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他们继承了诗三百篇以来美刺^①比兴的形式，楚骚一派芬芳悱恻的风格，汉魏乐府抑扬顿挫的章法，以及六朝民歌清新婉丽的语调，而加以变化运用，又继承又创新，写出了许多完整美好的诗篇，不但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宝库，而且也树立起一块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里程碑：“风”“雅”以后有李杜。“风”偏于反映民情，是抒情的；“雅”偏于批评时政，是讽喻的。换一句话说，“风”大体是一种民歌，其中浪漫主义写作方法多一些；“雅”大体是一种叙事诗，其中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多一些。因此，外国文学史上的理论（指“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搬到中国来，虽然也可以适用，但总觉得没有“风”“雅”两个字来得集中概括。而“骚”则兼有“风”“雅”之长，也就是兼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长。李杜作品同是从“风”“雅”“离骚”变化出来，但李偏于“风骚”，而杜则偏于“骚雅”。李杜风格形成流派之后，即取“风”“雅”二字而代之。从此，诗人由于性格和学识关系，不免有所偏向。“风”“雅”以后有李杜。其间唯号称“大家”的，得体兼风雅，追攀李杜，蔚为一代的“新声”。换句话说，就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互相结合，相得益彰。就此点论，则“风雅”——李杜这条线，始终贯串于两千余年古典诗歌的发展史中而未尝间断。

    “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几乎同时出现在当时的诗坛，恰恰是那个充实而光辉时代的两面鲜艳无比的旗帜。他们有时用一种清新刚健的调子，歌唱那统一繁荣、乐观向上的时代；有时又以诗人特有的敏锐，带着沉郁顿挫的感情，描述着盛极而衰的苦难，并对苦难中的生灵寄予深切的同情。一句话，弥漫着当时整个诗坛的是一派积极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而李白和杜甫又恰恰是通过复杂的生活遭遇，各以特异的风格，在最大的一致上，展现了那个不平凡时代整个民族的命运和动荡的灵魂。这就是伟大的诗人李白和杜甫为什么能够在悠久的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始终站在诗歌艺术的最高峰，以全力陶铸灵魂、鼓舞人心的缘故。（有删改）

注：①美刺：实质上是对诗歌内容或赞美或讽刺。

传统相声和相声传统

薛宝琨

    相声之所以采取最简易（也是最高妙）的对话聊天方式，其实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整合与沉积过程。文学史家们早就指出唐代由“参军”“苍鹘”扮演，“咸淡见义”“一主一从”的“参军戏”，就是“古代的相声”。但“参军戏”并没有直接向现代相声形式发展，而是从宋代“滑稽戏”开始，便向戏剧靠拢了。直至清末民初，相声才在吸纳诸多民间说唱技艺的根基上从戏曲中脱颖而出，从行当角色变为艺人本我，从情节的噱头变成叙述或评点的包袱，极大地提升了我们民族的喜剧意识。

    形式的背后是内容观念。数百篇的传统段子，几乎覆盖了近世以来北方市民生活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同是“性—情—理—心”这一群落文化心理纵向深入的过程。

    物态文化源于性。“食色性也”，这是人们生存的需要。传统段子展示了近世以来市民意识中比“天理”更重要的“人欲”。不是羞羞答答而是无所顾忌，不是蹙眉颦泣而是笑脸高扬。并且，在欲望不能满足的“悲剧性”中，凸显人性被扭曲的“喜剧性”。《梦中婚》做梦娶媳妇的幻觉、《醋点灯》无钱打油的荒唐，无不在“含泪的笑声”中嘲弄、批判现实。

    行为文化依于情。传统相声的世俗性决定了它要“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延揽人际行为的一切方面。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渗透一切人际关系。父子、夫妻、兄友的伦理秩序因世道骤变变得尔虞我诈、虚情假意。《化蜡扦》《五人义》等深刻揭示了伪善的可鄙、陋俗的可笑。

    制度文化据于理。“人理”就是“天理”。传统相声比近世任何一部谴责小说都毫不逊色地展示了这丑陋卑劣的社会变态：《贼说话》——“贼”没偷成反而“被偷”，《小神仙》举世皆穷唯江湖术士发迹变泰，描绘着人心不古的一切。

    精神文化归于心。传统段子在《当论》《酒论》《赌论》《哭笑论》这诸多“论”中，抒发并释放了市民的愁绪，表述了人们朝不虑夕、六神无主的生存尴尬。《当论》揭露以实物为抵押的高利贷者，是怎样乘人之危不择手段地敲诈勒索。一件皮袄到了当铺往往被贬得一文不值。各种生意，无论是大是小，都以损人利己为目的。

讽刺是传统相声的光华。传统相声的讽刺由情及理，以理驭情，始终遵循“婉而多讽”的方式。即使对贪官污吏的讽刺，也都令人感到铸就其性格堕落的社会和历史阴影。传统相声还充满着自嘲和自省精神，就在这一省一嘲之间坦露胸怀，寻找心灵的自由，“引起疗救的注意”。

    显然，作为市民艺术的传统相声，始终在世俗的沟壑里滚动，沾染上许多旧世界的尘埃不足为怪。尤其是深入骨髓的“小市民”趣味，更是其致命的地方；但情趣的提高，当伴随整个社会文明的历史进程。

    宋词中，词人频频以水入词，传情达意，主要是因为水与词的特质相通。

    词“以清切婉丽为宗”，水的运用使得这一盛行于秦楼楚馆的文体洗尽铅华，增添了一分清婉、灵动和含蓄。“诗庄词媚”，词较于诗有更多儿女情长、爱恨相思的描写，文入词更侧重内心对恋情的执着与迷惘，借助水这一意象，既突出恋人的柔情和恋情的纯洁，又显得含蓄蕴藉、缠绵悱恻。

    婉约词主言情，尚含蓄，涓涓细流恰可将那些要眇之情、凄迷之境娓娓道出，并将其表现得欲露而不露。即使是豪放词，也宜表达得沉绵深挚。流水恰可进行一种缓冲，使之于豪壮中更显沉咽缠绵、刚柔并济。

    水具有流动性和传递性，视线随着流水放射出去，心中百感也随之生发、释放。范仲淹的《苏幕遮》由天到地，由黄叶到秋水，接天连地的一江秋水，在带动词人视线移动的同时，更将思乡之情、羁旅之倦吟唱出来。

    水的绵绵不断常常带动着忧思情感的传递，水又是没有约束性的，象征着情感的一发不可收。“离思迢迢远，一似长江水。去不断，来无际。”（欧阳修《千岁秋＞）流水缠绵、源源不绝，激发人绵绵不断的情思，离人的目光、伊人的相思，都可以顺着流水延续千里。流动的水连接两地、贯通两心，分离的人可以以水传情，可以思接千里。

    古代交通不便，横亘于前的江河湖海是词人与恋人、友人的阻隔，也是与家乡、亲人的阻隔；同时，水也可以代指无法逾越的抽象意义上的阻碍或心灵隔阂，如故国、亡人、无法企及的爱情、对往昔的追忆等。

    山遥水远，音信难托，水的阻隔性令牵挂、思念无法传递，郁结于心，只有将这份怅惘诉诸流水，“望极蓝桥，但暮云千里。几重山，几重水”（张先《碧牡丹》）。于是，常借助飞翔的大雁、水中的游鱼来逾越流水的阻碍，传递思念，“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晏殊《清平乐》）。

    水的流逝还极易引起词人的忧伤与感怀。淡烟流水，轻寒漠漠，心思纤密之人生无端闲愁；逝者如川，春秋代序，多愁善感之人感时伤怀，叹流年似水易逝，红颜如花易陨；滚滚江水，淘尽英雄豪杰，淘尽兴衰荣枯，豪放悲悯之人思接千古，叹世易时移，生故国之思。

    缪钺《论词》指出，词体的生发因其与自然之境界、人心之情感相应和，文章的体格、意象的选择都折射出作者的修养和品格。宋代士人经常通过描写开阔澄净的水面、晴朗空明的月色，来映衬自己的高洁人格、旷达胸襟和俊朗风神。在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中，正是一句“表里俱澄澈”，道出了士大夫的气节一一高洁傲岸、冰清玉洁。与此同时，当文人士子仕途偃蹇、报国无门时，静水流深也恰能抚慰他们失落受伤的心灵。

    有宋一朝，一方面士大夫过着琴棋书画、诗酒花茶的风雅生活，另一方面，积贫积弱的国情、险恶多变的仕途以及丈人柔弱敏感的情思，令他们有着无尽的慨叹，而水，恰以它的特点触发、传递和排遣着这些情思，作为一种独特的媒介频频出现在词作中。宋词也因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湿润的一卷。

（摘自《思与格：宋词水意象的情感解读》，有删改）

    ①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其中就包括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等。这些节日久经沧桑传延至今，不仅有着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约定俗成的民间礼仪，而且蕴藏着历代民众共同的理想和精神追求，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思想精华。中华传统节日蕴含的值得弘扬的优秀民族精神，主要有以下几点：

     ②热爱生命、追求健康的人本精神。天地之间人为贵，以人为中心，人是主导，人追求与万物的和谐，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的精神和基调。在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代代相传的传统节日之中，人始终是节日的主体。节庆活动的内容主要是以满足人的需要、和谐天人关系、展示人的才艺、进行人际交往为主的。

    ③敬祖孝先、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对自己的祖先历来有着异常浓厚的感情，《礼记》称：“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仁义”与“孝悌”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核心，孝悌的基本内容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并由此推及尊老爱幼等。慎终追远的情怀成为中华文明的一条重要根脉，每逢佳节都要度诚地祭祀祖先，以表达对祖先的孝思和怀念。

    ④勤劳勇敢、刚健有为的自强精神。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具有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这种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一直是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蓬勃发展的动力，它体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节庆文化中也有突出的显现。中国传统节日是人们展示勤劳智慧、聪明才艺的最佳时机。

    ⑤弘扬正义、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中华民族是个重理智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坚持正义的的民族气节和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中国传统节日中，有不少节日是与民族气节和爱国传统相关联的，尤以清明节和端午节为代表。

    ⑥贵和尚美、团结和睦的心理追求。“和”即和谐、统一，“美”即美好、团圆，贵和尚美、团结和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国传统节日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理念，节日便是先人将自然时间进程与社会生活节律有机结合的产物。体现着“天人合一”的理念；节日中的各项娱乐活动、人际交往、饮食安排等都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

    ⑦正是由于中国传统节日蕴含着如此深厚的民族精神，所以，其传承民族血脉、提升民族精神的价值，强化民族文化记忆、心理认同的价值，维系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家庭和睦的价值，激发与释放情感、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是任何文化形式都难以替代的。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深味与妙悟是研究诗歌艺术的特殊要求。

    中国古典诗歌多为短小的抒情诗，篇幅短小而意蕴丰富。那言外的韵味，尤其需要细细咀嚼。所以钟嵘在《诗品序》里提出“滋味”二字，并用以说诗。诗歌艺术是极其精微的，得失往往只在一字之差。而要用语言道出它的精微，又决非易事，就连诗人自己也常为此感到困惑。欧阳修《书梅圣俞稿后》曰：“余尝问诗于圣俞。其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将以心得意会，而未能至之者也。”我们研究古人的诗歌艺术，如果拘于字句的表层意义，而不能品尝出声吻之间字句之外更多的滋味，就无法深入。许多长于诗词的前辈都曾指出吟诵涵泳的重要，在吟诵涵泳之际可以深深品味到诗的意蕴情趣，得诗人之用心。诗歌的品味，既不能穿凿附会，也不能停留在字句上。可以从语言开始，进而至于意象，再进而达于意境，复进而臻于风格。品味到风格，就达到了对诗人的总体把握。

    妙悟二字出自《涅槃无名论》，是指超越寻常的、特别颖慧的悟觉、悟性。严羽在《沧浪诗话》里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把妙悟用到了诗歌的创作上。妙悟并不是甚么神秘的东西，我们不妨也借用一下，并赋予它以特定的涵义。我们可以说妙悟是对诗歌的一种超常的感受能力和共鸣效果。诗歌创作需要妙悟，诗歌的阅读、欣赏和诗歌艺术研究也需要妙悟。这和诗的特点有关。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满足读者不同的阅读心理，读者对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也有不同的心理期待和不同的接受方式。我们有时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诗集来读，有时抽出一本小说来读，有时抽出一本回忆录来读。抽取不同的书，我们的心境不同，心理期待也不同。诗和读者的关系是心灵间直接的呼唤与应和，无须借助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所以读者有时会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当成了诗人。我们登上庐山，情不自禁地吟诵“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此时自己仿佛成了李白。我们给远方的朋友写信时，信手引了陶渊明的“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仿佛这两句诗是从自己肺腑中自然流出的。当然，小说中的人物也可以引起读者的同情，但那是小说家让他所创造的人物去叩打读者的心扉。而诗人却是亲自前来，并把自己的心直接贴在读者心上。所以当读者沉浸在诗里的时候，和诗人已是浑然一体不分彼此了。阅读任何文学作品都需要感受，都可能产生共鸣。而诗的特点规定了诗歌鉴赏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感受能力和共鸣效果。诗歌艺术的研究也是这样。妙悟虽可得之于天赋，但主要还是得之于后天的培养，是由于反复的实践而获得的敏捷性。在正确指导下多读多思，并练习写作，是很有好处的。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阿法狗大胜，人类该怎么办

    起源于中国的围棋一向是智者的运动。其变化多端以及对大局观和战略观的高度要求常常被人称道，围棋被认为是人工智能无法战胜人类的最后一项棋类运动。然而事情发生了变化：最近的人机大战中，电脑阿法狗（AlphaGo）以4：1的总比分将韩国围棋名将李世石九段挑落下马。这不仅是世界围棋史上的大事，也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新阶段。

    围棋是中国的国粹，在南北朝时传入日本。在唐朝年间，两国棋手有过不少切磋。进入16世纪，日本围棋开始走上职业化的道路，棋手水平开始反超中国。特别是进入近代之后，中国国力贫弱，围棋水平不升反降。围棋名手吴清源甚至不惜在抗战期间背负骂名加入日本国籍，以此来维系自己的职业生涯。

    国运兴，棋运兴。日本棋手横行棋坛的时代正是日本国势强盛的时代；韩国棋手称雄棋坛的十年正是韩国经济腾飞的十年；而中国棋手统治棋坛的那一年，中国的C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然而，正当人们对世界围棋格局的中国王朝进行展望时，一位“棋手”横空出世，“他”不是中日韩棋手，甚至不是人，而是人工智能棋手——阿法狗。

    2018年1月27日英国《自然》杂志刊登文章称，谷歌的人工智能系统阿法围棋2018年10月份以5比0的战绩完胜欧洲冠军，这是人类历史上，围棋人工智能（AI）第一次在公平比赛中战胜职业围棋手。2018年3月，人机大战开始升级：阿法狗的对手换成了韩国名将，世界冠军的获得者李世石九段。

    2018年3月9日，围棋人机大战在韩国首尔打响，最终比分定格为1比4。阿法狗之所以获胜，在其具备的三个巨大优势：第一，学习能力。阿法狗的核心技术是深度学习方法，它的围棋知识不是编在程序里的，而是它通过大量棋谱和自我对弈自己学会掌握的。而且，这种学习能力具有相当大的通用性。自己学习的能力，使得计算机有了进化的可能。

    第二，局部落子和整体棋局着法的平衡能力。阿法狗通过深度学习产生出来的策略网络（或称走棋网络），在对抗过程中可以实现既考虑局部得失，又考虑全局整体胜负。而这种全局性“直觉”平衡能力，正是过去我们认为是人类独有的。

    第三，超出人类对围棋博弈规律的理解能力。阿法狗的着法有些超出了人类棋手的预料，但事后评估又认为是好棋。意味着阿法狗的深度学习算法，甚至可以从大数据中发现人类千百年来还未发现的规律和知识，为人类扩展自己知识体系开辟了新的认识通道。

    然而这场人机大战的意义不仅仅是在围棋领域，更在于人工智能方面。一般说来，机器智能主要分为三大类：计算智能、感知智能和认知智能。在计算智能领域，以科学运算、逻辑处理、统计查询等形式化规则运算为核心，在有些方面计算机早已超过了人类。但也有些还无法超越人类，比如复杂符号推理。在感知智能领域，以图像理解、语音识别、语言翻译、运动控制等为代表，近期由于深度学习方法的突破，取得了重大进展，开始连步趋于实用水平。

    但是，在认知智能领域，以理解、推理和决策为代表，强调“会思考”、“能决策”等，因其综合性更强，更接近人类智能，研究难度更大，长期以来一直进展缓慢。阿法狗在深度学习技术上的突破，使其在自主学习、理解和推理能力上取得重大进步，使我们终于在认知智能万面看到了曙光，尽管现在还非常非常的初步。

    然而这种进步对人类来说带来的并非全是福音。由于人工智能在催生更多的聪明武器和自主化无人平台、提高对战场态势的认知速度、拓展认识信息化战争机理的新途径、助推兵棋推演实现真正的人机对抗、使指挥信息系统克服智能辅助上瓶颈等防务领域的巨大价值，必然会被用于战争，如果是这样，恐非人类之福。

（摘自《世界博览》2018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