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二是家国一体，即由家及国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因为家族宗法血缘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人伦关系，这种关系的扩展就形成了社会伦理关系。家族本位的特点，一方面使得家族伦理关系的调节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课题，家族伦理成为个体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在家国一体社会政治结构中，整个社会的组织系统是家族—村落—国家，文化精神的生长路向是家族—宗族—民族。家族的中心地位使得伦理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是严格按照伦理的秩序进行的，服式举止，洒扫应对，人际交往，都限制在“礼”的范围内，否则便是对“伦理”的僭越。这种伦理秩序的扩充，便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基础——家长制。家长制的实质就是用家族伦理的机制来进行政治统治，是一种伦理政治。

    与此相适应，伦理道德学说在各种文化形态中便处于中心地位。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宇宙的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实体，哲学的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因此人们才说，西方哲学家具有哲人的风度，中国哲学家则具有贤人的风度。中国的文学艺术也是以善为价值取向的。“文以载道”，美善合一，是中国文化审美性格的特征。即使在科学技术中，伦理道德也是首要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科技的价值观是以“正德”即有利于德性的提升为第一目标，然后才考虑“利用、厚生”的问题。因此，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

    中国文化的普遍信念是“人为万物之灵”。而人之所以能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有道德，因而中国文化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道”，以及遵循这种“道”而形成的“德”。老子曾从本体论的高度说明“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道理。“尊道贵德”的基本精神，就是强调人兽之分，以德性作为人兽区分的根本，突显人格尊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因而中国人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早在孔子前，鲁国大夫叔孙豹就提出过“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在此基础上，一种以道德为首要取向的具有坚定节操的文化人格就逐渐形成了。“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不改其乐，这是一种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精神。

（选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有删改）

篆刻之美

孙莉莉

    篆刻艺术在狭小的天地中，依靠笔画的技巧，表现出刚柔相济的笔情刀趣，生动优美的造型图形，古朴隽永的金石气韵，给人以情感意蕴的震动和审美艺术的享受。篆刻的起源，笼罩着某些神秘的气氛，除货赂用玺节说、殷墟铜玺起源说等，最有趣味的应该是龙凤授玺说。从甲骨文的卜辞和陶器上的印纹、刻文来探讨其背后的真相，从中能感受到篆刻印章的社会历史地位及文化艺术气息。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让一个长期悬而不决的问题得到破解。篆刻艺术的成熟期为何来得那么早，正是在皇权至上这种社会效用及信物凭证这种实际价值的双重作用下，促成了篆刻艺术在春秋战国及秦汉之际就十分辉煌绚丽的早熟局面。篆刻从发展开始，就是以“文字”的形式存在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特殊的“符号”，经过若干时代的成长，成熟为以文字为主要内容存在的艺术形式，也就是成熟的篆刻艺术。尽管篆刻从唐至宋元曾一度中落，但从明至清，像文彭、何震、黄士陵、吴昌硕等一批有艺术觉悟和创造精神的篆刻家则追踪秦汉，在先民博大的印学宝库中吸纳了丰富的养料，再度汇融于书学画理，从而使篆刻艺术再度振兴，开创了绮丽多姿的流派印。

    篆刻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活动，其形式与内涵、价值与效应是积淀在整个文化系统内，活跃在整个社会化过程中的，因而对篆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综合影响，为篆刻艺术的更新和突破提供能量和契机。如春秋战国玺印的瑰丽奇妙，千姿百态，正是“百家争鸣”时代精神在印面上的折射。又如汉相官印的浑朴持重、沉雄老健，将军印的刚劲豪壮、气势酣畅，体现了雍容大度的相官之风和豪放英武的将军之气。从这个意义上讲，篆刻是一种综合艺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美学系统。篆刻不是技术操作，工匠制作，而是艺术创作，才情的显现。

（选自《论中国传统浮雕与篆刻艺术的关系》）

教育的新生

陶行知

    世界是在动，人生是在动，教育怎能不动？并且是要动得不歇，一歇就灭！怎样动？向着哪儿动？

    我们要想寻得教育之动向，首先就要认识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之对立。一方面是生活教育向传统教育进攻；又一方面是传统教育向生活教育应战。在这空前的战场上徘徊、缓冲、时左时右的是改良教育。教育的动向就在这战场的前线上去找。

    传统教育者是为办教育而办教育，教育与生活分离。改良教育提出“教育生活化”和“教育即生活”的口号。生活教育者承认“生活即教育”。好生活就是好教育，坏生活就是坏教育，前进的生活就是前进的教育，倒退的生活就是倒退的教育。生活里起了变化，才算是起了教育的变化。我们主张以生活改造生活，真正的教育作用是使生活与生活摩擦。

    为教育而办教育，在组织方面便是为学校而办学校，学校与社会中间是造了一道高墙。改良者主张半开门，使“学校社会化”。他们把社会里的东西拣选几样，缩小一下搬进学校里去，“学校即社会”就成了一句时髦的格言。这样，一只小鸟笼是扩大而成为兆丰花园①里的大鸟笼。但它总归是一只鸟笼，不是鸟世界。生活教育者主张把墙拆去，承认“社会即学校”。这种学校是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人人都是先生都是学生都是同学。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求，便是盲目的教育。倘使我们认定社会就是一个伟大无比的学校；就会自然而然地去运用社会的力量，以应济社会的需求。

    为学校而办学校，它的方法必是注重在教训。给教训的是先生，受教训的是学生。改良一下，便成为教学——教学生学。先生教而不做，学生学而不做，有何用处？于是“教学做合一”之理论乃应运而起。事该怎样做便该怎样学，该怎样学便该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

    教训藏在书里，先生是教死书，学生是读死书。教死书、读书死便不许发问，这时期是没有问题。改良派嫌它呆板，便有讨论问题之提议。课堂里因为有了高谈阔论，觉得有些生气。但是坐而言不能起而行，有何益处？问题到了生活教育者的手里是必须解决了才放手。问题是在生活里发现，问题是在生活里研究，问题是在生活里解决。

    没有问题是心力都不劳。心力都不劳，是必须接受现成知识方可。先在学校里把现成的知识装满了，才进到社会里去行动。王阳明先生所说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便是这种教育的写照。他说的“即知即行”和“知行合一”是代表进一步的思想。生活教育者根本推翻这个理论。我们所提出的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有行动之勇敢，才有真知的收获。

    传授现成知识的结果是法古，黄金时代在已往。进一步是复兴的信念，可是要“复”则不能“兴”，要“兴”则不可“复”。比如地球运行是永远的前进，没有回头的可能。人只见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不知道它是跟着太阳以很大的速率向织女星飞跑，今年地球所走的路绝不是它去年所走的路。我们只能向前开辟创造，没有什么可复。时代的车轮是在我们手里，黄金时代是在前面，是在未来。努力创造啊！

【注】①兆丰花园：近代上海著名的租界公园，现称中山公园。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其内涵可以从精神、物质、制度和活动形式四个层面进行解读。汲取其合理成分，可为当代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古代书院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明道传道”“发扬学术”的办学宗旨和“德育为本，修身为要；心忧天下，忠勇报国”的教育理念。书院大儒朱熹曾言：“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朱熹《朱子全书》）简言之，书院的精神文化是知识追求与价值关怀的完美统一。因此，当前大学或可借鉴传统书院的精神文化，坚守德育为先的理念，从思想上将德育放在重要的位置，注重知识的同时追求学生人格的完善。

    书院选址体现着体验感悟的治学精神，书院建筑布局体现着传道授业的理想追求，书院景观体现着修身济世的远大志向，而传统书院物质文化可弥补当前大学校园建设的不足。比如，大学的选址要兼顾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努力营造浓郁的建筑文化氛围；借鉴书院“中轴线”的设计原则，凸显图书馆和教学楼的中心地位，从而使学生意识到自己的主要任务和学校的主要功能；校园景观设计中，多种植梅兰竹菊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植物，：尽量给学生创造环境幽雅和人文情怀兼具的场景等。

    书院由德行“足为多士模范”的“山长”主持教学、引领学术，参与管理者多从生徒中选择品行端正、学业优秀者。根据学生主体需要和内在潜能制定师生共同遵守的学规，有利于激发学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一般包括：揭示、学则、学约等。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规是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内容涵盖阅读目的、进德立品、修身养性、阅读技法等方面。针对当代高校的制度文化困境，我们应注重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采用积极地“劝谕式”话语，制度设计应以师生发展为本，达成刚柔并济的管理。

    书院主要有三种活动形式。讲会指大家集中共同探讨，平等开展学术交流和争鸣，有问题可当面请教老师。而公元1167年，朱熹专程从福建崇安去访问湖南岳麓书院的张栻，则开创了中国书院史上不同学派之间会讲的先河。书院山长还经常带领生徒离开课堂去游历，“绝其尘香，存其道气”，使生徒“聆清幽之胜，踵明贤之迹，兴尚友之思”，强化社会责任感。以此为鉴，高校教学应运用启发式、探究式、问题式等方法；在学术交流中应直面问题，客观公正地评价；师生关系要平等和谐，形成尊师重道、敬业爱生的氛围。

（摘编自《传统书院文化的基本维度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一

如今，中国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已连续5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应用市场。同时，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加速向高端产品、人工智能领域迈进，中国正从机器人应用大国转变为创新大国。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副司长罗俊杰曾公开表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呈现铁速发展态势，但不少机器人企业小、散、弱，处在中低端；减速器、控制器、伺服电机等一些关键零部件创新能力薄弱，低水平重复性建设存隐忧，亟待集中力量解决。

    这一瓶颈在市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工业机器人领域的部分企业坦言，尽管我们已连缕多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销售市场，但不可否认的是，瑞士ABB、德国库卡、日本安川电机、日本发那科等“T业机器人四大家族”占据了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60%以上的份额；至于六轴以上的多关节机器人，国外品牌占据的市场份额甚至更大，超过了80%。

    在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执行理事长宋晓刚看来，“自主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工业机器人自主品牌的两条发展之路，但是有一些技术是引进不来的，必须靠自主创新。“ 从市场角度而言，中国市场会非常巨大，有很多新的应用行业和应用场景，国外制造商不能完全满足市场需求，如果我们自身没有自主创新能力，整个产业的发展将没有可持续性。”宋晓刚说。他同时坦言，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并非易事，以市场上常见的RV减速器为例，其加工工艺需要大量的实践经验和严格的生产环境要求，即使是“工业机器人四大家族”，也并非都是自主生产。

(摘编自王萌《中国工业机器人大步争先》，《人民日报》2018年4月20日)

材料二

当前，世界正处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交汇点上，以机器人科技为代表的智能产业蓬勃兴起，成为当今时代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标志。谁能摘取这颗“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谁就能在新-轮的竞争中占得先机。美国提出《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喊出“工业4.0”、日本推出《机器人战略》、韩国制定《机器人未来战略2022》……一场以机器人产业领衔的智能制造争霸赛悄然开始，在这场事关未来的战略竞争中，没有谁愿意落后。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摘取“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注定是一场艰苦的较景。自2013年开始，中国就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2015 年，全球每售出3台工业机器人，就有一台落户中国。庞大且仍在快速扩容的市场是科技创新的催化剂，但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痛点"同样明显。如何实现行业创新向东方的转移，在经济全局下如何构建产业新体系，后发如何实现弯道超车……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决定着机器人产业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也是这次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核心议题。

    机器人时代的到来势不可挡。“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以创新引领，从全局调适，未来就在我们手中。

(摘编自莫洁《以机器人发展撬动新一轮创新》，《光明日报》2017 年8月24日)

材料三

桃花蝴蝶

刘诗伟

我七岁时，脑子里搁了一幅图景：祖母坐在桃树下，桃花灿烂，祖母如土。半个多世纪，无数繁花在眼前流走，每当我停望绚丽，总会看见坐在桃树下的祖母，漫天花瓣为她飘零。

那棵桃树生长在我们老家的台坡口。春天，一树粉红的桃花遮云蔽天。祖母坐在柴垛旁的矮椅上，睡着了，花白的头发蒙一层桃花筛落的光斑。她的藏青棉袄泛白，颜色接近柴草；皮肤干皱，已然融入三寸小脚下泥土的灰黄与安宁。一片花瓣闪闪飘下，一只白蝴蝶飞在祖母和桃花之间。

我背着书包出了堂屋，看见桃花、祖母与蝴蝶，不由愣住了。那景象让我迷狂而惊异。但我没有叫祖母，正要悄悄离开，不料，祖母喊了一声我的乳名，我即刻停下，笑嘻嘻地向祖母走去，在她膝前蹲下，把头递给她。她抬手摸过我的头顶，熟练地在我的额头亲吻一下，说：“记得，下回莫忘了。”

原来，在桃花下打盹的祖母是那只蝴蝶，在飞……

我七岁那年，祖母六十五岁。隔壁家的杨奶奶说，她见过祖母的年轻，那时，祖母刚嫁过来，一张鹅蛋脸，粉白红润，抹过油的黑头发用木簪绾在后脑勺，两只小脚走起路来像铁杵一样咚咚咚地敲在地上。

那片花瓣在空中闪闪飘下，让人联想到蝴蝶的由来：祖母头上的木簪换成了一枚蝴蝶银簪。

祖父带我去过姑爷爷家，我在那里见过这枚银簪。姑爷爷住在两里外的珠玑街上，膝下无儿无女，房屋的门楣上挂着“光荣烈属”的牌子。他们是一对怪老头，分明乐意坐在一起，可坐在一起又很少说话。姑爷爷从内衣口袋取出一枚银簪，放到祖父面前。那银簪是一只蝴蝶，祖父对姑爷爷说：“留着吧，总是个念想。”姑爷爷回应：“我这身体怕是扛不了多久，拿去给嫂子，我也落心。”接着两人都不说话，碰一下杯，不说话，再碰一下。离开时，祖父把银簪又放在姑爷爷座位前的桌上。

正月初二，姑爷爷来我家拜年，后来我知道，这是延续姑奶奶在世的礼俗。他来了，照例在堂屋的方桌上放一盒茶。然后，他走到祖母面前，拿起祖母的一只手，把银簪放在祖母手里。祖母一看，连忙大呼：“这使不得！”姑爷爷捏住祖母的手，说：“嫂子，它陪了我几十年，也让它陪陪你。”祖母再看那银簪，眼泪就哗啦一下奔涌而出。

祖母坐在桃树下，蝴蝶在她和桃花之间飞。祖母为她头上的蝴蝶银簪哭泣过。家里大人一直没给我们小孩子讲祖母哭泣的缘由，那哭泣的背后是一座静穆的山。

一天，我看见祖母身上歇了许多桃花，手里正抚摸着那枚银簪。我蹲下，祖母就告诉我：蝴蝶银簪是姑奶奶的陪嫁，姑奶奶叫刘春桃，十八岁出嫁，不满十九岁就成了烈士，祖母就在家门口栽了一棵小桃树……我听到这里，呆望着无边春天的深处。

桃树上的桃子成形了，阳雀子飞来啄桃子，祖母啾啾地驱赶。阳光照耀，祖母脑后的蝴蝶闪闪烁烁。

祖母还沉浸在从前没有回来，叹息一声说：“你的姑奶奶不满十九岁，像一朵桃花儿，又像一只蝴蝶。”我问祖母：“姑奶奶怎么闹革命的？”祖母说：“跟大姑奶奶学的。”我问：“还有大姑奶奶？”祖母说：“大姑奶奶走得更早，蝴蝶银簪就是她留给小姑奶奶的陪嫁。”我问：“大姑奶奶怎么走的？”祖母吻我的额头，让我快去上学。

到我七岁时，小姑奶奶已牺牲三十四年。往事中的大姑奶奶、小姑奶奶凝固在那段时空……那是充满血色的岁月，祖母不讲，外人只能简略讲述：大姑奶奶在武昌上学，因为闹革命被奸细告发，让敌人捉住砍了头，但找不着尸首。有人说是好心人把她埋了，可大雪纷飞，不断覆盖，坟墓在哪儿呢？小姑奶奶不知什么时候成了党的地下通讯员，被“白匪”刺死在桃树下，躺在血泊中……

现在时间又过去半个多世纪，祖母早已去世，我的记录也只能如此简略。时间让繁密过往成为简史，尽管我童年时不断用想象填补那些故事。只是，这种想象反过来又常常加重对于过往的怀想。

当年，隔壁杨奶奶跟祖母是说私心话的朋友，祖母每次生病，她都守在祖母的床边；她说她来生也做祖母的邻居。她讲过一句话：“晓得历史的人值得敬重。”我从来没有发现这句话的别的出处。父亲出生后，湾子里的人送米送鸡蛋；祖父送父亲读私塾，先生不收钱；父亲学医，先生倒付工钱。

祖母极瘦。晚上她坐在竹床边，弯成一道弧线，可以清晰看见前胸、两肋和后背的骨头。我不晓得别人的祖母是不是这样，但记得父亲说过：祖母是一个不幸的母亲，他是祖母的第六个孩子，前面五个都死了，最大的不满两岁。为什么？不单因为穷，娘吃不饱没奶水，娃儿病了买不起药；主要是为了两个小姑子，她们都是孩子，祖母要照顾她们闹革命。我看着祖母头上发亮的银簪，想起祖母必须摸过她的孙儿们的头才让他们离开……那里有祖母如花如蝶的岁月。

我一生沉迷于那幅图景：祖母坐在桃树下，桃花灿烂，祖母如土，一只白蝴蝶在祖母和桃花之间飞。

为什么是桃花与蝴蝶？在祖母的年代，平原上草木芜长，唯有这两样是世间罕有的绽放与娇艳，是生命的密语，是离世的安魂曲……它们那么轻盈而亲切，让人永远无法全然抵达和拥有。

祖母去世后，我在她的坟头栽下一棵小桃树，隔年便开出灿烂的花。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