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从作家到心理咨询师（节选）

（毕淑敏，．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1998年，毕淑敏又步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开始进行心理学专业的系统学习。作家王蒙曾说，毕汝敏是“文学的白衣天使”）

主持人：经过北京师范大学这个学习的过程，所接触到的这些理论知识和您之前对人的内心的理解，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毕淑敏：可能是我对人其实有了一个更真实的了解。

主持人：毕业之后您就和几个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心理诊所，那时候真的是想当心理医生了吗？

淑敏：一是掌握了这些理论的知识以后，特别想用于实践。再有一个，我那时候已经慢慢感觉到，其实在我们中国现在急速变化的年代里，人们特别需要心理帮助，我感觉到这是一种使命感吧。

主持人：对于所有的咨询者来讲，您对他们的帮助帮到什么程度，您自己就觉得满意了呢？

毕淑敏：我确认咨询者的内心经过成长，他们对心理问题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思考，而且他们觉得可以离开咨询师独立去面对这个世界了。我们就结束咨询。

主持人：和几百个人面对面的交流之后，您对人的理解有变化吗？

毕淑敏：我变得更尊重人了，因为原来觉得，按照我的逻辑，这个事情是想不通的，觉得怎么会这样，太不可思议了。

主持人：两年的时间如果用来写一本书，可能至少要十几万或几十万人读到它，而您做心理咨询师只接触几百人，这个影响力会不会觉得小了一点？

毕淑敏：对我来说，我觉得自己的生命也是一个过程，我的生命曾经和几百个人的生命发生过如此深切的碰撞，这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宝贵的一份经历了。

（在做了两年时间的心理咨询师之后，毕淑敏又退出了这个行业，继续专注于文学的创作）

持人：做过直接面对病人的那样的心理医生，后来为什么又不做了？

毕淑敏：因为来的人太多了，我不知道给谁看和不给谁看，我真的陷入一种特别大的愁苦之中了。我那时候其实面临一个挺痛苦的选择，也许我要换一种方式，把我的那种感悟和启示，用文字来表达，这样可能会有更多的人看到这些书，也许一句两句话可能会触动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分享。

主持人：这次心理学学习，对写作的影响又是什么？

毕淑敏：那种影响好像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比如说我原来要写一个人物会非常辛苦地去设计他，对于人物，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不自信。现在是，现实中有一个现成的人，我只是把他描绘出来就行了。

主持人：文学作品能不能起到治疗的作用呢？

毕淑敏：我觉得在文学里其实是有多样人生的，如果我们在阅读过程中，能有同感，能有心灵的激荡，包括可能在某些方面改变我们对世界或者对自我的一些认识，我想这就是文学的功能之一。我写作时其实没有去想文学是否具有治疗的作用，我只是想，那些生活中的人物，他们感动过我，我愿意用文字把他们表达出来，和更多的人分享。

主持人：您不管是做作家还是做心理咨询师，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一些人的生命，这是不是您做这些事情时一个心理上很大的成就感？

毕淑敏：一个生命和一个生命密切的接触，这个过程是神圣和庄严的，去从事这样的工作，我觉得有非常多的挑战，包括对我自己的反思，我也会有很多错误，很多不足，可是我依然对人和人之间这种亲密的联系，抱有非常高的敬畏和热情。

（选文略有删改）

材料一：携程旅游最新发布的《2017中国旅游者意愿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游客旅游消费升级，旅游超过购房买车等成为消费的首选必需品，98%的受访者今年有出游意愿。五成以上的人计划全年旅游花费占年收入的10%以上，旅游已经成为国民消费的重要支出。19%的人将把收入的20%以上用于旅游。云南、四川、海南；日本、泰国、美国等成为首选的国内外旅游目的地。60%的人旅游首选出境游。

2017中国游客为何旅行？

    报告显示，今年游客外出旅游意愿持续高涨。其中，出行频次在1～3次的受访者占比最高，达72%；其次是计划出行4～6次的受访者，占比19%；2017年计划出行7次及以上的高频旅行者，占比在10%左右。

    报告显示，2017年居民在旅游上的消费将不断升级，对生活品质有了更高追求，八成以上的受访者认为旅游是其休闲娱乐的首要消费方式。73%的受访者表示，今年在旅游上的人均预算将超过1万元。其中32%的游客预计花费在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占比最高。还有10%的受访者表示，今年的旅游消费将超过5万元。

    报告认为，消费者愿意增加支出用于入住更好的酒店、品尝美食和体验优质服务，旅行社推出的纯玩团、臻品游、定制旅游、自由行等产品受到消费者追捧，国人认为在旅游上支出是“花钱买幸福感”。

    报告显示，2017年出游，31%的旅行者最关注安全因素，占比最高，包括目的地近期是否发生过自然灾害，恐怖袭击，或有治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都会成为制定旅行计划的重要考量。其次是环境因素，25%的旅行者最关注目的地环境，污染、雾霾等都会让消费者减少对一个目的地的兴趣。还有15%的旅游者最关注目的地对游客的友好程度。此外，航班和签证的便利程度也影响着旅游者的意愿和偏好。

    此外，调查显示，随着中国旅行者经验越来越丰富，自由行成为更理想的出行方式。2017年，58.6%的旅行者希望通过自由行的方式出游。跟团旅游依然是重要的旅游方式，有三成游客选择，特别是出境游，约有一半的游客选择跟团。除了自由行、跟团游，定制旅游将在2017年迎来爆发式增长，10%的旅行者有意尝试定制旅游。

(摘自《2017中国旅游者意愿调查报告》2017年03月27)

材料二：云南是旅游大省，因为发生多起伤害游客的恶性事件，近年来饱受诟病。从4月15日起，《云南省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工作措施》正式施行，力图彻底解决旅游乱象。“五一”期间，由于一些热门旅游购物景点被要求停业整顿，同时旅游团项目数量大幅缩水，云南部分旅游经营者的业绩较往年也有所下降。虽然团费有所上涨，但游客体验满意度却在增加，刚从昆明游玩回来的李先生说：“全程没有导游强迫购物，我们玩得非常舒心。”

(2017年5月3日《经济日报》记者 郑 彬)

材料三：从自由行主题角度来看，50.7%的用户偏好文化体验游，而且该主题的旅游渐向20～40岁青年、中年群体拓展。可见，文化旅游渐渐受到旅客的追捧，市场空间不断扩大。2016年热销景区门票前十强中，以北京景区数量最多；同时，历史文化类占四成。随着文化旅游市场的迅速发展，促使历史文化类旅游这种具有文化教育意义的资源成为热门产品。

(摘自《2016年我国文化旅游行业发展现状和趋势分析》)

材料一：

    1月3日晚上，两位90后女主播在某平台直播手撕郭敬明和沈煜伦的书，双双称不读书也能赚大钱开跑车。在当晚的直播视频中，两个90后网红姑娘原本只是盘点近日收到的生日礼物，唯独对其中的书本不屑一顾，最后演变成为撕书直播，并表示读书没用，自己从来不读书，照样做老板开跑车，给自己打工的都是大学生。

    如今渐渐流传开的“读书无用论”，一是源于不少辛辛苦苦读书的年轻人，最后进入社会取得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不怎么读书的人多；二是源于读书多年，一朝进入社会，长大以后大部分知识内容都忘记了，读书又有何用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个外国网友的回答很有意思，“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吃下了许多的食物，它们中的大多数对我来说已经消失并忘记了，但我确定其中有一部分变成了我的骨血。我想，阅读也是一样的事情。”

    读书学知识，或许不能直接赚到钱，但是之所以还要学，不仅我们学，下一代还要学，是因为这些知识是正确的。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生活的世界很大，波澜壮阔、不可名状。

    所以，网红们读不读书真的不重要，“你”读不读书才重要。

（选自“红网”2017年1月4日）

材料二：

    “什么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近日，某位名人在演讲中的一句话一下子又成了网络热点话题。

    话说得有些极端，但放在演讲的语境里，也并无不可，无非是劝说年轻人在创新创业过程中要有胆量，不必唯学历是举。但舆论纷纷中，难免也有人把这番话进行歪解，有的甚至从而推演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读书无用。读了几年大学，还不如中学毕业就去做生意的同学，人家都有车有房了，自己却什么都没有……的确，这些年来，大学教育的日益普及让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如果把“有用”等同于物质上的成功，老实说，想通过读书上大学来实现“挣大钱”的确没那么简单了。同时，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也给普通人创造了很多人生出彩的机会，即使没有大学学历，只要敢闯敢干，一路坚持下来也能有不小的斩获。但这是否说明，我们就不需要读书了？其实，广义来说，读书是一个人获得知识、学会思考的长期持续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等同于换一个高等学历。读大学，不仅在于学习知识，作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储备“资本”；而且还有其更高的价值：养成终生读书的习惯，培养训练自我学习、教育并进步的能力。与其说大学教育教给学生的是具体专业的学科知识，不如说是一种可以受益终生的技能。读书的“有用”，就在于其丰富个人素质的“无用”之用。大学所带来的宏阔视野、丰盈见识以及价值观的塑造，其“回报”未必能用量化的金钱体现。读了大学，不代表马上就能实现“逆袭”，但不读大学或许更难华丽转身。它反馈于人的“好处”，未必能够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马上兑现，而常常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其中好处，需慢慢体会。

    当然，“读书无用论”的回潮也值得社会反思：我们的社会，通过知识获得上升通道的道路是不是变得更狭窄了？但无论如何，在这个越来越需要通过知识来创新发展的时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读书丧失信心。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材料三：

    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农村贫困地区大有市场。让人惊诧的是，却有极个别的农村走出了成百上千名大学生，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考名村”，除了薛屯村，媒体还报道过河南林州的梨园村、河北邯郸的王桃园村、山东平度的庄子村……那么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到底有多大的市场？这些村子为何能够如此重视教育？有何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借鉴？任何观念的形成，都有其内在逻辑。这些“高考名村”的村民并非毫无缘由地对教育“情有独钟”。除了贫穷、当地基层村组织格外重视教育等原因，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这些“高考名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出过几个大学生，他们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案例，促使后人争相效仿；再者，就是尽管贫穷，但这些地区的村民并没有外出打工，而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全力供应孩子读书，并时常向他们灌输教育改变命运的思想。要想彻底剔除读书无用论的土壤，需要教育部门在制度层面上，均衡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布，诸如在高校自主招生、校长推介制、名校联合招考等教育改革举措中，向农村考生重点倾斜，从而疏通贫寒子弟向上层流动的通道。这些“高考名村”所取得的经验，也在警示我们，要重塑贫困阶层对教育的信仰，既要树立和宣传正面典型人物，也要重点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3月1日）

材料一：

    近日，《2018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出炉。数据显示，十大“堵城”人均每天的通勤拥堵时间均超过了25分钟。其中，北京人均一生的通勤时长12325小时，按照每天工作8小时计算，相当于1541个工作日的时长全部在路上；北京人均一生堵车时长6260小时，按照每天工作8小时计算，相当于783天工作时间从早到晚全部堵在路上，也就是连续被堵在路上两年二个月。按照目前中国人76岁的人均预期寿命计算，一生中有3%的时间被堵在路上。

（摘自《2018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

材料二：

    机动车“限牌”与“限行”是目前大部分一线城市用于缓解交通压力、降低拥堵的常见手段之一，北京率先开始以“摇号”的方式限牌，辅以“限号”来缓解交通压力之后，上海、广州、深圳也相继加入到“限牌限行”的队列之中。但是从实施情况来看，效果并不理想。

比如北京市，摇号获得机动车号牌指标的概率之低已经成为了老生常谈，而外地车牌进京一年只能办12张限时7天的“进京证”，且在高峰期期间不能进入六环之内。广州市对号牌的规定则较为宽松，可以通过“摇号+竞价”两种方式获得机动车指标，而且广州的限外比较特殊，是划定限行区域针对外地号牌汽车实行“开四停四”，从制度上来看是比其它城市的限行似乎更加人性化。但是根据高德地图提供的数据，2018年广州的交通出行高峰拥堵延迟指数为1.911，已从2017年的第6位上升到第2位。也就是说更加“人性化”的“开四停四”并没能帮助广州改善市内高峰时间段的拥堵情况，广州市的交通拥堵情况还在持续恶化。

（摘自凤凰网《缓解交通压力为何“越限越堵”？全面限外真能解决拥堵吗？》）

材料三：

    推进绿色出行，解决交通拥堵，成为2018年多个地方政府智慧城市建设领域的重点。多个地方政府对于“十三五”期间的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指标有着明确要求，其共同特点是，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需要提高至60%以上。

在地面交通日益拥堵与城市可用地面积逐年成少的背景下，发展轨道交通成为不少城市的首选。从现有情况看，2018年各个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地铁建设仍然是交通基建领域定资产投资的资金主要流向之一。此外，在智能城市的建设背景下，通过先进的移动支付方式与传统的公交、地铁相结合，可以增加城市居民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比例。除公交地铁外，共享单车是“绿色出行”的另一种方式。从共享单车的日均使用量这一数据观察，可以发现共享出行方式受到了城市居民的热捧。以深圳市为例，89万辆共享单车在2017年的单日使用总量达到了543万次，平均每辆车的日均使用频率为6.1次。

（摘自《绿色出行趋势报告：多地明确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目标》）

材料四

    今天，当我们的汽车越来越智能，当我们在憧憬以后可以取代掉人类驾驶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到道路的基础设施也必须要跟着变，也必须要进行改造。即使是从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的角度讲，改造基础设施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自动驾驶的汽车很多都是需要依赖极其昂贵的激光雷达来实现，这个激光雷达如果每一辆车都配一个，每一辆车的成本都会增加十万块钱。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激光雷达配在道路上，很多的车其实就可以共享这个激光雷达，成本就会大大下降。新的基础设施需要有新的思维方式。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随着汽车越来越智能，以及随着我们相应基础设施的升级和换代，道路拥堵的状况应该是可以得到大幅度改善的。

（摘自百度CEO兼董事长李彦宏在2018年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上的讲话）

漫说姓名文化

    当我们热热闹闹地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我以为，我们其实遗忘了最大的一笔遗产——姓名文化。姓名文化经数千年积累演变，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文化系统，蕴涵着丰厚的人文信息、民俗资源、历史积淀、社会符号、文明指向、思想意趣、家族身份、修养成果。这一文化系统不但影响了其他民族，而且辐射至周边地区。

    人人都有自己的原初之根、文化之根。这个根是民族、国家和籍贯不能替代的。我们的5000多个姓氏，大多源于上古，几乎都存有自己的起源故事和嬗变历史。从先秦姓与氏的“别婚姻”“别贵贱”，到秦汉的姓氏合一，再到中华民族大家庭内许多民族纷纷采用汉姓，每个姓都是一部历史。

根的意识曾是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根的文字载体就是绵延不断的谱牒，根的终极意义是宗亲归属感。从前，谱牒和宗亲的广博关怀可以让千里之外的人也互为依托；现在宗亲仍可以令个人与家庭在茫茫人海中，在生疏的大千世界里，寻求到一份精神的慰藉.这宗亲早已不是血缘之亲，而是一种天然存在的横向联系。

在浓浓的姓氏文化熏陶下，不管走到哪里，仰望“四知堂”的匾文，我们就知道了主人姓氏的归属；远远看见“陇右名望”，我们就明白了这一村的大姓是什么。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寄身于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无形的姓氏文化则保存在有形的匾额和石刻里。

我们的人名文化历史也很悠久，内涵更为丰富。从商代的干支入名，到后来的“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入名的禁忌；由春秋战国时期打破禁忌，好以贱丑隐疾为名，再到西汉以后尊崇圣洁文雅为风尚；从新莽禁用双字，到南北朝盛行二字；由唐宋时期形成的以辈次命名，再到清乾隆钦定孔子后裔辈次用字30个，不但组成了绵延不绝的人名历史，也在人名的走向转变中显示了我国历代的官风民俗。人名文化还包括字、号，还有学名、小名、诨名，互补互衬，传递出长辈的期待、自己的志向和旨趣。

    我们的人名文化最讲究避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是避讳的基本原则，反映了我国文化传统的道德观念。其中，家讳、内讳是家庭之避讳，国讳、宪讳、圣讳，属于社会之避讳。在避讳中，嫌名，即避字音同或字音近之讳，最为普及。避讳的方法有改字、空字、缺笔、换音。那个时代，家讳这一显示民族伦理精髓的避讳最为顽强。

    姓名文化，作为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一种活的传承，而这传承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传承的载体，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对其兴衰负责。如何传承我们的姓名文化，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每个人思考。

背叛炊烟

胡宗波

“背叛”炊烟，需要勇气。

生活在鄂西南山区的人，似乎从出生之日起，就已被命运圈养在了重重大山怀抱里，整日里要和炊烟相依为命。

或许是命运的驯化，温顺的山区人顾家，更恋家。每天，村人执拗地在炊烟上挂满家的味道，倔强地把炊烟定格成为家的方向。一天天，一年年，炊烟被雕琢成了人们心灵的归宿，剪不断，理还乱。很多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走出炊烟划出的半径。

靠山吃山，靠山烧山，这是人类生存的不二法则。

人们要想烧熟一日三餐，烧旺日子，离不开添柴加火。为了孵化出炊烟，在每家每户的日常规划中，砍柴可不是小事。人们清楚，谁懈怠了砍柴，谁就是和日子过不去，必将遭到肚子的报复。我一直认为，我是炊烟喂养大的。少时的我，对炊烟的惦念近乎痴迷。甚至刚吃了饭，就挂念起了炊烟，盼它早点站在屋檐上，手搭凉棚，呼唤我的乳名。

在我眼里，炊烟就是宣布吃饭的口令。

在那个饥肠辘辘的年代，对于还是个孩子的我来说，食物散发出的诱惑，无疑令我无法抗拒。至于下顿将着落在哪儿，我大抵是不会去理会的。我心里只有炊烟。发展到了最后，就算全村的炊烟同时升起，哪一道炊烟是自家的，我能一眼分辨出。

那时，炊烟不仅滋润了我的肠胃，也滋润了我的梦。

可我从来不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相反，我回报给炊烟的，大多是怨，是恨：恨它营养不够丰富，恨它花样太过单一，更恨它有时还填不饱我肚子。

与我对炊烟的矛盾态度相比，父母从来怀着一颗虔诚之心。他们能看懂炊烟的表情，也能读懂炊烟的语言。炊烟生病了，父母精心呵护着，助它早日康复；炊烟失落了，父母安慰开导着，帮它尽快振作。炊烟有灵性。虔诚的心，换来了炊烟的信任。它配合着父母，苦苦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日子。

然而，在父母虔诚的背后，其实也蜷缩着一颗不安分守己的心。父母领着我在日子里摸爬滚打的同时，矢志不渝送我去读书。他们已领教了日子的苦。他们不想将这种苦留成“财产”，等我去继承。为了孩子长远计，父母替我谋划着对炊烟的“背叛”。

⑬背叛，是需要勇气的；勇气，则需要成本。为了抵抗不断膨胀的生活，搀扶起勇气，父母几乎把腰弯得和大地平行，瞪大疲惫的眼睛，在日子里翻拣着能对抗生活的元素。其间，父母还要顶住村人随手扔来的冷嘲热讽。那大都是些认为读书没用的村人。他们将自己的讽刺和挖苦当“礼物”，总是不失时机地免费赠送。

父母是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向导。站在父母的“背叛”上，我把父母的期望打包，系在肩膀上，在“背叛”的道路上愈走愈远。若干年后，我彻底“背叛”了炊烟，走出了乡村。

在异乡，任我踮脚眺望，却看不到一丝炊烟。内心的空虚惆怅如同滚着的雪球。

⑰在炊烟的浸泡里长大的人，炊烟就是他的根。一个人，一生里烙印着三条根，那是从国别、地域、家庭三者文化差异中沉淀出来的。“背叛”了炊烟，就斩断了地域和家庭这两条根，我这一生，注定将处于失根后的无根状态。这时，在记忆里存活的新鲜炊烟，仿佛一封封家书，用眼眸盖上思念的邮戳，不时呼唤着我回去。

每一年，我都会回故乡，只为亲手摸摸升腾的炊烟。摸着它，我才能暂时找回丢失已久的乡音，才能短暂回收久违了的内心踏实。，

这些年，每次回去，家乡都有变化。村人的生活水平真正像是芝麻开花。在欣慰的同时，我却觉得与故乡又生疏隔膜了几分。现代化的炊具，不断打压着炊烟氤氲的范围。我希冀的炊烟，越发地单薄瘦削。

尽管，那些还对炊烟心怀感恩的人，就像我父母，还忍受着烟熏火燎，顽强地坚守着，但他们培育的那点炊烟，不过蚍蜉撼树。

我知道，终有一天，故乡会被膀阔腰圆趾高气扬的现代化日子改写。

我也知道，总有一天，我再也看不到炊烟。

我更知道，一缕缕炊烟，终会在我记忆的窖藏中酝酿成一种乡愁，继而在我的记忆里，站成一道道风景，更站成一位位亲人。

背叛，总是要付出代价。没有了炊烟，也就失去了故乡，再也没有远道而来的消息，能把一种叫幸福的感觉催生。

失去了炊烟，我们注定还有别的希望。

《人民日报》（2014年9月24日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