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文化举世闻名，不仅在于酒本身，更因酒所生发出的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礼”与“情”。这其中，杯作为饮酒器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古代的酒杯名称众多，造型各异。最初通称“爵”，后常称“觞”，再后“觞杯”同称，到唐宋则多称“杯”了。

    酒文化中的“礼”，往往表现在祭祀和宴饮，这在先秦乃至秦汉时最为突出。商周两代，青铜制作的饮酒器属于礼器，有爵、觚、觯、角等，容量不同，等差有序，使用时有严格的尊卑之分。在宗庙举行祭祀，因祭祀者身份地位不同，所持的饮酒器也不一样。尊者举觯，卑者举角，礼也。所谓“长者举未釂，少者不敢饮”，“公卒爵，然后饮”，亦礼也。在进食之礼中荤素菜肴和酒浆要放在一定的位置。《管子•弟子职》称，弟子事师，饮时进食，陈膳毋悖，其中也有“左酒右浆”的规定。古人分食，一人一份，所以陈膳能够定下常规。现在宴席杯筷盘碟仍需摆置有序；客人总在主人敬酒之后动杯；而主人敬酒，每每先干一杯，这还能看出酒文化的遗风。有些汉字特用于祭祀或宴饮时的行为和动作，既表示礼，又形成仪。如“寿”字，《史记•武安侯列传》记载，武安侯娶燕王女为夫人，设宴，“饮酒酣，武安起为寿，……已魏其侯为寿”。这是主人和宾客先后为大家斟酒。又如“釂”字，《汉书•游侠郭解传》中记“解姐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釂，非其任，强灌之”，是强迫人家喝干杯中酒。如今斟酒偶言“上”，犹有古意；釂改称“干”、“干杯”了。

    酒文化中的“情”，文人借杯流露得最为透彻，尤其是其中的闲情和苦意。闲情时，握杯享受，自有一番乐趣。这中间不需渲染，逸致自然。陶渊明“一觞虽自进，杯尽壶自倾”；李白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不缠琐事，不涉流俗，确是凸显了闲情。白居易《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似更胜一筹，更见闲趣，耐人寻味，其诗句平淡，却透着一股深情。苦意时，残杯在手，又是一种滋味。残怀，指尚余剩酒的杯子。这剩酒或为盛宴弃余，或为独饮罢酌，用一“残”字多有伤感之情，几乎成为命运多舛、坎坷人生的倾诉，也往往体现出当时凄楚的情景。酒文化中的“情”多半在残杯中感人至深。杜甫曾在长安困守10年，《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直抒胸臆，把误身受辱的遭遇和创伤写得极其悲慨，却又无可奈何。其中两韵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只杯，与白居易雪夜邀饮的杯相比，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苏东坡、李清照等人写到残杯，有窘况，有怀念，却不像杜甫那样实实在在，使人难堪，而情感的起伏则比杜甫深沉得多。这又是酒文化中另一种回荡人心的“情”，杯成了当时情景的见证，凄之，惨之，怜之，惜之，都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摘编自朱启新《酒文化中的杯》）

全面认识传统文化的内涵

田青

    复兴中华民族的“中国梦”，必须要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开始。因为一个中断了历史和传统的民族，不可能仅仅依靠全面“移植”外来文化而再现属于自己的辉煌。而全面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则是认识、学习、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第一步。目前，很多人把中华传统文化等同于儒学，而且只讲典籍，这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窄化和不全面的认识。我曾经把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概括为“三根柱子两层楼”。

    大家都知道最简单的物理原理，不能少于三根柱子才能撑起一个物体，所谓三足鼎立。支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根柱子就是儒、释、道。这三者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所谓“以儒济世、以道修身、以佛养心”，儒释道三者在构成中国人的人格方面是分工不同，各有侧重，但缺一不可。

    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读书人要“为天地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每个家长让孩子读书的时候都希望孩子有出息，在中国人看来，最大的出息莫过于治国平天下。

    中华传统文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佛教。佛教进入中国有2000年，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大超过许多人的认识，如果从我们现存的汉语当中去掉佛教传来的语言，我们恐怕就不能说话了。为什么？汉语中很多都是佛教中传来的词。比如我们常常说的“世界”这个词就是佛教词汇。我们引以为豪的中国古代雕塑，从敦煌、云岗、龙门，到乐山大佛，大部分来自佛教，如果不讲佛教雕塑的话，中国几乎就无法撰写雕塑史。

    儒、释、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三根柱子”，“两层楼”上面一层的文化是由文人创造的精英文化，包括孔、孟、老庄，唐诗、宋词、元曲……其共同载体是汉字，是借汉字传承的中华文化。一提传统文化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些，但是很多人常常忽略了楼下还有一层。这个底层不是低下的意思，其广大，其高远，其丰富，其精彩，都超出许多人的想象。这部分文化的载体是语言，即主要由口头传承的文化，其特点就是口口相传，与以文字为载体的精英文化不同，包括传统戏剧，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手工技艺，民俗、节日等等都是。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中华民族而言，是“根与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DNA，是我们民族的标识和符号。我曾经在一个大学讲课的时候请学生们设想一下：在传统社会，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子弟，不识字，甚至只有一个乳名，他是传统社会中几亿人中的一个。但是，他不但知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知道勤俭持家，还知道孝顺父母，知道“二十四孝”故事，甚至，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他会挺身而出，知道“精忠报国”！他虽然一字不识，但是他会给你滔滔不绝地讲杨家将，讲岳飞传，他知道赵子龙，知道关云长，也知道秦桧……他爱恨分明，有强烈的道德感，邻居家有谁不孝顺父母他会谴责，会不齿！请问：他从哪里知道的忠孝廉耻？从哪里知道的仁义理智信？他听说书，他看戏，他过传统节日！他在这些丰富的，和中国人的生活融为一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不但建立了深层的道德感，有了生动的历史知识，还有了一个“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就是这些使每一个中国人保持着他的基本人格，他会健康地度过一生，他会用同样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子女，从而保持了中国社会千百年来基本的结构和文化的传承。

    5000年的历史为我们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30年的改革开放给了我们更多的东西，既为复兴传统文化打下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也在现代化、城镇化的进程中出现了把传统视为陈旧、落后、“土”的东西迅速抛弃、抹掉的现象，只有把中华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全部内容充分认识，认真总结，才能找到我们自信与自豪的支点，抛弃自卑与自残的思想与行为，在不断反思中前进，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

（2015年12月04日 《光明日报》）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人们在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的杂居，以及“拟态环境”对文化空间的重构，导致了知识在获取、存储、交流、再生产等诸多环节发生深刻变化。如何面对由此带来的挑战成为摆在广大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大数据时代首先带来了传播话语权的迁移。在印刷时代，知识分子常常是报纸书籍等纸媒话语权的拥有者。比如，民国时期的《新青年》、《新潮》、《语丝》、《晨报·副镌》等报刊，其编者常常具有大学教师、编辑、作家等多重身份，这为他们重构文化空间、进行文化启蒙打下了重要基础。而在大数据时代，由于媒介身份和教育身份的分离，当今学者难以形成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文化话语权逐步从传统学者移至媒介巨头，尤其是以电视、网络等现代传播手段为代表的传媒机构。无论如何，大数据重构了文化传播的空间形态，也打破了原有的话语体系平衡，缔造出新的话语权分布，进而带来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作为掌握媒介话语权的传媒机构如何重塑文化价值空间？从目前看，媒介文化产业正迅速崛起、快速发展，但由于从业人员的芜杂，资本力量渐渐成为传媒文化的主宰。特别是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文化的价值向度被严重剥落。不仅如此，媒介偏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印刷文明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而大数据不仅用视像渐渐取代传统文字，还使信息变得海量且混杂无章，这导致公众话语变得散乱无序。正如尼尔·波兹曼的喟叹：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因此，在大数据时代，广大学者必须积极应对文化空间和教育背景的深刻变化，特别要处理好“为学”及人文教育等问题。

    就为学而言，在印刷媒介时代，藏书、购书与纸媒阅读常常是文人学者为学的主要方式。民国时期，学者家中的藏书一般都要超过上万册。而在大数据时代，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查到各地的藏书状况及学习资源，国内外开放的网络数据资源使知识获取更为便捷迅速。数字化出版的崛起更是重新塑造了人们的交流方式、交流对象和文化传递模式。在知识的存储上，电子图书具有纸媒所不具备的携带方便、易于查询等长处，实现了从古昔的汗牛充栋到当今的大容量可移动介质的重大转变。在知识的交流上，网络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交流机会，E-mail、博客、微博、论坛、微信等网络平台已经成为日常交流的重要方式，而知识的分享、交流和传递也更为迅速和便捷。在知识的再生产上，海量网络资源为人们的书写记录提供了重要平台。由此可见，大数据时代的“为学”方式较纸媒时代已经发生很大改变。随着“数字鸿沟”的不断拉大，广大学者除了要秉承传统的为学精神，还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获取及交流方法，使自身的学术研究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选自《大数据时代：重构文化空间的人文向度》，有删改）

狼叫

甘应鑫

    三只羊乡的光棍表叔秃顶那年，刚过56岁，随村里人去市火车站当临时搬运工。

    有一天，路过站外一处垃圾堆，忽然听见婴儿啼哭，觉得蹊跷，揭开脏包一看，是女婴，已经生命垂危。他心软了，说：“天送的，我收养了。”最后牢牢地抱了回去。

    转眼十年过去。养女吃着百家饭，纳着百家福长大了，而表叔已不经熬，刀耕火种，骨瘦如柴，又害眼疾，为了养女上学，多攒点钱，上山采药又摔伤腰椎，差点见阎王。

    当年表叔家日子过得实在太苦，餐餐清汤寡水，顿顿眼泪水泡饭。父女俩去赶集，村民指指点点，句句戳心。有夸他行善添寿，有骂他窝囊造孽，自己吃不饱肚，还捡个小孩养……表叔听过苦笑一声，便默不吭声，照旧当成亲生的养。

    最近几年，乡政府抓精准扶贫，划拨出专款补贴，鼓励村民自筹资金挪窝，到乡里建洋房，表叔拿不出足够自筹款建房，一直与山相依、以水为伴。

    以往，村里人能关照则关照他，如今人畜搬走，他就成了单身独户，住在村东山脚下一栋毛南族木楼，上面住人、下面养牛。逢上刮风下雨，烧瓦裂缝漏雨，房梁摇摇欲坠，有时还掉落下蛇鼠，住得心惊肉跳。好在，乡干部经常来慰问，又帮他落实贫困户补助金、五保供养金、农村低保金，生活改善了，心坎压的石头也落地了。

    村上生源少，小学教学点早就撤销，邻近村小学和初中，合并为乡九年一贯制学校。方圆二十多公里内的小孩，得走路去乡里读书。表叔家去乡小学，步行至少一个小时方穿过雾气笼罩的莽莽森林，途中一段险滩要趟过小溪，一段险路要从悬崖巨石间挤过去。这里山高水深，荒无人烟，却一点也不寂静，鸟鸣兽啸，奇香弥漫，连大人都惧怕，嫌远，更何况小孩；所以家境好的小孩转学，家没钱的小孩，有的就辍了学。养女想退学，表叔对养女说：“凭一口气，点一盏灯，有我吃就有你吃，你要念好书，争口气！”然后卖掉了家畜。从此，天麻麻亮养女又出门上学，放学又随着星辰到家。

    有一天傍晚，养女放学路过老坟山，乌鸦乱叫，她见一堆新坟招魂幡下，猛蹿出一只白兔，吓得她背脊发冷，中邪似的絮絮叨叨一晚胡话。另一夜，一群野猪又把表叔家稻田拱得颗粒无收。打那以后，表叔为给养女壮胆，想出一个护身秘法，并教会她：学狼叫。

    过了这么多年，又听见狼叫了，消息传开去，人们觉得怪。

    记者们驱车到了乡里探秘，不少人说亲眼见过狼。看见她牵牛出门，记者好奇地问：“山里有狼，你不怕吗？”她苦笑答：“不怕，我有办法对付狼。”记者一愣，是小瞧了女孩，瞪大眼一瞄，女孩天生一双鸳鸯眼，眼珠子左边幽蓝色、右边褐橘色，一眨一眨，璀璨，勾魂。记者问：“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她鼻子有些酸，说：“去打工赚钱，照顾爸爸。”在一旁的表叔听了搂住养女无声地抹泪。表叔边招呼记者坐下吃五彩糯米饭，边烧水泡茶，说：“小女从上小学起，成绩在年级里数一数二，非常懂事乖巧，平时放学回家，就主动做家务……”

    记者们蔫头耷脑钻进密林，喘气爬上磐石，忽听见山崖背后“嗷呜——嗷呜——”的哀声与风声从极远之地呼啸而来，在人迹罕至的山谷间激荡，那声浪足以将人掀下山崖。记者们疑心是风声作怪？是狼嗥？是人喊？

    记者们走后，清明阴雨就来了，断断续续，没有放睛过，偶尔还打几个炸雷，屋顶上的瓦被震落下来，门前一株古树被劈开了花。万幸的是，石楼没塌，父女俩躲过了一难。

    表叔没想到，过完分龙节不久，乡政府忽然安置他去了一家养殖场帮忙；还为他养女找到寄养家庭，是一对没有孩子且富裕的中年夫妇。

    终于，三只羊乡里没了狼叫。

（2017年9月28日《河池日报》）

    古人所谓意象，尽管有种种不同的用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必须呈现为象。那种纯概念的说理，直抒胸臆的抒情，都不能构成意象。因此可以说，意象赖以存在的要素是象，是物象。

    物象是客观的，它不依赖人的存在而存在，也不因人的喜怒哀乐而发生变化。但是物象一旦进入诗人的构思，就带上了诗人主观的色彩。这时它要受到两方面的加工：一方面，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淘洗与筛选，以符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趣味；另一方面，又经过诗人思想感情的化合与点染，渗入诗人的人格和情趣。经过这两方面加工的物象进入诗中就是意象。诗人的审美经验和人格情趣，即是意象中那个意的内容。因此可以说，意象是融入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

    例如，“梅”这个词表示一种客观的事物，它有形状有颜色，具备某种象。当诗人将它写入作品之中，并融入自己的人格情趣、美学理想时，它就成为诗歌的意象。由于古代诗人反复地运用，“梅”这一意象已经固定地带上了清高芳洁、傲雪凌霜的意趣。

    意象可分为五大类：自然界的，如天文、地理、动物、植物等；社会生活的，如战争、游宦、渔猎、婚丧等；人类自身的，如四肢、五官、脏腑、心理等；人的创造物的，如建筑、器物、物饰、城市等；人的虚构物，如神仙、鬼怪、灵异、冥界等。

    一个物象可以构成意趣各不相同的许多意象。由“云”所构成的意象，例如“孤云”，带着贫士幽人的孤高，陶渊明《咏贫士》：“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杜甫《幽人》：“孤云亦群游，神物有所归。”“暖云”则是带着春天的感受，罗隐《寄渭北徐从事》：“暖云慵堕柳垂条，骢马徐郎过渭桥。”“停云”却带着对亲友的思念，陶渊明《停云》：“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辛弃疾《贺新郎》：“一樽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由“柳”构成的意象，如“杨柳依依”，这意象带着离愁别绪。“柳丝无力袅烟空”，这意象带着慵倦的意味。“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这意象带着诗人早朝时的肃穆感。同一个物象，由于融入的情意不同，所构成的意象也就大异其趣。

    诗人在构成意象时，可以夸张物象某一方面的特点，以加强诗的艺术效果，如“白发三千丈”“黄河之水天上来”。也可以将另一物象的特点移到这一物象上来，如：“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长有归心悬马首，可堪无寐枕蛩声。”这些诗都写到“心”，心本来不能离开身体，但李白的“愁心”却托给了明月，杜甫的“故园心”却系在了孤舟上，秦韬玉的归心则悬在了马首上。这些意象都具有了“心”原来并不具备的性质。

    诗人在构成意象时，还可以用某一物象为联想的起点，创造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李贺诗中的牛鬼蛇神大多属于这一类。火炬都是明亮的，李贺却说“漆炬迎新人”，阴间的一切都和人间颠倒着。“忆君清泪如铅水”，铅泪，世间也不存在。但既然是金铜仙人流的泪，那么当然可以是铅泪了。

    总之，物象是意象的基础，而意象却不是物象的客观的机械的模仿。从物象到意象是艺术的创造。

（摘自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