的创业者年龄主要集中在31～40岁(80.8%)，他们从最终的全日制学校毕业时多为21～25岁(60%)。在这一群体中，仅有9%选择了在校期间创业或者一毕业就创业，且这些在校创业者多为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学历。

    受访者普遍认为，创业时机的选择很重要，创业前还应有一些相关工作经验，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应先就业后创业；对创业者来说，在名校学到的东西也很重要，特别是高学历或理工科的创业者，非常认可专业知识对创业的推动作用；在创业后如果不继续学习，创业者比普通上班族更容易被市场淘汰。

(摘编自2017年04月01日《光明日报》)

附图：创业者创业动机数据统计

材料二：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大学生创业的进一步鼓励以及工商注册等领域简政放权力度的加大，全国高校毕业生创办的私营企业数量迅速增加，而缺乏启动资金是高校毕业生创业面对的首要难题。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食药监局副局长刘蓉华针对一些学生落入信贷陷阱的现象，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增强大学生的信用意识并普及信贷知识，保护大学生远离非法网络借贷平台。她建议将大学生使用网络金融借贷纳入央行的个人征信系统，从校园开始培养大学生的诚信意识。

(摘编自中国工商报网《完善信用体系助力创业创新》，2017年3月20日)

材料三：中国青年报：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您认为政策效果会如何？

    杨德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以休学创业来说，学生在创办、经营企业一段时间后能够再回到学校，我认为这是一大进步，因为它使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是对学生创新和创业精神的一种保护。我曾与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合作进行过一项研究，在对多种因素进行分析后发现，能给人们提供更多选择的制度，会使处于其中的人们更愿意去创业，创业效果也会更好。允许休学创业等许多新政策就属于这类性质的制度，肯定能够鼓励一部分人去创业。当然，在具体落实上，会有一个磨合和调整的阶段。

(摘自2017年4月6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四：陈博群是安徽师范大学2013级空乘专业的大四学生，他发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鼓励高校设立专业化众创空间”，这令他振奋。他在校期间经历了数次创业。在这个最好的创业时代，陈博群仍面临着很多挑战。

    大二那年，他创办了服务合肥市大学城师生的送餐网络平台“点小二”，但不久就以失败告终。

    陈博群此前的不少创业伙伴在毕业后选择就业。他们发现，自己找工作比同龄人要得心应手，实习期也表现得更好。

    这些尚未走出校园的学生已经通过创业获得成长。从报税到企业运营，从和人打交道到发掘市场需求，他们都已在创业期间实践过了。

(摘编自新华网《大学生创业，过程比结果更重要》，2017年03月16日)

材料一：

    近年来，无人机开始在民用市场起步，其中农林植保和电力能源巡检这两个领域表现出对无人机较为迫切的需求趋势，且具备较为可观的市场规模前景，而考虑到无人机现阶段的技术已可满足需求，故预计供需的契合度较高。在其他相对小众的民用领域方面，无人机凭借其优势，预计也将在消防救灾、公安系统、国土测绘、气象环保监测、包裹派送等方面一展身手。

材料二：

（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三：

    在无人机“黑飞”愈发猖獗的今天，及时出台法律和强有力的措施，确保航空安全刻不容缓。要有效禁止“黑飞”，就必须通过法律明确划定界限，怎样使用无人机才算合理合法地“白飞”？许多购买无人机的朋友，可能既不清楚如何申请证照，又不太明白哪些地方是禁区，对于“黑飞”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也缺乏认识。一些无人机使用者只是觉得机场周边空旷，因此到机场附近放飞无人机。自己觉得无人机距离机场尚有距离，却不知不觉进入了航道，给航行安全带来威胁。因此，法律需要明确划定边界，证照谁来管理，哪些地方可以放心使用无人机。

    绑住无人机任性的翅膀，离不开技术创新。例如，技术手段已经证明“电子围栏”可以有效避免无人机越界。又例如，一些企业对于售出的每一架无人机都能在云端实时监控。假若企业和监管部门在技术层面肯投入，无人机越界“黑飞”的现象就会得到整治。

    杜绝无人机“黑飞”，要采取疏堵结合的措施，最重要的是要提高无人机购买者和使用者的安全和法律意识。有人建议，要采用发达国家的经验，在每一台无人机的产品说明中都做出明确警示并引导用户到监管部门网站了解相关法律和禁飞区域。无论怎样，只有唤醒每位无人机使用者的法律意识，才有可能最大限度避免悲剧发生。

（选自王健《作为“双刃剑”的无人机》）

材料四：

【注】无人机自主控制等级是衡量无人机技术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

材料五：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2017年6月1日起，已经或正准备购买无人机的用户需要注意，如果您的无人机起飞重量在250克（含）以上，就必须根据民航局发布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进行实名登记注册。8月31日后如果仍未注册，其行为将被视为非法，无人机的使用也将受影响。

    民用无人机的登记注册制度是国际上普遍采取的一种管理方式，是无人机管理的基础。5月18日，民航局已完成民用无人机登记注册系统的开发并上线运行。

    2017年以来，无人机“黑飞”威胁民航安全事件频发。据民航局方面介绍，仅今年1月中旬至2月中旬，就发生12起无人机违法违规运行威胁民航安全事件，其中7起造成航班调整、避让、备降、延误。

    6月12日晚，重庆机场遭遇无人机干扰，持续近4个小时，造成重庆机场40余个航班备降，60余个航班取消，140余个航班延误，上万旅客出行受到影响。

材料一：

    中央电视台与全国9家博物馆合作推出的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持续热播，这些国宝级文物的“前世传奇”和“今生故事”，让很多观众感叹：中国文物很丰富，中国文化有内涵。

    不仅是《国家宝藏》，近年来，电视综艺节目深度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出现了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等一大批“现象级”作品。这些节目就像一股清流，让曾经浮躁的电视沉静下来，悄然涵养出优雅的文化气质和温暖的人文关怀。

    这些节目成功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对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契合了全社会越来越强烈的文化自信。在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征途上，中国的观众更加渴望找寻到内心的精神归属，扎牢自己文化上的根。因此，当战火中辗转守护先秦石鼓的故事被深情演绎，当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徐徐展开，当有着“瓷母”之称的各种釉彩大瓶震撼亮相……观众血液中的文化基因和历史责任感被一一激发，产生强烈共鸣。一方荧屏变幻，历史使然，时代使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一段时间里，电视曾被各种真人秀“霸屏”，过度娱乐化的现象让人不安。《国家宝藏》等一系列文化类节目的探索强有力地表明，观众需要娱乐，更需要精神的滋养，我们的需求远比“明、星蹦蹦跳跳”来得更多。关键在于，如何在文化的内核和创新的表达中找到结合点，让诗词、文物、书法等传统文化“活起来”，变得更有故事、更有感情、更有温度，易于接受、易于感知、易于亲

（摘编自2017年12月27日人民《<国家宝藏>持续热播观众不只需要“更快的马”》）

材料二：

    近日，位于故宫文华殿内的清乾隆各色釉大瓶前人满为患，很多中小学生拉着家长专门来观看这件有着“瓷母”称号的文物。在《国家宝藏》中，各色釉大瓶因被戏称为乾隆皇帝“农家乐审美”的象征，一夜之间成了“网红”。

    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学生刘晓在各色釉大瓶前驻足许久，看了又看不愿离去。他是《国家宝藏》的“铁杆粉丝”，电视上看完后又上网找来节目视频反复看了几次，“既爱听文物背后的故事，也爱看自己喜欢的明星”。

    “原本怕影响孩子学习，挺反对他看的。跟着看了一集后就放不下了，一到播出时间就陪孩子一起看。”刘晓的母亲于女士说，原本对历史兴趣不大的孩子自此迷上了历史。

    “历史节目也能真实又轻松好看，这样寓教于乐的节目应该大力提倡。”一位带学生在故宫参观文物的初中历史教师说，不仅自己爱看《国家宝藏》，在课堂上向学生大力推荐，还计划结合课堂教学把节目里涉及的知识点融入期末考试试题中。

    北师大历史系学生刘媛更关注每件文物背后守护人的故事，尤其令她感动的是节目第一期的最后，梁家三代故宫人接力守护“中华第一古物”石鼓的故事，“感谢每一位文物守护者，是他们将中华民族的信念留存下来”。

（摘编自2018﹣01.09中国《评：历史文化课需要怎样的“打开方式”》）

材料三：

    一档综艺节目又一次带火了旅游，只不过这次不再是旅游类真人秀，而是一档“正经到骨子里”的文化节目。根据相关统计数据，自12月初《国家宝藏》开播以来，通过“博物馆”搜索国内旅游产品的数据骤然上升了50%。有旅游网工作人员预计，随着该节目热度的攀升，尤其寒假临近，不少有亲子游和游学计划的家长，已开始把目光转投“寻宝之旅”。

    在经济领域，有一个专门的“博物馆经济”的说法，它是指以博物馆或博物馆群为依托，通过充分发挥博物馆的特有优势和经济价值，将博物馆与旅游、文化等产业有机融合的一种经济形态，能带动区域软实力提升和经济持续发展，促进博物馆事业功能发挥的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某种程度上，《国家宝藏》所“意外”带动的博物馆旅游热，也就是对博物馆经济的一次间接激励。

    《国家宝藏》通过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方式，让国宝重器“说话”，其实就是拉近丈物、历史与公众的距离，将文物的魅力、历史的细节以恰当的方式展示、诠释给公众，告别了过去的“高冷范”和“养在深闺无人识”的状态。它的成功，既实现了一种高效的历史文化科普，也为发展博物馆经济乃至整个文博、文旅产业，提供了有说服力的启示，那就是要有“受众意识”，要创新展现和供给形式，找到市场的“痛点”

（摘编自2017年12月26日中国新闻网《国家宝藏》走红博物馆经济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