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和美

施蛰存

    法国作家梅里美曾对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说：“您的诗首先寻求真实，而后自然就有了美。”美国女诗人玛格列特·威尔金荪在她的《现代诗的技巧》中也说：“归根结底，什么东西使一首诗有生命呢？可以不假思索地立刻就回答，‘要这首诗里有真实和美。’一首诗里的真实和美是作者心灵的真实和美与作者优越的技巧相结合的成果。所谓优越的技巧，是说它能够把真实和美提供给别人，使他们有深刻的印象，永远不会忘却。”

    诗的美，离不了真实。这是就诗论诗。其实，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也都离不了真实。梅里美把真实列为第一位，而美则从真实中“自然”获得。威尔金荪则把真实和美分为两个成分，它们都需要优越的技巧来表现。梅里美是为了赞扬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威尔金荪是为了讨论诗的技巧。因此，二人的话各有偏重。但梅里美这句话，如果断章取义，容易使人认为“真实即是美”。

    真实和现实微有不同。社会的实际情况叫做现实，思想、情绪的实际情况叫做真实。诗，特别是抒情诗，并不必须描写、表现或反映社会现实，但诗人所描写、表现或反映的思想感情，必须符合于他自己的心灵状态，这就是诗的真实性。“反对无病呻吟”是五四运动提出的新诗口号，其意义也正是要求真实。解放以来，我们有许多诗人的诗，都是为赶政治任务而作，当然不能说没有好诗，但很多都不像是由衷之言。尽管写得激昂慷慨，赤胆忠心，在读者中却不起作用。新诗的发展，我以为，首先寻求真实。

    诗的美，固然并不完全是技巧所赋予，但与技巧很有关系。写诗不同于写散文，更不同于记录口语。语言文字的技巧加工，可以使一首诗中美的本质获得更美的形象及效果。近年来，许多诗作之所以“没有味道”，大概可以说：一半是由于没有真实性，一半是由于没有技巧加工。近来诗坛上出现了一种“古怪诗”，或称“朦胧诗”，使许多人哗然。这种诗我看过，觉得并不是“异军苍头突起”，也不是“离经叛道”，不过有几位青年诗人在摸索诗的技巧而已。维诺格拉陀夫在《苏联文艺学的当前任务》中有一段话值得参考：“在文艺作品中，特别是用来有力地讽刺或表现形象的文字，可以创造广泛的甚至出乎意料的上下文，使其本来相距很远的意义接近起来。思想、形象、结构、字句，在艺术作品中的相互作用非常密切……”“朦胧诗”的作者所运用的技巧，一般说来，也正是这一种手法。由于多年以来，人们所读到的都是“开口见喉咙”的诗，现在面对一种需要脑子想一想的诗，难怪就摇头了。

    对于青年诗人摸索新的技巧，应该放手一些。如果新诗坛有掌舵的人，他应当注意的是诗的真实性。

    在中国历史上，从西周之初到春秋之末在精神文化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的是贵族阶层，他们既是政治上的统治者，又是文化的领导者。贵族的精神旨趣是这一时期包括审美意识在内的整个贵族文化的主体心理依据。这个阶层鲜明的身份意识、强烈的荣誉感以及对“文”的高度重视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一时期，“文”基本上就是贵族教养的别名，既包含着关于礼乐仪式的各种知识，又包含着道德观念系统及其话语形态。贵族之为贵族而不同于庶人之处，除了经济政治上的特权之外，主要就在于这个“文”之系统。这里的“文”虽然不同于后世“诗文”之“文”，更不同于现代以来的“文学”概念，但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来看，周代贵族对“文”的高度重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开了古代“文统”之先河。

    春秋之末，随着贵族等级制的瓦解，文化领导权亦逐渐从贵族阶层转移到一个新的知识阶层——士大夫手中。于是士大夫文化渐渐取代贵族文化而成为主流。士大夫文化也并非一个不变的整体，事实上，它也呈现为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从春秋之末到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游士文化”阶段，其主体乃是那些或奔走游说或授徒讲学的布衣之士，其思想上的代表便是诸子百家。到了秦汉之后，才可以说真正进入了“士大夫文化”阶段。其主体是那些凭借读书而做官或可能做官的知识阶层，即“士大夫”。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存在一种特有的机制，可以简称为“读书做官机制”——除了帝王及其宗亲、开国功臣及功臣之后、宦官、外戚、地方豪强等分享国家的权力之外，还有一个可以凭借读书而跻身于官僚队伍的社会阶层，这就是所谓“士大夫”。尚未做官时他们是“耕读传家”的庶民，做官以后他们是“诗书传家”的“士族”或“仕族”。无论做官与否，读书都是这个社会阶层安身立命之本，而做官——最高追求是治国平天下——则是他们读书的目的。因此尽管他们实际上是分为“官”与“民”两大类型，具有巨大的社会差异，但从精神旨趣与价值取向来看，他们又是一个有着同一性的社会阶层。

    “道”是与士大夫阶层相伴而生、亦相随而亡的终极价值范畴，是这个社会阶层精神旨趣的标志。在西周贵族阶层的话语系统中最高价值范畴是“德”而不是“道”。原因不难理解：“道”这一概念暗含着士大夫阶层的权力意识，是他们抗衡君权之主体精神的象征。士大夫文化是相对独立于政治权力体系的，因此需要一个“终极价值范畴”来作为标志和合法性依据，其根本功能是用来规范和引导“势”，即君权。贵族阶层既掌握着政权，又掌控着文化，故而不需要创造一个与政治权力分庭抗礼的终极价值范畴出来。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原有价值秩序被打破，以诸子百家为思想代表的士大夫阶层试图通过话语建构（授徒讲学、著书立说）来为社会“立法”，从而实现政治变革的宏伟目标，这就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价值范畴来为自身确立合法性。于是对“道”的推崇与捍卫就构成了士大夫精神旨趣的基本维度。从孟子开始，士大夫阶层便有了“道统”意识，一直到明清之时，“道”始终是这个古代知识阶层高扬的精神旗帜。与此相应，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意识、文学艺术观念也主要是围绕这个“道”展开的，而“文”与“道”的关系也就成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核心问题之一。

（节选自李春青《“文人”身份的历史生成及其对文论观念之影响》）

材料一：

    我国第一部全面总结和评估老龄事业发展状况的蓝皮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中国老年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进程快，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高。老龄事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滞后；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体制尚未形成；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水平还比较低；农村老龄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

    由于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特征日益凸显，老年人面临着贫困、疾病、失能、服务、照料、精神关爱等诸多困难和问题。首先，贫困和低收入老年人数量仍然较多，2012年全国约有2300万人。其次，城镇老年人口的宜居环境问题突出，七成以上的城镇老年人口居住的老旧楼房没有安装电梯，高龄、失能和患病老年人出行举步维艰。再次，农村老年人留守现象突出，2012年约有5000万人。

    由于计划生育一代陆续开始进入老年期，无子女和失独（丧失独生子女）老年人越来越多。我国正在研究通过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建立老年人长期护理制度，商业保险应先行先试，《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已提及这个问题。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公共环境、居家环境建设缺乏长远规划，未充分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要求。例如，6层甚至更高的楼房没有电梯，过街天桥、地铁上下不便，红绿灯变化太快致使老年人过街面临危险。今后城市建设应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生理特点与生活习惯，突出“年龄平等”的理念。

（选自叶紫《首部老龄事业发展蓝皮书发布老龄化带来新挑战》，有删改）

材料二：

    最近发布的《2015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报告》中调查结果显示，家庭幸福感高人群的特征包括：女性、年龄更长、健康良好、非农户籍、受教育程度较高等。

    一方面，年龄更长的人幸福感相对更高；另一方面，随着人均寿命增长和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于是，不少人担心老龄化会造成中国的人口危机。就此论点，记者采访了南开大学人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

    原新教授表示，客观讲，人口老龄化只是一个人口现象，不能说是人口危机，也不可能成为人口危机。

    原新认为，人口老龄化现象能否成为社会危机，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环境。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保持经济的中高速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构建合理完善的社会综合保障体系、不断提高保障水平以及为老服务体系很关键。

    原新表示，人口老龄化是个动态过程，所以人口老龄化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变化，按照现在人口发展的规律，人口老龄化之后的社会形态一定将是一个稳定的老龄社会。

    在社会高度关切民生问题的当下，对于老龄化问题是民生问题这一说法，原新教授表示了质疑。他认为，人口老龄化的本质是一个经济问题，而非民生问题。因为经济问题的核心是要“做蛋糕”，大力发展经济，增强实力，增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力，根本要求是要把经济“蛋糕”做大。而民生问题的本质是公平、公正地“分蛋糕”，根本要求是分配蛋糕的“量器”一定要公正。

（选自《专家：人口老龄化不等于人口危机》，有删改）

材料三：

    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增长的现象。人口理论研究和率先出现老龄化的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广泛、复杂而深刻，既带来机遇，又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难题。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状态。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日渐加深，如何养老正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受传统“养儿防老”观念影响，目前大多数人还难以接受送老人去养老院的做法。而养老院条件不好或不舍得花钱也是人们不愿去养老院的原因。

    实际上，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公办养老机构较少，早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多项措施，鼓励社会资本兴建民办养老机构，养老机构的建设迅猛发展。养老服务业正在转为“朝阳”产业。

    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四十岁左右、中等收入的人群，大多愿意未来选择条件相对较好的养老院集体养老；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6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越来越多，医养结合型养老护理模式目前受到市场欢迎。

    养老市场前景繁荣，但也必须看到，在曙光到来的前夕，社会养老行业需要熬过一段“寒冬”。

    首先是养老观念尚需要扭转和培养，很多人愿意重金养孩子，却不舍得重金养老。其次是社会兴建养老机构遭遇融资难，民营企业贷款难度大。

    更重要的是，政府观念也需要转变。市场在养老服务资源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决策者需要制定更好的规则，规范市场秩序，让市场引导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

（选自樊霞《社会老龄化程度日渐加深，未来我们该在哪儿养老》，有删改）

    ①经济与道德并非风马牛不相及，两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在经济领域出现的食品问题、医药问题、工程问题等都说明，发展经济不能忽视道德的作用，一旦道德出现问题，经济的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会形成灾难性的后果。

    ②古今中外的学者对经济的理解和把握可谓是观点纷呈，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理解经济，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认同，经济不只是投入、产出、效益等纯物质和物质活动的现象和概念，人的主观因素客观上是不可忽视的经济要素。事实上，经济是人的经济，是人际关系之经济，经济活动一定内含着作为经济人的应该和人际利益交往活动的应该，离开了人、人际关系之间的认识和把握，就难以真正认识经济。

    ③马克思在撰写鸿篇巨制《资本论》的过程中，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内在特质和矛盾的分析，揭示出了商品内部的两个对立的经济主体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而由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探索和揭示，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和资本主义必然会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科学论断。这是经典的阶级分析法，也是阶级道德分析方法。这就是说，唯有弄清楚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阶级、阶级关系乃至阶级利益关系中的应该与不应该，才有可能更深入地剖析资本主义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商品经济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这说明，经济现象均可以进行道德评价，有经济必有道德问题存在着，要真正认识和把握一定社会的经济和经济现象，道德视角不可或缺。

    ④经济发展速度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大凡有先进的生产力一定有快速发展的经济。然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取决于劳动工具的不断改进与发展。

    ⑤马克思说过，机器是“死的生产力”，只有通过作为“主观生产力”的人去激活作为“死的生产力”的机器，社会生产力才得以形成。而道德是“主观生产力”的基础和核心内容。这是因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劳动者，而劳动者的道德觉悟直接影响他们的劳动价值观和劳动态度，最终直接决定劳动成果和生产力水平。至于生产力中的劳动工具要素和劳动对象要素，在其体现生产力水平的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道德。劳动工具的认识、改造、利用和发展，离不开人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和适时地对劳动工具的改造和更新，抱残守缺、不愿创新的劳动主体是无法主动更新劳动工具并不断提升劳动工具水平的。同样，就劳动对象来说，并不是劳动对象的资源越丰富就意味着生产力水平越高。是否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下对劳动对象进行生态性开发和利用，即是否在作用劳动对象时既考虑到当代人的利益又考虑到后代人的利益，不仅直接影响当下的生产力水平，而且影响生产力水平的未来持续提高问题。一味地考虑当前或当代人的利益，忽视甚至破坏了后代人的利益，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在破坏生产力水平、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说，道德也是生产力。

（摘编自光明网，2018年11月26日15版，有删改）

    文艺的力量来自哪里？来自火热的社会实践，来自伟大的人民群众，来自深厚的文化情怀。

    作品是作家立身之本，实践是作品的立足之基。古今中外的名篇经典无一不是历史变迁、社会变革、时势变局的写照。人类的发展史、民族的苦难史、国家的奋斗史、社会的兴衰史、政党的成长史，都是伟大作品的原材料。没有饥寒交迫，就不会有《国际歌》的深沉、有力。没有山河破碎，就不会有《义勇军进行曲》的铿锵、激越。真实的社会生活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今天，文艺当立足于大时代、大视野、大情怀，气势磅礴地呈现中华儿女正在共同书写的壮丽史诗“中国梦”。

    人民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历史舞台的主角，是书写历史的主人、贯穿时代的主线、推动进步的主力，人民是文艺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文艺的繁荣源自人民、发展依靠人民，人民是文艺的立足点，也是生长点；评判文艺的标准由人民掌握，检验文艺的成果由人民说了算，人民的满意度是文艺的着眼点，也是着力点。关注人民、体恤苍生，是文艺的本分。能不能闻见人民的气息，能不能感到人民的脉动，决定着文艺是不是有生命力。文艺的创造力表现在对人民心灵的深层观照、思想的高度映照、精神的真实写照。人民滋养文艺，文艺反哺人民。表达人民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反映人民的精神面貌和生存状态，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和文化权益，文艺义不容辞。

    价值观是文艺的生命。“文载道，诗言志。”自古以来的中华经典无一不是思想的峰峦。文艺的审美观，以道德观为轴心。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凝成中华道德文化的遗传基因。孝老爱亲、乐善好施、见义勇为、知恩图报等汇成中华民族的浩荡古风。几千年的古老民族栉风沐雨地反复锻打一个“德”字，高尚的道德观一直流淌在中华民族炽热滚烫的血脉里，也奔涌在绵延不绝的文脉中。

    文艺要有批评。文艺有两个功能不能放弃，一个是赞美，做满腔热忱的讴歌者，一个是批评，做训练有素的质疑者。不会赞美就没有温度，不敢批评就没有力度。“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是神圣的使命；批评的文艺与文艺的批评，是前行的双桨。文艺要做批评人性缺陷，抨击社会阴暗、针砭世相时弊的“啄木鸟”，也要做歌颂光明、赞美高尚、褒扬美好的“百灵鸟”。要提高人生境界、提升社会温度、增强生活信心、帮助群众进步，给人以希望。要赞美平凡中的伟大、平实中的崇高、平和中的智慧，对人民要关爱，怜惜、心疼，而不是淡化、矮化、丑化，甚至是谩骂、讥讽、羞辱。

    文艺要自重。要以思想的力量、道德的底蕴、智慧的光芒衡量作品的价值，而不是依靠虚情假意、矫情做作、滥情失范来迎合人性的弱点。文艺是市场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要做大文艺市场，而不能大搞市场文艺。

    《史记》中的《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写的都是侠肝义胆、急人所难、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士。他们最为可贵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奋斗，不为名利而改变志节，不为权贵而放弃操守，在他们的心目中，“义”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本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为人准则，坚守自己的独立意志，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无怨无悔。

    《刺客列传》中以荆轲为代表的义士，思想境界虽有高下、阔狭之分，但他们视道义高于生命、“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优秀品质令司马迁大加赞扬。豫让宁可让自己承受涂厕之辱、漆身吞炭之苦，也要采取他认为最正当的方式，不惜牺牲生命为智伯报仇；聂政为完成严仲子所托，最后竟“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荆轲为捍卫自己的尊严帮助燕太子丹刺杀秦王，而使自己走上了不归路。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这样表现朱家的侠义：“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他“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的助人为乐精神已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为了体现郭解的侠义，司马迁则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数例。郭解姐姐的儿子被杀害的事例，说明了郭解明善恶、辨是非的正直；邻里从傲视他到“肉袒谢罪”的改变，说明了郭解以德服人的豁达……

    《史记》中的侠义之士是有着真正作为“人”的意义上的独立意志与高尚人格的。

    《刺客列传》中的义士，所作所为均是为报答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是他们最高的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专诸与公子光、豫让与智伯、聂政与严仲子、荆轲与燕太子丹……他们不是仆与主、臣与君的隶属或等级关系，也不是雇佣或利益交换关系，他们是平等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的壮举不是为了获利，也不是为了谋权，完全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份信任、一份赏识、一份重托，就因为这份厚重的情谊，他们愿意赴汤蹈火，他们明知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却无怨无悔，视死如归。

    《游侠列传》中的游侠，就是在社会底层的平民中敢于坚持自我、敢于对抗强权、敢于对抗卑鄙与丑恶的侠士与义士，他们因为不代表统治者，所以没有名分，故而被称作“游侠”。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意志不受名分与职责所限，当然也就没有了统治者意志的羁绊；他们的行为不因权势而改变，因为他们既不弄权也不接受权势的约束；他们的操守不因利益的诱惑而改变，因为他们“急人之难，甚己之私”。

    侠义之士的人格是独立的、高尚的，但在那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因此而注定成为悲剧。《刺客列传》中的刺客，为报知遇之恩，便心甘情愿地去冒险。专诸受公子光所托去刺杀吴王僚。专诸的行刺行动是他高尚人格的悲壮表现。豫让、聂政、荆轲的刺杀行动无一不是如此，他们的人生选择又是惊人的相同，原因就在于他们有着相同的人格基础——悲剧人格。

    《游侠列传》中的游侠，他们没有显赫的权势，甚至所为有悖统治者的规矩，但却比为官者更坦荡磊落、重情重义。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是与传统的礼法、虚伪的道德相对抗的表现；“义不苟合当世”，是绝不为了官爵俸禄而改变个人的品格、操行的坚守。而这样的游侠，其所作所为却偏偏是违犯当时的法律法规的。可见，游侠们高尚的人格、独立的意志与统治者的专制统治相违背，这也注定了他们的人生悲剧，其人格注定是悲剧人格。郭解为御史大夫公孙弘所害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选自《<史记>侠义之士的独立意志与悲剧人格》，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