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知“老戏”的经典魅力（节选）

   一般概念中，京剧中的“老戏”泛指建国后到现代新编戏的反义词，但实际上并不准确。近日，戏曲评论家柴俊为在上海图书馆所做的名为《情定四季戏里姻缘》讲座中提到，京剧形成以后，产生了两个阶段的传统：在谭鑫培逝世之前，形成的称为京剧的第一传统；谭鑫培以后，以梅兰芳为代表的新派名家崛起，梅兰芳以后的京剧传统称为第二传统。而现在通常意义上所称的“老戏”，其实指的是第一传统的那部分。

   在“老戏”中，看不到爱情。来源民间草根的老戏，素来以直白、实际见长，丝毫没有文人的浪漫气息，男欢女爱根本不会被刻意描绘，至多涉及到婚配问题，也是以一种两性伦理关系的形式存在。另外一个原因，老戏都是男演员编、男演员唱、男观众看的，所以老戏中表现的两性关系完全是男性视角。在老戏的原则里，女性必须贤惠、贞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过去《武家坡》和《汾河湾》都有这样的唱词：“我离家一十八载，不知她的贞洁如何，待我来试她一试。她若贞洁，将她认下，她若不贞，一箭将她射死，转头就走。”放到现代来看简直封建到令人发指，所以现在这些唱词被删去了，但是这就是老戏根深蒂固的基本观念，代表的是那个时代的文化。

   《御碑亭》也是传统老戏中的一个典型。虽说宣扬的是封建腐朽的“太上感应篇”，却也能在今天品出新意和喜感来。

   茅盾的《子夜》里面有一个老太爷，天天念“太上感应篇”，一看到花花绿绿的东西就昏过去。“太上感应篇”开头就两句话，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御碑亭》的主旨也正是这“万恶淫为首”。一对夫妻感情本来非常好，丈夫去赶考。清明节，娘家要女子回去祭坟，祭完回家的路上下起大雨，她就躲进了一个御碑亭避雨。正赶上另一个赶考的叫柳生春，一看到里面有个妇人，他就不敢进去避雨了。两个人一个在檐外一个在檐内站了一宿。结果因为不“淫”，积了阴德，玉皇大帝决定让他中举。但中举回家后他却因为妻子跟别人在御碑亭呆了一宿暴跳如雷决定休妻。直到玉帝插手才让误会消除。《御碑亭》虽然跳不出伦理、寓意说教，但是在表现上还是颇有人情味。最后，误会消除了，也是符合人伦的美好结局。

   看老戏，已经不在于看故事情节，而是听门道、看技术，重新认识经典作品中蕴含、呈现的表演艺术精华。那些历史观念、伦理观念或许已不符合当下的价值观，但是观众仍能发现、审视其中的魅力——我们所经历的历史文化中曾有这   东西，还是有一种普世价值”，这就是艺术独有的穿越时空的力量。

    中华是礼仪之邦，礼是中国文化之心。流传至今的儒家“十三经”中有三部礼学经典，习称“三礼”，一部是《仪礼》，记述周代冠、婚、丧、祭诸礼的仪式；另一部是《周礼》，记载理想国的官制体系；还有一部就是《礼记》，是孔门七十子后学阐发礼义的文集，凡四十九篇，虽以思想隽永、说理宏通见长，但亦不乏细节描述。《礼记》全书主要有语录、条记、议论等形式，内容贴近生活，文字相对浅近。

    今人读《礼记》，至少可以收获礼仪规范。礼在社会生活层面属于行为规范，因而具有鲜明的可操作性的特点。《礼记》记载了许多言谈举止方面的细节，尽管时代不同了，但其中不少内容依然可以继承。例如《礼记》提到礼仪场合中的仪容仪态时说，“足容重”，步履要稳重；“手容恭”，拱手要高而端正；“目容端”，目光不可睇视；“口容止”，嘴形静止不妄动；“声容静”，不咳嗽、打喷嚏，哕咳；“头容直”，头部正直，不左右倾斜；“气容肃”，不喘大气；“色容庄”，神色庄重。《礼记》还提及各种礼仪禁忌，如“毋嗷应”，不要用号呼之声回应对方的呼唤；“毋怠荒”，体态要整肃，不可懈怠；“坐毋箕”，坐着，不可将双腿向两侧张开；“暑毋褰裳”，即使是暑天，也不要将裳的下摆向上撩起。这些都是文明时代民众必备的知识。

    如何得体地访客、与尊长相处，也是《礼记》多次谈到的内容。《礼记》说：“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拜访他人，即将上堂时，要抬高说话声，旨在使室内的主人知道客人已到，而有所准备。如果房门口有两双鞋，房内的说话声清晰可闻，就可以进去；如果说话声听不到，说明他们的谈论比较私密，此时不可贸然进入。《札记》还说“毋侧听”，就是不要耳朵贴墙偷听别人谈话，这样做很不道德，可见古人把尊重他人隐私作为做人的原则。

    《礼记》还屡屡谈及在尊长身旁陪坐时的注意事项，如：“长者不及，毋傀言”，长者还没有谈及的话题，不要插嘴；“正尔容，听必恭”，听长者说话，要端正容貌，虚心恭听；“毋剿说，毋雷同”，自己发言时，要表达主见，不要总是袭用别人的说法，处处与人雷同。《礼记》还说，在先生身旁陪坐，“先生问焉，终则对”，先生有所询问，要等先生说完后再回话，抢答是失礼的行为。“请业则起，请益则起”，向先生请教学业，或者没听懂，希望先生再说一遍（请益），都要起身，不能坐着，以示尊师重道。

    《礼记》中有许多格言，立意深刻，堪称人生准则，是引领人们修身进德、勉为君子的指南，而又朗朗上口，读之令人眼睛一亮，足以铭之左右，终身拳拳服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内涵最大的概念，相当于西方人所说的“文化”，体系相当庞大，许多人对此不能理解，如果你读过《礼记》，就不会再有疑虑。若逐篇细读，如在纲，有条不紊，有助于从源头上把握中国文化体系。

（节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两汉经学

    经学的真正确立是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置五经博士，收博士弟子五十人。其后博士弟子屡经增加，东汉时多达三万人。五经博士及其弟子以五经为研习对象，这就形成了经学。所谓经学，是指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从中国文化史看，经学出现的前提是汉王朝运用国家力量将民间流传的文化经典宣布为国家经典，并设立博士制度予以专门研究。于是，五经成为国家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的根据。从国家制度层面保证儒家经典的传习，确立了儒家经典在中华文化经典中的主流地位，客观上也确立了经学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儒学作为汉代主流思想，是与中央集权的统一相适应的。儒家主张的五伦、五常作为社会伦理道德，也因儒家的主流地位而得以明确确立。

    两汉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秦始皇焚书，造成文化典籍的浩劫，五经借助儒生记忆而保存下来。用汉代流行的隶书书写的经书文本，被称为今文经。汉景帝以后，陆续在孔府旧宅壁等处发现的与五经有关的用战国字体书写的文本，被称为古文经。古文经与今文经不仅书写字体不同，而且同一部经典的篇章多寡也或有差别，如孔府旧宅壁中发现的《尚书》就比汉初伏生所传《尚书》多16篇。此外，还发现了一些其他古文经典，如《周官》《左传》等。因汉武帝及其后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博士，西汉末刘歆便要求把古文经也立于学官，但遭到今文经学家的阻挠，一时没有实现。于是引起今古文经学家之间的一场大争论。西汉时期，今文经学是经学主流。今文经学通经以致用，注重思想的阐发，强调经书的历史借鉴意义，但弊病是与谶纬结合而流于神秘。古文经学在东汉发展昌盛，注重文字训诂和对典章名物的解释，突出还原历史和文化传承，学术贡献良多，弊病是流于繁琐的文献考证而脱离思想和生活。东汉章帝时的《白虎通义》主张今文经学，强调经学大义与社会价值，借以维护主流思想，带有一定的理论总结性。东汉末古文经学家郑玄融合今古文经学，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今古文经学的分歧和论争促进了经学的发展，它们所代表的两种学术精神和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对后来的中国学术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①任何一种艺术样式都以其特定的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契合。不管人们如何狂热地用“世界性”、“现代性”、“后现代”、“后殖民”、“全球化”之类的术语涂抹即将到来的21世纪，民族特性依然是艺术的本质属性之一。放逐民族性必将置艺术于无根状态。作为一种审美范式 ， 古老的诗歌往往是一个民族审美心理的凝聚，是历代诗人探索、实验的结晶，是一个民族审美经验的长期积淀。如意大利的十四行、波斯的柔巴依、日本的俳句、中国的律诗……

    ②那么，新诗是否完成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的契合呢？

    ③中国诗歌史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是：诗歌体制起自民间，兴于文士，最后成为一种主要审美范式。

    ④中国古典诗歌历经二千年实验、积淀，从四言、五言到七言，至唐代格律诗体制完备，产生了中国人骄傲的唐诗。由于方块字的音形特征，格律诗汇融节奏、韵律、修辞与建筑之美，成为汉语诗的黄金范式。伴随这一审美范式的成熟，汉语诗学也发展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天才李白、杜甫是汉语诗的顶峰大师，他们掌握、运用汉语诗的审美范式，并将这一审美范式推向成熟，但他们无力改变这一范式。因为这不是个人选择，而是一个民族的选择——唐代不仅拥有灿若群星的诗人，更有爱诗的民众。

    ⑤然而，新诗是个例外。新诗是由知识分子率先发起的一种自上而下的诗歌体制。新诗的第一个尝试者胡适宣布《关不住了》，恰好是美国诗人SaraTeasdale的《OvertheRoofs》的翻译。这与梁实秋所说的“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是一致的。这就是说，新诗的源头是外国诗。的确，中国古典诗到清代已腐朽不堪，革命的选择不容置疑。问题在于，这种完全断裂的结果是将诗学建设置于零起点。作为新诗的代表，自由诗风靡一时。当时，谁写得最不象古典诗，谁就是先锋。在这种风气鼓励下产生的大量新诗确是货真价实的白话——当时有人说白话诗只有白话没有诗，这话虽然尖刻而轻巧，倒也并非无的放矢。不久，“胡适之体”新诗遭遇质疑，周作人也觉得新诗少了点“余香与余味”。郭沫若的《女神》固然为创生期的新诗开阔了气象、充实了内涵，但体制依然是自由体。他甚至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这句易于引起误解的话也表明郭沫若对诗歌体制未做深入思考。

    ⑥然而危机也正发生在这里：一种新的审美范式是否契合民族心理？

    ⑦但是，初期白话诗也并非欧化的一统天下。刘半农的《瓦釜集》是以江苏民歌的方式创作的，刘大白更以民谣体式写了《田主来》。这在当时虽然算不上主流，却也暗示了新诗体制的一种选择。

    ⑧20年代，新诗从对古典诗的破坏转入本体建设，体制建设和诗学建设成为诗人们关注的中心。真正对新诗格律发挥影响的是闻一多。这时的闻一多背叛《红烛》式的自由诗，以其对中国艺术的衷情与富于唯美倾向的形式追求对新诗体制进行反思，提出影响颇大的格律理论：“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与句的均齐）”。而且他称新诗的格律是“戴着脚镣”，“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束缚”。代表作便是他自己的《死水》。在他的影响下，一批新诗人投入格律实验，其中徐志摩的诗更活泼。比如他的《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

    ⑨新月派的格律诗实验很快演化成新的“形式主义诗体”，走向没落，但格律意识对于新诗的建设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叶公超仍然在《论新诗》一文中写道：“假使诗人有自由的话，那必然就是探索适应于内在的要求的格律的自由，恰如哥德所说，只有格律能给我们自由”。这证明人们不再一提格律就联想到恢复旧诗秩序，而是从新诗的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上进行审思。

    ⑩胡适的白话诗从体制到诗学都是西方的，刘大白的歌谣体从体制到诗学都是中国民间的，而闻一多的格律体则是中国体制与西方诗学的融汇。这样，从源流上上说，到20年代新诗已出现三种类型的体制：甲体、乙体、丙体。此后新诗体制基本上沿着这三条道路演变发展。

（选自《中国新诗的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有删改）

    在中国古典传统中，海或者四海历来被认为是包围中国的最外部边界，提到它们就意味着“天下”，格外有壮阔之气。在中国古典文学中，颇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等类的名句。

    古代中国，水无疑是赖以立国的农业生产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水的清洁和滋生功能，使水象征了纯洁和生命，直接地渗透到诞生、成年、婚嫁与丧葬等重大人生礼仪中。胡朴安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中记述安徽“婴儿三日后，必为之净洗，谓之洗三朝”。“奈河”则是传说中幽冥间的界河。上巳节这天王公平民多踏青水边，杜甫《丽人行》即有“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吟咏。古中国人常因这种水畔聚会唱和而感发深刻的生命意识。

    儒家经典《孟子·告子上》巧妙地用水性的善变喻人性的易为扭曲，言人之善良本性同流水趋下的本性类似；《孟子·尽心上》《孟子·离娄下》认为：流水之有本有源和奔流不息，如同君子之立身行事。

    而老子亦褒举流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褒举的实是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的道家理念。而《庄子·秋水》则以流水入海后的浩渺无垠喻得道后的境界。在唐代以后三教合流的文化氛围中，流水意象呈现出多种文化“涵化”的倾向。

    流水意象也藏蕴了无限人生之慨，每每展示了文人作家群体的双重性格与两难处境：其执着进取与悲观幻灭时时胶着一体。

    流水无往不在，而且具有运行的持续性，最为贴近和形象地体现了事物递进的特征，因而流水总是被古人用来感叹时光、机缘、情爱、功业以至年华、生命、国力的不可复返性，表达惜时叹逝的情愫。《诗经·大雅》即有“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的警句，用流水的永逝无回，譬喻君臣不勤于政则必失怙于天。李白的《古风》《江上吟》感流水悟富贵功名不可久驻：“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澜”，“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陆游《黄州》“江声不尽英雄恨”等，倾诉了岁月蹉跎带给人难以排解的失落感。流水意象在文学内部中的运动，在后世的叙事文学中更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如被毛宗岗父子置于《三国演义》卷首的杨慎《临江仙》云“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其由浩荡东流的长江缅怀历史上风云人物的短暂人生。而《牡丹亭》中也有杜丽娘的“似水流年”之嗟。上述例子反映了主体无法超越时间规定性与自身有限性的永恒悲剧和痛苦。

    流水意象固然强调了文人的感伤与忧患情怀，使之常常悲凉地感发人生苦短的危机感，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便以“百岁如流，富贵冷灰”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悲慨”诗风。然而，流水意象并非只有消极意义，它往往也作为人们珍惜光阴年华、不甘庸碌无为的积极象征符号而存在，反映了华夏民族柔韧、沉稳的精神。

                                                                                                                                                                             （选自《中国象征文化》，有删改）

    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从史料出发。与传统儒家哲学研究有所不同，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的范围更为广泛。过去研究儒家哲学，史料范围一般是《周易》经传、四书系统以及历代哲学家文集等。研究儒家生态哲学。史料范围必须扩展到《尚书》《春秋》及《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国语》《周礼》《仪礼》《札记》、二十四史等。两汉时期除董仲舒、王充外还需扩展到郑玄经学，何休《春秋》公羊学、《白虎通》等。对于宋明时期哲学家如周敦颐、二程、朱熹、王阳明、黄宗羲、戴震、王夫之等，则须从生态的视角作出新的理解。例如，朱熹的“豁然贯通”过去一般被认为是一种神秘主义直觉，但是现在放在生态视角下去理解，它就是对人与自然、物理与人心的联系性的领悟。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哲学受西方哲学范式的制约，后者对中国哲学具有“预言”性，即采用哪种西方哲学作为方法论，哪种西方哲学的结论就会在中国哲学中得到“发现”。采用生态范式的研究如何避免这种现象，使得儒家生态哲学具有“中国”特点，与当代西方生态哲学开展深度对话，成为中国生态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难题。为此，须采取“从根源出发的语境还原法”“视界移置融合的诠释法”两种新方法。

    “从根源出发的语境还原法”的目标是显示概念、命题或思想在原语境状态下的意义，从而回归到儒家哲学本身，即从根源出发，确立儒家生态哲学的话语体系。这种方法要求尽量摆脱各种方法论框架的影响。以呈现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凸显儒家生态哲学的特点，为建立生态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奠定基础。迄今为止，中国哲学研究大体是笛卡尔以后主客对立的思维框架。生态哲学研究应把材料置于固有的语境之下进行理解。以朱熹生态哲学为例来说，可采用这样的步骤逐步还原其原貌：由哲学至理学（狭义的）、由理学至道学（包括心学）、由道学至经学、由经学至儒学，这样可以不失其特点地展示诸子哲学的内容。前述“豁然贯通”就是语境还原的结论。

    诠释学在西方一直存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对其进行了新的发展。伽达默尔继承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思想，认为“理解”也是“对话”，是理解者和被理解者之间的“视界融合”，真理即产生于这一融合过程。诠释学对中国生态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是“视界的移置融合”。古人有生态体会，但其关注的重心或者说他们的“视界”并不一定就在生态。孟子以牛山之木容易被毁来说明人心善性培养的不易，他的“视界”在性善论。可是，他借用的例子表明他对于林木的生态性生长也有一定的认识。我们可以把“视界”离开性善论，而注视于生态论，从而发现孟子的生态思想。这便是视界的移置融合。

（摘编自乔清举《儒家生态学的史料与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