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事

    ①最近安居，我把我出租几年的屋子里的旧书搬了回来，清点整理中，我发现了很多书还在，像看见我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般喜悦，当然也让我想起了我收藏的很多珍贵的书籍都不在了。

    ②最近我又要讲现代诗歌，很想意外发现我当年珍爱的那本《朦胧诗选》，那本朦胧诗集收录了北岛、舒婷、顾成、江河、杨炼、梁晓斌、卞之琳等人七八十年代写的发抒、反思文革的诗歌，我非常喜欢。90年代出来教书，那时的教材政治化太浓，我就一直给学生们讲这些朦胧诗，一届一届地讲，孩子们非常喜欢，讲完了就有同学借阅，但因为这本书要用于教学，在那个年代又不好买，所以我是一直看管得很紧，但后来还是一时疏忽，找不到了。也许这不是我的疏忽，实在是那本书太好了，对于处于成长中的孩子们那实在是一本“及时雨”。

    ③我从教20多年了，20多年穷老九的拮据生活，我不舍得将钱花在自己的衣食上，但碰到自己心仪的书籍那是一定要破财购买的，20年来我不间断地购买，又不间断地流失。大部分是被学生借走，少部分是被同事借阅，有些书籍我还记得被谁借走的，大部分说不出来历了，虽然20年来那些书籍不间断地在一路丢失，但是我从来不因为这个而遗憾，因为它不像钞票金银珠玉一般消耗散去，也不担心它会被人当着引火材烧掉，没有引火材的年代没有人愿意烧掉一本珍爱的书籍，而现在人们虽然不珍惜书籍，但也不需要用书籍做引火材了。那些遗失的书籍散落在人间，不断地流传，书上的文字不断地传播，不断地感染，不断地孕育精神，那是书籍产生的本质目的。

    ④我在青少年时期，阅读过不少书籍，《唐诗三百首》《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封神演义》《三侠五义》《七侠五义》《说岳全传》《东周列国志》等，还有《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十月》《啄木鸟》等不少杂志，这些书和杂志是我青少年时期的精神食粮，我在青少年时期有幸读了，可我家里除了一本黄历外父母没有买过一本书。这其中大部分是向同学借阅的，只记得有一本《东周列国志》是我在我表叔家里玩借来的，现在书也不在了，但我清楚地记得我没有归还他。我感谢我的青少年时代那些让我读到这些书的同学和叔叔阿姨们，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施予我少年时代弥足珍贵的恩惠。所以，我从来不会因为我珍爱的书籍的丢失而可惜，因为它也许不断地在施予，这是书的作用，相对于金钱来说书籍的传播具有精神温度，不似金钱仅满足物质甚至于增长冷血的欲望。

    ⑤我还记得我用于课外教学用的现代小说，有一次被一个学生借阅了，我知道是谁借阅的，我向他索要了几次，直到毕业都没有还给我，这事就过了。那个同学的成绩很好，考进了武汉大学哲学系，几年后，我的这个学生来看我，提了一大堆书，只记得其中有《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等书籍，他告诉我他当时把我的书给弄丢了，没法交代，希望这样能弥补。他92年高中毕业，96年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省政府部门工作，现在是处级干部，写作很厉害，是单位的笔杆子，也许那些书在他的人生启蒙中有了些作用。

    ⑥原本我们这个民族是个很热爱书籍的民族，明代的张溥每读一本书都要亲手抄录七遍，他的书斋因此命名“七录斋”，宋濂《赠东阳马生序》里就讲过他借书抄书的情景，为了不延期，天大寒，抄得手指都僵硬了；先秦时期人们写书读书都不容易，他们习惯把书全部背下来，汉初因为始皇焚书，好多人是靠记忆把书传下来的。我们不如古人文章好，缘于我们不如古人读书花的功夫深。

    ⑦进入互联网的时代，我更不需要为我的《朦胧诗选》遗失而遗憾了，现在我的教学很方便，互联网上要找谁的作品都非常容易；现在读书也很方便，但是我们的孩子不读书了，在他们最需要广泛阅读的时候，他们却被迫沉浸在题海里。

    ⑧最近，看到一则消息，关于各国全民阅读的调查，我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中国人的阅读排位。是谁造成了中学生和全民阅读的现状？谁能拯救阅读？!

2013-9-15

孤独的守望

    在穿越了一条条宽阔马路，躲过来来往往的车辆以及川流不息的人群，准备走进那座高楼大厦的时候，却忽然被不知藏在什么地方的孤独感袭击。于是，我飞离城市，开始找寻那些遗失在远处的疼痛或者温柔，来到那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

    转过一道山梁，又穿过一道峡谷，眼前豁然开朗。那是一种惊诧!仿佛一下子掉进了一幅最浓艳的油画里。一朵秋阳，斜挂山腰，被染红的山风成了最随心的画家。一笔画山，山披灿烂，一笔描水，水放金光，一笔泼在山沟里，沟里成了五彩的天堂。

    拨开路边密密麻麻鲜嫩的细叶，下面，竟藏有一弯清溪。凝神敛息，闭目细听，一股山泉之清凉，潺潺之清音，朗朗之清虹，刹那间沁过心田，直达肺腑，更是说不出的爽朗。寻着水声一路走来，水却似多羞的少女般犹抱琵琶半遮面，一会被浓阴掩翠，一会儿环佩叮当，一会儿弯成一枚碧玉，一会儿又不知躲藏到哪里去了。细看那水，宁静之极，无波无痕，柔润如美玉。那是谁家的女儿悬挂于颈间的玉璞？押着唐韵，携着汉风，—点点的走近，走近，将心清凉成一片温润的水域。

    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外桃源”，是在尘世苦苦寻求而不得的心灵的栖息地。

    我在进入小村的那一瞬，突然变得很宁静。我用了很大的努力，才从这幅静默的油画中走出来，一路跋山涉水而来的疲倦和烦躁一扫而光。一处处低矮的农舍以最简单的装束站立在我面前，而它后面是五彩锦缎装扮起来的山坡，像一首天地之间的赞歌，我看见纯朴与艳丽和谐的统一。

    田园，多么美妙的字眼，它让许许多多流浪的心灵找到了家的温暖。袅娜的炊烟，鸡鸣狗叫，满山遍野的牛羊，子孙绕膝，我多么希望看到曾经在这里上演过的那些温暖和最原始的一幕幕生活图景啊。然而这里拥有的除了安静还是安静。看不见炊烟，听不见鸟语，也听不见动物的欢鸣，就连风都停驻在不知什么名字的山那边。

    物竞天择，时代犹如一列火车，轰鸣着滚滚向前。贫困终被繁华取代，宁静总被喧哗掩盖，那些没了主人的房屋，虚掩的房门，荒凉的院落，都似在诉说着一种久已淡去的生活，房前屋后的柿子树上，挂满红艳艳的“小灯笼”，就连地上也落了许多熟透的柿子。这些原本代表丰收的累累果实，在这里忽然受到冷落。

    一方石碾，丰碑一样默默地站在时光的怀抱里。深深的皱纹里记载着多少酸甜苦辣的过往？它在怀念那些五谷丰登的日子吧，还有那吱吱唱着的远去的歌谣。我看见空地上面的水井里面装满了生活的百般滋味。

    所有的土地都荒芜着，那些被收割的玉米秸杆，怀抱成一堆坐在秋阳里，哀伤而无助。曾几何时啊，仿佛还看到它们挺拔着腰杆，向上生长着浓浓的丰收和喜悦。一些被开垦的梯田就那么闲散敞着怀，留着斑驳的印记，像是刻满了主人点滴的心事。几垄白菜，几颗萝卜成了这些被弃置的土地的最后守望者。

    我停下探访的脚步，对着一片宁静和绚丽沉默。

    我不知道繁华在身后隐退的时候，是不是一些东西也会随之消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就这样被遗弃在远离尘世的地方，在时光的隧道里独自演绎着一场兴衰与荣辱。美丽与孤独同在，寂寞与哀愁共存。

    在村庄的深处，终于见到了真正的主人。金灿灿的苞谷做背景，映衬着主人也发出金灿灿的光。一位老人，就那么安然地倚在门口，身后巴掌大的小院里，两棵参天的老槐，像两把硕大的巨伞，卫士一样的护着庭院。树是老人出生时爷爷种下的。

    老人手捧山里红，热情地招待我们这些远方来的客人，她说家里没什么好吃的，只有这些山里的果子。问她为什么不和儿女一起走，老人只憨憨地一笑：“舍不得啊，几十年的家!”

    已是夕阳西下，那些山、那些树、那些落寞的房屋都开始变得暗淡起来。我最后一次回望山村的时候，老人正被金色笼罩，仿佛坐在一片灯影里。

    她在守望着一个人的山水，守望着一个她自己的家么？

（选自《散文百家》2010年第2期，有删改）

礁石与灯塔——诗人艾青印象

张骥良

    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的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艾青《礁石》

    读到艾青先生写于1954年的这首《礁石》，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油画家刘宇一先生为这位现代诗人画的半身侧像：蔚蓝色的大海上，白浪翻卷，海鸥翱翔，礁石旁的诗人，目光凝视着远方。

    我第一次见到艾青先生，是在16年前。1980年3月5日，那天晚上风很大，20多名诗歌爱好者早早赶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配殿，等着聆听艾青先生谈诗。我去得尤其早，抢占了一个有利地形，就坐在诗人斜对面，连诗人的呼吸都能感觉到。重返诗坛的诗人，精神饱满。那天晚上，围绕着诗歌爱好者们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他谈了许多。我甚至来不及抬头领略先生风采，只是带着崇敬之情，埋头记录他讲的每一句话。这次谈话后来被整理成文章收入他1982年出版的《诗论》。16年过去了，那本当时用的笔记本已经泛黄，但我一直珍藏着。

    两个月后的一个下午，为写《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赏析文章，我找到了诗人下榻的北纬饭店，再次拜望了这位我自小敬仰的诗坛前辈。先生一眼就认出了我，大概因为我视力不好特征太明显。我伸手到裤兜里找烟，发现自己匆忙中竟带了一个空烟盒。先生看着我站在那里的尴尬样子，笑了，顺手递给我一支“中华”。家里刚好没别人，先生执意要亲自为我泡茶，我怎么劝阻也无济于事，只好红着脸接过一杯冒着热气的香茶。从那次听先生讲诗，我已经知道他平易近人。但一个年逾古稀、蜚声海内外的诗坛泰斗，竟给一个二十出头的后生小辈递烟、泡茶，还是让我不知所措。先生的烟瘾很大，几乎是一支接一支地抽。先生每吸一支，都没忘了也递给我一支。我渐渐地忘却了拘谨，无拘无束地与先生聊起来。在烟雾弥漫的客厅里，先生把我带到创作《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时代。他带着淡淡的微笑回忆起他父母怎样听信算命先生的话而嫌弃他。而当他谈到那个叫大堰河的保姆时，他的目光和声音里包含了那样多的感激和依恋。老诗人对泥土一样朴实的保姆的朴素真挚的感情，使我默然很久。

    又过了半个月，我拿着写好的鉴赏文章再次登门求教。先生认真地阅读了拙文后，认为大体还可以，只是有些话说得过了头。我看我的原稿上密密麻麻批满了字，在那些他认为说过了的地方，他都画上了粗线。他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写文章一是一，二是二，别说过头话，别人为地抬高，也别人为地贬低，要实事求是，做人也是这样。要想成为一个被人民爱戴的诗人，就要说实话，说真话，说自己的心里话。”这一席话使我想起了先生的另一首诗《在浪尖上》。诗通篇都是大白话，但由于感情朴素真实，朗诵时一次又一次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我想起我坐的这张沙发上，坐过文坛泰斗，也坐过我这样的业余作者。我想每个人都会在先生这里感受到诗与真。记得我的朋友——河南省周口地区商水县的农村残疾作者娄自立，曾跟我提起他拜望先生的情景。当他蹲着用双手搬着双脚，一寸一寸蹭进这个客厅时，先生格外热情地接待了他，满足了他的一个又一个要求，为他题字，与他合影。临别时还把自己正在使用的金笔送给他，并执意送他出大门。娄自立说起这些的时候，眼里闪着泪花。先生的确教给我很多。

    这次以后，我看先生年高体弱，不便打扰，一直未去看他。1993年金秋十月，我带着40多位残疾作者的共同心愿，又一次走进先生的客厅。第一眼看到先生，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先生竟已老成这个样子。他的话明显地少了，精神有些不济。我这次本来想请他为我们选编的残疾人作家诗文集《地平线的呼唤》题词。看先生这样老态龙钟，我张了好几次口都没好意思说。过了一会儿，先生的儿媳傅大姐走了进来。她向我介绍了先生的近况。老诗人自从摔断胳膊之后，尽管打上了钢筋，手还是抖得厉害，写字已经很吃力了，所以不得不放下握了半个多世纪的笔，谢绝了所有的社会活动、交往应酬。我终于不肯放弃这个机会，鼓起勇气向傅大姐转达了残疾人作者对先生的敬仰之情，简单介绍了我手里的诗文集的编选标准和过程，表示希望得到先生的题词。仅仅5个字的题词，加上签名和日期，先生竟写了十多分钟。看着“残月同样美”这5个厚重的字，我久久说不出话来。先生已老迈，但仍能简练准确地概括出残疾人文学群体与整个文学群体的关系，并形象地表达出来。

（原文有删改）

缙云的古风

鲍尔吉·原野

    ①在缙云，我喜欢仰面看天空的云。这里多山，朵朵白云围绕山峰，缠绵不走。虽然我知道缙云的地名不关云的事，它是轩辕黄帝的号。史记记载，黄帝又曰缙云氏。当年黄帝氏族从西北高原迁移到古越族聚集的浙江中部，建立了以缙云为名的方国。唐武周时代，即公元696年，县名改为缙云。但是地名有云，来客难免要往天空张望。这几天雨歇，天上一派好云。白云似城垣，如马队，浩浩荡荡地川流而过。它们在地上的随从则是迂回奔走的好溪。好溪也是一个好名字，在江河前面直接加一个好字，恐怕只有缙云。水利万物而莫争，当然好。

    ②前面说黄帝在这里建立了缙云国，是传说。而史书记载，三国时期，公元239年，缙云人在海拔1200多米的古方山上修建了一口方塘，即水库，距今已有1700多年，是浙江最早的山区水利工程。你没法想象，在那么高的地方，人们穿过陡峭的山路去修一个水库。

    ③缙云人崇拜山，当地方言把山称作山娘，他们把崇山峻岭看做母亲。乡间秋收，农民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祭山娘。筑路造屋，开工之前也要祭山娘。缙云人认为，山上的鸟兽草木是山娘的子孙，土地是山娘的皮肉，不得随意毁伤。这真是可爱的传统，用现在的话说叫做环保，实为共生。在这里，哪家人屋里如果爬进了蛇，当地人不会把蛇打死，而要点上熏香把它熏跑。缙云人上山垦田，人站高处，锄头放在下面，由下往上挖；而不能对着山头举起锄头，以兹表达对于山娘乃至大地的崇敬。

    ④说到缙云的山，自然要说鼎湖峰。传说轩辕黄帝当年来此地，相中的就是这座鼎湖峰，于是定居于此，并把这座山命名为缙云山，也就是黄帝山。黄帝在鼎湖峰顶上铸鼎炼丹，最后驾龙升天去也。之后，缙云成为古时江南祭祀轩辕黄帝的中心。

    ⑤鼎湖峰拔地而起，上下同圆。它固然是一座山，但把它叫做石柱更合宜。在苍翠的山峦之中，在好溪的喧哗声里，突兀而立的鼎湖峰引人遐想。我第一眼看到鼎湖峰，便觉人类的渺小，只能站在地面上仰之望之，如果环绕此峰观察一下该有多好。再一想，飞鸟幸福啊，它们可以围着鼎湖峰飞无数圈，累了在上面栖息。

    ⑥期望环峰飞翔的人，不光我一个。宋代诗人柳绅初到缙云时，惊叹于鼎湖峰的雄奇，留下一首诗：“独出诸峰表，周围百丈圆。千寻雄镇地，万仞上摩天。湖浪动星际，莲花生日边。终当驾云鹤，绝顶会群仙。”他想象自己骑着云中的仙鹤，到达鼎湖峰绝顶，去拜会群仙。中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也曾为鼎湖峰所倾倒。南朝宋永初三年，谢灵运出任永嘉太守。他赴任路上经过缙云，改乘竹筏，走好溪水路。他在《归途赋》中叹曰：“漾百里之清潭，见千仞之孤石。历古今而常在，经盛衰而不易。”在《游名山志》中，谢灵运再度写到鼎湖峰“缙云山孤石干云，可高三百丈，黄帝炼丹于此”。好风景经过谢灵运的夸赞，传播士林，咏叹缙云的诗篇越来越多。李白在长诗《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的开篇写道“缙云川谷难，石门最可观。瀑布挂北斗，莫穷此水端”。神往鼎湖峰的大诗人还有白居易。唐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来缙云一游。他听说鼎湖峰顶有黄帝置鼎而塌陷形成的湖，湖上生莲。他想，倘若劲风吹过，峰顶的湖水会不会随风而落，形成高天散雨的奇观呢？白居易为此留下一首诗：“黄帝旌旗去不回，片云孤石独崔嵬。有时风激鼎湖浪，散作晴天雨点来。”我做不出这样的好诗，但比古贤幸运的是可以坐缆车观望鼎湖峰。缆车在山峰后方，一路攀升到山顶，可窥见鼎湖峰顶全貌。放眼望去，几近梦幻。

    ⑦鼎湖峰边上的苍龙峡口，东晋时即建有祭祀黄帝的缙云堂，它是有史记载以来江南最早祭祀黄帝的建筑。唐乾元间，经缙云县第一任太守李阳冰奏准，缙云堂改名黄帝祠宇，李阳冰题写篆额。李阳冰的篆书与李斯并称“小篆二李”。这些年，逢清明节与重阳节，当地都要举办规模宏大的祭祀。重阳节由地方政府主持公祭，清明节则是民祭黄帝的节日。

    ⑧我喜欢考究方言，尽管并没有语言学的基础。我十分崇拜被称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他同时又是音乐家与作家。他写的自述，让人百读不厌。赵元任通33种汉语方言，可以用口技的方法，模仿一个人从北京出发，周游全国，从东北返回的经历，用各地方言表述那里的风土人情与特产。方言实为历史的活化石。我跟缙云人聊天，发现这里的方言遗存着明清之前的古语，或许还有古越国的语言。比如他们把“人”称之为“丁”，一如汉代的称呼。小伙子，他们称“后生丁”。“大丁”指成年人，“老髯丁”是老人。称“女孩子”为“婉转尼”，过门的新媳妇叫“新妇”，与《陌上桑》的称谓一样。唐宋时期的词语也保留在当地农民的言谈中。“走过去”这句话，当地人发音“往过克”。“去”的读音为“克”，这是明代以前的发音。明清之后的汉语，名词后面爱加“子”字，比如桌子，椅子。而缙云只叫桌、椅，不加“子”，保留明代以前的读法。从他们语言的古朴，想到缙云的百姓把山称之为山娘，认为鼎湖峰是黄帝炼丹的道场；而他们的语言中又保留着好多古音，这就是文化，文化应该源远流长，有山水和人的血脉气息。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07月06日第11版）

菩  萨

于中飞

    钢凿敲打石料的叮叮声，是在一个初秋的清晨骤然响起的。那时候，远方的天际飘浮着绚丽的朝霞，火红的朝阳把整个天地映衬成一片耀眼的红。四叔裸露着黝黑的胸膛，在石料堆里把赢瘦的腰身紧紧绷成一张弓。

    四叔说，我要为老郑立尊像。

    四叔曾是方圆百里最有名的石雕工匠。一块块大小形态各异的石头到了四叔的手里，立刻就有了生命，花鸟虫鱼、龙凤狮子、菩萨罗汉……四叔因材施艺，相石、打坯、雕刻、封蜡、润色；或浮雕，或镂雕，或圆雕。四叔能把石头玩出花儿来。据说，四叔雕的观音菩萨，不论站在哪个角度，都能让人感受到菩萨洞悉万物的眼神。早些年的时候，方圆百里的庙宇都以有四叔雕琢的观音像为荣。

    四叔存有这个念头时日已久。这个念头日日夜夜抓挠着四叔的心，令他寝食难安。

    其实，如果不是两年前的那次意外，四叔早就实现了他的心愿。那次意外，让四叔的视力接近于零。确切地说，现在的四叔是个瞎子。

    一个瞎子要为人雕刻石像，听上去匪夷所思。

    其实，很多时候，瞎子的感受要比我们这些正常人来的真切得多。

    石是好石，青褐色，高约两米，略圆，底端略粗，像一根倒立的萝卜。看材质，细腻软绵，似釉了一层彩，散发出温润的光泽。这石头是四叔托人在市面上转悠了半年多才寻得的。石雕用石有讲究，沙粒要细，密度要紧，不能有明显的纹路。其次，还要选用向阳石坡的石头；向阳的石材，久经风吹日晒，该风化的已风化，不会龟裂崩刀，雕琢起来放心。

    四叔侧了头，闭了眼，枯枝般的双手在石料上来回摩挲，极小心，极缓慢，似在鉴赏一件绝世的宝物。四叔摸一阵，想一阵，凿一阵。再摸一阵，想一阵，凿一阵。

    清脆的叮当声中，月余时间过去了。粗凿，精雕，大的小的方的圆的各种凿子轮番用了个遍后，石像逐渐有了显山露水的意思。再月余，人物的轮廓便出来了。石像为一正襟危坐的花甲老者，长眉细目，端庄慈祥，一手抚膝，一手平托一物，昂首挺胸直视前方，一脸的庄重肃穆，凛凛然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

    村人啧啧称奇，神了！瞎子也能干出这活计！

    哟，这雕的不是老郑吗？

    四叔咧咧嘴，舒展眉头，笑了，“是老郑。”四叔说。

    哎，不对呀！村里修路那阵，老郑风里来雨里去，和咱们一道吃一道住，一道上山凿石头，一道下山担土块，都累得直不起腰来，他啥时候也没把腰板挺得这么直啊！

    那年，为把进村的盘山公路早日修通，老郑不顾自己已花甲之年依然亲自上阵，开山凿石，挑土担石，赛个壮小伙儿。为此，老郑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逢阴天下雨就痛得龇牙咧嘴直不起腰。

    是啊，老郑待咱亲如一家人，谁家有困难不是老郑乐呵呵解决了，啥时候也没将脸绷得这么紧啊！

    那年，村人老李得急病住了院，手术费没筹够，是老郑连夜送去几千块钱救了急。后来大家才知道，那是他卖了家里的耕牛，准备修房子给儿子娶媳妇用的钱。

    再端详。有人看出了端倪：这神态这身姿，咋越看越像尊菩萨呢？

    众人定睛再看，可不！这哪里是老郑？分明是尊菩萨嘛！

    四叔脖子一梗，吼道：“谁心里装着咱老百姓，我就拿他当菩萨供。”

    说这话时，四叔浑浊的眼里似乎熠熠冒出光来。

（选自《芒种》2017年第7期，有删改）

朗读与呐喊

莫 言

    今年二月，在故乡的大街上，我与推着车子卖豆腐的小学同学方快相遇。方快提着我的乳名骂我闯富了忘了老同学。我说我都六十多岁了，你就别叫乳名了吧！他说，你想让我叫你什么？叫你莫言？呸！方快是很聪明的，他六十多岁了还在卖豆腐只能说他没碰上展露才华的机会。他喊我的乳名就说明他对我的不服气。我获奖后，面对采访的记者他提着我的乳名说：“他呀，根本不行！朗诵课文，他不是我的对手。”于是我回想起方快与朗读有关的事来。

    那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是学校唯一用普通话讲课的老师。在我们那里，谁要是出去上几天学或当几年兵，回来就说普通话，肯定成为嘲讽的对象。在强大的习惯势力压迫下，还坚持用普通话讲课，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老师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齐声朗读时，老师提着教鞭在教室里转悠，辨别谁的声音里有着对课文的故意歪曲。方快是挨教鞭最多的——其实也不是真打，略有痛感而已。

    有天中午，方快带着我们去田野里捉了几十只青蛙，用瓦罐提到教室里，放在脚下。那天新课是《青蛙》，老师带领我们朗读：

    “每到黄昏，池塘边有一只老青蛙先发出单音的独唱，接着满塘的蛙跟着唱起来。呱！呱！呱！……”

    我们从来没有像那次朗读那样卖力，那样愉快，那样充满期待。我们一边朗读一边偷眼看方快。他的脸膛红扑扑的，脸上洋溢着喜气。他从来都是朗读的捣乱者，但这次却成了领读者。他的嗓音洪亮，富有韵味，而且，他使用的竟是普通话！连老师也用讶异的目光看着他。这时候，我看到他用脚推倒了瓦罐，几十只青蛙争先恐后地跳出来。伴随着女生们的尖叫和男生们的怪笑，我们看到老师变色的脸——教室里只有方快一个人还在朗读：

    “……青蛙，真是一种可爱的动物……”

    我们原以为老师会跟方快决一死战，没想到在方快响亮的朗读声中，老师蜡黄的脸渐渐红润起来。我们老师是一个有酒涡的男人，他的脸上出现酒涡我们便知道他笑了。方快停止朗读，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对老师傻笑。老师响亮地拍着巴掌，连声说：“好好好！太好了！”

    此后不久，方快便当了学习委员，之后又当了班长，成了好学生，成了老师的骄傲，成了后进变先进的典型，还参加全县朗读比赛获得第三名。如果不是因为历史原因，他很可能成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一个杰出人物。当然，现在也不能说他不杰出，他家的豆腐，质量很好，供不应求。

    方快引发了朗读的热潮。我们朗读，我们背诵，我们把语文课本一字不漏地从头背到尾。我是其中一个追随者。

    后来当了兵，我能慷慨激昂地念报纸的才能被指导员发现，让我在团部欢迎新兵大会上发言。调到军校后，领导错以为我文化水平很高，便让我当政治教员给新学员讲课。讲哲学，政治经济学，我哪里懂这些！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硬着头皮也要冲上去。

    那年寒假，我背了一大堆书回家探亲。我在邻居家滴水成冰的空房子里备课，讲稿写好了，就一遍遍地读。当时我以为我讲的是标准普通话，后来才知道我讲的是“高普”(高密普通话)。我先是小声读，读着读着就起了高声，最后是手舞足蹈地呐喊。全不顾墙外有耳，全不顾村里人的说三道四，全不顾家里人的难堪。那时我们家东厢房里还养着一头牛，每当我呐喊时，母亲就会进来劝我：别吆呼了，你把牛都吓得不吃草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在开学后的课堂上，作用明显，反响强烈。我也颇为得意。三十多年后的一次聚会，一位性格豪爽的女学员说：我们当年给您起了一个外号叫“野狼嗥”——我心中一怔，才知道他们受了我多少折磨。

    去年秋天，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叶嘉莹先生，听她吟诵唐诗宋词。叶先生说从来没有人教过她吟唱，从小她就这样唱读，因为她感觉就应该这样读，这样唱。听了叶先生的话，我想，是的，每个人都要用自己的腔调，想怎么唱就怎么唱；用标准普通话读出的诗词，确实很好听，但其实都不是古典诗词应该发出的声音。告别叶先生后，我曾把门窗堵严了吟唱过几首唐诗宋词，感觉无比畅快。但我知道，叶先生的自由吟唱会赢得满堂彩，而如果我敢登台放腔，迎接我的——当然不会是猎枪。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