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志。

    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等等。希望中国和各国学者相互交流、相互切磋，把这个课题研究好，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一道造福人类。

    习近平指出，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应该注重坚持以下原则：一是要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二是要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三是要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四是要科学对待文化传统。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唯我独尊。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正确取舍，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搬套用。

    国际儒学联合会会员、理事，国际儒学相关学术文化团体，国际友人及中国各界代表700多人出席了开幕式。

（摘自中新社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并讲话》）

材料二：中共中央政治局2013年12月30日下午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习近平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

    习近平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既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要让整个世界都听到中国文化的声音。

（新华社2013年12月31日报道《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材料三：近些年来，《弟子规》一书大行其道，在各地学校、媒体中受到大肆追捧，成了读经热中最著名的文本。在我看来，《弟子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误读，丢失了源初儒家“当仁不让于师”的进取精神等很多珍贵而有活力的东西。《弟子规》或许能教出老实听话的孩子，但却很难培养出一个孩子健全的人格。“青年人在这种管束之下，有的不自觉地便驯致颓唐。”培训奴性十足的驯服工具，还是培养独立自主的公民，这是前现代教育和现代教育的分水岭。

    《弟子规》只是一个例子。时下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令人欣喜，但也正如一位教授所说，要解决“教什么，怎么教，谁来教”的问题。

（摘选自2014年10月18日《新民晚报》裴伟《小议＜弟子规＞》）

材料四：昨日，在上海长宁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诵读》系列教材的第一册与学生见面。

    “两年来，编写组先后三次修改编写体例，十易其稿，诸多精通文史的高校学者、中小学优秀教师等专家和一线教师参与其中。”上海教育音像出版社社长夏德元介绍说，系列教材用学生喜闻乐见的诵读形式加强对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选文循序渐进，内容精挑细选，解说通俗易懂，兼顾《弟子规》《三字经》等传统蒙学教材、经典古诗词篇章以及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文章。

（2014年11月1日《文汇报》报道《上海推出传统文化经典诵读教材》）

材料一：

    “什么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近日，某位名人在演讲中的一句话一下子又成了网络热点话题。

    话说得有些极端，但放在演讲的语境里，也并无不可，无非是劝说年轻人在创新创业过程中要有胆量，不必唯学历是举。但舆论纷纷中，难免也有人把这番 话进行歪解，有的甚至从而推演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读书无用。

    的确，这些年来，大学教育的日益普及让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如果把“有用”等同于物质上的成功，老实说，想通过读书上大学来实现“挣大钱”的确没那么简单。同时，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也给普通人创造了很多机会，即使没有大学学历，只要敢闯敢干，一路坚持下来，也能有不小的斩获。但这是否说明，我们就不需要读书了？

    其实，广义来说，读书是一个人获得知识、学会思考的长期持续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等同于换一个高等学历。读大学，不仅在于学习知识，作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储备“资本”；而且还有其更高的价值：养成终生读书的习惯，培养训练自我学习、教育并进步的能力。与其说大学教育教给学生的是具体专业的学科知识，不如说是一种可以受益终生的技能。读书的“有用”，就在于其丰富个人素质的“无用”之用。大学所带来的宏阔视野、丰盈见识以及价值观的塑造，其“回报”未必能用量化的金钱来体现。

    读了大学，不代表马上就能实现“逆袭”，但不读大学或许更难华丽转身。 它反馈于人的“好处”，未必能够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马上兑现，而常常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其中好处，需慢慢体会。

    当然，“读书无用论”的回潮也值得社会反思：我们的社会，通过知识获得上升通道的道路是不是变得更狭窄了？但无论如何，在这个越来越需要通过知识来创新发展的时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读书丧失信心。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材料二：

    1月3日晚上，两位90后女主播在某平台直播手撕郭敬明和沈煜伦的书，双双称不读书也能赚大钱开跑车。在当晚的直播视频中，两个90后网红姑娘原本只是盘点近日收到的生日礼物，唯独对其中的书本不屑一顾，最后演变成为撕书直播，并表示读书没用，自己从来不读书，照样做老板开跑车，给自己打工的都是大学生。

    如今渐渐流传开的“读书无用论”，一是源于不少辛辛苦苦读书的年轻人，最后进入社会取得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不怎么读书的人多；二是源于读书多年，一朝进入社会，长大以后大部分知识内容都忘记了，读书又有何用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个外国网友的回答很有意思，“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吃下了许多的食物，它们中的大多数对我来说已经消失并忘记了，但我确定其中有一部分变成了我的骨血。我想，阅读也是一样的事情。”

    读书学知识，或许不能直接赚到钱，但是之所以还要学，不仅我们学，下一代还要学，是因为这些知识是正确的。

    所以，网红们读不读书真的不重要，“你”读不读书才重要。

（选自“红网”2017年1月4日）

材料三：

    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农村贫困地区大有市场。让人惊诧的是，却有极个别的农村走出了成百上千名大学生，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考名村”，除了薛屯村，媒体还报道过河南林州的梨园村、河北邯郸的王桃园村、山东平度的庄子村……那么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到底有多大的市场？这些村子为何能够如此重视教育？有何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这些“高考名村”的村民并非毫无缘由地对教育“情有独钟”。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这些“高考名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 就出过几个大学生，他们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案例，促使后人争相效仿；二是，就是尽管贫穷，但这些地区的村民并没有外出打工，而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全力供应孩子读书，并时常向他们灌输“教育改变命运”的思想。

    要想彻底剔除读书无用论的土壤，需要教育部门在制度层面上，均衡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布，诸如在高校自主招生、校长推介制、名校联合招考等教育改革举措中，向农村考生重点倾斜，从而疏通贫寒子弟向上层流动的通道。这些“高考名村”所取得的经验，也在警示我们，要重塑贫困阶层对教育的信仰，既要树立和宣传正面典型人物，也要重点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3月1日）

抗战十四年，修改有深意

    2017年春季教材将全面落实“14年抗战”概念。

    教育部表示，教材修改要求将“8年抗战”一律改为“14年抗战”，以全面反映日本侵华罪行，强调“九·一八事变”后的14年抗战历史是前后贯通的整体，并要求在课程教材中予以系统、准确的体现。

    教育部要求在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主要是将从1931后“九·一八”事变开始至“七七事变”之前东北军民的六年抗争也包含在“抗日战争”这一历史概念中。

    这一修改可以说是对抗战问题认识的巨大进步，也更为符合历史事实。“九·一八事变”不仅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人民反杭侵略者的开始。首先，中国抗战第一枪在1931年沈阳北大管就已经打响；第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30万东北抗日联军在1931年至1937年之间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抵抗，付出了大量牺牲，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在1931年至1937年间，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就在积极部署抵杭，9月19日还发表抗日宣言，东北义勇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壮大成为东北抗日联军，发动广大民众参加抗战。在此期间，国民党方面也有东北军余部继续进行对日抗战，还有十九路军参加的淞沪抗战也属于其中的一部分。确立“十四年抗战”，无疑有利于全面有效还原我国当年抗日战争的基本历史事实。有助于消除此前人们在认识上的混乱，同时更是对历史真实的尊重。

    14年抗战史能够最大程度地将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流血牺牲的烈士，囊括到民族英烈的范畴中来，这更是对民族脊梁、抗战英灵最重要的告慰和尊重。8年抗战不能将为民族而战的大量英烈包含在内，特别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他们在最艰苦的环境中流血辆牡，“南有杨靖宇，北有赵尚志”，世界闻名，特别是我们的国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这些不被算作抗战历史，是极大的不公，东北军民对抗日战争的巨大付出应该得到重视，这是对所有为抗目牺牲的仁人志士的最大敬畏和尊重。

    这一新的历史界定，也粉碎了一些海外势力扭曲“8年抗战”与“14年抗战”之间有机联系，他独断地抹杀中国共产党作为民族中流砥柱的不良居心。在国际上长期存在着一种历史偏见，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的重要历史地位严重认识不足。英国历史学家米特在《被遗态的盟友：中国抗日战争》一书中对这种偏见也提出过批评，14年执战史的正名，有助于唤醒国际认知，进一步敦促各界继续接近历史真实，公允面对中国人民做出的重大牺牲。

    同时，14年抗战史的书写，也有助于国内国际抗战史研究领城能够更好地进行对接，譬如日本著名学者江口圭一与家永三郎等，都将中国抗日战争起点定位于1931年。这样的呼应是对日本国内勇于正视历史、反省罪行的有识之士的一种肯定，有助于警醒各国牢记历史、珍惜和平。

（《人民日报》2017年01月12 日09版，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中，8年抗战是指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的全面抗战；14年抗战则是指从1931年“九·一八事史”爆发后开始的抗战，包含了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两个阶段。——腾讯网

②中国人民的抵抗从1931年开始就没停止过。东北的抗战不仅是东北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抵抗，更是中华民族持续不断、不层不挠的抗争，都应该计入抗战的史册。这一时间跨度的增加，是对中国人民连续一贯，脉络清晰的抗战历史的一种恢复和升华，“14年抗战”这个概念更具有科学性、历史性、原则性与现实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汤重南

材料一：

    中国现代化实践因其强调协调经济与环境关系、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赢而具有明显的“生态现代化”取向。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开辟排污权交易市场、推动环保产业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中国环保产业在技术水平、产业规模、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等方面都还有很大的不足。整体上，转型时期的市场经济对于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似乎不能被过高估计。此外，以环境NGO^①为主体的公民社会的成长在促进环境宣传教育、推动公众参与、改进环境治理等方面，也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作用程度依然有限。

    中国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第十二个和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在这些规划纲要中除了明确提出“加快改善生态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目标及其工作安排外，还设置一些重要考核指标。实践证明，这些指标对于政府和经济主体的行为构成较为有效的约束。

    此外，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全国发展的统筹协调，强调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中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

（节选自洪大用《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生态现代化—以环境社会学为视角》）

【注】①非政府组织英文缩写。

材料二：

【注】“十三五”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对污染企业和污染源的整治力度，在政策的推动下逐渐加大财政保障力度。预测到2020年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有望达到2.25万亿元。

（选自陆澜清《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规模及环保细分市场前景分析》）

材料三：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将“美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特征，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实现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完全对应，也是针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出的战略安排。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环境问题的出现，根本原因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环境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还是要靠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的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要做到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发展什么。现在，人民需要生态产品，就必须把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作为发展应有的内涵，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节选自人民网《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材料四：

    英国从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度，到今天重现蓝天白云，成为空气治理成功的典型。半个世纪英国是如何改善空气质量的？

    以20世纪90年代为划断，之前，英国政府采取的是“应对式”空气污染治理，空气污染立法大都是在具体污染事件出现后，针对具体污染物才颁布相关法律；之后，英国认识到应对式空气污染治理的种种弊端，继而提出“整体式”空气污染治理。从政府层面，英国中央政府一方面提供宏观的战略指导，提出全国空气质量的目标，规划审查和评估全国范围内空气质量的步骤，划分空气质量管理区域，并辅以各种政策文件进行指导帮助；一方面给出相对微观具体的信息指导和技术指导，为地方政府治理空气污染的具体行动提供帮助。另一个重点在于地方政府，英国地方政府通过实施大量的合作来开展对空气污染的整体治理，这种合作既包括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也包括邻近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还包括政府与社会团体的合作。

（节选自蔡岚《空气污染整体治理：英国时间及借鉴》）

材料一：

    中国社科院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编撰的《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公布了一组数据，意味着“十三五”脱贫攻坚首战告捷。回看历史，以7亿多贫困人口为起点，中国在这场战役中已经艰苦奋战将近40年；面向未来，到2020年，中国现存几千万贫困人口将全部脱贫。有目标、有思路、有举措，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脱贫战争中，中国成绩斐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2016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4335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指的是低于贫困线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下降到4.5%。

    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快，这么大规模的减贫。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对此，《纽约时报》评价，极端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主要应归功于中国取得的经济进步。《赫芬顿邮报》则指出，世界减贫成绩“最大的功劳来自中国，归功于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政府在改革方面做出的努力”。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二：

    集“老、少、边、山、穷”于一体的广西，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当下，广西正蹄疾步稳行进在精准扶贫路上：2016年投入1 60多亿元发展产业；建成2万多公里通达村屯的道路基础设施，推动旅游扶贫；特色种养富民兴业；金融措施激发贫困户致富内生动力……

2016年，广西全区减少贫困人口111万人，减贫人数全国第一，减贫速度25%，列全国第二，943个贫困村和4个贫困县脱贫摘帽。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扶贫办主任蒋家柏介绍，全区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755万人减少至201 6年末的34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8%降至7.9%。2017年，广西立下军令状：70万贫困人口、900个贫困村和6个贫困县计划脱贫摘帽。

（摘编自《精准脱贫路越走越宽阔》）

材料三：

    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指出，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他说，我国坚持分类施策原则，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并特别指出了“五个一批”脱贫手段。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杨多贵认为，消除贫困在于执政者的责任感和决心。中国政府不仅有坚强的决心，还能够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全力推动扶贫攻坚工作。

（摘编自新华社2015年10月17日讯）

材料四：

    贫困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公里”，是我们全民都必须参与其中的“战斗”。但是在一些文化落后的地区，还有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意识。他们或是每天“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不求进取，安于现状，“等靠要”思想严重；或是自身没有技术、资源、劳动力等，只能被动地接受政府的补贴或者一些好心人、慈善机构的救济，这严重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减缓了脱贫的速度。这些现象的出现都与文化贫困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我们在这场脱贫攻坚的战役中必须要除去文化贫困这条“拦路虎”。

    文化贫困制约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具有塑造人、改变人的作用，它可以改变人们的思想，让人产生强大的内生动力。在文化贫困的地方由于信息闭塞、思想守旧、不了解时代的发展，他们大都视野狭窄、观念滞后，或觉得生活本就是这样，或觉得自己无须奋斗政府会帮自己，或觉得自己所处的环境如此贫困，自己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文化贫困造成年轻人没有闯劲，年长者不能正确教育好下一代，因此造成恶性循环，使该地区更加贫困。这也是造成很多地区不能脱贫的内在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加大文化扶贫力度，激起贫困地区人民想要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

（摘编白王显琴《脱贫攻坚也须脱文化的“贫”》）

    材料一：

    当地时间4月15日下午，一场巨大的火灾席卷了法国巴黎市中心著名的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火灾令巴黎圣母院受损严重，但大教堂主体建筑和一些重要文物得以保存。

    大火发生后，工程人员逐渐固定巴黎圣母院的建筑结构，起重机把部分建筑材料运走。消防部门称，他们已冷却大教堂的墙壁及从屋顶跌下的碎片，外墙再没有倒塌的风险。

    巴黎圣母院短期内难以对外开放，负责管理圣母院的主教表示，他相信法国总统马克龙有关圣母院能在5年内完成重建的承诺，他期望届时圣母院能恢复原貌。他较早前表示，圣母院大火迅速蔓延，或与电脑系统故障有关。

    负责监督巴黎圣母院消防安全系统设计的建筑师承认，他们低估了火势蔓延的速度，造成比他们预计更严重的后果。他们一直认为，阁楼的古老橡木木材会缓慢燃烧，即使圣母院的保安要花约6分钟登上阁楼确认起火后，才通报消防部门，仍有充裕时间灭火。但这次火灾由警钟响起，到消防员携带重型器材登上阁楼开始灭火就需20分钟，多番延误才导致损失惨重。

    有消防安全专家批评巴黎圣母院火灾应变机制不合理，而建筑师为了避免水浸及损毁建筑结构，拒绝在阁楼装设洒水器及防火墙，也低估了这幢复杂建筑物所需的防火措施。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2019年04月22日）

    材料二：

    巴西国家博物馆去年9月发生大火后，12日首次对媒体开放。2000万件馆藏仅10%得以被幸运救出。预计整个修复工作将在2020年完成。

    巴西国家博物馆位于里约热内卢市，已经有两百年的历史，曾是葡萄牙和巴西皇室的居所，后成为巴西历史上最悠久也是最重要的科学研究机构。去年9月初，巴西国家博物馆发生大火，博物馆的主体建筑除了外墙之外，全部被烧毁。2000万件收藏品中，除了本身耐高温的陨石以及保存在钢制柜子里的古生物样本以外，多达90%的藏品被破坏。火灾原因至今尚不清楚，巴西联邦警察仍在调查起火原因。

    截至目前，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已抢救出约2000件完整的文物或文物碎片，抢救出的文物包括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美洲地区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卢西亚”，以及距今上千万年的化石和贝壳等。巴西《环球报》13日称，研究人员表示已救出文物的数量远超预期。

    巴西新闻网站“Terra”称，由于建筑物的天花板、多处墙壁和若干楼层被烧毁，接下来的工作重心是对整个建筑进行加固。目前，博物馆的加固措施已经能够允许人们走进建筑物内部，展开救援工作。

    文物抢救协调员克劳迪亚称，经历大火之后，文物都非常脆弱，一经碰触就有可能会被损毁。目前的抢救工作仍然非常“表面”，只是记录、查找等基础工作。巴西国家博物馆馆长凯尔勒表示，抢救工作虽然进展顺利，但抢救出来的文物暂时无处存放也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节选自《环球时报》2019年2月15日）

    材料三：

    山西省大同市西郊16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云冈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存有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4个，石雕造像59000余躯，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然而，1500年来，石窟不断经受着大自然的风化、雨水等侵害。

    “从目前的保护手段来看，人类并没有能力通过化学、物理的方法来彻底阻止石窟老化。”浙江大学文化遗产院副教授李志荣说，遵守考古学的原则和方法，把石窟现存的信息全面、科学地记录，原真地呈现，是对它们最好的保护。

    从2003年起，云冈石窟就开始了数字化探索。据宁波介绍，云冈石窟通过与多家高校及科研院所长期研究与探索，逐步形成了依托高精度测绘技术、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科技手段，永久地保存云冈石窟珍贵文物及历史档案的方法。

    数据采集建档是第一步。通过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生成洞窟中各个方向的剖面图，使洞窟得以多角度展示，为云冈石窟建起三维“数字档案”。

    在高清三维数据的支持下，云冈石窟研究院打造了一套基于VR眼镜的沉浸式石窟体验系统。该系统可支持最多15人同步在云冈石窟第18窟的虚拟场景中进行漫游，游客还可乘坐虚拟的莲花升至空中欣赏石窟高处的艺术细节。

    借助于精准数据，云冈石窟得以复制还原，皇家石窟的宏伟气势得以跨时空跨地域展现。

    （节选自《新华网》2019年4月23日）

    材料四：

    黑龙江哈尔滨市双城区刘亚楼旧居等7处不可移动文物遭拆除案，行政追责34人，刑事追责7人；湖北红安县七里坪革命旧址遭破坏案，违法建筑被拆除，行政追责8人，刑事追责3人……近日，国家文物局对外通报“文物法人违法案件专项整治行动（2016—2018年）”情况，曾经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几起文物破坏案件，再次走进人们视线，成为我们整治文物违法犯罪的标志性案件，也见证着我们保护文物、维护文物安全的坚定决心和坚实行动。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无论是登临万里长城，还是探访石刻洞窟，无论是瞻仰革命遗址，还是踏足名人故居，只要你走近文物，就能穿越历史的烟云，与过往的岁月对话，与绵延的文明相拥。可以说，文物是民族历史不可替代的象征与见证，文物一旦毁损，消失的不只是文物本身，还有文物背后珍贵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深蕴的精神。

    近年来，我国文物事业取得很大发展，文物保护、管理和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破坏文物的现象仍不时发生。以长城为例，“拆砖建房”者有之，“将野长城用水泥抹平”者有之，“为了修路将长城强行掐断”者亦有之。而在当前各种破坏文物的行为中，法人违法已成影响文物安全的首要风险。据了解，在国家文物局督察督办的文物违法案件中，法人违法占比高达76%。解决文物法人违法难题，还需地方政府加强文物安全主体责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开展文物保护工作，同时，文物行政部门和执法机构监管责任也亟待进一步加强。

    （节选自《中国文化报》2019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