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重的爱  

            肖复兴

那天到机场送人，飞往法兰克福、伦敦、罗马和巴黎的航班，密集得像雨点似的挤在一起。大概正赶上暑假结束，大学开学在即，到处可以看到推着装有大行李箱推车的学生们，送行的父母特别多。候机厅里，家庭的气息一下子很浓，像是客厅，相似的面孔不停地在眼前晃动。

不时有孩子进到里面去办理登机手续，家长只能够站在候机厅里等，“儿行千里母担忧”，他们都伸长了脖子，把望眼欲穿的心情赋予人头攒动的前方。不时便又看见有孩子匆匆地从里面走出来，给家长一个渴望中的喜悦。不过，我发现，匆匆出来的孩子大多并不是为了和送行的父母再一次告别，也很少见到有依依不舍的场面，那样的场面，似乎只留给了情人之间的拥抱和牵手。

站在我身边的是一位面容姣好的中年妇女，凉鞋露出的脚趾涂着鲜艳的颜色，这样风韵犹存的女人，在我们的电视剧里一般还要在男人怀里撒娇呢。现在，她像是只温顺的猫，眼神有些茫然。不一会儿，我看见一个大小伙子推着行李车，气冲冲地向她走来，没好气地对她嚷嚷道：“都是你，让我带，带！都超重啦！”只听见她问：“超了多少？”语气小心，好像过错都在自己的小媳妇。“10公斤！”只有儿子对母亲才会这样肆无忌惮。听口音，是南方人。

于是，我看见母亲开始弯腰蹲了下来，把捆箱子的行李带解开，打开箱子。那是一大一小赭黄色的两个名牌箱。儿子也蹲下来，和母亲一起翻箱子里面的东西，首先翻出的是两袋洗衣粉，儿子气哼哼地嘟囔着：“这也带！”然后又翻出一袋糖，儿子又气哼哼地嘟囔一句：“这也带！”接着把好几铁盒的茶叶都翻了出来：“什么都带！”母亲什么话都没说，看儿子天女散花般把好多东西都翻了出来，面前像是摆起了地摊。最后，儿子把许多衣服和一个枕头也扔了出来，紧接着下手往箱底伸，只听见母亲叫了声：“被子呀，你也不带了！”

我有些看不过去，走了两步，冲那个一直气哼哼嘴撅得能挂个瓶子的儿子说：“10公斤差不多了，你东西都不带，到了那儿怎么办？”儿子不再扔东西了，母亲站了起来，一脸忧郁 ， 本来化得很好的妆，因出汗而坍塌显出些许的斑纹。“先去试试再说。”我接着对那个儿子说，他开始收拾箱子，母亲则把茶叶都从铁盒里掏出来，又塞进箱里。儿子推着行李车走了，我问那位母亲，孩子去哪里，她告诉我去英国读书。她脚下的那些东西都散落着，稀泥似的摊了一地。

这时，我身旁另一侧，又有一个女孩推着车走到她的父母身边，表情几乎和那个男孩一样气哼哼的，把车使劲推到她父亲的脚前，说了句：“严重超重！”父亲和刚才这位母亲一样，立刻蹲下身子，替女儿打开行李箱。我一看，箱子里几乎全是吃的东西，而且全是麻辣食品，不用说，来自四川。左翻翻，右翻翻，父亲权衡着取出什么好。女儿站在那里，用手扇着风，抹着脸上的汗，说着：“这都是我想带的呀！”这让父亲为难了，倒是母亲在旁边发话了：“把那些腊肠都拿出来吧，那玩意占分量。”父亲拿出了好几袋腊肠，又拿出好几管牙膏、一大罐营养品和几件棉衣。再盖箱子的时候，鼓囊囊的箱子瘪下去一大块。女儿风摆柳枝般推着车走了，我悄悄地问这位母亲这是去哪儿，她说是去法国读书。

独生子女的一代，理所当然地觉得可以把一切不满和埋怨都发泄给父母。“养儿方知父母恩”，他们还没到明白父母心的年龄。他们可以埋怨父母的娇惯和期待超重，却永远不该埋怨父母对自己的情感超重。

2010年4月6日《北方人》）

水乡戏台

祝勇

    假若绍兴的一切都将在记忆中隐去，我相信最后余下的，定然是一座戏台。

    绍兴旧府八县，可以说村村有戏台，几乎每隔一二里，甚至半华里，就有一座戏台，组成一张戏台的网络。当年的乡土绍兴，弹唱声密集，无论何时，总会有一座戏台在演戏。当大地陷入沉寂，悠扬婉转的唱腔却此起彼伏。所有的戏台同时开演，定如无数朵焰火同时在黑夜里绽放，成为一场无比盛大的感官盛宴。这里把戏台称为“万年台”。那些古老的戏台，依旧是现实的一部分，戏台上的角色，依旧眉目清晰。

    那些临河而建的水上戏台，它们将自然之美与人的智慧结合得那么天衣无缝，如春天骤雨后的茶园，有着贴心贴肺的清雅。烟波浩渺的近水远山，那一座戏台就成了近景，在视线里聚焦。它们是真实中的幻景，是真正的“海市蜃楼”。它们有的正面立于水中，仅有一面傍岸，以减轻水流的冲击，也有的跨河而立，完全凌驾在河面上——四根柱子架在河的两岸，柱子间铺上台板供演戏，观众看不见台板，感觉上面人影摇荡，演绎出无限的风流，更像是一场轻梦。鉴湖上有座钟宴庙戏台，至今留存。这座戏台的台基均在水中，仅有左方的古柱靠近岸边。远远地，就能看见它伸展的挑角，如一只蝴蝶，在风中张大了翅膀，让人相信它的轻盈，永远不会在水面上沉没。无论水上，还是岸边，人们都可以同时欣赏同一出戏。

    乌篷船，天下闻名。它既是交通工具，又是打鱼人的家。因此，对于行舟者来说，客栈通常是多余的，但他们需要戏台。唯有那些轻灵俊秀的水上戏台，能够成为它们真正的停泊之地。所有的河道，都将通向戏台。这意味着在绍兴的“地面”上不会有真正的陌生人，因为所有的陌生人，都注定在戏台前聚合，所有人的情感，也都将在戏台前交叉。在弯曲的河道上，戏台有节奏地错落着，与水上生活的节奏相呼应，在行舟者的前方出没，安放在每一个需要它的夜晚。

    在鲁迅所有回忆绍兴的文章中，故乡常成为中国乡土愚昧落后的负面象征，显现出阴冷、灰暗的质感，如一块均质的岩石，无法穿透，唯有戏台却是为数不多的例外——在风雨如磐的故园，戏台上的灯光，几乎成为他少年记忆里最宝贵的光源，照亮了他的记忆，也照亮了一代代中国人的少年记忆。透过鲁迅的目光，无数中国人看见了那座戏台……曲终人散，每个人都转身走进自己的戏。戏台上的风流俊雅，无限缠绵，收束进岸上的楼窗，河中的船影。狭长的石板路、层出不穷的石桥、悠悠荡荡的乌篷船，他们的戏台无处不在。只不过没有人把他们的戏文写下来，我们无从得知而已。戏台上的忠奸争斗、征战杀伐，也慢慢融入了观看者的血脉，变成遗传基因。戏台上下，不仅构成一种对话关系，更构成一种轮回关系，戏台与看客，戏文与生活，翻覆颠倒。观众和角色可以互换，戏台下的观众一扭身，就融入了一个更大的戏台，变成角色，呐喊或者语丝，都是他们的唱词。

    这座城就是一座戏台、一个巨大的发声体，风吹过、雨打过、脚步走过，都会发出奇妙的声响。它收纳了自然的笙箫和历史的烟云，既性感，又立体。作为北方人，我听不懂绍兴话，更无法听懂戏文，但我依旧觉得自己能够“懂”。我想象着越王勾践用古老的绍兴话发出的复仇誓言；想象着西施、范蠡在绍兴话里谈情说爱；“五四”时代的文学热涌中，假如没有了蔡元培、鲁迅、周作人黄酒般浓郁的绍兴口音，也会变得索然。因为那戏台，就是一部老式录音机，漫长的河道，就是咿咿呀呀反复播放的旧磁带，它们“合作”，呈现出有声音的历史。有了这些声音，书本上出现过的人物就不再遥远，我们会相信自己正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水乳交融。

（选自2014年2月3日《人民日报》，有改动）

莲池老人

贾大山

    庙后街，是县城里最清静、最美丽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寺院，山门殿宇早坍塌了，留得几处石碑，几棵松树，树顶上蟠着几枝墨绿，气象苍古。寺院西南两面是个池塘，清清的水面上，有鸭，有鹅，有荷；池塘南岸的一块石头上，常有一位老人抱膝而坐，也像是这里的一个景物。寺院虽破，里面却有一座钟楼。那是唐代遗物，青瓦重檐，两层楼阁，楼上吊着一只巨大的铜钟。据说，唐代钟楼，全国只有四个半了，可谓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只是年代久了，墙皮酥裂，瓦垄里生满枯草。若有人走近它，老人就会隔着池塘喝喊：

    “喂﹣﹣不要上去，危险﹣﹣”

    老人很有一些年纪了，头顶秃亮，眉毛胡子雪白，嗓音却很雄壮。文物保管所的所长告诉我，他是看钟楼的，姓杨，名莲池，1956年春天，文保所成立不久，就雇了他，每月四元钱的补助，一直看到现在。

    我喜欢文物，时常到那寺院里散心。有一天，我顺着池塘的坡岸走过去。

    “老人家，辛苦了。”

    “不辛苦，天天歇着。”

    “今年高寿了？”

    “谁晓得，活糊涂了，记不清楚了。”

    聊了一会儿，我们就熟了，谈得很投机。

    老人单身独居，老伴儿早故去了。他的生活很简单，一日三餐，有米、面吃就行。两个儿子都是菜农，可他又在自己的院里，种了一畦白菜，一畦萝卜，栽了一沟大葱。除了收拾菜畦子，天天坐在池边的石头上，看天上的鸽子，看水中的荷叶，有时也拿着工具到寺里去，负责清除里面的杂草、狗粪。﹣﹣这项劳动也在那四元钱当中。

    他不爱说话，可一开口，便有自己的道理，很有趣味。中秋节前的一天晚上，我和所长去看他，见他一人坐在院里，很是寂寞。我说：

    “老人家，买台电视看吧。”

    “不买。”他说，“那是玩具。钱凑手呢，买一台看看，那是我玩它；要是为了买它，借债还债，那就是它玩我了。”

    我和所长都笑了，他也笑了。

    那天晚上，月色很好，他的精神也很好，不住地说话。他记得那座寺院里当年有几尊罗汉、几尊菩萨，现在有几块石碑、几棵树木，甚至记得钟楼上面住着几窝鸽子。秋夜天凉，我让他去披件衣服。他刚走到屋门口，突然站住了，屏息一听，走到门外去，朝着钟楼，放声喊起来：

    “喂﹣﹣下来，那里玩不得呀!踩坏我一片瓦，饶不了你……”喊声未落，见一物腾空一跃，逃走了。我好奇怪，月色虽好，但究竟隔一个池塘呀，他怎么知道那野物上钟楼呢？他说他的眼睛好使，耳朵也好使，他有“功夫”。

    可是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他死了。那天上午，我到城外给父亲上坟，看到一棵小树下，添了一个新坟头。坟头很小，坟前立了一块砖，上写“杨莲池之墓”。字很端正，像用白灰写的。我感到太突然了。想着他生前的一些好处，就从送给父亲的冥钱里，匀了一点儿，给他烧化了……

    当天下午，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想再看看他的院落。一进院门，吃了一惊，屋里传出了欢笑声。推门一看，几位老人，有的坐在炕上，有的蹲在地下，正听他讲养生的道理。

    我傻了似的看着他说：“你不是死了吗？”

    老人们怔住了，他也怔住了。

    “我在你的坟上，已烧过纸钱了!”

    “哎呀，白让你破费了!”

    他笑了，笑得十分快活。他说去年冬天，到城外拾柴火，见那里僻静，树木也多，一朝合了眼，就想“住”到那里去。见那里的坟头越来越多，怕没了自己的地方，就先堆了一个。老人们听了，“扑哧”笑了，一齐批判他：好啊，抢占宅基地!

    天暖了，他又在池边抱膝而坐，看天上的鸽子，水中的小荷……有人走近钟楼，他就隔着池塘喝喊：

    “喂﹣﹣不要上去，危险﹣﹣”

    清明节，我给父亲扫墓，发现他的“坟头”没有了，当天就去问他：

    “你的‘坟头’呢？”

    “平了。”

    “怎么又平了？”

    “那也是个挂碍。”

    他说，心里挂碍多了，就把“功夫”破了，工作就做不好了。

（摘自《中国短篇小说百年精华》，有删改）

奖状

杜秋平

    到西部贫困的山区后，我的脾气变得越发的坏了。其实早先我已经意识到这里条件的恶劣了，但未曾想到竟是如此之差。要不是来西部支教对我们这些大学生来说有许多优惠政策，我想我是不会来的。

    总算熬过了多半年的时间，再没多久就可以回去了，离开这里的艰难与困苦。寒风吹着四面透风的破旧教室，我的心冰凉冰凉的；但是看到学生们天真的小脸、单薄的衣衫、带着冻疮的手指，我的心突然有些愧疚。我是有些对不起他们的，他们是多么希望我能多呆些时间，甚至希望我能长久地留下来。可我呢，却一直想着回到大城市去。我鼻子酸酸的。我想起夏日里学生们给我带来家里舍不得吃的瓜果，他们真诚地捧到我的面前微笑着说，老师，你吃你吃嘛。我想起冬日里他们还用带着冻疮的小手捧起我的大手给我往手上哈暖气，把温暖一直送到我的心里。

    可我终究没有太高的觉悟，我还是盼着回去。我强打着精神，继续一日日给孩子们上课，心里却在盘算着回去的日程。

    学生们都很听话，特别是那些家庭特别贫困的学生，事实上这里多半是贫困的学生。学生们成绩还不错，他们也很上进，每每考试，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获得奖状。是的，奖状，他们拿回家后会得到父母的夸奖，把奖状小心翼翼地、庄重地贴在墙上，这就是全家的荣誉啊。虽然学校连奖品都买不起，但小小的、单薄的一张奖状就足以让他们感觉无上的光荣。小强子得到过奖状，他高兴地跳过；小霞也得到过，她高兴得连流出的鼻涕也忘了擦。小娜得到的最多，她有一双天真而智慧的眼睛：不怎么爱说话，笑得也很少，但领到奖状的那刻她总是微笑着的，冲着我微笑。

    我组织完考试，决定过几天就离开。学生们提前知道我要离开的消息，都显得闷闷不乐，他们用祈求的眼神看着我，轻轻牵着我的衣角嘟囔着小嘴舍不得离开我。上完最后一节课，我认真注视着每个学生，希望能记住他们每张可爱的面孔。可是我却发现小娜没有来。我一下子心里怪怪的，紧接着是焦虑和担忧，莫不是山路艰难出什么事了？今天连学校的领导都在教室里，村民也拥挤在窗子外面。他们都不希望我离开，但今天他们又是诚心来为我送行的。我的脸开始有些涨红，应该是羞愧。你看，连小娜都不愿意来给我送行了。

    我正疑惑间，校长已经走到我的面前，他手里捧着一张很大的鲜红的奖状：“杜老师，你看，你要走。我们也没什么好送的，这张奖状是我们送给您的。感谢您给我们山区做出的贡献！”老校长面带皱纹的脸上写满真诚。

    我深深向他们鞠了一躬，眼里止不住落下泪来。我手捧奖状，看着上面“支教模范”的字样，又一阵愧疚之情涌上来。我突然想到了什么，我于是问校长，小娜为啥没来啊？校长居然说小娜可能以后不来上学了。是她父母不想让她再念下去了。

    我的心被重重地一击——这么刻苦、学习又很好的学生怎么能不上学呢！

    我必须在我离开前去趟小娜家，劝说他的父母，再穷也得让孩子上学呀。我望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决意要去看看小娜。

    走了个把小时的山路才赶到小娜家。真难以想象，她每天那么早就可以赶到学校。我擦擦脸上的汗，刚要敲门，里面的吵闹声早已传出来，小娜哭喊的声音也传出来。父母一定在打她。

    我急忙推开门，她母亲正一手拿着木棒，一手拉着小娜。我急忙跑过去夺过木棒，把小娜揽在怀里。“别打了，小娜学习很用功，为什么不让她上学，还要打她！”我气愤地瞪着她母亲。

    “是杜老师啊，你不知道，她这娃以前学习还用功，可这回一定是在学校没好好学习。你看，你看，”小娜母亲用手指指墙壁——那上面满是鲜红的奖状，“以前回回都得奖状，可这次呢，居然没得奖状！我们大人辛苦供孩子上学容易吗！”

    我的心一颤，一股更大的痛苦涌上来，我似乎感觉天昏地暗。事实上这次是怪我啊。我只顾早点回家，居然，居然忘记了评三好生，忘记了给孩子们发奖状。小娜是应该得奖状的！

    我流着眼泪对她们说：“都怪我，是我的错……”

    第二天，我把买好的火车票退了，我决定在这里多呆一年。

母亲的奖章

刘庆邦

    ①母亲去县里参加劳动模范表彰大会的时间，是1957年的春天。从县里回来，母亲带回了一枚奖章，还有一张奖状，奖状和奖章是配套的。

    ②而我只对奖章有印象。那枚奖章相当精美，的确是一件不错的玩意儿。我们小时候主要是玩泥巴，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可玩。母亲的奖章，像是为我提供了一个终于可以拿得出手的玩具。母亲把奖章放在一个用牛皮做成的小皮箱里，小皮箱不上锁，我随时可以把奖章拿出来玩一玩。我没把奖章戴在身上试过。因没见母亲戴过，我不知把奖章戴在哪里。有一次，我竟把奖章挂在门口的石榴树上了，好像给石榴树戴了一个大大的耳坠一样，挺逗笑的。

    ③我不仅自己喜欢玩奖章，别的小孩子到我们家玩耍，我还愿意把奖章拿出来向他们显摆，那意思是说：你们家有这个吗？没有吧！我只让他们看一看，不让他们摸。见哪个小孩子伸手想摸，我赶紧把奖章收了回来。

    ④不知什么时候，奖章不见了，我一次又一次把小皮箱翻得底朝天，连奖章的一点影子都没见到。奖章没长翅膀，它却不声不响地“飞”走了。母亲的奖章的丢失，对我们兄弟姐妹来说是一个谜，这个谜也许永远都解不开了。

    ⑤倘若母亲的奖章继续存在着，那该有多好，每看到奖章，我们就会想起母亲，缅怀母亲勤劳而光荣的一生。然而，奖章不在了，奖章却住进了我的心里。我放弃了对物质性的奖章的追寻，开始追寻奖章的精神性意义。

    ⑥当劳模不是百里挑一，也不是千里挑一，而是万里挑一。应该说母亲能当上劳动模范是很不容易的。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怎么就当上了劳动模范了呢？怎么就成了那个“万一”呢？既然模范是以劳动命名，恐怕就得从劳动上找原因。听大姐二姐回忆说，母亲干起活儿来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要强。往地里挑粪，母亲的粪筐总是装得最满，走得最快。麦季在麦田里割麦，不用看，也不用问，那个冲在最前面的人一定是我们的母亲。别的妇女绞水车时，都是一次上两个人。而母亲上阵时，坚持一个人绞一台水车。她低着头，塌着腰，头发飞，汗也飞，一个人就把水车绞得哗哗的，抽出的水水头蹿得老高。

    ⑦母亲的身材并不高，体重也不重。可是，母亲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量呢？以前我不能理解，后来才慢慢理解了。母亲的力量源于她的强大的意志力，也就是我们那里的人所说的心劲儿。心劲儿，也就是心上的力量。心上的力量大了，一个人才算真正有力量。体力再好，如果心劲儿不足，无论如何都称不上有力量。一个人心上的力量，说到底就是战胜自己的力量。只有能够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困难，战胜别人。倘若连自己都不能战胜，先败在自己手里，还指望能战胜谁呢！

    ⑧与母亲相比，我的心劲儿差远了。说实话，小时候我是一个懒人，几乎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习惯。后来参加工作到煤矿，我才失去了对家庭的依赖。一个人孤身在外，由于环境的逼迫，我不得不学着自己照顾自己。好在母亲勤劳的遗传基因很快在我身上发挥了作用，同时也是自尊、自立和成家的需要，我开始挖掘自身的劳动潜能，并在逐步认识劳动的意义。

    ⑨直到现在，我才稍稍悟出来了，原来劳动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而是生命的一种需要。我们劳动的过程，是修行的过程。如果人的一生还有点意义的话，其意义正是通过不断辛勤劳动赋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当一个劳动模范是多么的光荣！

    ⑩人说闻道有先后，人的觉悟也有早晚。而我现在才对劳动模范重视起来。从现在起，我要好好向母亲学习，天天按劳动模范的标准要求自己，体力可以衰退，心劲儿永远上提。就算别人不评我当劳动模范，我自己评自己还不行吗！

（有删改）

那牵曳阳光的一缕亮腔

王剑冰

（一）

    有哪一个县名，是和一个剧种连在一起的？只有弋阳。弋阳腔因弋阳立身，弋阳亦因弋阳腔扬名。“弋阳”二字本身就很有意味，那么，弋阳腔呢？

    终于听到了，那是在一场雨中。很大的雨，似乎要先沐浴才能听曲。满街筒子都是雨水，哗哗的声音充斥着整个场地，场地里已有不少人等在那里。他们从弋阳的各个方位赶来，湿了鞋子，湿了衣衫，一个个却眼睛明亮，心志高昂，等着锣鼓开篇。戏是《珍珠记》，书生高文举与王金贞悲欢离合的故事。据说是百年老戏，2017年才由弋阳腔剧团复排出来。

    雨的声音不时从门外传来，场内的观众却全然进入了戏中。八场戏环环相连，紧紧相扣，人们有时叫好，有时鼓掌，有时私下里帮腔，直到遭强权拆分的夫妻在包拯的主持下于公堂团圆，才舒心地出了一口气。演出结束了，还有不少人站着迟迟不走。

（二）

    我来弋阳腔剧团的时候，部分人员正在排戏，排的是新挖掘出来的传统剧目《芦花絮》，是民间喜闻乐见的忠孝内容。

    我就和舞台总监杨典荣聊了起来。老杨75了，说话有些漏风，但吐音有力，精神矍铄。喜欢了大半辈子弋阳腔，人老了，还在团里操心。老杨说，弋阳腔是元末明初的时候，浙江的南戏经信江传入弋阳一带，结合当地乡语和民歌滋生出的一个全新地方腔调，后来，昆山腔、弋阳腔、余姚腔、海盐腔被称为“四大声腔”。弋阳腔是高腔鼻祖，京剧、湘剧、川剧、秦腔等四十多个剧种无不受到弋阳腔的影响。清康乾时代，内廷都以弋阳腔和昆曲为主要演出曲目，乾隆五十大寿，点的就是弋阳腔。

    排练休息时，我见到了《珍珠记》中扮演王金贞的徐小芳，这位1987年生的鄱阳人，读初二的时候上饶艺校去招生，就进了艺校。四年后毕业，考到了新建的弋阳腔剧团。“这个团是新团，年轻人多，同学多，风气正，最重要的还是觉得弋阳腔有前途。”她说。她在这里认识了爱人操正。操正在《珍珠记》中扮花脸，扮相让人印象深刻。小芳说，团里的人现在说起来还年轻，可也都三十左右了，再有十年就四十上下，很快的。我想起演老仆的演员，她说她叫黄青南，才32呢。哦，演得真好，把一个善良的老奴演活了。

    弋阳古戏台数量的众多，是我所想象不到的。一个个抱得十分紧密的村庄，竟然收藏着典雅精致的秘密，守护着村子长久的信仰。戏台多数是清代的，也有的从明代坚持到现在。

    这些老戏台，就像固执地开放在乡野的花树，不仅安抚了生活，也闪亮了历史。

    变化的时代，总会有一些不变的理想，那些同外婆的故事一样老的唱曲，还顽固地统治着农村的喜好。戏台与戏曲也是一种未尽的情缘，当锣鼓声从内里响起，一切都成了上天赐予的浪漫。有些戏台的墙上还留着当年演出的剧目，不仅有《三国传》《水浒传》《岳飞传》《封神传》，还有《金貂记》《卖水记》《花蝴蝶》《借亲配》。看着那些戏台，你会觉得弋阳腔的调子已经渗入各个细部，在许多个夜晚翩衣舞袖，牵扯迷离的月光。

    是的，那一个个戏台，总为一袭长衫虚席以待，敞亮的空间，也最适合装下青春的梦想。

（三）

    信江舒展地流着，这是一条母亲河，无私地养育了弋阳。

    远远地就看见了粉墙黛瓦、飞檐翘角的戏楼，风风雨雨多少年，依然光彩屹立。村里的孩子几乎都集中到了这里，在戏台上疯耍疯闹，说词唱曲。

    你会见到这种情景，饭盆汤碗在那里放着，戏装粉彩在那里摆着。弋阳腔一开唱，男女老少个个仰着脸笑着、呆着或恨着。听戏本身，也是一个美好的故事。风吹起来，场边的树枝在摇动，一颗果实掉落了，砸到地上有一种深刻的响，又一颗果实掉落了。竟然没有谁在意，他们在意着戏里的事，每个人都要从戏里去窥一窥自我。有的泪水挂在脸上，不擦也不抹，就那么随着戏，感同身受地将自己敞开在这个世界里。婆媳关系不好的，或许会在这一刻各自有了触动，夫妻关系有裂痕的，或许会从剧情里看到各自的毛病。失去的还会回来吗？错位的还会复原吗？

    戏真好啊。那一场场戏，就这么看了下去，一直看到鬓霜须白，看到地老天荒。

    明白了，弋阳腔就是弋阳永久的代言，是弋阳百姓永久的感念。此后再提到弋阳，就会想起那牵曳阳光的一缕亮腔。

（摘自《光明日报》2018年9月28号，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