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钞机

加贝

    淇河市副市长梁醒刚到办公室，电话就响了。保卫科那头传来陌生的声音：“小梁，我知道你很忙，不得已才来找你，不会耽搁你多少时间的。”

    梁醒没有猜出叫他“小梁”的人是谁，便问“你是?”“我是赵德法啊!”来人小声说。“赵……你是赵老师?”梁醒终于听出来了，对方是他的初中班主任，也是淇河市下属县的前任财政局长，因贪污受贿被判了8年。

    面前的赵德法老师几年不见，头发全白了，没有当年意气风发的模样。

    梁醒给他倒了杯水，问有什么事。对方局促不安，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于是，他主动说：“赵老师，有事尽管说，只要不违背原则，学生能办的，尽量安排。”梁醒可怜他的处境，但又怕他真给自己出难题，特意加了句“只要不违背原则”。最后才明白赵德法想让他帮着找事做。

    他小心翼翼地红着脸说，“我被判了刑，开除了公职，老婆孩子跟我断绝了关系，亲戚朋友也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我现在……”他哽咽地说不下去了。

    梁醒心中一软，但口气强硬：“但是你能干啥呢?”他怯怯地说：“体力活是干不了，能不能把我安排到市政府大门口的保卫科。我不要钱，只要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就行。”见梁醒没说话，他坐不住了：“小梁，难为你了。当财政局长这些年，我阅人无数，坏人的花花肠子一眼能看出来。你是副市长，圈子比我大，需要一个明辨是非的人替你把关。”

    梁醒心动了但不放心：“你只能帮我阅人，不能打着我的旗号办事，否则咱师生也会翻脸。”他喜形于色：“放心，我一定当好你的‘验钞机’!”

    他甄别的人都一一得到了验证。特别是梁醒的大学的铁哥们借故出差来玩，赵德法提醒他此人不可深交。没多久他就求梁醒办事，说有批货被海关查了，让梁醒出面打个招呼，并递了个厚厚的红包。梁醒最终没有答应这个铁哥们的要求。后来海关汇报从此人包中搜出了录音笔和微型拍摄器。梁醒惊出了一身冷汗。

    梁醒的妻弟在一个区里当副局长，工作干得好，因竞争局长过来找他。赵德法当即制止道：“工作真干得好就不用找人，找了人反而说不清了；干不好，打了招呼，组织也为难，群众意见也大。”听了建议，梁醒就没再过问。后来，妻弟当了局长，但他的竞争对手举报到省里，说梁醒给区里递了条子。省里一查，不但还了他一个清白，更提高了他的威信。有了赵德法这个“验钞机”，梁醒顺风顺水，被省组织部列为市长人选。

    后来梁醒用合法方式让赵德法的恩人的儿子取得中标手续后，赵德法忙碌起来了。有天早晨，梁醒看到赵德法又黑又瘦，叫他去医院看看。赵德法眼圈一红：“没事。谢谢关心。”第二天保卫科说赵德法病重住院。梁醒大惊，直奔医院，在重症监护室找到了浑身上下插满管子的他。

    赵德法眼角滚出了一滴清泪，哆嗦着掏出一个纸包递给梁醒：“这是那小子的工程财务复印件，我仔细查看了，有问题，要马上停工。”喘了一口气，又说“我的病是肝癌晚期，时间不多了。我给家乡抹了黑，不能在死前再对不起政府和良心，更不能对不起你，不想背着‘贪官’这个骂名……唉，还不知族人肯不肯原谅我，让我进入祖坟啊!”

    两天后，梁醒站在殡仪馆赵德法的遗体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哽咽着说：“赵老师，谢谢你这个无私的验钞机，替我验出了假币，让我避免了犯错。你放心，我一定亲自把你送回老家，说服你本家族人把你葬进祖坟……”

请老师吃顿饭

闫岩

    七中初二(7)班转来一名叫薛小涛的学生。薛小涛身着崭新耐克装束出现，一副土豪姿态。经多名同学探究，涛父是位房地产大老板。

    土豪只能代表身份，代表不了成绩。一周后单元摸底测试，薛小涛仅得了40分，是最后一名。考卷发下去，涛父一再打电话邀请蔡老师吃顿饭沟通沟通孩子的学习问题。蔡老师推脱不掉，答应薛父去家吃顿便饭，时间定在周五晚上。

    周五说到就到，蔡老师与薛小涛一起来到薛家。薛家果然如蔡老师所料，奢侈豪华金碧辉煌。还好薛家夫妻淳朴自然，没有丝毫的土豪之气。这顿饭佳肴满桌，饭桌上薛家夫妻诚恳之至，一再强调他们忙着做生意顾不上孩子，希望蔡老师能多关照。蔡老师讲，教好班里的每位学生都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顿饭后蔡老师发现他包里多了个大红包。说真的，眼下的这种风气，红包对老师来说也不算个大事儿，对土豪来说，1000块还不够一顿饭钱。蔡老师把它当作私房钱放在了办公室的抽屉里。

    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吃了也拿了不能欠人家的。蔡老师开始给薛小涛补课。薛小涛聪明，一点就透，成绩上升迅速。期末薛小涛竟考了全班第20名。蔡老师欣慰，涛父涛母欣喜，又再三邀请蔡老师吃顿饭。蔡老师照样拒绝不掉赴了宴请。这次涛母回娘家，涛父约他去饭店，自然也是高级饭店。饭桌上蔡老师夸小涛是个好苗子，涛父对蔡老师感恩戴德。回来后蔡老师包里又冒出来一个大红包。

    学期结束，期末薛小涛考了全班第五名。涛父涛母心花怒放再次请蔡老师吃顿饭，时间定在周日。结果，周日 还没到。薛小涛出了状况。薛小涛在周五放学时叫住了蔡老师说他有事儿，蔡老师把他带到办公室。薛小涛看起来有些怯惧．蔡老师很耐心地等他讲话。半晌他终于张口：“蔡老师．我想转学。”

    蔡老师惊诧地问：“为什么？’’

    薛小涛的头徐徐抬起，蔡老师看到他目光悲切却又洪亮持重地说：“我爸根本不是大老板，他其实只是一个卑微的农民工。他为了我能在城里上个好学校，找关系托门子花了很多钱；又怕同学老师看不起我，为我买名牌服装、蔡老师你还记得第一次到我家吃饭吗？那不是我家，那是我爸为了伪装借的包工头的家。那顿饭吃了我爸半个月的工资。后来我考了全班第五，他们又请你吃感恩饭。难道我的好成绩不是对老师的感恩吗？他们那么辛苦，节衣缩食却让我吃穿都是最好的，还要为我把大把大把的钱花在请客送礼上。我很迷茫，无论我学习退步还是进步，他们都有理由请客送礼。蔡老师．我想再回村里上学，因为那里更适合我这个农村孩子。”

    薛小涛声泪俱下，蔡老师的愧疚之心已难以平复。他不露声色地拉过薛小涛的手说：“小涛，蔡老师一直都在等你敞开心扉诉说这一切，因为蔡老师相信你是有胆识有魄力的好学生，蔡老师也为你今天的勇气喝彩。”蔡老师拉开抽屉拿出两个红包：“小涛你看，红包都在这儿。作为人民教师，我必须有原则，我一直在等时机还给你们。小涛你说得对，你的成绩就是对老师对父母最大的感恩。小涛，今天你是蔡老师的骄傲，蔡老师相信将来你也会是我的骄傲。你已经用行动证买了自己是最棒的!”薛小涛一时难以自控泪水溢出，他坚定地说：“蔡老师，你也是我的骄傲，我一生的骄傲!”

    蔡老师再次从抽屉拿出几张表格说：“今年的优秀贫困生补助马上开始申请，小涛你如果不够优秀，蔡老师不会给你开绿灯。”薛小涛自信地答道：“我不要蔡老师开绿灯，我会证明自己的优秀。”

    次日，蔡老师偷偷从工资卡上取了该取的钱放进抽屉的红包里，放学后拿着红包跟小涛一起向他们租住的家走去。路上，蔡老师幽默地说：“小涛，你考了这么好的成绩，我也占一小部分功劳，你必须请我在你家吃顿家常便饭。”薛小涛说：“没问题，我妈做的玉米饼子特别好吃，还保证能让你减肥。”师生俩默契地笑起来。

    至于钱的问题，老婆知道了会怎么样？蔡老师想，那只是内部矛盾．总有办法解决的。

心与手

[美]欧·亨利

    在丹佛车站，一帮旅客拥进开往东部方向的BM公司的快车车厢。在一节车厢里坐着一位衣着华丽的年轻女子，她身边摆满了有经验的旅行者才会携带的豪华物品。在新上车的旅客中走来了两个人。一位年轻英俊，神态举止显得果敢而又坦率；另一位则脸色阴沉，行动拖沓。他们被手铐铐在一起。

    两个人穿过车厢过道，一张背向的位子是唯一空着的，而且正对着那位迷人的女人。他们就在这张空位子上坐了下来。年轻的女子看到他们，脸上即刻浮现出妩媚的笑容，圆润的双颊也有些发红。接着只见她伸出那戴着灰色手套的手与来客握手。她开口说话的声音听上去甜美而又舒缓，让人感到她是一位爱好交谈的人。

    她说道：“噢，埃斯顿先生，怎么，他乡异地，连老朋友也不认识了？”

    年轻英俊的那位听到她的声音，立刻强烈地一怔，显得局促不安起来，然后他用左手握住了她的手。

    “费尔吉德小姐，”他笑着说，“我请求您原谅我不能用另一只手来握手，因为它现在正派用场呢。”

    他微微地提起右手，只见一副闪亮的“手镯”正把他的右手腕和同伴的左手腕扣在一起。年轻姑娘眼中的兴奋神情渐渐地变成一种惶惑的恐惧，脸颊上的红色也消退了。她不解地张开双唇，力图缓解难过的心情。

    埃斯顿微微一笑，好像是这位小姐的样子使他发笑一样。他刚要开口解释，他的同伴抢先说话了。这位脸色阴沉的人一直用他那锐利机敏的眼睛偷偷地察看着姑娘的表情。

    “请允许我说话，小姐。我看得出您和这位警长一定很熟悉，如果您让他在判罪的时候替我说几句好话，那我的处境一定会好多了。他正送我去内森维茨监狱，我将因伪造罪在那儿被判处7年徒刑。”

    “噢，”姑娘舒了口气，脸色恢复了自然，“那么这就是你现在做的差事，当个警长。”

    “亲爱的费尔吉德小姐，”埃斯顿平静地说道，“我不得不找个差事来做。钱总是生翅而飞的。你也清楚在华盛顿要有钱才能和别人一样地生活。我发现西部是赚钱的好去处，所以——”

    姑娘的眼光再次被吸引到了那副亮闪闪的手铐上，她睁大了眼睛。

    “请别在意，小姐，”另外那位来客又说道，“为了不让犯人逃跑，所有的警长都把自己和犯人铐在一起，埃斯顿先生是懂得这一点的。”

    “要过多久我们才能在华盛顿见面？”姑娘问。

    “我想不会是马上，”埃斯顿回答，“我想恐怕我是不会有轻松自在的日子过了。”

    “我喜爱西部。”姑娘不在意地说着，眼光温柔地闪动着。看着车窗外，她坦率自然，毫不掩饰地告诉他说：“妈妈和我在西部度过了整个夏天，因为父亲生病，她一星期前回去了。我在西部过得很愉快。金钱可代表不了一切，但人们常在这点上出差错，并执迷不悟地——”

    “我说警长先生，”脸色阴沉的那位粗声地说道，“这太不公平了，我需要喝点酒，我一天没抽烟了。你们谈够了吗？现在带我去抽烟室好吗？我真想过过瘾。”

    这两位系在一起的旅行者站起身来，埃斯顿脸上依旧挂着迟钝的微笑。

    “我可不能拒绝一个抽烟的请求，”他轻声说，“这是一位不走运的朋友。再见，费尔吉德小姐，工作需要，你能理解。”他伸手来握别。

    两位来客小心翼翼地穿过车厢过道进入吸烟室。

    另外两个坐在一旁的旅客几乎听到他们的全部谈话，其中一个说道：“那个警长真是条好汉，很多西部人都这样棒。”

    “如此年轻的小伙子就担任一个这么大的职务，是吗？”另一个问道。

    “年轻!”第一个人大叫道，“为什么——噢!你真的看准了吗？我是说——你见过把犯人铐在自己右手上的警官吗？”

鱼钓

郑武文

    王铮担任住建局长的时候，已经有两任局长从这个职位上落马了。王铮已经58岁了，再干两年，就安全到站，光荣退休。王铮每天如履薄冰，小心翼翼。他定下规矩：无论是谁，都不能到他家里谈公事。双休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熟人骚扰，带一个只有老婆知道号码的手机，自己开车到几十里外的水库去钓鱼。

    水库里钓鱼的人不少，都互不相识。王铮钓得安然自在。水库很大，库底自然卧了不少大鱼。有一天王铮运气特好，竟然钓到了一条足有几十斤的大鱼，王铮一抬没抬起鱼竿来，又抬还不行，只好带着鱼竿沿岸溜鱼，三溜两溜，脚下一绊，竞被鱼拖进了浅水里。王铮赶紧爬起来，旁边一个钓鱼的老头也过来帮忙。王铮解嘲地说：“呵呵，我钓鱼竟然被鱼钓了。”初春的天气，风还刺骨。老头忙说：“我家就在附近，先到我家换身衣服吧。”王铮开始还推托，禁不住老头一个劲劝说。又一想，不过是一个农家老头，又实在冷，就去了。

    老头就住在旁边的村子里。老头先拿出自己的衣服给王铮换上，又吩咐老伴把湿衣服烤上。然后拿出一瓶酒，二人推杯换盏，相谈甚欢。当然王铮没说他是干啥的，老头也不问。

    又一个周末，王铮钓够了鱼，就直接去了老头家。不能白吃人家的不是？王铮带了现成的食品和酒。老头也不推辞，又拉起了家常。

    一来二往，二人就成了好朋友。有一天喝酒正欢，老头拿出一幅画，说是祖上留下的，让王铮鉴定一下。王铮一看，是一幅《秋钓图》，画着一个老头在湖边钓鱼，岸上菊黄竹疏，秋风瑟瑟。立意很好，画工也好。只是落款不甚明确。王铮对画本无研究，只是看着顺眼，就连声说：“好，好……”老头说：“一张破画子，这么旧了，咱庄户人没用，送给你当个玩意吧。”王铮说：“那不行，说不定挺值钱呢，你先去鉴定一下。”老头说：“鉴定啥，以前就在屋里挂着的，脏成这样了。”王铮一看，不好再推辞，就收下了。

    回去以后很喜欢，经常拿出来看，后来就直接挂办公室了。

    后来一段时间，市里要建一个国际会展中心，王铮忙得没时间去钓鱼了。投标那天，办公室进来一个四十来岁中年人。进来就打招呼：“王叔，你好，我是赵强，还认识我吗？”王铮一怔，看着有点面熟，没想起来。赵强一指王铮后面的画，说：“我住在水库边，您跟我爸是好朋友。”王铮的心里就有些不快，说：“你也来投标吗？”赵强说：“是啊，我也干工程。”王铮说：“那下午投标吧，同等条件下我帮你。”赵强说：  “谢谢叔，中午一块出去吃饭吧？”王铮说：“那不行，我们有纪律。”赵强就没说什么，出去了。

    下午投标，赵强中标。王铮也和三个副局长开了碰头会，三个副局意见难得统一，一致拍板让赵强干。王铮总感觉有点不对劲，可也没说什么。

    过了一段时间，还真出事了。赵强潜逃，三个副局长被双规，王铮党内记过一次。

    在反贪局，副局长们感到很冤枉，说：“王铮拿了一个郑板桥的《秋钓图》，价值数百万，为何只记了个过？”

    反贪局长拿出一幅画，说：“你们说的是这幅吗？王铮拿画以后，做了鉴定。发现是真画，就到反贪局备了案。如果没事，那是正常赠与，退休后还给人家；如果相求，此是贿赂，就交到局里。因为他太喜欢那幅画了，就又求人临摹一幅挂在办公室里……”

    此时的王铮正坐在他的老板桌后面，副局们的落马让他脊背一阵阵发凉。

    到周末，王铮又去钓鱼，秋风起了，落叶萧萧，到处一片凄肃景象。他感觉自己很像《秋钓图》里的老叟。

    鱼漂动了，提上来却没鱼，只是鱼食没了。如此几次，令王铮气恼不已。

    想一想又笑了，不是吗，人在钓鱼的时候，鱼也在钓人。

父啊，我的父啊

徐可

父亲是他76岁生日的前一天走的。那天上午，接到家中电话后，我争分夺秒地往回赶，傍晚到家时，父亲已处于弥留状态。他双目紧闭，神态安详，仿佛睡着了一般，家人喊他，告诉他我回来了，没有反应；又让我喊，我握着他的手，一迭连声地喊：“父啊！父啊！”父亲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我却哽咽得喊不出来了，一会儿，父亲终于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眼晴也睁开了，仿佛刚刚睡醒一样。转瞬间，他又闭上了眼睛，我终是克制不住，跑到屋外捂着嘴啜泣，生怕被别人听到。过不多时，侄子过来告诉我，爷爷走了。我进去一看，父亲神态安详，仿佛睡着一般。这一刻，距我到家仅十几分钟。

从小到大，我和父亲并不很亲。我们家乡有很多很奇怪的习惯，其中之一便是：家境较好的、父母对孩子较娇惯的，叫“爸爸”“妈妈”或“娘”；家境较差的、父母对孩子没那么宠爱的，都单叫一个“父”“妈”，“父”后加语助词“啊”，叫“父啊”。我家穷，孩子多，父母对我们自然宠爱不过来，理所当然地是后者，父亲读过初小，算是一个文化人，当过村（那时叫生产队）里的会计。但是他太轻信别人，村民从队里借点钱、粮什么的，他从来不记账。到年底一查账，亏空了，谁也不认账，只好由他赔偿，于是，会计的职位丢了，家也被抄了，稍值钱一点的八仙桌之类被抬走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当地一个有名的小偷又光顾了我家，把能拿走的全拿走了。抄家、遭窃，都被年幼的我看见了，心里留下深深的阴影。

    我们与别人家的孩子有了冲突，他不仅不护着我们，反而责备我们。我自小很乖，不爱惹事，挨打算是少的了，但也有刻骨铭心的几次。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不知为什么打我，一巴掌把我打得摔倒在地上，我捂着脸含着泪却不敢哭，心里恐惧极了。那时父亲在我心目中就是一副暴君的嘴脸。直到长大懂事后，听到村人夸老徐家的孩子懂事有教养，我才对父亲的严厉有了一丝感激。

    在我19岁那年，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那时交通不便，我要到十几里外的县城坐长途汽车到省城，再坐火车到北京。前往学校报到的那天下着大雨，大哥用自行车驮着我的行李，天不亮就出发了，父亲坚持要送我，我们在沉沉的夜色中默默地走了一程又一程，只听到刷刷的雨声和脚踩泥泞的路面发出的咯吱咯吱声．我一次次地催他回去，他总不肯。大概走了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天色微微亮了，父亲总算停下了脚步，叮嘱我到了就给家里写信。我走了几步回头看看，他还在原地站着，我鼻子有点酸酸的。后来才知道，父亲回到家后扑在床上大哭了一场。

    随着我在事业上取得了一点成绩，父亲对我的态度变得尊敬、谦恭，甚至有点拘谨、小心翼翼。他跟我说话总是小声地，陪着笑脸。小时候觉得父亲很高大、威严，现在才发现他原来是那么瘦小、卑微。我知道父亲是为我高兴，为我自豪，在他的眼里，这个最小的儿子还是有点出息的，是让人尊敬的，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这种尊敬。我没有制止他这样做，但这却让我很是不安。

    我对父亲一向是客客气气的，从来不顶撞他，但有一件事令我一直心怀愧疚。有一年我回老家，家乡领导要请我吃饭，并请我父亲和村支书参加，领导的意思是，我不在家，请村里多多照顾我年迈多病的父母。不巧村支书不在家，我想那父亲也别去了，免得有蹭饭之嫌．当时父亲已经换好了新衣服，等着走呢。我跟他说了，他没说什么，事后母亲告诉我，父亲已经跟左邻右舍说了，市领导要请他和儿子一起吃饭。我一听后悔莫及！父亲那点可怜的虚荣心，就这么被他的儿子轻轻地戳破了。

父亲去世前半个月左右，已经报过一次病危，我匆匆赶回家去，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被吓了一跳。父亲本来就瘦，现在更是瘦得只剩下骨头了，眼窝深陷，颧骨突出，看着非常吓人。那时他生活已经无法自理，我帮他擦洗身子，他像个孩子似的不好意思，轻轻地说：“脏。”我心里很不好受，一个曾经那么要强的人，现在只能任人摆布，在家待了几天，大概母亲跟他说了什么，有一天他跟我说：“你工作忙，先回去吧，有了特殊情况再回来。”我嗯了一声，一出门眼泪就下来了。

    过去，我曾经很不喜欢“父啊”这个称谓，觉得它土，乡里乡气的，当着别人的面都叫不出口。现在，我却特别怀念可以叫“父啊”的时光。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多么希望一直这么叫下去：

    父啊！我的父啊！

（有删改）

位置

尹全生

    胡集镇最棒的摄影师早把照相的家伙架好了，镇机关全体人员也都各就各位摆开阵势了，就等市、县领导到位，合影照就可以开拍了。

    电话约定的时间是上午九点，这时间已经到了呀。负责组织照合影的镇文化站站长心里着急，便拨打手机询问。市文联主席回话说，距胡集镇10公里的地方公路塌方，正在疏通。

    消息一传开，本已各就各位的人便“放羊”了，站长放开嗓子吆喝：“大家都不要远离，要招之即来呀！”他特地嘱咐王夏有：“市、县领导说不准啥时候到，你半步也不要离开这里！”

    王夏有是这次合影的主角。他本是国企的下岗工人，托人帮忙才到镇螺丝钉厂打工，电工兼搬运工。就是这么个小人物，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写了部中篇小说，被国内某权威文学刊物刊发，且该刊物准备推荐其作品参评“鲁迅文学奖”！

    王夏有用不起手机。该刊物编辑部急需了解其个人情况，站长说刊物编辑部是乱点鸳鸯谱：胡集镇就这么个屁股大的地方，哪个人能写出较顺溜的广播稿，哪个人曾在市、县报刊上发表过打油诗，站长心里还是有数的；别说胡集镇了，就是县文联的笔杆子们、市里的专业作家们，也没有参评“鲁迅文学奖”的能耐呀！

    可是一了解，王夏有确有其人；再找到其本人询问，王夏有在某刊物发表中篇小说确有其事！

    小镇突然冒出了个打工的“文曲星”，这一来动静就闹大了：市、县文联主席及分管领导，一起前来召开座谈会，会前安排了个合影的活动。

    过了半点钟了。又过了半点钟了。市、县领导还没有来！

    站长心急火燎的。他不但要安排照相，又要安排座谈会，还要安排中午会餐、领导午休……因此便交代王夏有继续原地等候，自己则见缝插针，离开照相现场忙活别的事去了。

    站长忙完宾馆忙会场，到酒店后为件小事与老板争吵起来。正吵得天昏地暗时，他的手机响了。文联主席说市、县领导的车队已经通过塌方地点，马上就到！

    站长看表已经十一点了，撇下老板冲出酒店，脚跟打屁股奔向照相现场。

    站长满头大汗找到市文联主席请示问安，却遭到了一通责怪：“你起初不是说没有王夏有这么个人吗？”

    站长解释说自己办公室座机有毛病，接听时噪声最少有100分贝，把王夏有误听成“王家牛”了：王夏有是我们文化站多年培养起来的，哪能……

    这边还没解释完呢，镇长又过来催促，说是座谈会改到下午，现在十一点多了，上级领导该进餐了，马上安排照相吧！

    站长就扯起嗓子喊：“各就各位啦――”

    位置座次早上八点就排好了，领导还有王夏有的位置都预留在前排。可是，这就要开拍了才发现计划没有变化快：市、县领导不是10人而是15人！早忙晕了头的站长只得临时做工作：请原来安排在前排的副职镇领导改当“背景”。副职们都想落个“全尸”，迟迟疑疑地不愿挪窝。

    镇长见状只能拿站长杀鸡吓猴：“上级领导在大太阳下晒着，你还指手画脚个啥？你们几个还是屈尊到后排吧！”

    合影的阵势这才草草调整完毕。

    站长刚随便找了个地方，“茄子”还没出口呢，咔嚓、咔嚓――摄影师已经把活儿干完了……

    合影照第二天就出来了。照片上方有一行醒目的文字：“热烈祝贺王夏有作品参评鲁迅文学奖。”站长捧起照片端详，这一端详他的眼珠子就往外突了――从前排到后排，从左看到右，死活找不到王夏有！

    他出了一头冷汗，找到正撅屁股干活儿的王夏有：“这照片上怎么没有你？”

    年近五十的王夏有吭吭哧哧地说，当天快十一点时工厂电路出了故障，老板差人把他揪回厂排除故障去了，“老板说要是误了生产就炒我鱿鱼！”

    站长的脚就乱跺开了：“这这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