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

    这种奖赏 ， 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

    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克利福德•吉尔兹曾提出著名论断：“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理论奠基人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试图从地理、宗教、民情、风俗中追寻法的精神。他们虽然都没有洞悉法最终根源于特定社会的经济物质条件，但都从德与法的关系角度，阐释了一个民族的德性惯习极大地影响到法的内容与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德与法相互交融，德乃人们心中之法。

    道德是人们心中的法律，法律是成文的道德。法律与道德相互促进与融合的成熟形态，即表现为法律信仰与法治观念，亦即形成法律至上的规则意识。法治成功的内在标志，是法律被民众所普遍尊重和信仰，而不是畏惧、忌惮法的强制力，即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于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引导并赢得“人心”

    法律与道德并非浑然一体。一般而言，国人擅长整体性和综合性思维方式，因而常常容易将道德与法律做一体性认识和处理，然后如太极八卦一般，讲究两者的相互转化。这也是中国古代法律道德化与道德法律化的根本原因之一。然而，现代社会，道德与法律相对分离，法律获得相对独立性和自足性，有助于形成适应现代工商业社会生活的法律体系、树立法律权威、构建现代法治国家。当然，在分析法律的相对独立性、看到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的同时，充分认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一致性，对法治国家建设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的命题，既解释了在社会稳定时期，法律可以作为相对独立的系统看待，又肯定了道德与法律的作用其实难以决然剥离。但是，当命题转向治国方略，亦即究竟是“依法治国”为主，抑或是“以德治国”为要，答案当然毫无疑问地指向前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主次有序，依法治国是主体，以德治国为辅助，这是由法律与道德自身属性所决定的。现代法律是高度建制化的制度性事实，具有确定性、可预测性和程序性特征，体现出适应现代社会的形式理性化和科层化的实践要求。相较而言，道德治理则可能陷入混沌的非技术化、非建制化和非程序化状态。总体来说，在当代复杂社会形态下，道德治理难以独自构成一种“治式”，无法提升至治国方略的层次。

    需要强调的是，“法主德辅”绝非否定道德的作用，而仅仅是指在治国方略的层面上，法治更适合作为主体，也更应该成为主体，而以德治国是建构法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战略。换句话说，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是互为支撑的结合，也是主次有序的结合。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法治与德治主次有序，但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并不止步于此，而是为了最终获得更高层次的复归，形成良法善治的辩证统一体。

（节选自《道德与法律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光明日报》2015年04月，有删改）

    宋词中的帘，品种繁多，状态各异，就前者言，有珠帘、绣帘、画帘、翠帘等等；就后者言，有卷帘、开帘，低帘、高帘，下帘、上帘，疏帘、重帘，等等。帘的原始功能在于遮蔽和阻隔，但这种“遮”和“隔”又有其特殊性，它既不像“侯门一入深如海”那样遥不可及，也不像“墙里秋千墙外道”那样难以逾越。可以说，帘之妙处正在于它的隔未全隔，而通未全通，也可以说是隔犹未隔，通犹未通，只看当事人的心态和感觉如何，这便预示帘的阻隔功能具有喜剧性与悲剧性的双重内涵。以词人常用的“隔帘看未真”一句为例，就可以产生两种感受截然相反的心理。第一，乐观的视角：虽然隔帘看未真，但毕竟是看到了，这是何等的幸福和慰藉；第二，悲观的视角：虽然隐隐约约看到了，然而毕竟得不到真切实在的接触，这又是何等的痛苦和折磨。

    当人与人（通常是帘内的女子和帘外的男子）隔帘相对时，二者就入了一种微妙的情境中。帘内的世界对帘外人言，就成了一种神秘幽深的存在，但这一存在对他而言又是那样的近在咫尺却不可接近，那样地引人入胜却不可触摸。而帘外的世界对帘内人而言，则隐喻着一种美丽然而难以预测的诱惑，一种与当下生存不同的别一样的激情与热烈。在她内心深处，不管是接受还是抗拒，那样一种隐密的渴望已经被点燃。此时的帘，不仅隔开两个人的身，似乎也隔开了他们的心，至少帘外的人是这样认为的。帘内的人对这帘外人的态度是不很明朗的，道是无情又似声声呼唤，道是有情又似诸多推拒。

    有时候，帘内人虽然在场，却未出场，即她只是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却未表现出任何情感的波动，这对帘外人来说，似乎更成为一种“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惆怅。如舒亶《减字木兰花·蒋园口号》，帘内的她，既不知道自己的存在曾经装点过他春日的记忆，也不知道自己的离去触动了一份敏感的心情。她凌波微步地来，亦是行云流水地去，对于帘外的他来说，显得这转瞬间的相遇犹如一场迷离的梦。

    还有一种特殊场景，即帘外人与帘内人二者之中有一个是不在场的，也就是说有一方是缺席的。一种情境是帘外人的缺席。我们从帘内女子的举动神态及她所表现出的无意识或下意识的感触与忧思，可以看出她此时此地的寂寞、无聊、慵倦。这一切都隐秘地传达出了对未出场的帘外人的渴望，也是她对一种新的生命与生活的渴望。

    还有一种场景是帘外人在场，而帘内人缺席。也就是说，抒情主体仅看到了帘，而并未看到所想看到的对象，但仅是帘这一物件已引起了他无限的联想。由于帘内人的不在场，因此帘内的世界就不再具有吸引力，反而以它的空洞引起了抒情主体的反感。但他仍然想象着她室内的景象，回忆着曾经的甜蜜与温存。他对她的渴望因了她现时的不在场而显得更加沉重和痛苦，也因了她的不在场而显得更加纯洁和真挚。

    帘作为一种柔情而忧伤、具有强烈女性化倾向的意象在宋词中的大量出现，一方面有词作为一种文体本身的限定，另一方面与宋代士人心态也有较大关联，尤其是对这一意象的处理中，词人普遍流露出一种对现实的无奈情绪，既无力进行抗争，又无法断然舍弃，结果只能在忧郁、感伤、惆怅中自语自慰，自己为自己营造一个小小的柔弱的艺术世界，“一重帘外即天涯”，词人在狭小的情感空间里默默咀嚼孤独与寂寞。

埃里克•史蒂文•兰德尔

郭晓强

    1957年2月3日，兰德尔出生于美国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兰德尔从小就表现出对数学的极大兴趣，并且绝对称得上是一位数学天才，他在全美数学测试中获得第二名，并在纽约一所高级中学以最高等级毕业。17岁时，兰德尔就证明准完美数的存在，这项成就使他获得威斯丁豪斯奖学金，同时来到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学习，于1978年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兰德尔又因获得罗氏奖学金而有机会进入牛津大学继续深造，于1981年获得数学专业哲学博士学位。兰德尔在数学方面一帆风顺，按常规似乎应成为一名数学家，然而他的个性却改变了他的职业轨迹。兰德尔虽然喜欢纯数学，但不愿意将数学作为终身职业，这是因为钻研数学需要在清静的环境中，过一种僧侣般的生活，而兰德尔自认为不是一个好的修道士，他更喜欢和周围的人进行交流，因此他决定毕业后转到其他专业。

    1981年，兰德尔回到美国，通过普林斯顿大学一名教授的推荐，最后在哈佛大学商学院获得一份工作，担任经济学助理教授。当时兰德尔对经济学几乎一无所知，然而这丝毫没有难倒兰德尔，他认为经济学比纯数学更适合自己，不足之处可通过业余时间自学来弥补。兰德尔自学能力惊人，并且在教学方面也具有超强的天赋，不久讲授经济学已得心应手并得到学生和同行的肯定，于1987年升任为副教授。在经济学方面已有所见长的兰德尔在工作中却发现经济学也并非他的最爱，因此决定再次寻找其他方向。

    一个偶然的机会，兰德尔的弟弟亚瑟给予兰德尔很大帮助。亚瑟的专业是神经生物学，他送给兰德尔一些神经生物学方面的论文。兰德尔虽然无法完全理解论文的含意，却已经被生命的巨大奥秘吸引，尤其是对DNA神奇的结构着迷，他再一次修改了自己的专业。缺乏相关背景的兰德尔选修了哈佛大学的生物学课程，同时利用晚上的时间在实验室里进行果蝇基因的克隆工作。兰德尔半开玩笑地说，他是在大街拐角偶然听到并理解了生物学，当然在坎布里奇大街上对生物学的讨论和对其他事物的讨论一样司空见惯。

    在一次演讲中，兰德尔偶遇麻省理工学院的遗传学家伯特斯坦，伯特斯坦已开发出从基因组中寻找导致简单疾病发生的单一基因的方法，当时正打算处理更为复杂的问题，研究多基因的人类疾病，如癌症、糖尿病、精神分裂症和肥胖等。兰德尔对此研究很感兴趣，因此演讲完毕后两人开始讨论如何将统计学应用于人类复杂疾病基因研究。不久，他们就有了大致的答案。由于兰德尔对遗传学的兴趣，1984年他加入了麻省理工学院，第二年又成为怀特海生物医学研究所的一名员工，与伯特斯坦合作，开始遗传学的研究。兰德尔仍然是哈佛商学院的副教授，幸运的是他获得了麦克阿瑟奖学金(1987年)，使他能够在教授经济学的同时，还可以进行生命科学的实验。

    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研究的早期，兰德尔将自己在数学和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充分应用到生物学领域，这些尝试获得了极大成功。兰德尔开始使用新方法来革新传统的生物学研究，如利用限制片段长度多态性来进行遗传位点定位，并初步建立了人和小鼠的一系列简单图谱。兰德尔还开发新方法，从人类基因组中寻找有用的信息，从而能够发现复杂人类疾病的基础。不久兰德尔意识到没有全面分析人类基因组的工具，这些单一方法将毫无用途。兰德尔成功制备了早期人类全基因组的遗传图谱，该图谱包括大约400个标记物。这项成就使兰德尔于1990年获得NIH人类基因组计划首个资助，从而在怀特海研究所建立了“怀特海研究所•麻省理工学院基因组研究中心”，该中心成为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兰德尔的工作经历也像他试图破译的DNA结构一样，呈螺旋结构，从数学到经济学最终到生命科学，他是当代罕见的科学天才之一。

(选自《遗传》，有删改)

    古琴是汉民族最早的弹弦乐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四千余年，在孔子时期就已盛行，是汉文化中的瑰宝。她以其历史久远，文献浩瀚、内涵丰富和影响深远为世人所珍视。

    根据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古琴除用于郊庙祭祀、朝会、典礼等雅乐外，一度盛兴于民间，深得人们喜爱，用以抒情咏怀。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民间诗歌集《诗经》中的许多作品那里得到印证，如《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鼓琴”，这说明古琴至少在春秋时期，便是一件在民间非常普遍、非常受古人喜爱的乐器。

    唐宋以来历代都有古琴精品传世。存见南北朝至清代的琴谱百余种，琴曲三千首，还有大量关于琴家、琴论、琴制、琴艺的文献。遗存之丰硕堪为中国乐器之最。

关于古琴的起源，有“伏羲作琴”、“神农作琴”、“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等说。作为追记的传说，可不必尽信，但既然传为先古圣贤所作，古琴理所当然地成为发扬先贤道德精神的工具。因此，其制作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蕴含着特殊的意义。例如，古琴的形状以前宽后狭为标准，其实是象征尊卑的意涵。《风俗通》中记载了：“琴长四尺五寸，法四时五行也；七弦者，法七星也，大弦为君，小弦为臣，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说明了古琴最初的尺寸象征四时五行，到后来文王、武王加的二弦，则是有君臣之恩的意义在里面。至于古琴上的十二徽分别象征十二月，而居中最大的徽代表君王，象征闰月。另外，古琴有“泛音”“按音”和“散音”三种音色，则分别象征天、地、人之和合。

    所谓“焚香操琴”，对琴乐艺术的欣赏，讲究的是一种“净”与“静”的体现。古琴音乐之所以能够给予人们一种曲调高古的意境，这是因为古人对于弹琴的时机、心情、仪容以及气氛，甚至在对象的选择上，都是非常讲究的。有所谓“六忌、七不弹”之说。“六忌”是指大寒、大暑、大风、大雨、迅雷以及大雪六种天气气候，“七不弹”则是指：闻丧者、奏乐时、事冗时、不净身、衣冠不整、不焚香以及不遇知音等七种情况，都不是弹琴的好时机。

    古时，琴、棋、书、画并称，用以概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历来被视为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必由之径。古琴因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寓了文人凌风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而在棋术、书法、绘画中居于首位。古琴被视为圣人治理国事的圭臬，君子修身养性的凭借，所以只要是违反了圣人与君子的风范，一律不准弹琴。班固在《白虎通》中记载：“琴者，禁也。所以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可见古琴又有禁止淫邪以匡正人心的蕴含。因此，比起其他中国乐器，古琴更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展现出君子修身养性的精神境界。

（选自2011年7月15日中国国学网，有删改）

红楼梦的情节波澜（节选）

吴功正

    ①《红楼梦》是一座富丽堂皇、精工细巧的艺术大厦，我们看到了缔构者的匠心。《红楼梦》是一条天造地设的江流，我们看到了它的波澜。《红楼梦》以日常的生活作为艺术的表现对象，现实主义地描写了生活的全部复杂内容。它没有金鼓大作的场面、兵血交飞的情景，它和传奇式的作品分道扬镳，以独特的形式安排情节，而又注重于在日常生活的描写中，体现生活的波涛发展。

    ②江河东流，时见湍急夺路，时见缓缓流淌，时见静练平展，时见波涛起伏，这是自然的运动规律。社会生活的运动规律也是如此。曹雪芹正是掌握和运用了这一规律，来设计情节的波澜。

    ③日常的生活描写，使《红楼梦》能广泛深入地反映社会的面貌，这是它的长处。但是，也有它的短处，如果不精心安排，没有情节的波澜、漩涡，就势必会平淡寡味，无法吸引人。曹雪芹善于在平淡生活中掀波澜，使《红楼梦》的情节获得了独特性。

    ④《红楼梦》中的情节高潮是经过作者充分组织和准备，形成起来的。这种铺垫，既具有必然性，又很富有层次感。我们不妨以“不肖种种大承笞挞”（第三十三回）为例，作些分析说明。

    ⑤高潮的形成有必然性。对于荣国府的封建家长来说，贾宝玉是不可或失的命根子，是延荣续贵的唯一希望：为挽狂澜于既倒，支撑残厦于将倾，贾府的统治者在贾宝玉刚生下后就为他铺设了一条仕途经济的青云大道。早在第九回，贾政就给私塾馆的教师爷话：“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但是，贾宝玉硬是唱反调。无心于仕途之间，绝意于经济之途。史湘云劝他：“该常会这些为官作宦的，谈谈讲讲些经济的学问。”宝玉听了，如针刺耳，大为反感：“姑娘请别的姐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肮脏了你经济学问的人。”矛盾双方的这些言和行都发生在三十三回前，作为伏笔深深地埋藏着。一方强令其邀名取禄，一方偏不就范，双方冲突不已，矛盾的激化也就势在必然。这就为三十三回的高潮提供了充分准备。当经过大大小小的火力侦察和互相摩擦后，对立的矛盾就必然会激化到诉诸武力。这样的高潮的形成就思想意义上讲，有社会必然性；就故事发展的角度看，有情节必然性。

    ⑥高潮的组织有层次感。云是雨的征兆，从乌云一片到黑云翻滚到电劈雷轰直到大雨滂沱，很有层次，文学作品也是同理。金钏儿投井，雨春临门，是高潮的导因；忠顺王府索人是高潮的诱因；贾环的飞短流长，造谣中伤是高潮的直接发因。由远及近，脉络清晰，一步紧接一步，层深迭进，一环衔接一环，丝丝入扣，把情节逐步推向高潮，进入非如此即不可的境地。再从贾政对贾宝玉的神色变化看也很有层次。初见时——“原本无气”，平波展镜；但看到贾宝玉垂头耷耳，神色遑遽，“应对不如往日”，语失伦次——“倒生了三分气”，微澜起波；偏巧这时忠顺王府和贾府的关系并不那么妙，不速之客来天外，跑到门上找戏子，而且那王府堂官很不客气，使得贾政——“又惊又气”“目瞪口歪”，浪头逐涌起来了；这时又碰上贾环的告状，构陷之词，中伤之言，犹如冰上添霜，火上加油，在贾宝玉的“大逆不道”上又增上“大逆不道”，贾政的神色变成——“面如金纸”“眼都红了”。此时此刻，此情此境，怒火冲开脑门简直要掀掉房顶，于是一声断喝，一阵板子如雨点似地落了，矛盾激化了，高潮形成了。这样的高潮起伏隐显，脉络分明，渐次而又迭进地推发上去。倘若没有这些层次，贾政一开始见到贾宝玉，沉下脸来，捋起袖子就打，就于事不存，无理缺据了。

    ⑦        。当贾宝玉被喝禁在边厅上时，他料到挨打是事在必然，连忙托人给贾母、王夫人报信。倘若贾母闻声赶到，电闪雷鸣也就顷刻风息浪平，高潮也就形成不了。高明的曹雪芹为了让叛逆与卫道的矛盾激化成必然，就利用偶然性的事件来触发。一是整天转前绕后，陪伴左右，又机灵又贴身的小厮焙茗，偏偏这时不见影踪，倘若他在这里的话，早就一溜烟到里面报告去了。二是正当贾宝玉如坐针毡，无人可找之际，恰巧遇到个老妈子，这该有人报信了，可是，这老妈子偏偏是个聋子，把“要紧”听成“跳井”，将“小厮”说成“小事”，把贾宝玉急得如热锅蚂蚁。这都是偶然性的事件，但是这种偶然性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中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红楼梦》在这方面也留给我们深刻的启示。