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兰花

李德霞

    大清早，马兰花从蔬菜批发市场接了满满一车菜回来。车子还没扎稳，邻摊卖水果的三孬就凑过来说：“兰花姐，卖咸菜的麻婶出事了。”

    马兰花一惊：“出啥事啦？”

    三孬说：“前天晚上，麻婶收摊回家后，突发脑溢血，幸亏被邻居发现，送到医院里，听说现在还在抢救呢。”

    马兰花想起来了，难怪昨天就没看见麻婶摆摊卖咸菜。三孬又说：“前天上午麻婶接咸菜钱不够，不是借了你六百块钱吗？听说麻婶的女儿从上海赶过来了 ，你最好还是抽空跟她说说去。”

    整整一个上午，马兰花都提不起精神来，不时地瞅着菜摊旁边的那块空地发呆。以前，麻婶就在那里摆摊卖咸菜，不忙的时候，就和马兰花说说话，聊聊天，有时买菜的人多，马兰花忙不过来，不用招呼，麻婶就会主动过来帮个忙……

    中午，跑出租车的男人进了菜摊。马兰花就把麻婶的事跟她男人说了。男人说：“我开车陪你去趟医院吧。一来看看麻婶，二来把麻婶借钱的事跟她女儿说说，免得日后有麻烦。”

    马兰花就从三孬的水果摊上买了一大兜水果，坐着男人的车去了医院。

    麻婶已转入重症监护室，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门口的长椅上，麻婶的女儿哭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马兰花安慰了一番，放下水果就出了医院。男人撵上来，不满地对马兰花说：“我碰你好几次，你咋不提麻婶借钱的事？”

    马兰花说：“你也不看看，那是提钱的时候吗？”

    男人急了：“你現在不提，万一麻婶救不过来，你找谁要去？”

    马兰花火了：“你咋尽往坏处想啊？你就肯定麻婶救不过来？你就肯定人家会赖咱那六百块钱？啥人啊!”

    男人铁青了脸，怒气冲冲地上了车。一路上，男人把车开得飞快。

    第三天，有消息传来，麻婶没能救过来，昨天她女儿火化了麻婶，带着骨灰连夜飞回了上海。

    男人知道后，特意赶过来，冲着马兰花吼：“钱呢？麻婶的女儿还你了吗？老子就没见过你这么傻的女人!”

    男人离开时，一脚踢翻一只菜篓子，红艳艳的西红柿滚了一地。

    马兰花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

    从此，男人耿耿于怀，有事没事就把六百块钱的事挂在嘴边。马兰花只当没听见。 一天，正吃着饭，男人又拿六百块钱说事了。男人说：“咱都进城好几年了，住的房子还是租来的，你倒好，拿六百块钱打了水漂儿。”

    马兰花终于憋不住了，眼里含着泪说：“你有完没完？不就六百块钱吗？是个命！就当麻婶是我干妈，我孝敬了干妈，成了吧？”

    男人一撂碗，拂袖而去，把屋门摔得山响。

    日子水一样流淌。转眼，一个月过去。

    这天，马兰花卖完菜回到家。一进门，就看见男人系着围裙，做了香喷喷的一桌饭菜，马兰花呆了，诧异地说：“日头从西边出来啦？”

    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嘴快，说：“妈妈，有位阿姨给你寄来了钱和信，爸爸高兴，说是要犒劳你的。”

    马兰花看着男人说：“到底咋回事？”

    男人挠挠头，嘿嘿一笑：“是麻婶的女儿从上海寄来的。”

    “信里都说了些啥？”

    男人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汇款单和一封信，说：“你自己看嘛。”

    马兰花接过信，就着灯光看起来。信中写道：“兰花姐，实在是对不起了。母亲去世后，我没来得及整理她的东西，就大包小包地运回上海了。前几天清理母亲的遗物时，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小本本，上面记着她借你六百块钱的事，还有借钱的日期，根据时间推断，我敢肯定，母亲没有还这笔钱。本来母亲在医院时，你还送了一兜水果过来，可你就是没提母亲借钱的事。还好我曾经和母亲到你家串过门，记着地址。不然麻烦可就大了。汇去一千元，多出来的四百块算是对大姐的一点心意吧。还有一事，我听母亲说过，大姐一家住的那房子还是租来的，母亲走了，房子我用不上，一时半会儿也卖不了，大姐如果不嫌弃，就搬过去住吧，就当帮我看房子了，钥匙我随后寄去。”

    马兰花读着信，读出满眼的泪水……

（有删改）

请说普通话

尚春江

    老同志，请你说普通话。

    山水老汉从儿子居住的小区出来溜达了一会儿，就记不住回家的路了。去问交警，儿子的家在哪？路咋走？可是，他费了老鼻子劲说出来的话，人家一句也没听懂。交警说，老同志，请你说普通话。

    可他哪里会说普通话啊！

    他又去问路边下棋的几个老头，几个老头听了他说的话，一个劲地摇头，说，听不懂，请你说普通话。

    可是，他真的不会说普通话。

    前天，儿子把他从老家里接过来。一来让他享受一下城里的生活，二来他老了，就他一人在家，儿子不放心。三番几次去接，他都不应。这不，儿子费了好些口舌才把他接到市里。

    然而，山水老汉在儿子鸽笼般的楼房里待不住，只在屋里呆上一天就觉得闷得慌，浑身没劲，烦躁。

    第二天一大早，儿子说，在屋里呆久了，出去走走，散散心。

    说完，儿子就去上班了。儿子原先在这个城市打工，后来出息了，现在当了经理，忙得脚不着地，连陪他说话的工夫都没有。儿媳妇倒是下班就回家，但她是温州人，说话叽里呱啦的，他一句也听不懂。儿媳妇就给他说普通话。可是，他听得懂她说的话，她却听不懂他说的话走走就走走。山水下了楼，出了小区的门，到街上逛。逛着逛着，在大街上七拐八抹的，一会儿就迷了路。按说，他当过兵，出过远门，说啥也不会迷路。可是，现在的城市，街道好像都差不多：都是高高的楼房，都是宽宽的街道，到处车挨车人挤人。一会儿，车开得呼呼的，好像赛跑；一会儿，都停在那里等红灯，好一阵子不动步。

    山水悠悠逛逛，像到集上赶集，走着走着就迷了。哪像在家里，哪里有棵草，哪里有道坎，他心里一清二楚，挤着眼也能摸回家。

    迷了路？问啊。鼻子下边有张嘴，山水就去问路。可是，他讲的是家乡掉了渣的土话，人家一句也听不懂。这时他才明白，村中那些打工的年轻人为啥都讲普通话了。那时，他还跟人家讲，当初自己因为说普通话，害得被退了亲，被退了伍，现在还是光棍一条。可现在，人家硬要自己说普通话，自己却把普通话忘得一干二净。

    问了半天，他也没问出回小区的路。没办法，他就给儿子打电话。儿子开车很快找了来，把他送回家。坐在沙发上，山水说，不在这住了。在这里，人家讲的是本地话，他听不懂；他讲的是家乡话，人家也听不懂。在这里，说话都是普通话，他不会。

    儿子想说，大，你不会学吗？小时候，人家都说你会普通话。

    但是，儿子没有问。他知道，那是他大心上的一道伤疤。

    那年，他大当兵回家探亲。老队长榔头看到一个人，穿着一身绿军装，背着一个绿挎包，站在山水家门口东张西望，知道是山水回来探亲了。就问，是山水啊？啥时候坐车回来的？

    哎呀呀，你是榔头叔叔吗？我是昨晚上回来的。叔叔，你知道我妈妈在哪里吗？山水说着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还向生产队长榔头敬了个礼。

    啥？你是“坐碗上”回来的？不是坐车啊？你妈妈是谁？是你娘？那我去叫你娘去。你娘在红芋地里出红芋呢。

    切!榔头队长听着山水说的普通话，嘴都撇到裤腰上了。

    一会儿，山水娘回来了。他娘干活时，脸上受了点伤，涂着红药水，横一道竖一道的

    娘望着穿绿军装的山水，高兴得眼泪都出来了。要知道，那时候当兵，是很光荣的。有人找不到媳妇，只要军装一上身，说媒的立马就踢破门槛。

    娘说，山水，啥时候回来的？

    山水望着脸上横一道竖一道的娘说，你是谁呀？

    娘说，傻孩子，我是娘啊，你连娘都不认识了？

    山水紧紧握住了娘的手说，哎呀呀，你看看，你看看，我以为是隔壁的大娘呢，原来是我的妈妈哟。

    此后，有人说山水是“一年亲，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小资产阶级思想典型，上报到了部队。本来，山水已被部队当作入党提干的对象，此时泡了汤，提前退了伍。山水的未婚妻也退了婚。他娘提着礼到处找媒人说媒，但人家一听说是他，扭头就走。

    从此，山水就拉了寡汉。如果不是捡了一个他做儿子，把他抚养成人，现在可能仍是孤家寡人。

    一连几天，儿子看他大山水整天躲在屋里，呆呆地，不言不语，像丢了魂。就说，大，是不是住不惯啊，那咱就回老家。

    啥？回家？那中啊!

    山水的眼中一下子闪出了亮光。在家里，他就不用说普通话了。种地，种菜，和一般大小的老年人拉拉呱，喂喂猪，养养鸡，遛遛狗，多好!

（选自《华文小小说》2015年第2期）

失忆

余显斌

    娘由于小脑萎缩，记忆力就开始一天天衰退，以至于現在，几乎忘记了一切。他自己又在外面忙着生意，整天不是塞北，就是江南的，到处奔波。照顾的任务，就落在老婆肩上。

    老婆待娘，就如对待他们的孩子一样。老婆经常对他开玩笑：“我啊，带着两个小孩。”可是，就这，老婆仍背着个不孝的名声。

    随着娘失忆越来越厉害，有个毛病竟慢慢凸显出来，每次吃饭的时候，如果发现饭桌上有小黄鱼，娘就一定会悄悄拿了，装进自己的衣兜。因此，大家都背后纷纷议论老婆：“家里那样富有，咋就舍不得给老人吃？”

    老婆为此，很是委屈，对他道：“你劝劝吧”他长叹一声，他劝得还少吗？每一次，他一动，就如小学生一样，一副知错就改的样子，让他看着心疼。过后，娘仍藏小黄鱼。

    他不想再这样，再这样，对自己的心是一种伤害，让老婆背着忤逆的名声也不公平。他坐下来喝着茶，仔细想着办法，随后眼睛一亮，笑了。

    几天后，他回到家，提着些小黄鱼。娘蹒跚着迎出来，一见小黄鱼，眼睛就亮了。他对笑着说：“娘，给您做油炸小黄鱼，好不好？”笑着说好。娘说话的时候，口水流了下来。他忙拿出纸巾，给娘擦了。

    老婆也出来了，笑着对娘说：“您儿子多孝敬。娘满意地点着头。那一刻，娘的脸上铺满阳光。

    老婆做得一手好茶饭。老婆曾得意地对他道：“要管住老公，先得管住老公的胃。”老婆做的油炸小黄鱼，更绝，表面金黄焦脆，泛着一种油亮的颜色。筷子一拨，里面的肉白嫩嫩的，进嘴就化。老婆说：“娘牙不好。”说着，拿了一个小黄鱼，将里面的鱼刺一根根拔了，将鱼肉放在娘面前的碟子里道：“娘，你吃。”

    娘点着头，用筷子夹着。这时，他们都转过眼，望着别处，当然，眼角仍然悄悄睄着娘。娘望望他们，见没注意自己，果然伸出手，悄悄拿起一个小黄鱼，准备收藏起来。

    他和老婆已经商量好，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忙回过头，望着娘的手。

    娘尴尬一笑，手停在空中。

    他埋怨着道：“娘，你咋又这样啊？”

    娘低着头，如犯错的小学生一样，轻声道：“娘以后不了。”

    老婆如对孩子一样问道：“娘，你是想留着吃吗？”

    娘摇着头，表示不是的。

    他猜测道：“娘，你……是留给我吃的？”

    娘仍摇着头，表示不是的。许久，她说：“你吃的好着呢，我放心了。”

    他和老婆对望一眼，老婆再次轻声问：“那……你这样是干啥啊？”

    娘过了许久，轻声道：“给春生留着。他走时说了，娘，给我留着小黄鱼，我回来吃好不。”

    老婆不知娘说的什么，回过头，疑惑地望着他。这一刻，他热泪盈眶，难以自已，一件童年往事，倏地凸显眼前：一个六岁的小男孩，背着书包，看着娘手里提着的小黄鱼，嘎嘎乐着说：“娘，给我留着小黄鱼，我回来吃好不？”小男孩走后，再也没有回来，被一场干河水冲走。

    那个名叫春生的小男孩，是他的弟弟，比他小一岁。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那一双大大的眼睛，还有那嘎嘎的笑声，早已在他忙碌的记忆里失去，甚至全然没了影子。

    对于这件事，这个人，他已几乎失忆。

    可是，在一个已经失忆的老人脑中，那双眼睛，那个稚嫩的声音，还有那句话里的每一个字，都那样清晰，从未消失。

    老婆听后，也泪流满面，对他说：“让娘藏吧，别人要说不孝顺，就让说去吧。”

（节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8年第22期）

真相

江峰

    从我住进病房的那一刻起，对面床上的那对夫妻便一直小声地争吵着，女人想走，男人要留。

    听护士讲，女人患的是胶质细胞瘤，脑瘤的一种，致癌率极高。

    从他们断断续续的争吵中，一个农村家庭的影子渐渐在我面前清晰起来：女人46岁，有两个孩子，女儿去年刚考上大学，儿子念高一；十二亩地、六头猪、一头牛，是他们全部的家当。

    医院的走廊里有一部插磁卡的电话，就安在病房门外三四米远的地方，由于手机的普及，已经鲜有人用了。楼下的小卖部卖电话卡，几乎每个傍晚，男人都要到走廊上给家里打电话。

    男人的声音很大，虽然每次他都刻意关上病房的门，可病房里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每天，男人都在事无巨细地问儿子，牛和猪是否都喂饱了，院门插了没有，嘱咐儿子别学得太晚影响了第二天上课，最后，千篇一律地以一句“你妈的病没什么大碍，过几天我们就回去了”作为结尾。

    女人住进来的第四天，医院安排了开颅手术。那天早晨，女人的病床前多了一男一女，看样子是那女人的哥哥和妹妹。女人握着妹妹的手，眼睛却一刻也不离开男人的脸。

    麻醉前，女人突然抓住了男人的胳膊说：“他爸，我要是下不了手术台，用被褥把我埋在房后的林子里就行。咱不办事儿，不花那个冤枉钱，你这回一定要听我的啊！”女人的声音颤抖着，泪，哗哗地淌了下来。

    “嗯，你就甭操那心了。”男人说。

    晶亮的液体一点点地注入了女人的静脉。随着女人的眼皮渐渐垂下，男人脸上的肌肉一条条地僵硬起来。

    护士推走了女人，男人和两个亲戚跟了出去。

    只过了一会儿，男人便被妻哥扯了回来。妻哥把男人按在床上，男人坐下，又站了起来，又坐下，一只手不停地捻着床头的被角。

    “大哥，你说，淑珍这手术应该没事儿吧？”男人定定地瞅着妻哥，脸上的神情看上去像个无助的孩子。

    “医生说了没事就应该没事儿的，放心吧！”妻哥安慰着男人。二十分钟后，男人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被妻哥扯了回来。如此反复了五六次，终于，女人在大家的簇拥下被推了回来。

    女人头上缠着雪白的纱布，脸色有些苍白，眼睛微微地闭着，像是睡着了。

    手忙脚乱地安排好了女人，男人又出去了，回来时，手里拎了一包东西。一向都是三个馒头几片榨菜便打发了一顿饭的男人，这次破天荒地买回了一兜包子。男人不停地劝妻哥和妻妹多吃点儿，自己却只吃了两个，便端起了水杯。

    那个傍晚，不知是忘了还是其他原因，男人没给家里打电话。

    晚上，病房里的灯一直亮着。半夜，我起来去厕所，看到男人坐在妻子的床头，像尊雕塑般一动不动地瞅着女人的脸。

    第二天上午，女人醒了，虽不能说话，却微笑着瞅着男人。男人高兴地搓着手，跑到楼下买了许多糖，送到了医生办公室，送到了护士台，还给了我和邻床的山西老太太每人一把。

    女人看上去精神还不错，摘掉氧气罩的第一天，便又开始闹着回家。男人无奈，只得像哄孩子似的不停地给女人讲各种看来的、听来的新鲜事儿，打发时间。

    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每天傍晚，男人又开始站到楼道的磁卡电话旁，喋喋不休地嘱咐起了儿子。

    还是那么大的嗓门儿，还是那些琐碎的事儿，千篇一律的内容我都能背出来了。

    一天晚上，我从水房出来，男人正站在电话旁边大声唠叨着：“牛一天喂两回就行，冬天又不干活儿，饿着点没事儿，猪你可得给我喂好了啊，养足了膘儿，年根儿能卖个好价钱。你妈恢复得挺好，医生说再巩固几天就能出院了……”

    男人自顾自地说着，一边的我看得目瞪口呆。那一刻，我惊奇地发现，电话机上，根本没插磁卡！

    撂了电话，男人下意识地抬头，看到我脸上错愕的表情。

    “嘘——”男人的食指放在嘴边，示意我别出声。

    “大哥，这会儿不担心你家的猪和牛了？”我一脸疑惑地瞅着男人，小声问了一句。

    “牛和猪早托俺妻哥卖掉凑手术费了！”男人低低地回答，随即冲我做了个鬼脸儿，用手指了指病房的门。

    我恍然大悟。

写作的自由

冯骥才

    ①我的经历有点奇特。我是在文化大革命降临中国的时候开始写作的；我写了至少一百万字，非但没有一个字发表过，反而要把我写的人物换上外国人的名字，上边还故意署上外国作家的名字，以便一旦被人发现就解释为外国文学的手抄本一一当然这想法既幼稚又悲哀；可是回忆那种写作，我却真正的享受着写作的自由。尽管我身在绝对的思想专制的时代，但一旦拿起笔来，我的精神立即神奇般进入了绝对自由的境界。我百分之百地发挥自己的情感与思想；我还感到了一种庄严的历史的使命与责任，写作的心态无比虔诚和圣洁，以致常常忘了外部环境的残酷。

    ②我由此感受到，写作是一种灵魂的自由，是人类一种伟大的精神行为。自由注定是写作的本质。自由对于写作是与生俱来的。我们选择了写作，实际上就是选择了自由——自由的思想与自由的表达。然而自由不是空泛又美丽的奢谈。只有面对着束缚与禁锢，自由才是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才显示出它高贵的价值与神圣的必要。所以自由的光芒总是散发在它被争取的过程中。再进一步说，写作的自由有两层含义，一是外部的环境的自由，二是内心的自由；作为写作本质的自由首先应该在写作者的心里。那就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为自由而写作，放弃这种意义的写作，写作就是制造文字的垃圾。

    ③然而，自由的对手不一定像强敌一样总站在对面。对于当前的中国文学来说，外来的强迫性的文化专制已不复存在。但市场的霸权同样可以混灭精神的自由。它无时无刻不在招徕你，改变你，改造你，使你逐渐变成可供消费的商业形象。人类正在走向一种困境：它所创造的一切方式，都带着难以拒绝的负面。于是，自由与否的关键，取决于我们自己。

（选自2016年《当代》，有删改）

故乡的胡同

史铁生

北京很大，不敢说就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很小，仅北京城之一角，方圆大约二里，东和北曾经是城墙，现在是二环路。其余的北京和其余的地球我都陌生。

二里方圆，上百条胡同密如罗网，我在其中活到四十岁。编辑约我写写那些胡同，以为简单，答应了，之后发现这岂非是要写我的全部生命？办不到。但我的心神便又走进那些胡同，看它们一条一条怎样延伸，怎样连接，怎样枝枝叉叉地漫展，以及怎样曲曲弯弯地隐没。我才醒悟，不是我曾居于其间，是它们构成了我。密如罗网，每一条胡同都是我的一段历史、一种心绪。

四十年前，一个男孩艰难地越过一道大门槛，惊讶着四下张望，对我来说胡同就在那一刻诞生。很长很长的一条土路，两侧一座座院门排向东西，红而且安静的太阳悬挂西端。男孩看太阳，直看得眼前发黑，闭一会眼，然后顽固地再看太阳。因为我问过奶奶：“妈妈是不是就从那太阳里回来？”

奶奶带我走出那条胡同，可能是在另一年。奶奶带我去看病，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天上地上都是风、被风吹淡的阳光、被风吹得断续的鸽哨声，那家医院就是我的出生地，打完针，嚎啕之际，奶奶买一串糖葫芦慰劳我，指着医院的一座西洋式小楼说，她就是从那儿听见我来了，我来的那天下着罕见的大雪。

是我不断长大所以胡同不断地漫展呢，还是胡同不断地漫展所以我不断长大？可能是一回事。

有一天母亲领我拐进一条更长更窄的胡同，把我送进一个大门，一眨眼母亲不见了。我正要往门外跑时被一个老太太拉住，她很和蔼，但是我哭着使劲挣脱她，屋里跑出来一群孩子，笑闹声把我的哭喊淹没。我头一回离家在外，那一天很长，墙外磨刀人的喇叭声尤其漫漫。这幼儿园就是那老太太办的，都说她信教。

几乎每条胡同都有庙。僧人在胡同里静静地走，回到庙里去沉沉地唱，那诵经声总让我看见夏夜的星光。睡梦中我还常常被一种清朗的钟声唤醒，以为是午后阳光落地的震响，多年以后我才找到它的来源。现在俄国使馆的位置，曾是一座东正教堂，我把那钟声和它联系起来时，它已被拉倒。那时，寺庙多已消失或改作它用。

我的第一个校园就是往日的寺庙，庙院里松柏森森。那儿有个可怕的孩子，他有一种至今令我惊诧不解的能力，同学们都怕他，他说他第一跟谁好，谁就会受宠若惊，说他最后跟谁好，谁就会忧心忡忡，说他不跟谁好了，谁就像被判离群的鸟儿。因为他，我学会了谄媚和防备，看见了孤独。成年以后，我仍能处处见出他的影子。

十八岁去插队，离开故乡三年。回来双腿残废了，找不到工作，我常独自摇了轮椅一条条再去走那些胡同，它们几乎没变，只是往日都到哪儿去了，很费猜解。在一条胡同里我碰见一群老太太，她们用油漆涂抹着关丽的图画，我说我能参加吗？我便在那儿拿到平生第一份工资，我们整日涂抹说笑，对未来抱着过分的希望。

母亲对未来的祈祷，可能比我对未来的希望还要多，她在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下一棵合欢树。那时我开始写作开始恋爱，爱情使我的心魄从轮椅里站起来。可是合欢树长大了，母亲却永远离开了我，几年爱过我的那个姑娘也远去他乡，但那时她们已经把我培育得可以让人放心了。然后我的妻子来了，我把珍贵的以往说给她听，她说因此她也爱恋着我的这块故土。

我单不知，像鸟儿那样飞在很高的空中俯看那片密如罗网的胡同，会是怎样的景象？飞在空中而且不惊动下面的人类，看一条条胡同的延伸、连接、枝枝叉叉地漫展以及曲曲弯弯地隐没，是否就可以看见了命运的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