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寒门子弟到行政长官

    20世纪30年代，梁振英的父亲梁忠恩只身离开家乡山东威海闯荡香港，在清水衙门当警察。梁振英于1954年8月出生，有一姐一妹，是家中独子。二十岁之前，梁振英与家人住在七号差馆宿舍及荷李活道警察宿舍。那里没有独立卫生间，一层楼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小时候，为省一毛钱的电车费，梁振英和姐姐、妹妹都是走路上学。上中学时，为节省每顿一块五毛钱的饭钱，梁振英总是步行半个小时回家，用十分钟时间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再匆匆忙忙赶回学校上课。从上幼儿园起，梁振英就已经开始忍受贫困生活的煎熬。但懂事的小振英只是默默承受，从不抱怨。稍大一点儿时，他就开始分担家务活，帮助母亲买菜、择菜。为了贴补家用，帮附近的塑料玩具厂加工塑胶花。当时梁振英才十一岁，下午到学校上学，其他时间则要干活——要么背着几十公斤重的材料往返家里与工厂，要么与家人一起做塑胶花。这段时光尽管清苦，却被梁振英视为第一堂人生课，不仅培养了他不畏艰辛、自食其力的能力，还让他认识到执著追求的可贵。

    梁振英从小成绩优异。他从荷李活道警察小学毕业后考入香港著名的中学——英皇书院，后又进入当时的香港工业学院（现香港理工大学）修读建筑测量系。取得高级文凭后，梁振英于二十岁那年前往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现为西英格兰大学) 攻读估价及地产管理学。在留学英国的三年多时间里，梁振英靠半工半读维持自己的学习及生活费用。他每周打工三个晚上，每次六个半小时，回到宿舍时往往是凌晨了。为了节省车费，他每天上学放学都要步行十多公里。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参加社会活动。当时梁振英是当地香港留学生的学生会主席，经常举办中国文化宣传活动，每个星期天他还去教当地的华侨子弟学中文。1977年，梁振英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

    学成回港的梁振英，开始了自己白手起家的创业历程。起初，他加入老牌测量师行“仲量行”，成为一名测量师。过了五年，梁振英被擢升为这家英资公司的合伙人及该企业第一位华人董事。当时年龄不足三十岁的梁振英年薪已高达上千万港元。1988年，三十四岁的梁振英被评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

    1993年，梁振英创立了梁振英测量师行。2000年，通过互换股份与英国DTZ及新加坡的戴玉祥产业咨询公司合并，梁振英测量师行易名为戴德梁行。这家布点遍及四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房地产服务公司，迅速发展成为亚太区最具规模的物业顾问公司。2006年，梁振英成为该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首度晋身集团董事局。一年后，梁振英又由戴德梁行北亚区主席升任为亚太区主席。此时，离他事业起步刚好三十年，梁振英已从一无所有的小青年变成了颇具经济实力的香港企业家。

    作为香港专业联盟主席，梁振英率先鼓动香港十个专业团体五万多专业人才加强与内地交流。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内地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身为香港“专业人士促进现代化协会”成员的梁振英，就开始与内地结缘，并频繁穿梭于深港沪之间。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1984年，中英谈判碰上新界的租约问题。当时，新界的全部土地楼房，不论地区、新旧、用途，地契年期全部在1997年6月27日届满后，由中、英两国共同解决。由于当时内地还没有房地产市场，缺乏经济和合约上的知识，中央想找个香港人咨询意见。有位官员记起一个经常到内地讲课的年轻人——梁振英，就请他帮助写意见书。梁振英立即动笔撰写。几个月后，这份意见书中的建议成为中方意见，并成为《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关于土地契约》的主要内容。

    在帮助和支持内地房地产事业发展的同时，梁振英亦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1985年，梁振英出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1988年，三十四岁的梁振英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1993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政务小组港方组长；1996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1997年出任香港特区第一届行政会议成员、召集人。此外，他还担任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梁振英不无自豪地回忆道：“参与回归的全过程，为香港回归效力，亲历国家和平统一的阶段性成果，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和最难忘的经历。”

    （选自2012年第6期《名人传记》，有改动）

生长

残 雪

在朦胧的天地里，有一种景象最能引发我热烈的遐想，那就是生长的景象——动物和植物的生长。

那一天，我们走了很远，爬了山，来到一个庙里。我们从和尚们那里买了一篮子水淋淋的、细小的白菜秧子。将白菜秧子带回家之后，外婆和哥哥他们就开始栽种了。太阳当空照，白菜终于栽完了。多么令人沮丧啊，先前水淋淋的秧子被栽进土中，浇了水之后，好像死掉了一样，一律倒伏在泥土上，“死了吗?死了吗?”我不断地问自己。睡觉时我还在惦记着那些可爱的小秧子。

清晨，我在雾气中来到地边。啊，大部分的秧子都有一两片叶子竖起来了!虽然犹犹豫豫的，虽然有的叶子已经变黄，但我看到了复活者内部奔腾的汁液。“活了，活了!”我在心里欢快地说。下午我又去看了一轮，又有更多的叶片竖起来了，几乎每一棵都活了。

不知道是第三天还是第几天，我发现了新叶。新叶是那么的细小、柔嫩、洁净、精致!新叶一点都不羞怯，吸取着地气、阳光、露水，发出“滋滋”地生长的声音。六岁的我为这魔术所倾倒，常常往菜地里跑。当然，缺少肥料，白菜长得一点都不好。我不关心它们长得好不好，我看过奇迹了。奇迹啊。原来没有，后来长出来了。

外婆在叫我，可我不想挥动，我在守着那株野牵牛花，我要亲眼看到它如何攀到旁边那林小树上面去，那果软的藤如动物的触角，它缓慢地为自己探路，先让开一点，形成一个松一点的弧，然后试探着贴上了树干，缠绕就开始了。植物体内被发动起来的生长力是很疯狂的，只要几天不来看，你就认不出原来的藤了—一它早爬到了树梢。

疯狂的生长力导致植物不停地否定自己，每一个时期有每一个时期的图案，一个图案完成，立刻转入下一个阶段。我最喜欢看到的，就是那种转化了。白菜由细小的秧子变为绿油油的大白菜，最后还要抽出菜苔长出花，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期待、展开和实现，直到达到饱满、完成。牵牛花的展示最为壮观。有露的早晨，我看到十来朵紫红的喇叭沿着小树的树干排列上去，花瓣的质地如丝绢，底气那么充足，色彩和形态那么抒情，我便在小树旁发起呆来。牵牛花只开一天就谢了，可是秋子内部又在酝酿新的爆发。第二天早上，我又看到了更头的景象。它要开好几茬花儿才会穷尽自己的创造力。

我喜欢用食指去勾植物的藤须，让它绕着我的小小的指头生长。我抬起头看太阳，在阳光里面，生命是可以触摸到的。你瞧，它将我绕住了，一图，两图……指头上可以感到细微的扯，对于它未来说，那是何等巨大的爆发力啊。我屏住气，等啊，等啊，它终于向我的手背延伸过来了。我不忍心骗它，于是小心地松开它，将它放国它附的竹篱笆。

我也见过暴烈的生长——一株藤将幼小的树活活缠死。自然界并非都是莺歌燕舞。真实的暴力总是让我万分害怕，我连观看都害怕。但暴力是普遍的，无论你看与不看。我最后将生命中的暴力转化成了我内部的戏，这个戏就是我的文学。无害的暴力如同体育竞技场上的搏斗，将生命的精彩完整裸露地呈现于世人眼前，刺激读者体内沉睡的生长机制，使之发动内力，进行创造。

（选自《残雪文学回忆录》

材料一：

材料二：

    业内人士称，5G与以往无线通信技术最大的区别是服务的对象。以前服务的主要是人，而5G将真正实现万物互联。可以说，5G所要承担的是改变整个社会、行业的使命。

    国内三大运营商已在4G领域投资超3000亿元，目前仍处于成本回收周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酝酿建设5G的原因何在？业内人士分析，这是因为我国正在迅速进入智能社会，产业互联网、人工智能、AR/VR等应用在迅速普及，它们的规模化应用需要新一代网络来承载。比如建设自动驾驶城市，就需要依托5G网络实现车辆、信号灯、道路感应线圈、智能总控平台间的无缝连接和互动，且时延需要在毫秒级别。

    “物联网时代，一个家庭往往会有超过100样东西需要连接网络，所以需要新一代网络--它对整体网络频谱利用率更高，能够连接更多终端的新系统。不过，我预计未来4G和5G会并存，并不是5G来了4G就会全部被淘汰掉。”业内人士说。

    （摘编自宋杰《5G将至，中国领跑》）

    材料三：

    虽然5G网络将改变社会已成为行业共识，但在探索具体应用和商业模式时仍有诸多困难。4G从标准提出到完成经历了4到5年的时间，而5G标准的完成到真正商用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产业链成熟度上看，非主流频段需要我们在全球去推动，将其从非主流变成主流。专家认为我国在高端芯片制造上差距还较大，特别是在射频芯片上。这方面不仅需要有相当强度的投入，还需要有很长时间的技术和经验积累才行。同时还要解决4G与5G网络建设的矛盾，解决好二者之间的协同问题。目前新的商务模式还没有真正的形成，如此巨大的投资如何获得回报，又能带来多大效益？怎样能够让5G更加健康可持续发展？通信行业仍然在摸索。此外，5G的发展实现了从移动互联网扩展到物联网的阶段。为了满足复杂场景和垂直行业的需求，5G对于网络灵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端到端的网络切片给网络运维管理带来了很大挑战，依靠传统的网络优化方式已是难以为继。在行业融通方面，5G要赋能各行各业。我们怎样去洞察行业需求？需要跟行业本身共同投入、联合创新。目前通信行业技术体系在变革，而技术的变革也要求价值体系和管理体系做出相应变革去适配，不发生变革就难以应对5G的发展。该专家表示，想要跨越这“三座大山”，构建开放、智慧和融创的5G产业环境是必须的。

（摘编自《5G商用：前所未有的挑战》）

材料一：

主持：您的枕边书多数是什么？能谈谈具体的阅读感受吗？

唐博^（注）：我不喜欢躺在床上看书，这样不利于保护视力。要知道我到现在还没近视，不戴眼镜。因此，我没有真正意义的枕边书。

如果把旅途中的书、睡前在书房里看的书都视为“泛枕边书”的话，倒是以历史学、经济学的学术书和大众读物为主。最近刚读完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的新著《美国真相》。这本书讲述了美国经济表面繁荣的背后，前所未有的贫富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正如我们经常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的那样。美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种族问题上的表现，更为这本新著提供了资料佐证。

主持：阅读在您的生活中占多大比重？

唐博：由于平时很忙，阅读只能见缝插针。反正只要有点时间，哪怕是零碎的，我都基本用在阅读上。

主持：让您感到“真正了不起”的是哪本书？

唐博：不得不佩服当年明月（石悦）的《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跟我同是80后，也是同行，他在前移动互联网时代开创了一种别样的写史方式。他把自己的读史心得融入书中，真正形成了与作者的心灵沟通。更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在写书成名后放弃本职工作，而是恰当处理了本业和副业的关系。

主持：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唐博：夜深人静，毫无倦意，气温适宜，独自一人，耐心再读一遍《毛泽东选集》1 —4卷。伟人终归是伟人，在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革命情怀、家国情怀、人文情怀，以及对重大哲学和历史问题的把握，对战争的宏大思考和微观策划，对经典的旁征博引，调查研究的方法论，都很值得认真钻研学习。同时，《毛泽东选集》1—4卷还是学习中国历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很好切入点。特别是其中的注释，字斟句酌，信息量很大。

我始终认为，历史学的功用有二：正本清源、以史为鉴。正本清源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以史为鉴则是所有人的使命。《毛泽东选集》1一4卷就是以史为鉴的很好标杆。

主持：哪些书对您的思维影响最深？

唐博：通过读书来改变思维习惯，这可能是个终身的事情。不过，仅就读史、写史来说，美国学者史景迁的专著《康熙自画像》，对我有点触动。我猛然发现，历史居然还能这么写。用第一人称，站在康熙的视角看历史，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尽管在写作上会有一定局限性，但还是有一种换位思考的亲切感。受他启发，我先后创作了《我们这辈子：清朝皇帝回忆录》《亲历三百年：明朝皇帝回忆录》等四本书。

主持：什么书改变了您的人生，您读这本书的时候多大，它改变了什么？

唐博：吴晗《中国历史小故事》，把时年9岁的我引入了历史学殿堂，让我对这个学科产生了兴趣。我后来选择读大学历史系，而且一直读到博士，不能不说跟这个系列的历史普及读物有关联。

主持：接下来计划读什么书？

唐博：最近有本畅销书，名叫《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作者是美国学者费雷德·戴蒙德。我已经读了一部分了，准备把它继续读完。2020年，地球发生了很多灾害，人类正在经历着百年变局。在这样一个许多人都很迷茫的时候，结合我学过的历史知识，去读这样的书，有助于我们拨开云雾见天日，看清前面的路，扎扎实实走下去。

（摘编自《唐博：我的泛“枕边书”》）

（注）唐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

材料二：

欧阳修说，读书最佳处在枕上、马上、厕上。枕边读的书最私密，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阅读旨趣和审美风尚，而对于作家们来说，他们的枕边书更具有特别的意义。

夜晚是阅读历史、悲剧和传奇的时间。夜晚也是在阅读中放飞自我、享受与书中人物精神交会的时间。阿来的枕边书是《佛经》《圣经》《古兰经》。这些书他很早就读过，并且反复读。他并不是宗教信徒，读这些书是因为这些文本有吸引力。很多作家对自己写的东西是怀疑的，而这些经书的作者因为带着巨大的信念，所写的文字朴素却富有感染力。哈金的枕边书，一般总有契诃夫的小说选、托尔斯泰的小说，还有《新约》。他喜欢读着书入睡的感觉。那些经典多么纯粹，使他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常感到文学的语感焕然一新。李佩甫睡不着觉的时候也要翻一翻《圣经》。

夜晚也是我们思考、反省的时间。周大新的枕边书有两种，一种是需要在精力好、不想睡的时候读的书，通常需要质疑、思考和与作者暗中对话。比如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彼得•沃森的《思想史》等等。另一种是在精力不好可又不愿睡下时，用来放松精神的书，通常是自己喜欢的长篇小说、散文集或诗集。眼下周大新的枕边放着一本《哈佛百年经典• 24卷——英国和美国名家随笔》。这本书里收录了《大学的理想》《科学与文化》等文章，读过之后，周大新对这些智者的思考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有的作家，枕边书看似随意，却是杂花生树、草长莺飞，我们能从中发现作家精神滋养的来源和智慧的沉淀。比如李敬泽的枕边书有《杜诗详注》《诗经原始》《西周的政体》，还有《漫长的告别》，常常是一段时间里的兴之所至。邵燕祥的枕边书多是旧体诗。一诗一世界，他认为诗不可一下读太多，一首诗，实际上是一种情绪，一种情调。

从作家们所谈的枕边书，可领略到他们的真性情，也让我们重拾那些被遗忘的经典。了解作家最亲近的书，跟着一位作家去了解另一位作家，曲径通幽，像爱丽斯梦游仙境，像步入小径分岔的花园，让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摘编自舒晋瑜《作家们的枕边书》）

材料一：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

材料二：

材料一：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曲折起伏，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充满艰辛。当今世界，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鸿沟不断拉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冷战思维阴魂不散，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

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还是立足自身国情自主发展？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面对这一系列的现代化之问，政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有责任作出回答。在这里，我愿谈几点看法。

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政党要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顺应人民对文明进步的渴望，努力实现物质富裕、政治清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生态宜人。让现代化更好回应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既增进当代人福祉，又保障子孙后代权益，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我们要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律、“复制粘贴”。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什么样的现代化最适合自己，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发展中国家有权利也有能力基于自身国情自主探索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要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尊重和支持各国人民对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共同绘就百花齐放的人类社会现代化新图景。

（摘自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材料二：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指明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与方向，破解了现代化等于西方现代化的唯一性幻觉。

任何话语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物质世界的实践。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生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是实践在思想理论层面上的外化表征形式。它以系统化、理论化、科学化的话语阐释伟大实践进程中取得的成就、遇到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将其外化呈现在大众日常生活中，从而为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成果提供理论层面的话语保障。

社会成员不会天然对某个政治思想具有认同感与信任感，共识合法性的建构必须在成员中进行话语的输出与沟通，只有“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治统治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才能动员起最广泛的群众力量。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必须通过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汇聚全社会的奋斗共识，引导个体认知国家的奋斗目标。如果社会个体无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形成清晰而全面的认知，就很容易对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产生怀疑甚至持否定态度。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在物质生产资料方面的支配权，控制着国际舆论传播的主导权。“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但在话语权意识、话语体系建构上并未取得可与现代化建设成就等量齐观的成果和地位。”如果国际社会无法全面客观理性地了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抹黑、歪曲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片面甚至失实的论调就极易得到传播。国际舆论斗争变得越来越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因此，必须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并加以传播。

中央领导人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遭遇着虚假舆论和话语陷阱的挑战，他们不相信“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不靠掠夺与战争的和平发展道路。因此，话语体系的建构就具有了迫切必要性。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不是自说自话，而是用中国实践建构中国话语，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摘编自艾四林、陈钿莹《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的三重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