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兰花

李德霞

    大清早，马兰花从蔬菜批发市场接了满满一车菜回来。车子还没扎稳，邻摊卖水果的三孬就凑过来说：“兰花姐，卖咸菜的麻婶出事了。”

    马兰花一惊：“出啥事啦？”

    三孬说：“前天晚上，麻婶收摊回家后，突发脑溢血，幸亏被邻居发现，送到医院里，听说现在还在抢救呢。”

    马兰花想起来了，难怪昨天就没看见麻婶摆摊卖咸菜。三孬又说：“前天上午麻婶接咸菜钱不够，不是借了你六百块钱吗？听说麻婶的女儿从上海赶过来了 ，你最好还是抽空跟她说说去。”

    整整一个上午，马兰花都提不起精神来，不时地瞅着菜摊旁边的那块空地发呆。以前，麻婶就在那里摆摊卖咸菜，不忙的时候，就和马兰花说说话，聊聊天，有时买菜的人多，马兰花忙不过来，不用招呼，麻婶就会主动过来帮个忙……

    中午，跑出租车的男人进了菜摊。马兰花就把麻婶的事跟她男人说了。男人说：“我开车陪你去趟医院吧。一来看看麻婶，二来把麻婶借钱的事跟她女儿说说，免得日后有麻烦。”

    马兰花就从三孬的水果摊上买了一大兜水果，坐着男人的车去了医院。

    麻婶已转入重症监护室，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门口的长椅上，麻婶的女儿哭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马兰花安慰了一番，放下水果就出了医院。男人撵上来，不满地对马兰花说：“我碰你好几次，你咋不提麻婶借钱的事？”

    马兰花说：“你也不看看，那是提钱的时候吗？”

    男人急了：“你現在不提，万一麻婶救不过来，你找谁要去？”

    马兰花火了：“你咋尽往坏处想啊？你就肯定麻婶救不过来？你就肯定人家会赖咱那六百块钱？啥人啊!”

    男人铁青了脸，怒气冲冲地上了车。一路上，男人把车开得飞快。

    第三天，有消息传来，麻婶没能救过来，昨天她女儿火化了麻婶，带着骨灰连夜飞回了上海。

    男人知道后，特意赶过来，冲着马兰花吼：“钱呢？麻婶的女儿还你了吗？老子就没见过你这么傻的女人!”

    男人离开时，一脚踢翻一只菜篓子，红艳艳的西红柿滚了一地。

    马兰花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

    从此，男人耿耿于怀，有事没事就把六百块钱的事挂在嘴边。马兰花只当没听见。 一天，正吃着饭，男人又拿六百块钱说事了。男人说：“咱都进城好几年了，住的房子还是租来的，你倒好，拿六百块钱打了水漂儿。”

    马兰花终于憋不住了，眼里含着泪说：“你有完没完？不就六百块钱吗？是个命！就当麻婶是我干妈，我孝敬了干妈，成了吧？”

    男人一撂碗，拂袖而去，把屋门摔得山响。

    日子水一样流淌。转眼，一个月过去。

    这天，马兰花卖完菜回到家。一进门，就看见男人系着围裙，做了香喷喷的一桌饭菜，马兰花呆了，诧异地说：“日头从西边出来啦？”

    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嘴快，说：“妈妈，有位阿姨给你寄来了钱和信，爸爸高兴，说是要犒劳你的。”

    马兰花看着男人说：“到底咋回事？”

    男人挠挠头，嘿嘿一笑：“是麻婶的女儿从上海寄来的。”

    “信里都说了些啥？”

    男人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汇款单和一封信，说：“你自己看嘛。”

    马兰花接过信，就着灯光看起来。信中写道：“兰花姐，实在是对不起了。母亲去世后，我没来得及整理她的东西，就大包小包地运回上海了。前几天清理母亲的遗物时，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小本本，上面记着她借你六百块钱的事，还有借钱的日期，根据时间推断，我敢肯定，母亲没有还这笔钱。本来母亲在医院时，你还送了一兜水果过来，可你就是没提母亲借钱的事。还好我曾经和母亲到你家串过门，记着地址。不然麻烦可就大了。汇去一千元，多出来的四百块算是对大姐的一点心意吧。还有一事，我听母亲说过，大姐一家住的那房子还是租来的，母亲走了，房子我用不上，一时半会儿也卖不了，大姐如果不嫌弃，就搬过去住吧，就当帮我看房子了，钥匙我随后寄去。”

    马兰花读着信，读出满眼的泪水……

（有删改）

打猎

阿成

    在达斡尔族护猎员的带领下，我们开着一辆伤痕累累的吉普车，进入了一望无际的大甸子。开始，我们以为护猎员是到森林里去，隐蔽在树林里的某处等待偷猎者的出现。其实不是，是在大荒甸子上寻找偷猎者。

    正是收获的季节，金色的玉米地像莫奈笔下的油画，像梵·高笔下的秋天，十分的迷人，很辽远，很开阔。开着像战车似的大吉普车疾驰在七沟八梁的大荒原上，那种感觉非常的不寻常，非常的男人，当然，车也非常地颠。可以这样说，要是让我们在陆地上做出那种剧烈的被颠的动作，肯定是做不出来的。

    几个人抱着枪坐在被桑开得飞快的吉普车里，很快就有一种美国大兵的感觉。吉普车前面的玉米秆已高过吉普车的机器盖子了，两边的玉米秆刮着机器盖子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在大坡地上横穿的时候，感觉吉普车要翻过去了。开始的时候，那个窄脸的诗人忘情地抱着猎枪不由自主地进入了角色，摆出一副美国大兵的样子，还很得意的。但是，没想到车子会这样颠，终于，那位窄脸的诗人有点害怕了，干哑着嗓子跟着桑说，桑，停下车吧，把枪放到后备箱里去好不好？

    很显然，车这么颠，他担心猎枪万一走火，呯一声，直接就自毁了。

    其实，上了车，桑就跟两个抱枪的诗人说，枪管不要冲着自己，也不要冲着别人，小心走火。

    桑是这儿的护猎员，他的任务，主要是阻止偷猎野鸡之类的飞禽。桑说，野鸡一般下午三四点钟才出来觅食，这时候它们都跑到玉米地里找粮食吃去了。偷猎的人一般都选在这个时候打野鸡和沙半鸡。

    我们听了都直点头，反正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桑说，野鸡和沙半鸡非常傻，比如你打其中的一只，枪响之后，另外几只也不会跑。我说，不对啊，桑，不是有个脑筋急转弯儿嘛，树上十只鸟，打掉一只还剩几只？桑说，要是麻雀，树上就一只也没有了。但沙半鸡，打掉一只，肯定还剩九只。好运个胖脸的诗人说，这一点有点诗人。

    我们在这个大甸子上跑了两个多小时，什么也没发现，无论是偷猎者还是允许打的野兔，都没看到。

    桑看到我们有些失望的样子，便说，好，咱们开枪打打麻雀吧，过过枪瘾。胖脸的诗人说，行，不管咋说，我们一人扛一只麻雀回去也挺好的，像英国漫画一样。

    正打算停车的时候，远处突然传来了枪声，桑立刻开车朝着枪响的方向疯跑。车都快颠翻了，我们一个劲儿地劝他慢点开，可怎么劝也劝不住。此时此刻，我们已经颠得满脸憔悴，一脸苦难，这才知道当个护猎员的辛苦。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偷猎者，最后，桑只好放弃。

    就在我们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桑突然发现，在前面的玉米地里有六七只沙半鸡正在觅食。桑立刻把车停下来，拿起了猎枪说，我给你们试验一下。说着冲天上开了一枪。那几只沙半鸡像什么也没听见似的，仍旧在那里觅食。我们都看傻眼了。桑换上子弹，从容不迫又朝天上开了第二枪，几只沙半鸡依然岿然不动，照例在那里觅食。好运个胖脸的诗人像祈祷着似的举起了双手说，主啊，赐给沙半鸡以麻雀般的智慧吧！

……

    在回去的途中，要经过一片湿地，此时夕阳烧得正旺，红彤彤地挂在西天，景色非常瑰丽。这时，我们在远处的芦苇荡里悠然自得地游着的三只野鸭子，一只大鸭子后面跟着两只小鸭子在款款地游，桑说，这是王八鸭。他的语音刚落，就听叭的一声枪响，那只大鸭子立刻被打死在水里了。桑立刻停下了车，下来向四处看不看，四处一点动静也没有。桑立刻仇恨地说，这是有人在跟我玩呢。

    那个窄脸的诗人叹了口气说，你们看，那两只小鸭子在母鸭子旁边游呢。

    这时候，桑打开吉普车的后备箱，从里面取出“水衩子”窗上，独自一人绕了很远的路才上到了那片沼泽的“硬地”上。我们远远地看到，桑每一脚下去都有一米深的稀泥。毫无疑问，这是非常危险的，甚至有生命危险。

    半个小时以后，桑从芦苇荡里把两只小鸭子抱了回来。

    桑长得很帅，一脸的络腮胡子，是一个充满柔情的、硬朗朗的达斡尔族汉子。

五九

文/老舍

    张丙，瘦得像剥了皮的小树，差不多每天晚上来喝茶。他的脸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对深而很黑的眼睛，显出他并不是因为瘦弱而完全没有精力。当喝下第三碗茶之后，这对黑眼开始发光；嘴唇，像小孩要哭的时候，开始颤动。他要发议论了。

    他的议论，不是有统系的；他遇到什么事便谈什么，加以批评。但无论谈什么事，他的批评总结束在“中国人是无望的，我刚说的这件事又是个好证据”。说完，他自动的斟上一碗茶，一气喝完；闭上眼，不再说了，显出：“不必辩论，中国是无望的。无论怎说！”

    这一晚，电灯非常的暗，读书是不可能的。张丙来了，看了看屋里，看了看电灯，点了点头，坐下，似乎是心里说：“中国人是无望的，看这个灯；电灯公司……”

    第三碗茶喝过，我笑着说：“老张，什么新闻？”

    出我意料之外，他笑了笑──他向来是不轻易发笑的。“打架来着。”他说。

    “谁？你？”我问。

    “我！”他看着茶碗，不再说了。

    等了足有五分钟，他自动的开始：“假如你看见一个壮小伙子，利用他身体气力的优越，打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你怎办？”

    “过去劝解，我看，是第一步。”

    “假若你一看见他打那个小孩子，你便想到：设若过去劝，他自然是停止住打，而嘟囔着骂话走开；那小孩子是白挨一顿打！你想，过去劝解是有意义的吗？”他的眼睛发光了，看看我的脸。

    “我自然说他一顿，叫他明白他不应当欺侮小孩子，那不体面。”

    “是的，不体面；假如他懂得什么体面，他还不那样作呢！而且，这样的东西，你真要过去说他几句，他一定问你：‘你管得着吗？你是干什么的，管这个事？’你跟他辩驳，还不如和石头说几句好话呢；石头是不会用言语冲撞你的。假如你和他嚷嚷起来，自然是招来一群人，来看热闹；结果是他走他的，你走你的路；可是他白打了小孩一顿，没受一点惩罚；下回他遇到机会还这样作！白打一个不能抵抗的小孩子，是便宜的事，他一定这么想。”

    “那末，你以为应当立刻叫他受惩罚，路见不平……那一套？”我知道他最厌恶武侠小说，而故意斗他。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说：“别说《七侠五义》！我不要作什么武侠，我只是不能瞪着眼看一个小孩挨打；那叫我的灵魂全发了火！更不能叫打人的占了全胜去！我过去，一声没出，打了他个嘴巴！”“他呢？”

    “他？反正我是计画好了的：假如我不打他，而过去劝，他是得意扬扬而去；打人是件舒服事，从人们的兽性方面看。设若我跟他讲理，结果也还是得打架；不过，我未必打得着他，因为他必先下手，不给我先发制人的机会。”他又笑了；我知道他笑的意思。

    “但是，”我问：“你打了他，他一定还手，你岂是他的对手？”我很关心这一点，因为张丙是那样瘦弱的人。“那自然我也想到了。我打他，他必定打我；我必定失败。可是有一层，这种人，善于利用筋肉欺侮人的，遇到自家皮肉上挨了打，他会登时去用手遮护那里，在那一刻，他只觉得疼，而忘了动作。及至他看明白了你，他还是不敢动手，因为他向来利用筋肉的优越欺人，及至他自己挨了打，他必定想想那个打他的，一定是有些来历；因为他自己打人的时候是看清了有无操必胜之券而后开打的。就是真还了手，把我打伤，我，不全象那小子那样傻，会找巡警去。至少我跟他上警区，耽误他一天的工夫（先不用说他一定受什么别的惩罚），叫他也晓得，打人是至少要上警区的。”

    他不言语了，我看得出，他心中正在难受──难受，他打了人家一下，不用提他的理由充足与否。

    “他打人，人也打他，对这等人正是妥当的办法；人类是无望的，你常这么说。”我打算招他笑一下。

    他没笑，只轻轻摇了摇头，说：“这是今天早晨的事。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又遇见他了。”

    “他要动手了？”我问，很不放心的。

    “动手打我一顿，倒没有什么！叫我，叫我──我应当怎样说？──伤心的是：今天下午我遇见他的时候，他正拉着两个十来岁的外国小孩儿；他分明是给一家外国人作仆人的。他拉着那两个外国小孩，赶过我来，告诉他们，低声下气的央告他们：踢他！踢他！然后向我说：你！你敢打我？洋人也不打我呀！（请注意，这里他很巧妙的，去了一个“敢”字！）然后又向那两个小孩说：踢！踢他！看他敢惹洋人不敢！”他停顿了一会儿，忽然的问我：“今天是什么日子？”

    “五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泪流下来了。“呕！”张丙立起来说：“怪不得街上那么多的‘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呢！”

    他好像忘了说那句：“中国人没希望，”也没喝那末一碗茶，便走了。

【注】①《五九》是老舍的短篇小说。于1931年10月发表于《齐大月刊》2卷1期；后被收入1934年出版的老舍短篇小说集《赶集》。②五九：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以后人们把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

千顶红帽子

程瑞嘉

    七十五岁的秋明老汉去了一趟徽州，回来的时候，像变了个人似的。

    十三岁那年，秋明的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更不用说拿钱供他读书了。为了不饿死，秋明辞别了双亲离开徽州老家。像当时的顺口溜说的：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一把雨伞，一个包袱，秋明从新安江顺流而下，到人间天堂杭州去讨生活。外面的生活很精彩，也很无奈。秋明干过商店的伙计，做过运输码头的短工和苦力，捡过垃圾。没有文化又在异地他乡，秋明的日子就过得很浪，很苦。他最后浪到了浙江的宁波，依然是过着靠捡拾垃圾度日的生活，饿不死，也不富裕。

    时间像个磨盘，一圈一圈地转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秋明由一个懵懂不更事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头发和胡须花白、腰弯背驼、老眼昏花的七十五岁的老汉。生活的艰辛磨去了他衣锦还乡的美梦，有的是日里夜里对故乡的念想和企盼。

    有人是生活的幸运儿，他们在外面靠努力和勤奋成了腰缠万贯的富人，回到家乡投资，办企业，甚至将自己的名字变成学校的名字，过着受人尊重、子孙满堂的幸福生活。秋明何尝不想这样呢？但生活似乎老开他的玩笑，总让他一辈子辛劳地推着大石头上坡，结果却一无所获，如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

    秋明老汉最近总做梦，梦见回到了故乡，听到了久违的乡音，看到许多不熟悉的面孔，内心感到兴奋和激动，每次醒来，泪水都打湿了枕巾。要么就是长时间的失眠，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呼唤，那是一个母亲对久未归乡的游子的呼唤。

    秋明老汉终于被那个强烈的念头折磨得失去了形体，愁容满面。他于是打点行装，踏上了回徽州的行程。车窗外的景色迷糊了双眼，再也找不到儿时的感觉了，有的只是临近故乡的激动。“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贺知章老先生的诗好像就是为这时的秋明老汉写的。

    虽说回到了故乡，但一切都改变了秋明老汉脑子里对故乡的印象。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当年的小伙伴已经大多不在了，即使还在的，也已经变成了不熟悉的生面孔。村庄比儿时更大了，也更新和繁荣了，家乡的变化让老汉欣慰。老房子早已不在，只记得房子的边上是学校，如今学校还在，也不是当年自己读过三年书的学校了。如今的学校让秋明老汉惊喜：校园又大，教室又宽敬，那么多的教室，能坐上千名学生吧？！突然，学校里放学的铃声大作，许多学生从教室里跑出来，把陷入沉思的秋明老汉吓了一跳。看着这么多可爱的孩子，放学跑到了公路上往家赶，秋明老汉是又高兴又担心，要是过往的汽车不注意碰到孩子怎么办？他听村里的人说，过往车辆碰到孩子的事情时有发生，好在还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的恶性事件。学校也为这事伤脑筋，一直没有好的办法。

    秋明老汉没有孩子，但他却比谁都更喜欢孩子。

    要是学生的头上能戴一顶小红帽该多好，既可以提醒过往的司机当心，看上去也醒目，夏天还可以抵挡一下天上的毒太阳。想到这里，秋明老汉咧开缺牙的嘴笑了，他跨进学校的大门，径直向校长室走去。时间不长，秋明老汉又从校长室里愉快地走了出来，好像换了个人似的。

    秋明老汉把用捡垃圾换来的一千顶红帽子交给学校的时候，校长召集全校教师和学生举行了隆重的接受仪式：千名学生排成整齐的队伍站在学校的操场上，每人的头上都戴着一顶红帽子，初升的太阳照在孩子们红扑扑的小脸上。一个孩子跑出队列，喊一声爷爷，将一条红领巾戴在秋明老汉的脖子上，然后迅速跑回队列。孩子们伸出右手向秋明老汉敬少先队队礼。秋明老汉也笨拙地举起右手行了一个少先队队礼，站在秋明老汉身边的校长和教师都被他的举动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秋明老汉看着孩子们戴着他的红帽子在学校操场和校外的公路上走成一支浩荡的队伍，心里想从今以后谁敢说他秋明老汉孤身一人，他分明有了一千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想到许多路过的汽车司机都要停下来向他们鸣笛致意，他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骑桶者

（奥地利）卡夫卡

    煤全部烧光了；煤桶空了；火炉里透出寒气，灌得满屋冰凉。窗外的树呆立在严霜中；天空成了一块银灰色的盾牌，挡住向苍天求助的人。我得弄些煤来烧；我可不能活活冻死；我的背后是冷酷的火炉，我的面前是同样冷酷的天空，因此我必须快马加鞭，在它们之间奔驰，在它们之间向煤店老板要求帮助。可是煤店老板对于我的通常的请求已经麻木不仁；我必须向他清楚地证明，我连一星半点煤屑都没有了，而煤店老板对我来说不啻是天空中的太阳。我这回前去，必须像一个乞丐，由于饥饿难当，奄奄一息，快要倒毙在门槛上，女主人因此赶忙决定，把最后残剩的咖啡倒给我；同样，煤店老板虽说非常生气，但在十诚之一“不可杀人”的光辉照耀下，也将不得不把一铲煤投进我的煤桶。

    我怎么去法必将决定此行的结果；因此我骑着煤桶前去。骑桶者的我，两手握着桶把一最简单的挽具，费劲地从楼梯上滚下去；但是到了楼下，我的煤桶就向上升起来了，它以均匀的速度穿过冰凉的街道；我时常被升到二层楼那么高；但是我从未下降到齐房屋大，门那么低。我极不寻常地高高飘浮在煤店老板的地窖穹顶前，而煤店老板正在这地窖里伏在小桌上写字；为了把多余的热气排出去，地窖的门是开着的。

    “煤店老板！”我喊道，那急切的声音裹在呼出的热气里，在严寒中显得格外沉浊，“煤店老板，求你给我一点煤吧，我的煤桶已经空了，因此我可以骑着它来到这里。行行好吧，我有了钱，就会给你的。”

    煤店老板把一只手放在耳朵边上。“我没有听错吧？”他转过头去问他坐在火炉旁边的长凳上织毛衣的妻子，“我没有听错吧？是一个顾客。”

    “我什么也没听见，”妻子平静地呼吸着，一面织毛衣，一面舒服地背靠着火炉取暖。“噢，是的，”我喊道，“是我啊；一个老主顾；向来守信用；只是眼下没钱了。”“我的老伴，”煤店老板说，“是的，是有一个人；我不会弄错的；一定是一个老主顾，一个有年头的老主顾，他知道怎么来打动我的心。”

    “你怎么了，当家的？”妻子说，她把毛衣搁在胸前，暂歇片刻，“没有人，街上空空的，我们已经给所有的顾客供应了煤；我们可以歇业几天，休息一下。”

    “可我正坐在这儿的煤桶上，”寒冷引起的眼泪模糊了我的眼睛，“请你们抬头看看，你们就会发现我的；我请求你们给我一铲子煤；如果你们能给我两铲，那我就喜出望外了。所有别的顾客你们确实都已供应过了。啊，但愿我能听到煤块在这桶里滚动的响声。”

    “我来了。”煤店老板说。他正要迈动短腿走上地窖的台阶，他的妻子却已经走到他的身边，拉住他的手臂说：“你待在这儿。如果你还固执已见的话，那就让我上去。想想你昨天夜里咳嗽得多么厉害。只为一件买卖，而且只是一件凭空想象出来的买卖，你就点了你的妻儿，要让你的肺遭殃。还是我去，”

    “那么你就告诉他我们库房里所有煤的品种；我来给你报价格。”

    “好。”他的妻子说，她走上了台阶，来到街上。她当然马上看到了我。“老板娘”我喊道，“衷心地向你问好；我只要一铲子煤，放进这儿的桶里就行了；我自己把它运回家去；一铲最次的煤也行。钱我当然是要全数照付的，不过我不能马上付，不能马上，”“不能马上”这两个词多么像钟声啊，它们和刚才听到的附近教堂尖塔上晚钟的声响混合在一起，又是怎样地使人产生了错觉啊！

    “他要买什么？”煤店老板喊道。“什么也不买，”他的妻子大声应着，“外面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都没有听到；只是听到钟敲六点，我们关门吧。真是冷得要命；看来明天我们又该忙了。”她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看见；但她把围裙解了下来，并用围裙把我扇走。遗憾的是，她真的把我扇走了。我的煤桶虽然有着一匹良种坐骑的一切优点；但它没有抵抗力；它太轻了；一条妇女的围裙就能把它从地上驱赶起来。

    “你这个坏女人，”当她半是蔑视半是满足地在空中挥动着手转身向店铺走去时，我还回头喊着，“你这个坏女人！我求你给我一铲最次的煤你都不肯。”就这样，我浮升到冰山区域，永远消失，不复再见。

（有删改）

十里堡的黄昏

迟子建

十里堡是都市里的乡村。

黄昏降临时，印染厂门前那条本不清澈的河流便被夕阳的余晖给涂抹得一片灿然。这时，简朴陈旧的桥两侧就已经被郊区的菜农给占据了。

这些菜农面若枣色，穿布衣，有的妇女在冬季时还包着土里土气的头巾，他们提秤的手和他们的吆喝声一样粗糙。有时他们还赶着马车或驴车来，车上载着水灵灵的蔬菜。

他们有板有眼地走在黄昏里，没有比这种情景更感人的了。

听完了这种来自乡间的声音，你沿着十里堡那条庸碌、闭塞的长街再走上一刻吧。

卖白鲢鱼的人将期望的目光投在你身上，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胡同口的矮板凳上沐浴夕阳。

如果你走路稍不留神，会被四处支起的小摊撞着。卖“驴打滚”的人戴着鲜亮的白帽子；卖煎饼果子的摊前总是那么热气腾腾；炸饼在油锅里发出知了一般的叫声；卖各种腌菜的老婆婆，将那一盆盆五颜六色的腌菜陈列在玻璃柜里，玻璃锃亮锃亮的，里面的每样腌菜都是老婆婆的一个童话。

走在这样的街上，你会感觉到生活的气息阵阵拂来，给人的精神以一种慰藉。秋天尽了，苍白混沌的冬天来了。十里堡桥下的流水在傍晚时常常升腾起一团团乳白色的雾气。

站在桥头卖菜的农人如临仙境，但他们绝不会因雾气的影响而缺斤短两，他们在浓雾中拼命睁大眼睛去看秤星，他们的布底棉鞋踩着坚实的路面，远来的马蹄声越发响亮了。

那时我们会更加怀念春季在桥头卖鲜红草莓和樱桃的小姑娘，怀念秋季挑着沙果担子的健壮汉子。

他们不是京城人，他们居住在农村，种菜，种粮，也种花。农人们在城市的边缘生活着，他们不时给京城挟来新鲜的田野气息，送来最不可缺少的生命养料，送来稻谷、玉米、水果、蔬菜，也送来朴实、忠厚与善良。因为有了他们，京城就像被一股活水围绕着 ， 富庶美丽，生生不息。

我忘不了离开北京的那年冬天，那是圣诞节前夕的低沉的黄昏，还是在十里堡那条幽僻的长街上，我拿着一沓刚买到的散发着廉价香水气味和美丽谎言的贺卡往回走，忽然在桥头遇见一个卖竹编小摆设的乡下人。

他年纪很大了，穿一件黑棉袄，目光有些迟钝，身前的篮子里放着形形色色的竹编：黑嘴巴短尾巴的狗，胖乎乎的小鸡，姿态娴雅的鸭子，有些鲜红眼珠的小兔子。

我问他每件卖多少钱，他说一元。他并不看着我说话，我蓦然察觉这是个盲人。我问他这些小动物是不是他编的，他点点头。

我突然觉得羞愧难当，我花许多钱买来的一堆印刷精美却难掩矫情的贺卡，而对这些充满自然气息的竹编却熟视无睹。

是城市要消灭一个有着故乡的人的心中那最后一缕乡愁吗？那一刻我的眼睛发潮了。

天台的参天古木、颐和园的亭台楼阁、王府井的繁华街市，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回忆。能让我想起北京的，总是东郊那个叫十里堡的地方，那个我生活了三年的地方，我忘不了那儿的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