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团圆”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审美心理现象，它大量出现在宋以后的戏曲小说中。如《窦娥冤》的申冤昭雪，《赵氏孤儿》的孤儿报仇，《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琵琶记》的“玉烛调和”，《精忠旗》的满门旌表，《长生殿》的“蟾宫相见”等等。讲究“团圆之趣”已经成为我国极为普遍的传统审美心理现象。

    华夏初民对客观世界的考察，大概从“天”开始的。春夏秋冬的往复，白天黑夜的交替，日出日落的循环，使他们直观地形成了“乾为天，为圆”，以及“浑天如鸡子，天体如弹丸”的观念。由于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耕国家，“天”的好坏又直接关系到农业收成的多寡，因此，对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先民来说，头顶上的那圆的天，就成了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这种对“天”的崇拜就导致了对于“天”的运行规律——“圆”的亲和与崇尚。

    作为中国哲学源头的《易经》体现了中国古人的圆道观，循环即圆道是《易经》作者心目中的最重要的规律之一，对易学而言，“圆”不仅是神秘的示语，而且也是圆融无碍、无往不复的至高至美的境界。

    而老子哲学思想中的自然观，也是以周行不殆的圆来加以描述的。《老子》“九九”八十一章，象征着道的生生不息、变动不已、周行不止。韩非在《解老篇》中评析老子思想时说：“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揭示了道的周行循环的特征。这种“九九”循环往复式的“道”的结构，是离不开圆的。

    由于“圆”相以其圆满而使人感到审美的满足，所以，“圆”经常在“圆满”“至美”的意义上为佛家所推崇。佛教称般若真智为“圆智”，称般若真智对世相的观照为“圆照”，称善根为“圆根”，称修行到最高联阶段为“圆成”，称涅盘境界为“圆寂”，将美好至极的事物称做“圆圆海”。这里，“圆”均可作为“圆满”、“大美”和“至美”来解。

    圆在中国哲学中意味着道境和禅境，易、庄、禅不约而同地将圆作为最高的精神境界，其中具有深刻的美学内涵。儒家的不偏不倚的中庸、道家的有无相生的哲学思想、佛家的因果报应的轮回观、《周易》用以解读宇宙人生奥秘的太极思维模式，以及本文论述的“大团圆”的审美心理，似乎都存在于同一个圆的图式之中。“圆”既是完满的象征，是循环往复的表现，也是华夏民族对社会、人生，以及自身理想的一种构想、理解和追求。体现在中国古代的戏曲小说中，则一切都应该圆满无缺，缺则有憾。中国古代悲剧最悲的要算是关汉卿的《窦娥冤》了，剧中不但有血溅白练，而且还有六月飞雪，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充分显示了窦娥冤屈之大、痛苦之深。但作者笔锋一转，却来个“窦天章为女申冤昭雪”，由悲转喜、由缺为圆。对圆的崇尚似乎已成了一种弥散性的文化——审美理想的规范，“大团圆”即是审美主体对规范的崇尚与屈从，也是审美主体对传统规范的迎合与妥协。它虽然推进了中国文学艺术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以及向圆熟精致的技能方面的发展，却也遏制了中国艺术，特别是悲剧中美的、崇高的、善良的事物或人物被毁灭的怵目惊心的震撼，以及撕肝裂胆的残酷。尚圆的传统观念不光是“大团圆”审美心理形成的重要原因，而且，它也使中国审美文化的心理欲求往往更多地趋向于圆态，趋向一种柔性与韧性，以及圆融浑化的中和之美。

敬畏之心与文化自觉

    古人对文化什么态度？用现代的话说是有点“文化至上论”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开篇就写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意思是说文化、文章、文采太重要了，它是与“天地”一起诞生的啊。而且他还洋洋洒洒地写道：日月星辰是上天之文。山川草木是大地之文，它们与“肇自太极”的人之文，鼎立为三，合而为一。它也就是“道”。刘勰突出了“人文”、也就是文化的崇高性、永恒性，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文化观念来自儒家，自从“独尊儒术”之后，它就占了主导地位。自古以来，凡是与儒家经籍有关、和由此衍生的典章制度、礼乐诗文都受到尊重和敬畏，甚至有点神圣化，如说“仓颉造字”后“天雨粟，鬼夜哭”之类。

    古人不仅相信文化的崇高和永恒，而且把它视作民族凝聚纽带。世界大多数地方依靠种族或宗教的认同作为民族凝聚纽带的，而我们则主要靠文化。所谓“《春秋》之法，中国而夷礼则夷之；夷而中国则中国之”。就是说按照《春秋》大义：哪怕你是“夷”人，一旦采用“中国（中原王朝）之礼”，就按国人对待；如果你是“中国”人，用了“夷礼”。则按照“夷人”对待。可见是否进入中国文化成为判别人群归属的决定因素。在儒家看来，“礼”是文化的核心。

    儒家的信徒以担荷道统自命，他们无论从政，还是“立言”，其终极目的就是“行道”，或者说是以“道”化众，使人人都受到文化的熏沐。这样我们就懂得了为什么司马迁把自己坚持在屈辱下生存写作《史记》看得“重于泰山”，也就懂得了曹丕为什么说写作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些士人都有充分的文化自觉，他们把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视作安身立命的基础。他们相信自己的事业是上通于天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这些名句就是这种意识生动的概括。

    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背景的，可以说在地球上所有的农业文明中它是发展得最精致、最详密、最完美的一个。然而，近百年来我们又处在社会转型和革命振荡之中。传统文化因为代表既往而失去了原有的光环，原有的敬畏心，自然会随之衰减。上个世纪从60到70年代，极“左”思潮高涨，扫荡文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此时“文化”乃是一个负面词汇了，传统文化更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遑论敬畏！这时的传统文化成为妖魔。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虽有根本改变，但并非“复旧”，而是被纳入孔方兄的营垒。因此“渎经热”、“古董热”、“收 藏热”，乃至种种弘扬“国粹”热都不免与“赚钱热”有或明或暗的瓜葛，与文化关系不大。看到一幅字画，一款文玩，第一判断都是“值多少钱”？过去被“政治的正确”打压扫荡，进而妖魔化；现在是被金钱任意驱使，日益庸俗化。两者虽不同，对文化的蔑视则是一样的。因此，现在人们干的许多事关文化的事，让旁观者看来最没文化。大约都是金钱在当家作主的缘故。

    朱熹在《中庸注》中说“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他指的是上面所说永恒不变、天人合一的道或文化，正是这种兢兢业业的态度，肇自孔孟的“道统”延续至今。现在我们努力建设法治社会，这也包含着文化重建。对“道”、“文化”的理解和定位，我们自然会与朱子有很大差别，但文化重建不能完全脱离本土资源也是不争事实，特别是传统的文人士大夫那种质朴的精神、敬畏的态度是我们重建文化、进而形成文化自觉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透视“李约瑟难题”：呼唤创新文化

    世界科技发展史上，曾经有一道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确实，元明以前，华夏大地在科技和经济很多领域都领先于世界。但是到了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科技的突破和工业的崛起，中国的科技和经济却纷纷落伍了。这其中的原因何在？

    比较近代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18世纪以来，世界科技中心和工业中心从英国转到德国，再到美国，表面上是地理位置的更替，实质上是创新能力由弱向强的转移，是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和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17，18世纪，那里有较为宽松的宗教背景，为牛顿等科学家提出超前的、有创见的理论提供了合适的气候和土壤；其先进的市场意识、商贸手段也为蒸汽机等技术发明和产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英国是世界科学中心、技术中心和产业中心。

    我们再看看德国在近代为什么能够迅速崛起。德国的迅速崛起，要归功于德国哲学思想的活跃以及宗教改革以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方面政策措施的实施；归功于学校教育方面的创新，归功于将大学专业教学与专业研究结合起来，促使大批的青年人才直接参与科学前沿的探索活动，促成了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因素的长期积累。这种新型模式催生了现代大学研究开发机构，为科研和创新营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开辟了培养创新人才的先河。

    现在世界科技和经济“超级大国”美国，也是通过文化创新而后来居上的。美国为什么能够成功？最大的因素，是有一个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不断营造和优化有利于创新的良好文化氛围。

    古今中外的例子充分证明：一流的成果需要一流的人才，一流的人才的环境。不论是技术创新、科学创新、体制创新、发展模式创新，都是一种求异的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其最大特点是探索，是敢想敢试敢闯，其结果，可能是成功，也可能是失败，而且失败的可能性甚至会大于成功的可能性。任何一个技术创新活跃、经济繁荣的时代，都需要重大的人文创新来导引，需要文化的繁荣。科学的发展、技术的突破、体制的改革，最后都归结到文化的创新。这不仅是逻辑的必然，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在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中，人文科学以人类的精神世界及其积淀的精神文化为研究对象，运用意义分析和价值的解读方法来验证人类的情感、观念、精神和理念；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综合文化研究的各种方法，考究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及其诸多表现，探索和发现人类社会及其诸领域的发展规律。人文社会科学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尺，更是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催化剂，以其独到的价值理性的导向功能和工具理性的实效功能，探索指引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提炼升华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理念，探索着人类自身的发展方向。

    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人类历史的发展，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近代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工具理性、技术理性至上的观念也相应而生并逐渐膨胀，直至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传统人文精神，稀释了价值理性的本真意义，从而遮蔽了人类的双眼，使人类社会步入了物质越丰富、精神越匮乏的悖论和怪圈。这种现象提醒我们要重视对新型大学精神和大学理念的塑造。

    客观而言，大学既是知识的宝库，又是精神的殿堂，它具有追求真理和传承善德的双重使命。大学不仅应成为国家强大的智力资源宝库，而且应成为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精神灯塔。追求知识、崇尚科学，无疑是大学的重要使命，但“知识”与“科学”难以实现其自身价值的崇高性，无法解决其自身存在的意义问题。“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只有得到大学之“道”的规范和引领，“知识”和“科学”才能成为人类的福祉。同时，人文情怀是科学精神的不竭动力，唯有接受人文精神的引导，科学精神才能冲破功利主义的藩篱，摆脱唯我主义的束缚。自古以来，那些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所具有的顽强的求真精神、崇高的献身精神、不懈的探索精神和无穷的创造精神，正是源于他们博大的生命情怀、无私的人生态度、高洁的人生志趣和崇高的人生理想。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我国的教育方针，这就意味着大学造就的是德、智、体、美、心全面发展、和谐发展、健康发展的人，而不是残缺不全、工具化、碎片化的人。大学教育塑造的人应该具备高尚的道德、宽阔的胸襟、远大的目光、丰富的知识、坚强的意志和健康的体魄，应该具有强劲的创新创造能力，更应该拥有正确运用这种能力的德性。爱因斯坦曾说：“学者必须德才兼备，与美善为邻。徒有专业知识，只不过像一头训练有素的狗。”爱因斯坦告诫我们要有丰富的人文知识、厚重的人文底蕴、广博的人文情怀和深刻的人文素养，只有这样，才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拥有大智慧的人，一个有益于人类的人。

    现代大学承担着人才培养的重要使命，秉承着人类文明的重要传统。基于高等教育发展现状，我国实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不论在内涵发展还是在外延拓展方面，都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支撑，更离不开人文情怀的滋润。

（摘编自王晋、王岩《现代大学教育中的人文精神》，有删改）

    文学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由马克思主义文学观所决定的。一个民族优秀的作家大都是心怀人民的作家。19世纪初，普希金在《论文学中的人民性》中就提出了人民与文学的联系。正因心中装有人民，他最终才能成为俄罗斯文学的代表。同时，文学创作具有人民属性，还是由我们的社会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其它任何制度的一个根本点，就在于是否以人民为中心，是否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某一个或几个少数阶层作为文学创作与工作的目的，这是社会主义文学与其它文学的一个分水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文学艺术成果的享有者，更是判别一部作品是否优秀的评判者。马克思曾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如何面对和迎接人民的判断，中国文学在百年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也用实践经历提炼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文学什么时候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文学之树就会枝繁叶茂；反之文学之树就会枯萎凋零。这一点，一再为历史所证明。

    对于作家而言，真正实践人民文学的路径就是要自觉了解人民的理想愿望，走入人民群众，深入基层一线，听取人民的想法，学习人民的经验，表达人民的心声。人民是一切伟大作家写作的出发点。周扬同志曾讲，“中国作家中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够超过赵树理。”今天我们要了解中国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山区的生活，了解那个时代晋东南人民的基本生活情况，赵树理的文学是绕不过的。他的《小二黑结婚》写了一对农村青年男女小二黑、小芹冲破重重封建传统而最终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孟祥英翻身》又写了一个太行山区的受欺压的年轻媳妇在党的引领下如何成为英雄的故事，还有李有才、田寡妇，这些农民身上代言着人民的理想。从某种程度上讲，赵树理小说中的人物是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农村发展情况的一面镜子，其背后蕴含着独特的时代内容。何以赵树理能做到？因为他不但来自农民，而且始终不脱离背弃农民，他讲述的是真正属于农民的心灵故事。

    另外，作家还要提高服务意识，使创作更好地服务人民。来自于人民生活的文学创造，必须以满足人民的理想愿望作为主要目标。这一目标要求我们要有服务于人民的强烈意识。

    建国初期，作家柳青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为更深入了解农村，1953年他辞去副书记职务，定居皇甫村，在一个破庙改成的住所里住了14年，从而创造出了《创业史》。他的全部心思都在如何使农民过上好的生活上，这也是他小说的来源。

    人民是具体而不是抽象的，坚持文学的人民性，作家们还要认真研究不同群众的思想文化需求，以及需求的共性与个性，从而面对一个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政治环境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时代，认清与辨识人民群众对精神产品的需求的多元化、多样化趋势，精心取舍，多用心在内容、形式、风格方面的学习。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大凡具有艺术感染力的文学作品，都是由具备相当高的艺术传达力的作家所传递和表达的。这种艺术传达力的获得，没有捷径可走，必得通过增强艺术本领才能达到。真正优秀的文学，必得有能力提升有需要的读者的精神世界，有能力激发这些读者向上向善的情怀。

（摘编自铁凝《与人民同心与人民同行》，有删改）

迷津处一片蒹葭

    ①“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305篇，最爱就是这首《蒹葭》。蒹葭二字似乎天生就是给诗歌作题目的，在纸上写，耳边听，嘴中念，心里想，都那么美，那么可思而不可言。这两个带草头的汉字也特别像身段娇好的美人，还带着那么点山野气，露水味儿。

    ②《蒹葭》是那种很彻底也很孤绝的诗，“诗无达诂”或“诗不可译”之类的话仿佛是为这类诗量身定做的。谓予不信，可试着改动或删除它一个字，你会发现，一整首诗都会喊“疼”！这样的诗注定是一个谜，公然挑战我们的情商和智力。古往今来，对这诗的解读早已成为一大悬案。譬如《毛诗序》认为这诗是讥刺秦襄公“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也”。《诗本义》的解释更有趣：“所谓伊人者，斥襄公也，谓彼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适，欲逆流而上则道远而不能达；欲顺流而下则不免困于水中，以兴襄公虽得进列诸侯而不知所为，欲慕中国之礼义，既邈不能及；退循其归，则不免为夷狄也。”“美刺”的传统固然肇端于《诗经》，然诗歌的本义一旦被坐实，赏读的趣味便要减半。还是朱熹老夫子聪明，他在《诗集传》里说：“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闲闲一笔，不仅消解了上述诠释的权威性，也给《蒹葭》的多元解读另辟了一条蹊径。

    ③蒹葭，是长在水边的芦苇。芦花色白，何况一大早还打上了一层如霜的白露？想象里，那长满蒹葭的水边该是一处野渡吧，没有板桥，没有扁舟，当然也没有鸬鹚，隐隐约约的雾，在水一方的人，如真似幻，扑朔迷离得一塌糊涂。那是一片亘古的迷津，在汉字里疯长了几千年的芦苇摇着头，逗引着那些“会思想的芦苇”纷纷加入这场“猜谜游戏”。清代学者姚际恒《诗经通论》称：“此自是贤人隐居水滨，而人慕而思见之诗。'在水之湄'，此一句已了，重加'溯洄'、'溯游'两番摹拟，所以写其深企愿见之状，于是于'在'字上加一'宛'字，虽觉点睛欲飞，入神之笔。”这样读法，算是入了文学之港。清末才子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这是一首“招隐”诗：“盖秦处周地，不能同周礼，周之贤臣遗老，隐处水滨，不肯出仕。诗人惜之，托为招隐，作此见志。一为贤惜，一为世望。”陈子展《诗经直解》称《蒹葭》是“诗人自道思见秋水伊人，而终不得见之诗”，又说“诗境颇似象征主义，而含有神秘的意味”。朱东润则肯定此诗“抒写怀人之情，在艺术上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地”。前贤的这些说法虽也有理，但仍有“戴着镣铐舞蹈”之意，不若笔者拈出“距离”与“过程”二语解释得有味。

    ④上文学史课，每次讲到《蒹葭》，不免要问：“这是一首什么诗？”学生多半以“爱情诗”对之，殊不知古人眼里，爱情的地位远不如他们所想的那么大。不过读到一个“情”字也很了不起，应予肯定。然如果是写爱情，那也不是两情相悦，而是单相思。诗人和他的对象“伊人”实在离得太远，“在水一方”说的就是“距离”。而且，两个端点之间并非一条直线，而是——水，阻挡牛郎织女的银河不也是另一种“水”么？窃谓诗的美感一多半便是缘于这“距离”的营造。如果“伊人”近在眼前，唾手可得，真的还能兴起美感和追求的冲动么？写“距离”只是第一层。接下来的“溯回从之，道阻且长”，则是写求索过程的艰难，惟其艰难才乐此不疲。“过程”的终点是“结果”，可一旦有了“结果”，会怎样？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其所有的悲壮和崇高正来自于石头推到山顶又会落下来。“宛在水中央”的“宛”字极妙，不仅渲染了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朦胧意境，也附带让这“结果”永远地悬置起来，成了钱钟书所谓“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结果”的未知既是一种缺憾，同时又何尝不是一种无言的美丽？

    ⑤进而想，这难道仅仅是写爱情吗？理想的追求又何尝不是如此？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所谓“生活在别处”，宗教所谓“彼岸世界”，这些对人生“此在”困境、“彼岸”虚无的一种哲学表述，亦可作如是观。从这个意义上说，《蒹葭》不仅写了_____，抒了情，还言了_____。要说“朦胧”，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朦胧诗吧。

    ⑥我想，中国人应该会背这首美感和哲思兼善的《蒹葭》，将这首诗刻录在大脑的硬盘里，就是出国了也不会走失，情绪低落时吟哦一遍，灰暗的天空说不准就会明亮起来。因为这是地道的母语，也是我们民族的徽标，文化的基因和灵魂的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