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裁缝店

李娟

    在城市里，裁缝和裁缝店越来越少了。但在喀吾图，生活迥然不同。这是游牧地区，人们体格普遍高大宽厚，再加上常年的繁重劳动，很多人身体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形，只有量身定做的衣服才能穿得平展。

    我们租的店面实在太小了，十来个平方，中间拉块布帘子，前半截做生意，后半截睡觉、做饭。但这样的房间一烧起炉子来便会特别暖和。很多个那样的日子，狂风呼啸，昏天暗地，小碎石子和冰雹砸在玻璃窗上，“啪啪啪啪”响个没完没了……但我们的房子里却温暖和平，锅里炖的风干羊肉溢出的香气一波一波地滚动，墙皮似乎都给香得酥掉了。

    我们还养了金鱼，每当和顾客讨价还价相持不下时，我们就请他们看金鱼。这样的精灵实在是这偏远荒寒地带的最不可思议的尤物——清洁的水和清洁的美艳在清洁的玻璃缸里曼妙地闪动，透明的尾翼和双鳍缓缓在水中张开、收拢，携着音乐一般……

    这样，等他们回过神来，再谈价钱，口气往往会软下来许多。

    当地男人们很少进屋，最固执的是一些老头儿，偶尔来一次，取了衣服却死活不愿试穿，即使穿了也死活不肯照镜子，你开玩笑地拽着他往镜子跟前拖，让他亲眼看一看这身衣服多“拍兹”（漂亮），可越这样他越害羞，双手死死捂着脸，快要哭出来似的。

    女人们就热闹多了，三三两两，不做衣服也时常过来瞅一瞅，看我们有没有进新的布料，如果有了中意的一块布，未来三个月就一边努力攒钱，一边再三提醒我们，一定要给她留一块够做一条裙子的。

    库尔马罕的儿媳妇也来做裙子了，她的婆婆拎只编织袋跟在后面，量完尺寸我们让她先付订金，这个漂亮女人二话不说，从婆婆拎着的袋子里抓出三只鸡来——“三只鸡嘛，换条裙子，够不够？”

    她订的是我们最新进的晃着金色碎点的布料，这块布料一挂出来，村子里几乎所有的年轻媳妇都跑来做了一条裙子。

    她说：“不要让公公知道啊！公公嘛，小气嘛。给他知道了嘛，要当当（唠叨、责怪）嘛！”

    “婆婆知道就没事了？”

    “婆婆嘛，好得很嘛！”她说着揽过旁边那矮小的老妇人，“叭”地亲一口：“裙子做好了嘛，我们两个嘛，你一天我一天，轮流换着穿嘛！”

    她的婆婆轻轻嘟囔一句什么，露出长辈才有的笑容。

    但是我们要鸡干什么？但是我们还是要了。

    还有的人自己送布来做，衣服做好后却凑不够钱来取，只好挂在我家店里，一有空就来看一看，试穿一下，再叹着气脱下来挂回原处。

    有个小姑娘的一件小花衬衣也在我们这儿挂着，加工费也就八元钱，可她妈妈始终凑不出来，小姑娘每天放学路过我家店，都会进来捏着新衣服摸了又摸，不厌其烦地给同伴介绍：“这就是我的！”穿衬衣的季节都快过去了，可它还在我们店里挂着！最后，我们先受不了了。有一天，这孩子再来看望她的衣服时，我们就取下来让她拿走，小姑娘惊喜得不敢相信，在那儿不知所措地站了好一会儿，才慢吞吞挪出房子，然后转身飞快跑掉。

    裁缝的活不算劳累，就是太麻烦，量体、排料、剪裁、锁边、配零件、烫粘合衬、合缝……做成后，还得开扣眼、钉扣子、缝垫肩、缲裤边。浅色衣服还得洗一洗，缝纫机经常加油，难免会染脏一点，而且烙铁也没有电熨斗那么干净，一不小心，黑黑的煤灰就从气孔漾出来，沾得到处都是。

    是呀，从我们当裁缝的第一天起，就发誓一旦有别的出路，死也不会再干这个了。但假如有一天不做裁缝，我们还是得想办法赚钱过日子，过同样辛苦的生活。——可能干什么都一样的吧？

    是这样的，帕孜依拉来做衬衣，我们给她弄得漂漂亮亮的，她穿上以后高兴得在镜子面前转来转去地看。但是我立刻发现袖子那里有一点不平，就殷勤地劝她脱下来，烧好烙铁，“滋——”地一家伙下去……烫糊一大片……

    怎么办呢？我们商量了半天，把糊的地方裁掉，用同样的布接了一截子，将袖口做大，呈小喇叭的样式敞开，还钉上了漂亮的扣子。最后又给它取了个名字：“马蹄袖”。

    但是后来……几乎全村的年轻女人都把衬衣袖子裁掉一截，跑来要求我们给她们加工“马蹄袖”。

    干裁缝真的很辛苦，但那么多事情，一针一线的，不是说拆就能拆得掉。当我再一次把一股线平稳准确地穿进一个针孔，总会在一刹那想通很多事情。（有删改）

两家客店

（法）都德

    在那小村的边界上有两所大客店，静立在街的两旁。

    那边，是一所高大的新建筑，尽是热闹、生动的气象。门都敞着，门前停着驿车，远客们在墙阴遮挡的大道旁酣饮。庭院里挤满了骡马和车辆，车夫在棚下躺着，等候夜间的凉气。屋里溢出狂暴的呼号和叫骂，酒杯在叮当相碰，拳头在乱击着桌子。还有一种清脆欢快的歌声超出一切喧嚣之上，震得窗户都在颤动。

    这边呢，静悄悄的像是没有人住。大门前乱草丛生，窗扇都已破碎，一株脱皮的冬青树横悬在门上。进门来是一间狭长的房子，荒凉而惨淡，从三个没有帘子的窗口中透入些微光，屋子越显得荒凉难堪；桌子上放着积满灰尘的破玻璃杯；一张黄色小榻和一张书桌，似乎都在那里打瞌睡。好多的苍蝇，聚集在天花板上，爬在窗户上。推开门，只听见一阵嘤嘤嗡嗡的翅子声。房子尽头，有一个妇人紧靠窗子站着，眼睛茫然地向外边张望。这是一个衰老的农妇，皱痕满面，容色灰暗。

    “你要干什么？”她擦了擦眼睛说道。

    “我想在这里休息，还想喝一杯酒。”

    她惊愕地注视着我，立着不动，像是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这不是一所客店么？”

    妇人长叹了一声：“就算是吧。可是，为什么你不到对面去呢？那里多热闹呵。”

    “我受不了热闹，我想安静地休息一会儿。”

    不等她的答复，我就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下。看出了我说的是实话，这女店主才显出忙碌的样子。她打开门，搬过酒瓶，擦净杯子，竭力想驱散那成群的苍蝇。今天来了一位客人，显然是一件郑重的事情。这女人不时停步，手摸着头，像是因为东西不齐供应不周而觉得失望。她走进后面的屋里去，我听到她的大钥匙在摇动作响，听到她在摸索锁孔，在开面包箱，在洗拭盘子，时时传来沉痛的悲叹和掩抑的抽咽。这样过了一刻钟，我面前有了一盘葡萄干，一块干面包，石块一般硬，还有一瓶新制出来的酸酒。

    “替你预备好了。”这古怪的老妇说完，又回到窗口去了。我一面喝酒，一面想些话来和她攀谈。

    “不常有人到你这里来吧？”

    “从没有一个客人，先生。比起从前真差得远了。这里本是换马的地方，还要替打猎的人们预备晚餐，终年有牛马在这里往来停留。但是，自从我们邻家的铺子开张以后，就什么都完了。客人都跑到对面去，觉得这里太无趣味。实在呢，这屋子里确乎没有一点儿快乐处。我既长得不好看，一向又害着热病，我的两个小女孩也都死了。对面店里可大不同，他们终日地欢笑。有一个从阿莱来的女人——一个美貌的女人，衣上镶着好看的花边，脖子上挂着三串金珠——在看管店房。驿车上的车夫就是她的情人；所以把车子赶到那边去。她又雇了几个轻贱的女孩做使女，怎能不得顾客的欢心？车夫们不惜绕着远道在她的门前经过，可我呢……”

    她迷惘地，冷冷地说着，前额还紧紧地压着玻璃，显然是对面店里的事情能引她的注意。突然间，大道那边起了一阵骚动，驿马车轧着尘灰向前移动了。鞭声在空中爆裂，跑到门外的女孩们都喊道：“再会呵！再会！”那里又发出一种洪亮的歌声，压下了别的声音，就是我刚才所听见过的。这歌声飘来，使女店主听了浑身颤抖。她回过身来对我说道：“你听见没有？那就是我的丈夫，唱得好么？”我茫然望着她。

    “什么？你是说他……？”

    她脸上现出伤心的神情，但又柔声答道：“自从两个女孩死后我只是悲泣。这屋里充满了忧郁和苦痛，自然没有人肯来了。受不了这样的烦闷，我可怜的约瑟就跑到大道那边去喝酒了。他有一口好嗓子，那阿莱的女人就教他唱歌，听啊！他又在那边唱了。”

    她僵直地站着，神魂恍惚，颤抖着，泪珠从颊上滚下。

（有删改）

俄罗斯陆军腰带

马晓丽

    秦冲中校没想到会在远离中俄边境的地方再见到鲍里斯。

    秦冲迅速地瞥了一眼鲍里斯的肩章，心当即就被狠狠地抓挠了一下：妈的，这家伙都上校了！秦冲立刻觉得两个臂弯同时发痒，心想这回神经性皮炎指定是要大发了。

    秦冲和鲍里斯是名副其实的老对手了，当年他俩都是边防连长时，曾守过同一段国境线，只是各为其主。秦冲和鲍里斯守的是黑龙江一段。冬季黑龙江会封冻，封冻之后江面上不仅能走人，跑载重车都没问题。所以一到了这个季节，方方面面就都活泛起来了，你一眼看不住就可能闹出个边境纠纷来。所以，每当进入冬季，两岸的哨位就开始跟着冰冻的江面，从岸边一点点地向江心推进。

    秦冲觉得鲍里斯很军人，身姿挺拔，着装严谨，无论什么时候出现，脚下的皮靴都擦得锃明瓦亮。秦冲是很在意军人气质的，可惜那时咱的军装不给撑腰，想御寒就得把自己穿成个棉花包。秦冲是坚决鄙视棉花包的，只要是出现在俄军面前，特别是出现在鲍里斯连长面前时，秦冲准穿得周吴郑王的。其实，连刚下连的新兵蛋子都看得出，秦连长是在跟对面的鲍连长较劲儿。

    眼前的鲍里斯仍旧身姿挺拔，皮靴锃亮，腰间是一条皮质优良的俄罗斯陆军腰带，棕黄色的皮带条上用明线扎出规则的菱形图案，纯铜卡头在阳光下闪着油亮的光。一般的腰带卡头上只有一个钉，这种腰带的卡头上却有两个钉，腰带上的钉眼也相应地有两排。秦冲曾在身上比量过这种腰带，他觉得这种双钉的腰带比单钉的扎在腰上更牢靠。秦冲觉得最不牢靠的就是我军现在用的这种腰带，卡头太民用化，时尚但不踏实。

    这么多年过去了，老鲍除了军阶有变化，其余方面似乎毫无变化。见鲍里斯也在打量自己，秦冲下意识地挺了挺胸脯子。

    正式演习之前的两军合练进行得很顺利。这次演习主要是为加强中俄两军的联合反恐能力，要求多兵种配合，运用多种手段打击恐怖分子。秦冲的特战营在演练中显得十分抢眼，俄军的表现也相当不错。

    下午突降一场暴雨，没几分钟，野营村的大小排水沟就爆满了。根本不用秦冲多说，官兵们就挖沟的挖沟，培土的培土，舀水的舀水。对面的俄军帐篷也进水了，水漫进帐篷把盆都漂起来了，俄罗斯兵却什么都不顾只顾皮靴，光脚站在水里把皮靴提得高高的。秦冲赶紧派人去帮他们排水，俄罗斯兵这才纷纷跑出来，学着我们士兵的样子用盆往外淘水。

    像来时一样突然，大雨说停眨眼间就停了。在查看俄军账篷时，秦冲发现俄军竟然在悄悄地学我们的内务，他们也开始追求整齐划一，把牙缸摆成了一排，而且牙刷都朝一个方向倾斜。只是他们学得还不够地道，新牙刷都没开封，一看就是摆样子给人看的。

    演习进行得很成功，秦冲的特战营在演习中表现得极为突出，获得了联合军演指挥部的高度评价。一切都很完美，只是演习过程中我军后勤部队出了点事，一辆保障车发生侧翻，驾驶员当场死亡。

    清晨，鲍里斯把部队带到了野营村的小广场上，所有俄军官兵一起摘下了帽子，低头默哀。与此同时，旗杆上的那面俄罗斯国旗开始缓缓下降，直降到半旗的位置停了下来。秦冲心头一震。

    晚饭前秦冲提着两瓶酒去找鲍里斯。演习结束了，俄军明天就开始撤了。

    鲍里斯举着酒杯说，秦，我尊敬你。

    老鲍你搞错了吧，秦冲笑着指了指自己的肩章，又指了指鲍里斯的肩章，说我有什么可尊敬的？

    不，鲍里斯摇着头说，你是个好军人，从前到现在，都是。

    好，秦冲说，就冲你这句话，我跟你连喝三杯！

    喝完这三杯，鲍里斯突然问秦冲，秦，你看我是不是好军人？

    老鲍……秦冲刚张嘴，鲍里斯就把他制止了。秦，鲍里斯认真地问，你为什么总叫我老鲍？我叫鲍里斯不叫老鲍，秦，你知道鲍里斯是什么意思吗？为荣誉而战。

    好，鲍里斯，你这名字很军人，真不错。见鲍里斯高兴地咧开了嘴巴，又不无醋意地点着鲍里斯的肩章说，为荣誉而战，鲍里斯，你下一步该升准将了吧？

    不，鲍里斯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军事演习了，演习回去之后，我们部队就撤编了。已经宣布过命令了，因为是最后一次，所以大家都很努力。秦，鲍里斯问，我是不是好军人？

    你是好军人，鲍里斯，秦冲毫不迟疑地回答，从前到现在，都是！

    秦冲和鲍里斯抬眼向远处望去，远处天空中飘扬着的两国国旗，在月夜里显得分外清晰。

    秦，鲍里斯指着那两面一高一低的国旗问，这是为什么？

    怎么说呢？秦冲想了想说，两个军队就像两个完全不同的家庭，各家有各家的生活方式，习惯了就只觉得自己的好，就算发觉了人家的好，也不会轻易就学，因为不习惯，还因为没有积累一时学不来。你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鲍里斯说我明白了，就是我们的腰带好，你们的腰带也好，但不可以换？

    秦冲大笑，说胡扯，这哪跟哪呀？腰带有什么不能换的？

    鲍里斯立刻跳将起来，大叫了一声，好，那我和你换腰带。

    换就换，秦冲也跳了起来。秦冲抽下自己的腰带在手里掂了一下，腰带很压手，皮质厚实，卡头漂亮。要离手了，秦冲才发现这腰带真的很好。

    秦冲接过鲍里斯的腰带仔细地端详着。没错，正是他喜欢的那种俄罗斯陆军腰带。往腰上扎的时候，秦冲才觉出有些不方便，两个钉眼儿不是一下就能找准，皮质也显得过于粗硬了些。但这腰带系在身上真的很妥帖，很紧实，很有束缚感。

    换了腰带，两人笑看着对方。秦冲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胳膊平整光滑，神经性皮炎竟奇迹般地好了……

（有删改）

好孩子

吕斌

嘭嘭嘭，有人敲门。

陈小东睁开眼睛，看见窗户上有了亮光。他连忙从炕上爬起来，走过去拉开门。门外站着个老大爷，眼神里透着愤怒、焦急，说：“有人偷我家牛粪。”

陈小东脑子清醒了一些，这是他到这个派出所遇到的第一个案子。他问：“你家住在哪儿？”

老大爷说：“就在西边。”

陈小东问：“啥时候丢的？”

老大爷说：“不知道，早晨起来看见粪少了。”

所长去县局开会，王敏娜和李宝庆虽然住在乡政府所在的这个村，但八点半来上班。现在才五点多。陈小东说：“你领着我去看看。”回身锁了门，跟着老人走出乡政府院子。

老人腿脚不好使，走路一瘸一拐。牛粪是这一带农民的主要烧柴，这样一个年迈的老人丢了牛粪，冬天可怎么过！走到村西头，老人指指前面说：“这就是我家的牛粪。”

大门口前左侧有个榆树棍子扎成的障子，装着牛粪，一边陷了一个大坑，少了大约一驴车粪。大门口坐着一个老太太，愤怒地对陈小东说：“老头子捡了一夏天和一秋天的粪，才捡了这么多，不知道哪个没良心的一下子偷走了那么多！”

陈小东刚大学毕业，当警察不久，还有点像个孩子，却对破这个案子很有信心，他脑海里出现了在警察学院学过的痕迹学。他说：“二老放心，我一定找到这个人，让他把偷你们家的粪送回来！”

两位老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但见这个新来的年轻人说得坚决，又有了些许安慰。

陈小东仔细观察地上的痕迹，这是一辆当地农民常用的毛驴车，是两头驴，一个男人的脚印。他跟随着印迹走出村庄。印迹上了石子铺面的公路，就看不清了。陈小东顺着公路朝南边望，四里地处是鲍家店，再远处是县城。他思量，虽然冬天临近，县城南边的人时常来这边买牛粪，有顺手牵羊的可能，可是，远处来买牛粪的人都是开着汽车的。这是驴车的印迹，应该是附近的人干的，那么，这个人很可能就是鲍家店的。

他顺着公路朝鲍家店走，边走边想，抓住这个人不但要他把牛粪送回来，还要拘留他，最次也要罚款。又想起他到局里报到时，局长对他说：“那个乡地处边远，你到那里一定要把老百姓的安危放在第一位，也要关心爱护老百姓。”他愉快地说：“我家就住那一带，小时候常到那个乡捡粪割草，对那一带的风土人情很熟悉。”

陈小东顺着公路走到鲍家店，进了村街，边走边望村街两旁的人家，不久就看见一个院子里停着一辆驴车，两头驴拴在车轱辘上，两间砖平房的窗户前堆放着牛粪，显然是新卸下的。陈小东一阵激动，案子破了！

他走进外屋，看见东屋站着一个男人，背对着门口正在看电视，电视里播放的是黄梅戏，男人听见声音转过身来，吓了陈小东一跳。他穿得很肮脏，脸上有厚厚的污垢。陈小东认出来了，这人应该叫王荣，外号王傻子。他来所里报到时，所长介绍全乡情况，提到过这村有个王傻子，脑袋有些问题，谁家的东西都拿，谁家的活儿都干，谁家的饭都吃，是个吃国家救济的独身户。

陈小东事先想好的询问技巧一下子全乱了套，于是他直截了当地问：“院子里的粪是你偷来的吧？”

男人理直气壮地说：“谁偷来？是我拉来的！”

陈小东顺嘴说：“那不是一样吗！你凭啥拉人家的粪？”

男人说：“冬天我没有粪烧，不去拉一车咋整！”

陈小东想给他讲，你偷了老人的粪，他们怎么过冬……可是，跟他讲道理，和跟木头讲道理有啥两样！

处罚这样一个傻子没有意义，拉走粪也不可能，这个男人也需要救济，可不拉走粪怎么向两位老人交代？他看看窗外，院子里的驴车上有捡粪用的背筐，他有了主意，对男人说：“我借你驴车用一上午，行吧？”

男人说：“驴车在院子里，你用去吧！”

陈小东到院子套上驴车，赶着走出了村庄，下了公路，让驴车在草地上走，他背着背筐捡粪，捡好一筐就倒进驴车里。

傍中午的时候，陈小东赶着驴车到了老人家门前，两位老人欣喜地走了过来。陈小东说：“粪给你们拉回来了，是鲍家店的王傻子偷去了。”

老大爷一愣，说：“早知道是他偷的，就不要了。”

陈小东说：“没关系，我给他送车回去的时候，顺便捡一车粪送去。”

老大爷眼里有了泪水，嘴唇哆嗦着说：“你，你真是个好孩子……”

（有删改）

新娘

契诃夫

已是晚上十点钟，一轮满月照耀花园。娜佳看见大厅摆好桌子，放上冷盘，祖母穿着华丽的绸衫在忙这忙那。隔着窗子望过去，母亲在灯光下，显得很年轻。

花园里安静，凉爽，树影躺在地上。人可以听见远处一片蛙声的鼓噪。洋溢着五月的气息，可爱的五月啊！你深深地呼吸着，热切地想着：眼下，不在这儿，而在别的什么地方，在天空底下，在树木上方，远在城外，在田野上，在树林里，春天的生活正在展开，神秘、美丽、丰富、神圣。

她，娜佳，已经二十三岁。从十六岁起，她就一心盼望着出嫁，现在终于成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的未婚妻。她喜欢他，婚期已经定在七月七日，可是内心却没有欢欣，夜夜睡不好觉，再也快活不起来……不知为什么她觉得生活将永远这样过下去，没有变化，没有尽头！

这时有人从正房走出来，在门廊上站住。这人是萨沙，他从莫斯科来到她们家里做客，是祖母的一个远亲，大家都说他是出色的画家。

“我正坐在这儿，瞧着妈妈，”娜佳说，“从这儿看过去，她显得那么年轻！”

“是的，她很好……”萨沙同意道，“可是……怎么跟您说好呢？这儿的人什么事都不做。您母亲一天到晚走来走去，奶奶也什么事都不做，您也一样。您的未婚夫也是什么事都不做。”

这席话娜佳去年就听过，以前她觉得这些话很可笑，现在不知怎么她却感到不愉快。

两人朝大厅走去，大家已坐下吃晚饭。祖母很胖，相貌难看，说话很响，凭她说话的声音和口气可以看出她是一家之长。她的财产包括集市上好几排的商店和这所有圆柱和花园的旧式房子，可是她每天早晨祷告，求上帝保佑她别受穷。娜佳的母亲，尼娜·伊万诺芙娜，金黄色头发，腰身束得很紧，戴着夹鼻眼镜，每个手指头上都戴着钻石戒指。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娜佳的未婚夫，是一个丰满而漂亮的青年。他们三个人正在谈催眠术。

晚饭以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小提琴，尼娜·伊万诺芙娜弹钢琴为他伴奏。十年以前，他在大学语文系毕业，可是从来没在任何地方做过事，也没有固定的工作。

后来，钟鼓十二下，大家起身告辞。

娜佳一觉醒来，大概已是两点，她坐在床上，开始想心事。

“滴笃，滴笃，”守夜人懒洋洋地敲着梆子，“滴笃，滴笃……”

“我的上帝，为什么我这样苦恼！也许每个新娘在婚前都有这种感受。谁知道呢！或许是受了萨沙的影响？”

时间过得很慢。下午两点钟，午饭后，尼娜·伊凡诺夫娜又弹了一会儿钢琴，回房去了。

萨沙说：“亲爱的娜佳！您要出去念书才好！只有受过教育的、神圣的人才是有趣味的人，也只有他们才是社会所需要的。你们这种游手好闲的生活是多么不干净，多么不道德。您、您的母亲，您的祖母，什么事也不做，那就是说，别人在为你们工作，你们在吞吃别人的生命，难道这样干净吗？不肮脏吗？”

娜佳本想说：“不错，您这话是对的。”她还想说她自己也明白，可是眼泪涌上她的眼眶，她突然全身一阵瑟缩，回自己房间去了。

将近傍晚，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来了，照例拉了很久的小提琴。

如同昨天夜里，天刚刚亮，娜佳就醒了。她睡不着，心神不宁。她坐起来，把头抵在膝盖上，想到她的未婚夫，想到她的婚礼……她想起母亲并不爱她那已经去世的丈夫，现在她一无所有，完全靠她婆婆，也就是奶奶过活。她其实是个普通的、平凡的、不幸的女人。

“不过，还是不想的好，还是不想的好……”她小声说，“我不应该想这些。”

“滴笃，滴笃……”守夜人在远远的什么地方打更，“滴笃，滴笃……”

时间过得很快。“昨天萨沙责备我什么事也不做，”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说，“他的话对极了！我什么事也不做，而且也做不了。这是为什么？一想到有朝一日，我会戴一枚帽章去办公，我都会觉着那么厌恶，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一看见律师，或者拉丁语教师，或者市参议会委员，我就那么不自在？啊，俄罗斯母亲！啊，俄罗斯母亲，你至今还驮着多少游手好闲的、毫无益处的人啊！”

他对他的无所事事作了概括，认为这是时代的特征。

娜佳心里觉着气愤，身子也不舒服。

早晨喝完茶以后，娜佳走进萨沙的房间。“我忍不下去了……”她说，“以前我怎么能一直在这儿生活下来的，我真不懂！我在这儿连一天也过不下去了。明天我就离开这儿。”

等到她在车厢里坐定，火车开动，过去就缩成了一小团，同时，以前她不大留意的广阔未来，却铺展开来。欢乐忽然使她透不出气来：她想起她在走向自由，外出求学，这就跟许多年前大家所说的“出外做自由的哥萨克”一样。一时间，她又笑，又哭。

五月间，考试完毕，娜佳动身回家去，精神饱满，兴致很高。她从车站坐着马车回家，一路上觉着房子又小又扁，街上没有人。所有的房子都像蒙着尘土。祖母已经十分苍老，仍旧肥胖、相貌难看。尼娜·伊万诺芙娜也老多了，丑多了，可是仍旧束着腰，手指上的那些钻石戒指仍在发亮。

娜佳走上楼去，见到原来的床，原来的窗子和白窗帘，窗外还是那个花园。晚上，她上床睡觉，盖上被子，不知为何，她觉着躺在这暖和柔软的床上有点可笑。

“滴笃，滴笃！”守夜人敲打着梆子，“滴笃，滴笃！”

五月过去，六月来了。娜佳在花园里和街道上溜达，瞧那些房屋和灰色的围墙，她觉得这城里的一切都已衰老、陈旧，只不过在等着结束，或者开始一种富于朝气的全新生活。

她意识到，一种崭新、广阔、自由的生活展现在她的面前，这种生活，尽管还不甚明朗，充满神秘，却吸引着她，呼唤她的参与。

她走上楼去，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收拾行李，第二天一早向家人告辞，生气蓬勃、满心快活地离开了这个城，她觉得，她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