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文学进入了光辉的现代时期而形成的。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发展中来探讨中国诗歌的民族传统，就好像沿着九曲黄河行走。它永不停息地滚滚奔流着，是既曲折又割不断的一道长流。新的地理形势促使黄河转了弯，新的历史条件推动“五四”以来诗歌的革新。如果循流溯源，那当然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那当然还是继承与发展着殷周以至明清的诗歌传统。只是自此而下，黄河便一泻千里，“奔流到海不复回”，现代诗歌，已经突破“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而直接汇入“世界文学”的汪洋了。

    人所共知，胡适是新诗最早的开拓者，从1915年就着手白话诗的试验，一开始就朝着打破旧诗词最顽固的语言形式桎梏的方向冲击。白话诗很快就流行开来了，出现了一个“初期白话诗派”，它在形式与风格上做到了多样化，而统一于白话。假如说，“五四”初期的诗体解放事业肇始于胡适，而完成于严肃地实践着“文学为人生”主张的文学研究会诸诗人，主要还属于开创阶段，致力于对旧诗的否定。那么，1921年以郭沫若为旗帜的创造社，当时称之为“异军突起”，就更立志于新诗的创造，不再单纯着眼于诗的形式的创新，而把目光投向“充满缺陷的人生”。假如说，首倡“诗体大解放”的胡适和他的《尝试集》，只可视为区分新旧诗的界碑，那么，堪称新诗革命先行者和纪念碑式作品的就是稍后出现的郭沫若和他的《女神》。这就奠定了以创造为宗旨的新诗传统的基础，战斗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新诗传统的基础。

    须特别指出，与上述诗风不同，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诗坛上被称作“诗怪”的李金发，是一位风格独特的诗人。他把导源于法国的象征派诗艺引进中国来，打破程式，任意涂抹，刻意追求一种新奇神秘的色彩，虽然缺少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却也禁得住时代风雨的淘洗，而耐人咀嚼寻味。

    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新诗第一个十年间，以口语入诗，且取得显著成绩，是必须肯定的，不过诗终须讲究节奏韵律。怎样在口语中提炼出诗的语言，似还没有来得及着意探求，以致不免过分直白松散。针对这种情况，自由诗确立之后，格律诗的问题便被提出来了。最早提倡新诗格律化，“带上镣铐跳舞”，并且在创作上取得了卓越成绩的当首推闻一多。闻一多于1926年发表《诗的格律》一文，主张诗富有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更以自己的创作来印证，得到徐志摩、朱湘、陈梦家诸诗人的应和，迅速形成了以讲求格律为标志的流派，它就是朱自清所指出的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内的第二个诗歌流派，即继自由诗派之后的格律诗派，也就是新月诗派。新月诗派的诗人和诗，跨越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是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主要代表自然还是徐志摩和闻一多。

    20世纪30年代真正能够“把一代底精神，赋以活的呼吸，吹向来世”的，是臧克家的《烙印》《罪恶的黑手》、艾青的《芦笛》《向太阳》、田间的《给战斗者》这些表现着现实主义战斗传统的诗篇。卢沟桥头一声炮响，中国人民抗日的狂飙爆发了，也迎来了一个有声有色的诗歌时代。卞之琳不再“站在桥上看风景”，而是到了西北战区，献出了他的《慰劳信集》；戴望舒收起了彷徨于“雨巷”中的“油纸伞”，而在“狱中题壁”，并且“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放声歌唱“永恒的中国”！

（有删改）

    据有几个文学史家的意见，诗的发展是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有抒情诗。中国诗可不然。中国没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所谓“史诗头脑”，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所以，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里数见不鲜。譬如中国绘画里，客观写真的技术还未发达，而早已有“印象派”“后印象派”那种“纯粹画”的作风；中国的逻辑极为简陋，而辩证法的周到，足使黑格尔羡妒。中国人的心地里，没有地心吸力那回事，一跳就高升上去。梵文的《百喻经》说一个印度愚人要住三层楼而不许匠人造底下两层，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这因为中国人聪明，流毒无穷地聪明。

    贵国爱伦·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长诗”这个名称压根儿是自相矛盾，最长的诗不能需要半点钟以上的阅读。他不懂中文，太可惜了。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二三分钟。比了西洋的中篇诗，中国长诗也只是声韵里面的轻鸢剪掠。当然，一篇诗里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限制了中国诗的篇幅。可是，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诗体也许正是诗心的产物，适配诗心的需要。比着西洋的诗人，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不过，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的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些，每把眉眼颦蹙。外国的短诗贵乎尖刻斩截。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

    一位中国诗人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另一位诗人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用最精细确定的形式来逗出不可名言、难于凑泊的境界，恰符合魏尔兰论诗的条件：

    那灰色的歌曲

    空泛联接着确切。

    这就是一般西洋读者所认为中国诗的特征：富于暗示。我愿意换个说法，说这是一种怀孕的静默。说出来的话比不上不说出来的话，只影射着说不出来的话。

（节选自钱钟书《谈中国诗》）

    历史地名即史上实有、史籍中常见的地名。这类地名，属于古诗中最基础的写实层面，其作用是交代诗歌的写作场地，说明诗歌创作和地域的关系。进入文学作品以后，部分原样照搬，部分则经作者改造，被文学化。

    其文学化往往遵循三条基本路径：

    一是不全用实名而稍加改造，但仍以地名为中心词，如称某驿为孤驿，某馆为孤馆。这么做舍弃个别，突出一般，可以获得更好的审美效果。

    二是改用代称，不用实名。如称越州为会稽，称镇江为京口之类。这种情况，稍具史地常识的都知道，没有的看看注释立即明白，无需特别说明。

    三是地名前加形容词，这个也容易理解。这里只谈第一种情况。不妨以唐诗中的驿馆为例。在这些诗词中，历史地名的文学化表现突出。一般做法是诗题中使用历史地名，而到诗中则改为文学化表达，进行局部改造。如戴叔伦《除夜宿石头驿》：“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标题载明此诗作于石头驿，诗句却说它是座旅馆，表面上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因为标题是交代地名的，必须如实道来，读者才能明白地理方位。正文以抒写羁思为主，讲求抒情含蓄，忌讳言事直露，故做这种处理，以与所写之情合拍。

    又如孟浩然《唐城馆中早发寄杨使君》：“犯霜驱晓驾，数里见唐城。旅馆归心逼，荒村客思盈。”也是诗题中标出驿名，而诗中则径称旅馆。我们知道，古代驿站都是官营的，旅馆则是私营的。

    为何称官驿为旅馆？这里就有个语体色彩和使用规范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称驿馆而举其正名，只有在史地文献中才会如此，这是因为史地文献以真实性为首要要求，所记必须合实，否则就失去了应有价值，不能取信于人。而诗题也是交代写作背景的，担负着说明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及人地关系的任务，也不能用代称、简称或泛称，而应如实记载驿馆真名。而作品中则不必如此，因为诗题既已如实道来，诗句中就须换一套写法。这么做，一则可以避免用词重复，二则文学作品中如果事事处处如实照搬，那也就混淆了历史地名和文学地名的界限。而且，具有实感的词语过多，也妨碍读者的审美接受。

    诗者抒情之物，写景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审美出发，诗词地名往往化实为虚，转直为曲，意内言外。前面所举唐人馆驿诗便有这样的特点，普通的地名也经过了有意的渲染，被文学化，以较虚、较曲的特质进入文学作品。历史地名入诗以后，由于有意略去了具体地点的特质，只保留表明事物性质类别的关键词，这样，作者的写作背景就被淡化，而情感则被强化。所以，多数偏于抒情的篇章，地理因素都被淡化。这样，它就由一个表示地理方位的实名变成作品中具有通性的审美意象，不同的读者都可越过具体的生活背景和地理障碍，找到生活和情感上的契合点。

    比如李白《送友人》，诗中的青山、北郭、白水、东城，原来都是生活中的实名，各有地理要素，但其中具体的地名信息都被诗人有意略去，只保留具有形象性的部分。这么做，更有利于表达作者和友人的情谊，并且，意象化的地名在诗中还和下面的浮云、游子互为映衬，形象性和感人度更强。

（选自《古典文学知识》2016年3月，有删改）

现实关注提升中国电影品质

赵卫防

    国产电影已经走过了粗犷式的发展阶段，进入了提升艺术质量的时期。“新主流大片”等现实题材影片以丰富的类型、扎实的叙事、充沛的人文含量、多样的艺术探索获得了较高的艺术质量，为提升当下国产电影艺术质量提供了重要启示。

    由主旋律电影升级而成的“新主流大片”，是近年来国产现实题材影片中的重要构成，也是最能显现其艺术成就的作品。“新主流大片”中有历史题材影片，但更多作品如《湄公河行动》《救火英雄》《空天猎》《中国推销员》《拆弹专家》《红海行动》《战狼》系列等为现实题材。这些影片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取得了丰盈的艺术成就。

    首先，这些影片延续了主旋律电影中以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为主导的主流价值观，更对其进行了深化和拓展。如《红海行动》用三个层次诠释了爱国主义．探究其多元性和深刻性。第一个层次表现的是蛟龙突击队对集体同胞的解救。这与大量同类题材影片所表达的爱国主义并无区别。第二个层次的表现则突出了对个体同胞（邓梅）的解救。影片以这种表现，凸显了国家对生命个体的关注、对每位同胞个体生命的尊重，其以人文厚度获得的国家层面价值远远超过表层的人员损失，是至高无上的。而影片的爱国主义表现也因此被赋予了人文的高度，超越了第一个层面的普通爱国主义。在第三个层次中，蛟龙突击队的任务是和恐怖分子抢夺制造脏弹的原料，把蛟龙行动升级到反恐、反战争和拯救人类的高度。影片的爱国主义表现，在这个层次中也超越了前面两个层次，获得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度。

    其次，这些影片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当下社会生活中的不同人物。影片中的人物，摒弃了之前平面化的塑造，被赋予了具体、生动、可感的立体性格，比起以往有了较强的创新意识。如《战狼2》中的冷峰绝非“高大全”，《红海行动》中的众多人物，并未被淹没在“爱国主义”的海洋中，也未被淹没在群像和类型之中。片中大部分人物都有较为鲜活的个性和立体的人性，影片也以此再塑了中国当代军人所拥有的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

    再次，这些影片将主流价值观表现和商业类型充分对接，在提升其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确保了其传播价值．如《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等影片均营造出了战争、动作、悬疑等类型元素。在营造类型L时，影片也努力避开常规，求变求新。如《湄公河行动》中的商场突袭、《战狼2》的水下打斗以及坦克大战、《红海行动》中的狙击手对决等都体现出了类型新意？

    当下现实题材影片创作，弥补了国产电影的短板，使中国影坛出现多元化创作格局，特别是在国产电影价值观迷失问题广受诟病的当下，这些影片展现主流价值观、宣扬正能量、表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特别具有启示意义。这是电影人责任意识的重要体现，也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需要。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3月17日，有删改）

让文化热情涵养更多经典

石羚

    近几年我国话剧市场爆款频频，但“爆点”不一。去年《窝头会馆》的抢票热潮，热在明星大腕齐聚一堂；《哈姆雷特》因文学名著的号召力而票房飘红；而今年《荼馆》开票的场景又火爆异常，则归功于北京人艺这块金字招牌。

“排队”现象是观察公众文化生活的有趣切面，而那些被争相抢购的文化产品，最能折射时代的需求。1956年在南京，观众为了一睹梅兰芳的风采，带着铺盖卷买票；1986年在北京，歌迷排队花半个月工资只为听一场搖滚演唱会。而今天，文化消费方式更加多元，资源获取更为便利，但人们对高质量文化产品的热情始终如一。从“故宫跑”到“通宵等”，从“大英博物馆百物展”开启夜场到“妇好墓展”预约全满，为文化排队日益成为常态。

    化解“一票难求”的尴尬，一味增加场次并不现实。毕竟，观看者数不胜数，而老戏骨精力有限，经典数目也有限。长远来看，戏台上不能只有《茶馆》和《雷雨》，音乐会不能只听莫扎特和贝多芬，用匠心浇灌更多的重量级作品，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与工业品不同，文化产品的供给不能毕其功于一朝一夕。经典化的过程、演员的成长，与喝茶一样得慢慢“泡”。这就需要观众多一份耐心，多一份理解，不放过佳作的成熟老到，也不妨看看新作的崭露头角，说不定你我当下相遇的，就是未来的经典。

    另一方面，经典作品已是难得的文化名片，也可以进行多侧面的开掘，既丰富经典的表达，也丰富公众的生活。一部《茶馆》，焦菊隐导演版珠玉在前，曲剧版唱出了抑扬顿挫的京味儿，四川话版则别有一番“摆龙门阵”的江湖烟火，虽然都是茶馆掌柜王利发，不同的演绎调和出不同的滋味，也挖掘出作品的深度。而与之相关的回忆著作、纪念商品层出不穷，就连剧中一碗烂肉面，也被商家复原出来作为招牌。它们共同打开了作品的广度。而观众爱屋及乌，关注剧中演员的其他作品，不也算是一部戏带动起来的“周边产品”吗？

在过去，人们休憩消遣的方式比较单一。而当下，“生书熟戏，听不膩的曲艺”，文艺活动获得了更多样态与空间。据统计，2017年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有15752个，全年演出293.77万场，是10年前的3倍。看演出不再是稀缺品。一些作品因套路化、娱乐化而缺乏生命力，一些表演盲目追求声光电、大场面而脱离艺术本体，将艺术“改革”搞成“改行”，在文化供给持续发力而居民文化消费潜力依然巨大的今天，文艺作品“保量提质”同样很重要。

    文化产品也需新陈代谢，与其坐等市场大浪淘沙，不如自觉提高创作品质。一位老艺术家在排演话剧《龙须沟》时，特意在排练厅门口备一堆泥，表演前在泥上踩踩，因为，这样可以找到人物的感觉。其实，对所有文艺工作者而言，踩在泥巴上、扎进现实中，“追随人民脚步，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让自己的心永远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不正是最大的创作秘诀吗？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6月12日第5版）

    诗词是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中的瑰宝，千百年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与古人在追求古典诗词的意境美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密不可分。因为，意境美是中国古典诗词所追求的最高艺术标准，是决定一首诗词好坏的关键。诗词只有达到美的至境一意境美，才能给人以真正的美感。所谓意境美，是指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生动图景和所体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艺术境界的一种美的形态，它是“意象合一”的艺术升华，是想象空间的艺术化境界。具体体现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境美是异常丰富的。

中国人一直以来崇尚委婉含蓄，忌浅露直白，认为作品必须含蓄委婉，才能达到意味无穷的效果。司空图就曾设专节论含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此处“一字”指语言，“风流”指文采、风采。“不著一字”乃夸饰之辞，并非说“不用一个字”，而是说不靠语言文字的修饰就可以获得文采。这正是强调作品要含蓄，要委婉，要言之不尽。

苏轼的《蝶恋花》更是充分体现了委婉含蓄的诗意境界：“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全词貌似一幅游春图，却表现了词人对人生的深邃思考。情与情、情与理的矛盾深刻地表达出词人的思想和现实的矛盾，以及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探索，从而创设了诗歌委婉含蓄的高远境界，让读者久久回味。

    短短的一首诗词，如果能创造出情高韵远的艺术境界，就会让诗歌产生无穷无尽的艺术魅力。古人为了追求情高韵远的高品位意境，使出了浑身解数，运用自身所有感官，调动一切学识修养，采用多种艺术手段使大自然的万物都具有丰富的神韵美。情高韵远展示的诗风看似平淡浅近，实则典雅幽深，给人超尘脱俗之感。

诗歌的动态传神之美是一种情怀，是一种永恒的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生生不息充满生命活力的，在诗词中反映出来就具有动态之美和传神之美。动态美也叫做飞动之美。唐初李峤《评诗格》中曾提出诗歌要有“飞动”之美，中唐皎然继之提出“状飞动之句”(《诗议》)，这就是提倡动态美。我们认为自然美有“天地秋色”之类的静态美，有“庆云从风，舒卷万状”之类的动态美。但是，意象中的景物不能是静态的，自然美不论静态或动态，当它们进入意象时，都必须“状飞动之句”，成为“气腾势飞”(《诗式》)的动态美。在古典诗词中，动态美与传神美密切相关，中国古代文论既重视动态美又讲究传神美。唐代司空图说：“欲返不尽，相期与来。明漪绝底，奇花初胎。青春鹦鹉，杨柳楼台。碧山人来，清酒深杯。生气远出，不著死灰。妙造自然，伊谁与裁。”诗歌只有写出“奇花初胎”“青春鹦鹉”，使人体会到花芭开放的欢乐，鹦鹉青舂的鸣叫，表现其内在的神态，才能激起读者的丰富想象，构成一个有强烈艺术魅力的诗歌境界。

    总之，中国古典诗词最突出的艺术成就是诗词中体现出的浑然天成的意境美。意境美是中国古典诗词理论中一个核心的美学范畴，古典诗词中深邃高雅的意境让诗歌从民间走进艺术殿堂，提高了诗歌的文化品位，增强诗歌含蓄隽永的特点，更能诱发人们去开掘诗歌蕴藏的美学意蕴。

(摘编自贾晓春《浅论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