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是指商周时期刻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叫钟鼎文。古人习惯于将铜称为金，因此铜器上的铭文就叫金文。又因为这种文字在钟鼎之类的青铜器上出现最多，所以又名钟鼎文。青铜器在商周时代有着强大的宗教力量和政治力量，“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它是巫或王（王也是最大的巫）在祭祀仪式上用来沟通上天、通达祖神旨意、实现合理统治的手段与工具。

    铸造青铜器的泥制模型——陶范质地松软，比龟甲、兽骨容易雕刻，所以早期金文相对于甲骨文更能自由地表达出象形表意的内在精神。此时期金文文字的大小、长短不一，书写的章法只讲究纵向的顺序而无视横向的严整，字体或长或短，犄角错落，顾盼生辉。

    西周以后，青铜器铭文大大发展，在性质、内容、形式、字数、书体方面都与前期有很大变化。刻铸的位置由隐蔽逐渐转向器物显要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制、宴飨礼仪等多方面，成为宣扬祖先功业、借以传之后世的文告。铭文有了“史书”的性质，开始讲究行列秩序，对字体进行有意的布置与规范。从西周中期开始，这种追求行列整齐、字形工整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强。到了周穆王时代，这种方正整饬的铭文就较为常见了，金文的书写秩序化初步形成，铭文的笔画也受其影响摆脱象形的束缚走向线条化，汉字的形体结构不再自由随意，长短阔狭趋向统一，布局也显得齐整圆融。西周中晚期，一些长篇铭文的书写开始被规范在阳线方格中，由于这种格子往往长大于宽，因此填写其中的铭文字体显得比较细长。此时金文的铭刻已经超出了宣告神谕王命内容的意义，更多的是追求秩序的“礼乐”精神的一种体现。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礼崩乐坏”，诸侯国自行其是，许多美化修饰类字体纷纷出现，这些字一方面纵向拉伸字体，另一方面增加弯曲宛转的线条以填充线条之间的空隙，如鸟虫篆。依据郭沫若先生的看法，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而多数金文依然保持整饬的面貌，一方面与当时日趋便捷的手写体保持同步，一方面力求满足青铜器典雅规整的要求，还要适应范铸与刀刻的特点，作为“正体”的金文就这样不断地对手写体进行不同程度的加工与处理，从而逐步发展为以端庄秀丽的长圆形为主体的字形特征。

    笔画圆转是金文字体的突出特点。西周早期的文字笔画中肥而首尾略有锋芒，到了西周晚期的籀篆体则首尾如一，线条圆匀宛转，字体圆润典雅，这一方面可能有刻意修饰美化的成分，另一方面与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也不无关系。因为青铜液浇铸时的高温冲击会磨损字模的笔形之口，而脱范清砂、打磨器物又会进一步磨损字口。这就使铭文的笔画变得浑圆，难见锐锋。范铸的字模经过铜水的浸润，加强了线条的厚重感，再加上青铜材质本身所具有的坚韧结实的质地、自然展露的色彩，共同构筑了金文端庄肃穆的古朴之美。

（选自陈虹《汉字在古代器物上的感性显现》，有删改）

    我国古代的士人阶层，或置产、或传学、或立德、或垂训，为“使子弟佳”大费苦心，诉诸文字，便形成了丰厚的“家训”遗产。

    最早成系统的“家训”之作，当推东汉著名学者班昭的《女诫》。该书提出了妇女的“四行”，即德、言、容、功，并解释说：“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这就是后世备受批判的“四德”了。其实平心而论，这“四德”在它的时代背景，并不显得苛刻；甚至大部分仍然切合当今社会对女性的一般期待，比动辄以“女汉子” “吃货”自居的怪风，不知雅正多少。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女性不妨看看《女诫》，择其善者而从之。须知女性对家风的养成，作用恐怕要大于男性。

    《颜氏家训》一般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家训”著作，作者颜之推。内容分为子弟教育、家庭关系、道德修养、为人处世、讨论学问等方方面面。其论教子：“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谈学习经验，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他举自己的例子：“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总之，谆谆善诱，论理通达，常举所知所见之事以为例证，足见其用心之敦厚，我们学其事理，更可学其敦厚。

    《了凡四训》在“家训”类著作中知名度最高，充满了正能量。其作者袁黄，号了凡，幼逢异人，算定某年应某试、得第几、任何官、某岁寿终、竟无子嗣，因为一一效验，所以便安分守己，不多贪求。一日拜访云谷禅师，云谷笑其只是个“凡夫”，曰：“但惟凡人有数；极善之人，数固拘他不定；极恶之人，数亦拘他不定。汝二十年来，被他算定，不曾转动一毫，岂非是凡夫？”又说：“命由我作，福自己求。务要积德，务要包荒，务要和爱，务要惜精神。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义理再生之身也。”从此之后，了凡行善积德，终于赢得了升官、延寿、得子等等诸多福报。佛教的因果观于世道人心的警戒与鼓励作用，不知世间何物可以比拟。即退一步不讲因果，了凡先生信命而不为命数所限、勇猛精进的精神，真足以振奋精神。“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真足以开拓万古心胸！这最后一段话，真能荡人心魄，使人勇猛精进！

    时至今日，“家训”“家教”“家风”的缺失，造成某些年轻人无所敬畏，没有规矩。其实，个人性格、行为习惯、思维模式都是在家庭中养成的，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之下，我们倡导“家训”“家风”“家教”，绝不是提倡以“家庭”“伦理”的“道义责任”，去侵犯公民的权利，去绑架家庭成员的生活，而是要告诫民众：我们迫切需要的德性、教养、规矩，的确要以家庭为最重要的养成之所！这也是读“家训”、立“家教”、养“家风”的主旨所在！

（摘编自池玉玺《谈谈我国的几本重要“家训”》）

    诚信作为一种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儒道释三家都把“诚信”作为重要的价值理念，通过不同的方式把诚信观念的培养和塑造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以充分发挥诚信在培育理想人格、维护公序良俗，乃至推动富国强兵中的重要作用。

    诚信内涵丰富，贯通天道和人道，体现在做人做事、从商从政各个方面。择其要旨而言，可以概括为：诚者，不自欺，要做到表里如一；信者，不欺人，要做到言行一致。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继承中华传统美德，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所要继承和发扬的就是中华文化的优质基因，诚信作为一种美德，作为一种文化，就是这样一种优质文化基因。因而，不管时代如何变化，社会如何发展，诚信作为一种美德是应该值得我们去坚守和传承的。

    诚信观念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世界其他文化中也是得到公认的价值观念。西方诚信观念起源于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位奠定西方思想传统的巨匠，都在自己的著作中论述过诚信，把诚信看作城邦公民的美德。但西方诚信观念从一开始就和经济交往活动、政治公共生活联系在一起，在诚信的内涵中注入了遵守契约的信用原则。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信用体系的制度基础是私有制，在私有制条件下，信用经济是服从于资本逻辑的，资本的本性是逐利。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信用经济是服从和服务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我们的信用体系是由国家主导推动建设的。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克服单纯市场机制所带来的弊端，克服资本逻辑所带来的风险，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

    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多元的，包括物质生活需要，也包括精神需要，特别是在物质生活需要得到基本满足的情况下，人们对精神文化层面的需要日益凸显出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只有30年左右时间，支撑市场经济的契约精神、信用体系还相对滞后。特别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匹配、不协调、不适应的矛盾仍然突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诚信道德建设，传承和弘扬中华优良美德，大力培育诚信文化，打造社会信用体系，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些举措使道德“软约束”有了“硬抓手”，有力推动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在全社会营造了讲诚信光荣，不讲诚信可耻的良好氛围。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诚信建设的持续推进，一度困扰我们的道德失信难题必将得到解决。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11月1日邢云文《诚信美德与新时代公民道德》）

    “知人论世”最早见于《孟子·万章下》孟子这里所谓的“知人论世”，其本义是指“交友之道”。后经文论家的发展，“知人论世”成为一种论文的方法，即“知人论世法”，是一种要理解文本必须先了解作者为人及其所处时代的论文方法。

    “知人”是指鉴赏作品时必须了解作者的身世、经历、思想状况及写作动机等信息，“论世”是指联系作者所处的时代特征去考察作品的内容。“知人论世”是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传统诗歌鉴赏方法，其基本的原则是：分析理解和评价诗歌时，必须将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以及作家的生平遭际等与作品联系起来。清人黄子云认为在吟咏之时应先揣知作者当时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窅冥恍惚之间。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也提出，不了解古人生活的时代，不可妄论古人的文辞；知其世，而不知古人的身，处也不可以遽论其文。王国维也认为，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人之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由此看来，在古代诗歌的教学过程中，必要的背景简介不可少。在高中语文课堂上，教师要有意识地加以引导，通过持续的背景简介，帮助学生建构文学史的框架，这样学生就会在文学常识积累中逐渐拥有高瞻远瞩、触类旁通的文学鉴赏智慧和能力。

    鲁迅在评论陶渊明时曾说，陶渊明固然写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寄兴田园的篇章，却也写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愤世嫉俗的悲壮之歌；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同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朱熹也曾评论说，陶渊明的诗，众人皆说是平淡，据我看他自是豪放，但豪放得不易察觉，露出其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又如何写得出这样言语的诗句？由此看来，没有对作者及其时代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而是任意取舍，必定会影响到对其诗作的理解。

    唐代诗人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首诗表面上写一位新嫁娘精心打扮自己等待天亮见公婆时的忐忑不安，心理描绘惟妙惟肖，其人呼之欲出。而诗人的本意却是以此为喻，委婉试探自己的诗作合不合主考大人的评判标准。“洞房昨夜停红烛”喜举进士也，“待晓堂前拜舅姑”将见主考大人也，“妆罢低声问夫婿”以所作之诗请教于张籍也，“画眉深浅入时无”能否获主司之赏识也。张籍自是心领神会，于是用同样的手法做了巧妙的回答，《酬朱庆馀》：“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前两句是说朱庆馀德才兼备，文质彬彬，自知文章写得好，但是还不够自信；后两句张籍对其所提问题做了肯定的回答，同时流露出对朱庆馀的赞赏之情。不了解诗人这些进献、酬和文字背后的交往，就无法理解诗人作诗的本意。

    “知人论世”对古诗文教学和文学作品鉴赏，对更深刻、更透彻地全面了解作者的创作本意和思想情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王美智《知人论世与古代诗歌鉴赏》）

    ①中国武侠电影是一种以武侠文学为原型，融舞蹈化的武术技击表演与戏剧化、模式化的叙事情节为一体的类型影片。中国武术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带着舞蹈艺术的神韵，中国武侠电影在汲取武术的外在形态和神韵的过程中，形成了武打动作的舞蹈化风格，生龙活虎的武术技击在银幕上便演变为一种优美动人武术之舞。由于武术打斗在电影中是高度艺术化和表演化的动作奇观，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银幕上的“武舞”，即武术之舞。

    ②由于中国武侠电影的武打技巧是一种高度程式化的动作表演，追求的不是单纯的打斗、单纯的视觉奇观，而是武打与剧情、与情景、与人物性格的相互交融，所以，中国武术进入电影之后，已演变为一种以艺术表演为主、击打对方为辅的武术之舞。观众在欣赏一场技艺精湛的动作搏击时，实际上看到的是一场在“影像舞台”上展开的武舞表演。

    ③中国武侠电影在它极具表演性的武术对打和曲折委婉的故事情节中，隐含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国式的文化伦理，它是支撑整个武侠王国的精神构架。包括武侠电影中的人物所皈依的不同武术门派，所采用的各种剑术、拳法，其实都带有特定的伦理色彩，都会与武侠道义和社会道德相联系。作为武侠电影的“主题道具”，刀剑的选择与使用同样具有艺术的表述功能与文化意义。

    ④中国武侠电影在人物性格的创作上，严格依循着善恶分明、忠奸立判的美学原则，并通过善与恶的尖锐对立，美与丑的鲜明映照来建立影片的叙事体系与价值体系。由此，中国的武侠电影划分为两个最基本的人物谱系：即以英雄义士为主体的善的形象和以奸臣贼子为主体的恶的形象。同时武侠电影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报主”与“尽孝”的叙事母题、“家族为本”的武林道义、“义非侠不立”的精神取向和“善恶有报”的世俗伦理等。

    ⑤中国武侠电影是一种注重武德的电影作品，英雄用掺杂着各类正面因素（如友情、亲情、爱国主义）的暴力行为对反面人物进行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消灭，最终完成对正义的救赎和对暴力的消解。中国武侠电影特别是在对暴力的表现方面提供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其中包括暴力的神圣化、暴力的喜剧化、暴力的舞蹈化、暴力的诗意化等消解暴力的有效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武侠动作片的“国际化”正在改变世界电影中暴力影像的存在方式。

    ⑥武侠电影所蕴藏的商业潜力，已经成为电影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中国的武侠电影因其无可比拟的武艺和神韵，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世界电影界的青睐，从而使中国武侠动作电影的国际化进程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

（摘编自贾磊磊《武舞神话：中国武侠电影及其文化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需要好好继承发扬。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先人正面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和价值追求，这是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五千年文明史中蕴含的正能量。然而古籍汗牛充栋，应该从何入手呢？

    古诗是古人心声的真实记录，是展现先民人生态度的可靠文本，正如清人叶燮所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清人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中国古人评价文学家时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人品与文品并重。经过历代读者集体选择，凡是公认的大诗人，往往都是具备“第一等襟抱”的人物，其作品必然也是第一等真诗，从中可以感受真实心跳和脉搏，从而沦肌浃髓地领会传统文化精神。

    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最古老的纲领，就是“诗言志”。到了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又提出“诗缘情”。有人认为二者是对立的关系，但是初唐孔颖达说得很清楚：“情志一也”。情志就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包括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也包括对万事万物的价值判断。唐诗宋词的内容跟现代人没有距离，因为诗词中表达的那些内容都是普通人的基本情感、基本人生观和基本价值观。比如喜怒哀乐，比如对真善美的追求，比如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保家卫国英雄行为的赞美，唐宋人如此，现代人也如此。所以唐诗宋词中典范作品所表达的内心情感、思考和价值判断可以传递到今天，启发我们更细致地品味人生意义和美感。当然，唐诗宋词对于现代人的最大意义，是其中的典范作品可以提升我们的情操、气质和人格境界，

    有深远教育作用。且举李、杜、苏、辛为例。李白热情讴歌现实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其诗中蕴含强大精神力量。与李白齐名的杜甫，以清醒的洞察力和积极的入世精神进行诗歌创作，为安史之乱前后唐帝国由盛转衰的时代描绘生动的历史画卷。杜诗中充满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热爱天地万物的仁爱精神，是儒家思想积极因素的艺术表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形象凸现。苏轼在词史上首先打破晚唐以来词专写艳情的局限，他大量写作抒情述志、咏史怀古等题材，使词从音乐歌词向抒情诗转变，在以柔声曼调为主的传统词乐中增添高昂雄壮的因素。到了南宋，时代动荡引起词坛风气的巨大变化，以辛弃疾为首的爱国词人把爱国主义主题变成当时词坛的主旋律，他们继承苏轼词中始露端倪的豪放词风，并以慷慨激昂和沉郁悲凉两种倾向充实了豪放风格。总的来说，阅读唐诗宋词的典范作品，就像杜甫所描写的成都郊外的那场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古代文学经典作品流传至今的意义并不是专供学者研究，它更应该是供大众阅读欣赏，给予精神滋养。严肃深奥的学术论著只在学术圈产生影响，生动灵活的讲解或注释解说却能将古典名篇引入千家万户。

（摘编自莫砺锋《在读诗读人中感受万千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