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阁下除办报外仿佛以史学佛学自负，对于以小说知名，尤其是以武侠小说知名，自己是不是有点觉得未展所长，以末技得虚名，似不免略感怏怏？依我看则大可不必。阁下所透露的史学佛学见解，论水平未必是“超一流”，若著书立说也不见得能称首席什么家，得什么国际大奖。然而以史学佛学入小说，在武侠中讲“破相”，那就超人一筹了。好比不会武艺的痴公子段誉，只在无意中学了一着“凌波微步”，就到处能“逃之夭夭”；而且有个时灵时不灵的“六脉神剑”，看不见，摸不着，弹指一挥间忽然有效，就能出其不意露上一手。这道理在《金刚经》《法华经》里并非唯一高妙思想，而移入武侠小说立刻产生“裂变、聚变”，威力无穷了。又如《侠客行》中的石破天，呆头呆脑，一片天真，然而处处机缘凑巧，矛盾相成，最后以不识字超过了识字人，以不知道“我是谁”，超出了一切有“我”之人，尤其是那位大“我”发狂的大宗师白自在。这只是“无我”的一解。这一解在佛学中算不得什么最高深的了不起理论，不过是参禅的一个“话头”法门，但在小说中就是“超凡入圣”了。 阁下仿佛总想在小说中不讲而讲一点什么道理。这些见解未必“超凡”，但进入小说，特别是武侠小说，就大大“脱俗”了。无言胜有言，不武胜武，愚而智，弱而强，似佛似道，所以能迈过前人难有后继，虽有败笔，仍卓然自成一家。前有梁羽生，后有古龙，俱写侠情，各有殊胜，然抒写人情佛理尚逊一筹。

（选自金克木《与小说对话：不败求败》，有删改）

做人和做事

周国平

    ①做人最重要的是诚实地面对自己，在自己良心的法庭上公正地审视自己，既不护己之短，也不疑己之长，从而对自己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这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足以使他哪怕在全世界面前坦然承认自己的错误，也淡然面对哪怕来自全世界的误解和不实的责骂。

    ②做事即做人。人生在世，无论做什么事，都注重做事的精神意义，通过做事来提升自己的精神世界，始终走在自己的精神旅程上，只要这样，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有意义的，而所做之事的成败则变得不很重要了。

    ③做事有两种境界。一是功利的境界，事情及相关的利益是唯一的目的，于是做事时必定会充满焦虑和算计。二是道德的境界，无论做什么事，都把精神上的收获看得更重要，做事只是灵魂修炼和完善的手段，真正的目的是做人。因此，做事时反而有了一种从容的心态和博大的气象。

    ④人生在世，既能站得正，又能跳得出，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跳得出是站得正的前提，唯有看轻沉浮荣枯，才能不计利害得失，堂堂正正做人。如果说站得正是做人的道德，那么，跳得出就是人生的智慧。人为什么会堕落？往往是因为陷在尘世一个狭窄的角落里，心不明，眼不亮，不能抵挡眼前的诱惑。佛教说“无明”是罪恶的根源，基督教说堕落的人生活在黑暗中，说的都是这个道理。相反，一个人倘若经常跳出来看一看人生的全景，就不太会被那些渺小的事物和次要的价值绊倒了。

    ⑤权力是人品的试金石。恶人几乎本能地运用权力折磨和伤害弱者。比如一个办事员，手里有了一点小小的权力，即使办一个正常的手续，他也会百般刁难，以显示他的重要。而善人几乎本能地运用权力造福和帮助弱者。他们都从中获得了快乐，但这不同的快乐，体现了多么不同的人品啊。一切世俗的价值，包括权力、财富、名声等，都具有这样的效应，能彰显其拥有者的善和恶。

    ⑥天赋，才能，眼光，魄力，这一切都还不是伟大，必须加上真实，才成其伟大。真实是一切伟人的共同特征，它源自对人性的真切了解，并由此产生一种面对自己、面对他人的诚实和坦然。精神上的伟人必定是坦诚的，他们足够富有，无须隐瞒自己的欠缺，也足够自尊，不屑于用做秀、演戏、不懂装懂来贬低自己。

（选自《周国平文集》，有删改）

    海绵城市是一种形象的表述，是指城市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雨水带来的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建设海绵城市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

    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院长李俊奇认为，我们的城市应该像海绵一样，遇到降雨时能够就地或者就近“吸收、存蓄、渗透、净化”径流雨水，补充地下水，调节水循环；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出来并加以利用，从而让水在城市中的迁移活动更加自然。

    海绵城市建设的主要措施是对路面进行透水铺装，和建造下沉式绿地、绿色屋顶、蓄水池等设施。其直接目的固然在于收集利用雨水、减少洪涝灾害，但从城市建设理念来讲，这其实是对城市公共设施、生态系统的改造和升级，是着眼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规划布局。

    海绵城市理念主要包括一个核心指导思想，三大建设途径，三大雨水系统和四大关键目标。

    一个核心指导思想指低影响开发理念。三大建设途径指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低影响开发。针对生态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区，进行最大限度的保护，维持自然的水文特征。针对已经遭受传统城市建设模式破坏的生态系统，采用生态手段进行修复。在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应积极采用低影响开发理念，减少硬化面积，提高城市滞蓄、渗透、净化雨水能力。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实施海绵城市建设呢？海绵城市建设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不可能一蹴而就。

    海绵城市建设遵循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道法自然”，建设自然、生态、绿色的基础设施。这些年我们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太过于强调灰色基础设施建设，相应地淡化了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灰色基础设施过分注重人工化的工程。而绿色生态的基础设施，就是用生态自然的，或者模仿自然的生态措施实施。

    海绵城市建设还应因城、因地而异，不能简单地套用或复制某一固定模式。应该尊重科学，不能过分地夸大或贬低绿色雨水基础设施的作用。注重利用适宜当地的生态化设施，如植草沟、雨水花园、雨水塘、多功能调蓄水体等，这些设施还可以充分利用雨水资源，缓解城市径流污染和内涝风险，降低水环境污染巨额治理费用，减少城市内涝造成的巨额损失。

    海绵城市的建设必须得到全社会的支持，鼓励社会资本的参与。通过宣传与交流，让老百姓明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可建立关于雨水排放的奖励和补贴机制等。北京就曾经对开发商提出了，如果建立雨水利用设施，就会减免防洪费。

    海绵城市的建设，必然会拉动经济增长，从本行业的规划、施工、软件模型开发，到带动其附属产业的产品制造等，能够促进多产业共同发展。在雨水系统改造的同时，可以结合道路铺装改造、绿化景观提升等项目来共同完成。国家的投资，加上地方上的配套资金和社会资本的参与，甚至有人预计未来海绵城市的建设规模可达万亿。

    海绵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连片效应，不然，就很难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若每一个区域，每一个小区、每一条道路，都按照低影响开发理念来规划和实施，就会积少成多，效果会更好。

    近年来，国家提出了“以水定城”的战略，这对推动城市文明的发展，特别是推动海绵城市的建设会大有裨益。

（选自半月谈网《海绵城市建设是百年大计》，有删改）

    政治过度，即政治理想和行为超过了它的内在规定性，或者说政治多做了它所不应当做的事情。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主要体现在欧洲和美国出现了政治的过度化，英国宫投脱欧和特朗普在美国受到很大欢迎都是政治严重超过了政治的承载边界的结果。

    为什么会发生政治过度？在于政治会不断迎合＂免于匮乏＂的需求，当年罗斯福说要＂免于匮乏＂，而匮乏是无止境的。匮乏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现象，也是一种精神现象，在物质基本满足的情况下，人又会对权利提出更多要求，因此“权利”会永远处于被不断开发的状态，永远也不会满足。

    民主政治、福利制度，都是＂免于匮乏＂的产物，曾经做出过优好的业绩。然而，能使国家兴盛的事物，却也包含了使国家衰败的因子。民主具有两面性，在民主普遍不足的时代，可以凝聚国家实力；但在民主普遍普及的时代，却也容易演变为民粹主义，使民众对国家产生无度需求。由此造成的问题，一种表现是由民主到独裁，即民主对国家提出的要求使政府日益庞大，进而反而有了控制公民的更强能力；另一种是民粹主义高涨，国家要负担起国民的更多福利要求，结果透支国家资源，使国家陷入衰败。

    在特别重大的议题上，举办全民公投、简单多数胜出的方案看起来合理、符合民主精神，然而，政治的内涵并不只是民主，还有有效的国家能力。英国脱欧公投是对二十世纪以来日益高涨的民主精神的呼应，然而，它却是对英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契约伦理的违背，是在原先做好的政治马车上，又添加了新的货物，导致这辆马车严重过载、不堪重负。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欧洲和美国，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那样，可以近乎绝对地享有和平，这也扭曲了欧洲人和美国人对政治的感觉，由于经常处在危机状态和常有战争威胁，民众容易培养牺牲奉献精神，不会向国家要求过度的福利和权利，但战争威胁的显著减小和战争进入信息化阶段后，以往工业化时代的大规模战争动员机制已没有太大必要，民众为国家付出的意愿也显著弱化，而更多只顾个人利益和权利，于是不断消费国家财富、不断仲张权利，结果国家财政日益亏空，政治制度的边际效应也日益递减，最终随西方国家的去工业化而“向吃光主义迈进”。

    有限的权利保障能力与无限扩张的权利需求之间的对立，是“匮乏”无法化解、政治承载过度、契约伦理扭曲变形的基本成因。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各国政府，已在政治家的野心和民众的欲望共同推动下，加大步伐由有限责任政府日益向无限责任政府演变。一个富有无限责任的政府和国家可能存在或长存吗？！

（选自《读书》2017年第2期，有删改）

    借助于《百家讲坛》的神力，沉寂了很长时间的庄子也终于开始风光起来，他的人生哲学也变得流行起来。什么“逍遥游于物外”，什么“无为、无功、无名”，追求绝对的自由精神，等等。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庄子也是中国犬儒主义的创始人，庄子的“自由精神”混合了犬儒精神而显得俗不可耐。在今天的中国倡导庄子精神实在不是时候。

    《庄子》的“自由精神”似乎早为大家公认，其高蹈超越、想像之奇绝，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我要补充的是：《庄子》中还有大量犬儒主义言论，体现了一种非常糟糕的鸵鸟智慧和乌龟哲学。庄子一方面大骂世俗，一方面又反复说要“不谴是非而与世俗处”，也就是说，不要去管什么是非，要无条件地和世俗世界好好相处；一方面大谈“不为物役”，但另一方面又告诫人们要“与物周游”、“与物为春”。庄子一方面是大胆想像，神游于九天之上，另一方面则奉行“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现实主义策略。庄子的想像更多地体现在玄空的神游上，在实际行为上却认同价值颠倒的现实世界。他的“游”也只是不触及现实的“神游”而已。其实这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的结合才是完整的庄子，它们共同组成了犬儒式的人生态度。

    所谓“犬儒主义”，指的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畸形关系。犬儒主义诞生于公元5世纪的希腊，它指一种对文化价值的对抗精神，一种深刻的怀疑，它认为世界是不值得严肃对待的，不妨游戏之。到了现代，犬儒主义 的含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其对于世界的不信任和拒绝的态度没有变，犬儒主义虽然对现实不满，但是又拒绝参与社会世界，或遁入孤独和内闭，或转向任诞的审美主义，而其骨子里则是虚无主义。他们对于世界保持了清醒的距离意识，但是却不敢或不愿与之正面对抗，而以一种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的处理态度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妥协混合的矛盾立场。

    犬儒主义不仅仅表现了现实的黑暗，或者现实世界中道德的颠倒和价值的真空状态，更是人们对于这种颠倒和真空状态的麻木、接受乃至积极认同。犬儒主义者即使在心理也不再坚持起码的是非美丑观念，不但对现实不报希望，而且对未来也不报希望。犬儒主义的核心是怀疑一切，不但怀疑现实，而且也怀疑改变现实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犬儒主义是一种深刻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有可能表现为死气沉沉、一潭死水，也可能表现为装疯卖傻、装神弄鬼。犬儒主义常常出现在社会黑暗、绝望感弥漫的历史时期。这个时候的突出特点是现实世界的无奈和想像世界的高蹈，两者相互强化。在这个意义上，大概庄子的确算得上是当今中国精神界的导师，它应和了当今中国的普遍的社会冷漠，试图通过内心的所谓“宁静”来掩盖现实生活中的无奈。

    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庄子人生哲学的流行所导致的只能是全社会的犬儒主义，它或许能够培育出一批不问世事的逍遥派，却永远不可能培养出积极参与的现代公民。这难道是我们需要的吗？

（有删改）

    有别于流行的以精英文化为大传统而以民间文化为小传统的文化传统划分，从中国文化自身特点出发，又有作为“道”的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和作为“术”的中国文化的小传统这一新的划分。如果说前者是指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儒释道的文化体系的话，那么，后者则为诸如中医、武术、气功、养生、堪舆乃至烹饪等的技术体系。也正是从这一新的划分出发，才使中国文化大小传统之间以“辩证的滑转”取代了各执一端，并最终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大小文化传统之观念。

    一旦我们将中国文化的大小传统对应于中国古代的“道”与“术”，二者的分别就彰明较著。若加以概括，这种分别体现为以下三点。

    其一，形上与形下之别。“形而上者谓之道”，这一出自《周易》的“道”的经典定义不仅颠扑不破，而且在中国的儒释道那里同样成立。在儒家，“道”是作为“善端”的隐而未彰的属性；在佛家，“道”表现为《心经》一言以蔽之的“照见五蕴皆空”；在道家，“道”是老子所谓的“惚兮恍兮”“恍兮惚兮”“窈兮冥兮”的状乎无形影。与这种“道”的形上性不同，“术”指向形下性。中国医术离不开医诊的“望闻问切”，中国武术离不开形体动作的一招一式，中国气功则离不开“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的人体“器官”之“器”。

    其二，心灵与身体之别。但凡中国文化的“道”都与心灵相关，从庄子的“心斋”到孟子的“尽心”，从佛教的“以心法起灭天地”到阳明心学的“致良知”，无一不是其显例。自是之故，才有了现代新儒家所谓“内在超越”论的推出。相形之下，中国文化的“术”则大异其趣，它是地地道道的“身体的技术”。中医是我们身体的治疗术，武术是我们身体的攻防术，气功是我们身体的养生术，而烹饪与我们身体的关系更是不言而喻。

    其三，本体与工夫之别。所谓本体是指“心识”上世界“是什么”的真理，所谓工夫则为我们身行上“如何作”的技能。“道者，虚无之至真也；术者，变化之玄技也”，在中国文化里，“道”与本体相连，“术”则为工夫所系。用佛学的术语来表述，如果说“道”是中国文化的“慧学”，那么“术”则属中国文化的“定学”。故“道”与本体相连，“道”就是《易》的“太极”、《老子》的“大一”、孔子的“仁义”、佛学的“真如”、朱子的“天理”、禅宗的“自性”这些“究极义”；“术”为工夫所系，“术”就是中医的如何“辨证施治”、武术的如何“以柔克刚”、气功的如何“调息、调身、调心”这些“下手处”。

（节选自2019年01月28日《光明日报》之《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关系的哲学辨析》，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